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全四卷）》是一本由熊召政著作，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9.80元，页数：16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张居正（全四卷）》精选点评：

　　●真的有点直男的谜之糙感，但作者还是厉害的

　　●很喜欢

　　●好书！

　　●第四卷总是没看完

　　●陆陆续续看完

　　●人物形象脸谱化太严重了。

　　●结局太悲情了 惨不忍睹

　　●基本诠释了一位胸怀天下伟人的历程，他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始终未忘初心，不计个人毁誉得失，有些内容值得我们思考。

　　●好书。低头身临其境，举头感悟人生。

　　●千古，唯此一人

　　《张居正（全四卷）》读后感(一)：以一己之力鼎新除弊，虽死无悔

　　熊召政先生的作品《张居正》读了有一段时日了，总体感觉像读古代的章回小说，虽用白话文所写，但里面穿插了许多诗句及明代的唱词，别有一番阅读的乐趣，但更撼动人的还是作者所塑造的张居正这个历史角色，性格多元、丰满。

　　小说中，张居正把自己的理想、意志融入政治生活，凭手中之权，打破政治体系中既有力量的对比，催生了晚明的社会变革。我们随张居正一步步走向事业顶峰，享受荣耀，又一步步跌入政治低谷，经历坎坷，其中折射出政治的瞬息万变。于政治斗争惊风密雨之处，张居正的性格跃然纸上，勇于担当、不计毁誉，但也蛮横、专制。张首辅性格中的正面因素促使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时弊，甚至不惜向作为明王朝统治基础的皇权制度发起挑战，而性格弱点则限制了改革事业的发展，也预示着其身后的一败涂地。

　　一般人看过几集宫斗剧，就能了解复杂的权力争夺会催生最残酷的宫廷斗争和极度扭曲的人性，真实的历史概莫能外。随着改革的推进，张居正能够娴熟地运用权术计谋，游刃有余地处理与各利益群体的关系，个人权力也达到顶点。至此，张居正的政治忧患意识日渐淡薄，权力欲望日益膨胀，人性的弱点逐渐凸显。因此，可以说个体性格的多元其实是权力复杂性的一种必然表现。而政治制度环境又促成了多元性格的形成，人性中的某些阴暗面也是政治制度畸形的产物，张居正便是政治制度下人格畸变的典型。

　　改革成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母题之一，而历史小说又天生适合这一题材。小说中的重头戏，就是张居正力图改革明朝的政体弊端。但要知道，凡是存在的弊端，必有合理性。而朱明一朝的体制缺陷正是皇帝最高决策权与官员行政权力长期博弈后形成的，双方互相妥协后的均衡，这种稳定的平衡关系构成了整个制度的基础。但改革毕竟是一场权力利益再分配的斗争，不是简简单单便能发生的，必然打破原先的权力平衡关系。而张居正试图以一己之力荡涤污浊、扭转乾坤，在夹缝中实现理想，实际上就是与整个顽固的旧制度较量，这无异于以卵击石的尝试，人亡政息也是必然结局。

　　一个人要对国有的制度进行挑战需要一定的勇气，这种勇于行事的精神来源于荆楚文化对张居正的熏陶。在这位“楚狂人”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在理想和政治野心的激励下，让生命的能量尽情燃烧的澎湃激情、敢做敢当的魄力以及无所畏惧的精神。这也是当代改革者应该从先辈张江陵身上学到的东西。

　　《张居正（全四卷）》读后感(二)：张居正的实用利己主义

　　近年来张居正开始被当代社会广泛的提及，究其原因也许跟目前的政治大环境有些关系。作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变法成功案例，张居正治下的万历王朝前半段创造了这个帝国最后的一抹夕阳余晖，在如何化解既得利益者的矛盾方面，张居正给宋时的王安石上了完美的一课，可惜那位 “执拗公”没办法理解只靠诗书礼易是没办法执掌一个帝国的，而张居正的变法政策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有很多参考意义。

　　本书作为描写张江陵一生的章回体小说，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但在作者精湛流畅的文笔治下，在增强了故事性的前提下，为读者讲述了一个生动的帝国内阁首辅形象。本文从两条线出发，一是庙堂之上的纵横捭阖，正面描写张居正在处理政治危机和官场关系方面的阳谋。另一条线则是江湖之道，从邵大侠、玉娘等民间人物着眼，侧面补充整个故事的完整性，也起到了完善张居正等人物形象的作用。

