《苦雨斋鳞爪》是一本由肖伊绯著作，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苦雨斋鳞爪》精选点评：

　　●资料丰赡，见解一般。

　　●知堂的“落水”事实，往往令后世研究者天然立于道德制高点。研究知堂，固不必挖空心思作“翻案”文章，却也不必时时挥动大棒吧。

　　●20191124，资料辑集不错，文笔不佳，思想平庸。

　　●还是有一些料的。

　　●内容不错，以资料见长。印制太粗糙。

　　●打捞的资料有一定价值，至于作者的识见就呵呵了

　　●作者书中强调——人们常说不要因人废言，但反过来却”因言废史“，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周作人的文章固然好，但其投日事伪的史实，却历来为喜爱他文章的读者研究者们所讳言。《苦雨斋鳞爪》开了个好头，撇开美文看史实，原来真的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众多闻所未闻的佚文、见所未见的史料，就此拂去尘埃，还周作人本来面目之一斑。

　　●偶有星光。

　　《苦雨斋鳞爪》读后感(一)：周作人文品得一百，人品不及格……

　　书中的这些“鳞爪”，无论作为研究周作人“落水”前后心路历程的史料汇辑，还是作为普通读者深入了解周作人其人其文的辅助材料，都是可圈可点、难能可贵的。总之，该书算是为周作人研究类读物开了个好头，也可算得另立了一个“山头”，比之时下那些只整理原作原文，或只畅谈书话版本的同类读物，可谓独辟蹊径、别开生面了。

　　《苦雨斋鳞爪》读后感(二)：谢其章、止庵在微博上关于此书的评论

　　@北平谢其章：

　　@肖伊绯 《苦雨斋鳞爪》p31录周作人致徐祖正第五札，以信中“废公洒然出关”，“即指废名从其湖北老家北上，赴北大任教一事”，系此信“应为1946年”。此句实指废名1952年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原信下文“国民党帮”“民主人士”“治疗可由政府支付”，不可能写在1949年前，肖著p36~p41遂成胡涂话耳。

　　@止庵：

　　前天中午朋友聚餐，老谢持示此书，周作人致徐祖正第五札有影印，“内人不免以俗情论事”一句，《鳞爪》误认“俗情”为“假情”。又，书中所云“徐祖正任编辑的《骆驼草》周刊”，亦不确。即递还老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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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雨斋鳞爪》读后感(三)：也说“因人废言”

　　购读此书，自然是因了知堂的缘故，想多看看不同人对其“落水”的解读，这或许有助于对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思想的了解，至于“落水”的事实本以为是无需再辩的。读了两篇，却觉四平八稳无甚提神之语，这在众多知堂的研究者中应该是无法出彩的，遂与书友说大可不必读，确实读过钱著周传，舒芜所论的“是非功过”后，后来者若想超迈亦并非易事。

　　然而，再往后读，不由心生疑惑，作者预设了无数风车之敌，俨然自己是最果敢最清醒者，知堂“落水”乃铁案如山，可这还需要作者来断定么？我读书不多，因对知堂的文字有偏爱，所以也多少留意了关于他的研究文章，似乎未见如许多要为其翻案的，研究者探究的多为其为何“落水”的背后的或者说思想深处的因由，至于说到不可“因人废言”，我想说这个成语，已然是先就认可了其行为的不为人所好罢，但又并不因为其不好的行为而忽略他之前之后在譬如妇女、儿童、民俗、教育等问题上的观点与建言，我想这才是为何我们要读书的理由之一。如果只为了判定某行为的对错，这世间恐怕真的多你一人不多，少你一人不少，价值又在哪里呢？

　　为了不因言废书，我也说说此书的好处。作者收录了知堂致徐祖正的五通书信；234页的书用29页的篇幅全文收录了1935年10月19日至11月1日，刊于《世界日报》的周作人的访谈录；同年12月13日、15日、16日刊于《世界日报》的周作人在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讲演全文《新闻读者的苦口谈》；刊于1928年7月16日《世界日报》的《关于北京大学等》。虽然也未见什么特别的价值，但保存资料总是好的，尤其对于我这样寡闻的读者，能集中的看到要感谢作者。至于作者关于《游仙窟》校注版本、珍本丛书及《雅言》的钩沉，倘若能少一些字里行间不时挥舞的大棒，文章的格局或许会大不同。

　　当然，这只是我浅陋的一点读后感，有想读的书友也不必太在意。作者自然更无须在意，文字习惯不是一天养成的，砒霜蜜糖，管他球呢，开心就好。

　　《苦雨斋鳞爪》读后感(四)：勾隐抉微话知堂

　　周作人研究曾是禁区，可以触碰乃至放开以后，亦是几经波折，起起伏伏，近些年大致是正常化了。在这波澜不定的过程中，研究者们做出了许多的努力，在作品出版、材料整理、文学研究、思想研究、翻译研究等诸方面出了许多成果，值得赞赏。不过出版及研究的广度及深度，远未到达穷尽的程度，仅在史料勾稽上，也是大有空间的，如新出的肖伊绯所著《苦雨斋鳞爪——周作人新探》，在勾隐抉微方面，有些值得一说的东西。