　　作为文章开端的整个第一卷，却几乎很少描写张居正。而是从高拱说起，作者用这位前内阁最后政治生涯的一塌糊涂，完全承托出了最后正式登场的张居正的神来一笔。而从第二卷开始，直到故事第四卷的中部，正面描写张居正当政时期，无论是处理内阁中的明争暗斗，还是与后宫之间的微妙关系，都显示了这位政治家的超凡手段。而最后半卷写了张居正的生后事，为故事中的所有人物一个个收尾，也给大明王朝最后的光明画了一个句点。

　　提到张居正似乎很难绕开两部作品，一部是可以作为明朝单口相声全集的《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先生用风趣幽默的脱口秀风格，向我们讲述了其实并不搞笑的历史，而张居正正是当年明月在整个明朝最为崇敬的政治家。另一部则为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部作品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作品，从政治、经济、思想和军事等多方面全面的讲述明朝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风貌，针砭时弊的阐述当时大明帝国的优势和漏洞。

　　所以本书与另外这两部作品并无重复之处，并可以相互辅助阅读。《明朝那些事儿》作为休闲入门读物，可以让大家以一种轻松的氛围了解隆庆和万历王朝的整体全貌。而本书则作为对于张居正时代的通俗读物，从故事性方面给大家讲述了张居正的传奇一生。而《万历十五年》则是针对那些觉得前两部都不太解渴的同学，从严谨学术的角度，正深入的探讨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内涵。

　　终其一生，张居正一直贯彻了他的实用利己主义。如同文中所言：如果提拔一个贪官，可以整治千个贪官，你会怎么做？懂得规则，在规则的合理范围之下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就是张居正不同于很多理想主义改革家的重点之处。

　　最后本书作者熊召政先生，也有着非常传奇的人生故事，而在文学界和商界都如鱼得水的熊先生，其经历正是对于张居正实用利己主义的一种贯彻吧。

　　《张居正（全四卷）》读后感(三)：1582明王朝的黄昏

　　1582年张居正去世，明王朝最后一个富庶强盛的时代随着张居正的逝去开始急转直下，万历中兴也随着皇帝朱翊钧的怠政被渐渐消磨。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专列一章《世间已无张居正》，黄仁宇评价道：万历即位以后的第一个10年，即从1572年到1582年，为本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的10年。北方的“虏患”已不再发生，东南的倭患也已绝迹。承平日久，国家的府库随之而日见充实。这些超出预计的成就，自不能不归功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那么，熊召政先生历经十载寒暑潜心创作，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这部《张居正》或许是我们普通读者了解张居正这位李贽口中的“宰相之杰”的一把钥匙。

　　《张居正》共分为四部，分为《木兰歌》、《水龙吟》、《金缕曲》、《火凤凰》四卷，皇皇146万余字鸿篇巨制。《张居正》体例上采用传统章回体的写法，古朴而有韵味，既是一种致敬也是一种继承，全书共129回。读之酣畅淋漓，让人有手不释卷之感，想一口气读完，又生怕读得太快错失了书中的深意和精彩。金庸先生在谈到熊先生的《张居正》时谈到：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是小说。历史小说首先应当是小说，而其内容大体上不脱离历史。既然是小说，就应当有生动而紧张的故事情节，有丰富的人物，既有性格，又有内心活动，有他个性中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有他的困难，他的坚强与软弱，他的迫不得已。

　　《张居正》描写从正隆庆六年穆宗皇帝朱载垕驾崩前夕，张居正位居内阁次辅，到张居正与内廷大伴冯宝及万历生母李太后联手夺取内阁首辅，推动轰轰烈烈的“万历新政”，最后积劳成疾在五十八岁之壮年去世及他去世后被褫夺荣誉 ，家破人亡的故事。熊召政先生以丰沛的笔力，深厚的历史积淀，精妙而匠心独运的谋篇布局技巧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而丰满的张居正。这是一个为国家“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不之畏也。”的柱国重臣，这又是一个怜香惜玉并未摆脱七情六欲感情纠葛的普通中年人，这还是一个“表法内儒，又兼释道”博学鸿儒……

　　《张居正》的精彩不仅在于精彩绝伦的故事情节和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还在于熊召政先生恢弘而五光十色的灿烂笔法，杂糅进了诗歌，词曲，拆字算命，对古代官制、典章、礼仪、风土人情的考据严谨而详尽。同时，这部小说也不唯官场、皇家贵胄而铺陈，他写贩夫走卒、写豪商巨贾、写歌姬，写勾栏逸事、写尽市农工商，均惟妙惟肖，让读者犹如身临其境领略到明王朝中后期的社会现状，风土人情。可谓以小说为载体的中晚明百科全书。

　　熊召政先生的这部小说非常有画面感，读之，甚至让我有小说直接可以拿来做剧本的感觉。金庸在创作小说时，运用了大量的电影技法，用蒙太奇叙事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了参与感。而《张居正》无疑也大量运用了电影等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技法让读者更加欲罢不能。