　　关于佚文，有一篇周作人在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名为《新闻读者的苦口谈》的讲演（刊载于1935年12月《世界日报》），此文对了解其新闻传媒观念是很有益处的。不过讲演稿能否入知堂集外文，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不能肯定作者本人是否审定过此稿，若仅凭记录者的整理，其可靠性要打个问号。如鲁迅生平的多次讲演，亦有他人之记录登载报端，鲁迅看后弃之不用，因与自己的原意差异极大，不能承认，文集不收，《鲁迅全集》自然也不收。知堂的这篇讲演稿，虽读起来颇符合其口吻，但未有确定证据之前，也是要慎重的。

　　另有一篇《世界日报》记者茜萍所写苦雨斋访谈记《小品散文家周作人》，长一万五千字，连载十三次（自1935年10月19日至11月1日），可谓篇幅不短的佚文。虽发现者云“是研究周作人1930年代中期思想转变的重要史料”，不过我读后，似并未发现多少新鲜的材料，多是老生常谈，可供参考不多。一是访谈记面对大众读者，平面介绍是其抹不去的特点；再有，这位记者未必深研知堂作品，她固然做了许多功课（文中有不少篇幅显然是撮要现成的资料），但要说怎样深入了解被采访者的创作及思想，似还谈不上。更有不太好的地方，如这样的语句，“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要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方才觉得有意思”，这是知堂自己文章（《北京的茶食》）里的话，记者直接拿来，不做任何说明，不明就里的读者自然会认为这是记者的妙语，是不应该的。

　　较能体现作者考据功力的，倒是对周作人一些名头不小的文章之钩沉。如收入《看云集》的《读<游仙窟>》，围绕这篇书评，作者索隐出一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界短时间内推出两个《游仙窟》版本的公案，有意味的是，周作人这篇书评虽以学术名义，貌似公允，其实却是“软文”，抬高自家参与校订的版本，打压另一版《游仙窟》（陈乃乾校订）。这番考据是颇有意思的，将习见的文章放回时代的背景中，立时现出另一种样貌，显然会增加读者的认知。

　　收入《风雨谈》的另一篇《梅花草堂笔谈》，作者所做的考据亦好。以往多关注知堂此篇文章捎带回应了数年前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倒未必在意，而知堂此文的缘起，其实是因领衔这套丛书的“赞助校阅诸先生台衔”第一位，总要做些表示吧。“但一贯反对古文、一向针砭传统的鲁迅是肯定邀约不了的，而周作人的加盟与置顶，对于该丛书的文化影响力与营销效果却是等同的。因为如此一来，文学界、文化圈、公共知识分子里的论战就肯定是少不了的，尤其是周氏兄弟及各自阵营，如果因此有所摩擦、有所交锋，这部丛书自然就成了争相订阅的俏货，自然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参考读物。”将文化人与商业出版并置在一处考量，复原原有的复杂文化生态，是有启发意义的。

　　读《苦雨斋鳞爪》，亦可看到作者的研究心态，不仅主体文章指向性是明显的，且多喜“卒章显志”。如，“奇特的是，至今仍有人为这位曾贯穿旧北大、北平大学、伪北大整个变迁历程的‘老教授’折服不已、追捧有加，不但要屡屡高举‘不要因人废言’的公理大旗，还更要以‘伦理的自然化’与‘道义的事功化’，这种周作人自己发明并主张的，这样堂皇高深的理论，来为其投日事伪做‘大义凛然’的辩护”，“种种因喜好其人其文之故而为之翻案者、视若无睹者层出不穷，各种呼吁不要‘因人废言’者，各种无罪推论，抑或从所谓‘人性’高度来为其开脱者，都大有人在。在如此种种‘高深’理论与‘深沉’视野观照之下的‘落水’疑案，始终有点云山雾罩、一说便俗的微妙境地”。这些话语，表面看起来似没什么，不过，细读之，却有许多值得探究的东西在。

　　据我的视野所及，“折服不已”、“追捧有加”、“无罪推论”、“云山雾罩”、“一说便俗”云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在周作人研究界，如此草率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更何况类似于“层出不穷”、“大有人在”这样严重的论断。周作人落水一案，本无“非”处，这是研究界的共识，舒芜曾写过一篇文章，《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关于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历史本来是清楚的”，证据确凿，就是如此。至于说以‘伦理的自然化’与‘道义的事功化’为周作人辩护，不知具体所指，又如何辩护？我也是读过这方面的文章的，倒是重在剖析，力图进入时代的情境与周作人的思想流变之中，挖掘历史的本然。“抑或从所谓‘人性’高度来为其开脱者”，自人性的角度去研究本是一种方式，但一加上“所谓”二字及引号，显然变为讥讽，其实大可不必；“‘高深’理论与‘深沉’视野观照之下的‘落水’疑案”，若说这个“疑”是指落没落水之疑，当然要驳斥之；但若是指落水已定，意欲探究是中原曲之疑，却是学术研究之本义，无可指责。鲁迅、胡适、周作人，可以说是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不同人生道路及思想途径的三个典型代表，而周作人的跌宕起落之命运，几乎无人出其右，其中隐含的知识分子在时代中的思想隐曲，可以引起太多人的共鸣及殷鉴，这也是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重启、持续并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对他人生中的最大“跌跤”，“高深”理论与“深沉”视野之观照，恐即是理所必然，理所应当。

　　对研究心态的辨析，并未否认作者钩沉史料的努力，只是因学术研究本应是客观理性的，不必有太多不平和的情绪掺杂其间。在对任何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研究中，其实都是适用的。

　　（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