　　[ 龙虎斗 ]

　　张居正眼前最大的障碍是如何扳倒政敌现任内阁首辅高拱。在不动声色中酝酿攻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才是真丈夫。

　　前内阁首辅徐阶致仕还乡之后高拱起复，秉持国祚，政绩斐然，隆庆五年升任内阁首辅，深得穆宗皇帝朱载垕信任，君臣又为师生关系，高拱逐渐恃宠而骄，满朝文武不是其门生故旧，就是唯其马首是瞻者。著有《明史讲义》的大历史学家孟森对高拱给出了这样的评价：“高拱亦政事才，不失为救时良相”。

　　张居正在这个时候想要施展济世之才，高拱就成了不得不逾越的障碍。这二人本为莫逆之交，政治上是无所不谈的亲密盟友。及至张居正入阁，登上次辅职位，双方渐生龃龉，貌合神离。穆宗沉湎于酒色。隆庆六年，张居正、高拱、高仪为顾命大臣，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亦受托孤重任。高拱欲夺司礼监批注之权，驱逐冯保。

　　龙争虎斗上演。在张居正的授意下，冯保以高拱欺幼主擅权为名，抓住高拱在内阁称说过“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的话改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告发皇后和万历生母李贵妃，高拱被勒令致仕。一代良相落幕，天生张居正脱颖而出。

　　[ 张居正的改革有多难 ]

　　张居正在身为次辅时就立下誓言：“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富国强兵的实现，仆将以至诚至公之心，励精图治推行改革，纵刀山火海，仆置之度外，虽万死而不辞！”然而有高拱掣肘，张居正经天纬地的抱负难以施展。如今接下高拱留下的烂摊子，要锐意进取，大刀阔斧的改革真是难上加难。

　　张居正的改革究竟有多难？

　　起衰振隳，改革开新。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改革的实施，必须上行下效，能够强有力的实施才能起到效果。张居正上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饬吏治。彼时官场一阵颓靡之风，贪墨公款、徇私舞弊、欺上瞒下，朝政废弛。“如今，贪墨官员多如过江之鲫。贪风一起，于官场，必结党营私；于百姓，必横征暴敛；于皇上，必献媚争宠。如此发展下来，就形成了今日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怀私罔上、党同伐异的混乱局面。依仆之见，这次京察，应着重惩处贪墨官吏，选出那么几个劣迹昭著之人，绳之以法，必要时，就该斩首西市，以儆效尤！”

　　接下来，需要扭转经济形势，为富国强兵殚精竭虑，夙兴夜寐。1572年，万历元年，刚刚当上首辅的张居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国朝家底，积贫积弱几近崩溃。仅隆庆一朝，国库亏空的银两就达八百万两之巨。加上今年，差不多是一千万两了。真是触目惊心！”。

　　而经济改革动了谁的奶酪，自然是官员和皇亲国戚。首先闹出了胡椒苏木折俸的无奈之举，惹得天下官员怨声载道。接着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籍皇室宗亲有八千二百一十四人。其中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零三位，世子五位，长子四十一位，镇国将军四百三十八位，辅国将军一千零七十位，奉国将军一千一百三十七位，镇国中尉三百二十七位，辅国中尉一百零八位，奉国中尉二百八十位，未封名爵者四千三百位，庶人二百七十五位。这些宗亲，每个人名下皆有赏赐田地，多的有一千多顷，最少的也有八十多亩。全部加起来有四百多万田亩。这仅是宗亲，若加上外戚、勋贵、功臣、内侍、寺观等受赐子粒田，数字之庞大，一时还难以统计出来。去年户部统计，天下所有州府税粮，大约两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石。而领食朝廷俸禄者，计有文官两万四千人，吏五万五千人，武官十万人，卫所七百七十二个，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人，廪膳生员八万五千八百人。朝廷所收税银，根本无法应付这一庞大开支。两相比较，每年所缺税粮大概一千多万石。眼下的情况是京衙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户部尚书王国光出掌天下财政，不过两年时间吧，那满头乌发倒是白了一多半。不为别的，就为一个入不敷出，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父亲，皇帝陛下的外公武清侯李伟带头闹事，成为改善财政的绊脚石。

　　张居正正踌躇满志，准备深化改革，然而父亲张文明逝世又给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论纲常，皇朝以孝治天下，父母大孝若不丁忧守制，岂不是天伦沦丧？不守制就是不孝，对父母不孝，对皇上安能尽忠？不忠不孝之人，身膺宅揆之职，安能号令天下，让士林归心？”。

　　面对改革路上的种种困难，张居正披荆斩棘，以超人的毅力和过人的胆识，扫除了一切障碍，为大明王朝立下了不朽的功业。

　　[ 国士无双 ]

　　在经历了裁汰冗官，整饬吏治，整顿驿递，子粒田征税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再加上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的实施，万历新政已大见成效，而张居正的声望亦因此达到了巅峰。军事上启用戚继光、李成梁镇守京师以北防患蒙古、女真入侵。一时海晏河清，大明引来“万历中兴”的盛景。

　　国士无双，也需要循吏能臣的帮扶。而《张居正》中也刻画出张居正手下这一群循吏能臣的群像。无论是一生之盟的“内相”冯保，高居吏部尚书的王国光，干练又心狠手辣的殷正茂，机智而无私忘我的金学曾，八面玲珑的王篆……都是张居正倚重的、也是在台前为张居正尽效犬马的干臣。可以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张居正的成功改革，也就没有名垂青史的“万历中兴”。

　　[ 美人痛 ]

　　张居正作为一个年富力强的男人，作为位极人臣的“宰相”就没有儿女私情了么。答案是否定的，熊召政对张居正的感情生活也作墨不少。从邵大侠本来将玉娘送给高拱，高胡子坚辞不受，张居正与玉娘的惊鸿一瞥；到积香庐中冰释前嫌相互依偎的红袖添香；再到吟咏唱和，琴瑟和鸣的美好。最后香消玉殒，殉情而终的情意缱绻。

　　熊召政用艺术的手法再现了张居正的性情，让张居正血肉饱满，而不只是一个符号。作者借张居正之口说出“置身于帝王之乡能屈能伸，游戏于温柔乡中能进能出，方为大丈夫也”。也是张居正对男欢女爱，对生活态度的一个写照。

　　玉娘一曲《木兰歌》，也未尝不是张居正一生的一个写照。世上事一半儿荒唐一半儿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雅大儒，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制陷井、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日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那一个字：错！错！错！

　　笑看浮生世态千百种，英雄背后总有美人痛。

　　清末名士潘博在《张江陵书牍》序言中写到，“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张江陵一人而已。”可谓对张居正的盖棺定论。

　　1582年，张居正积劳成疾，撒手人寰。生前对张先生言听计从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态度急转直下，对张居进行清算，明王朝步入黄昏。

　　万历五年， 张居正答总宪李渐庵论驿递的信中写道：“天下事，非一手一足之力。仆不顾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务，而一时士大夫不肯为之分谤任怨，以图共济，将奈何哉？计独有力竭行之而死已矣！”一语成谶！

　　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全四卷）》读后感(四)：《张居正》：改革也是一场战争

　　《张居正》：改革也是一场战争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张居正》一套四卷，今天读来，我们依旧能在它的煌煌巨制中感受到它的黄钟大吕的品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里，历史题材小说占比着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从第一届的获奖作品《李自成》到第六届获奖的《张居正》之间，历史题材小说的题材正走过了一个有趣的变迁，就是从“革命”转向了“改革”，而在这期间的一些作品如《金瓯缺》、《白门柳》则偏向于历史题材中的个人命运，可以说是沉入到历史的深处，努力发掘个体生命的情感轨迹。而从《张居正》开始，历史题材小说也在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里消失了踪迹，这样，从第一届的《李自成》到《张居正》之间，便构成了一个内在的循环与递进。

　　从茅盾文学奖的细微的嬗变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学范畴中的历史题材小说也似乎告别了由历史学家制作历史小说的“特型片”阶段，而走向了真正的纯文学作家去创作历史小说的“个性化”时代。《张居正》的作者熊召政在茅盾文学奖中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家群里，应该称得上是一个唯一不以历史研究而著称的作家，他早年创作的诗歌，曾经一度风靡全国，而他寄寓在历史人物中的文学抒写，更多地不再雷同于之前历史小说中作者终其一身都浸淫在一个历史人物中的“术有专攻”，而完全在历史人物身上，赋予了自己的判断与理性的反思，给予了历史人物以文学本身的活力与生命。这无疑给茅盾文学奖的历史题材小说奠定了新的价值取向与布局，而这意味着，“文学性”的历史小说的标尺，已经在茅奖的评选中，占据了了不可松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正是之后的三届（第7——9届）里再也见不到历史小说的原因所在，因为从纯文学性的范畴来讲，确实没有一部历史小说堪当此标准与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居正》与《李自成》不仅在题材上存在着呼应关系，而且从创作上，我们也无法否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熊召政与姚雪垠，都是湖北人，而熊召政也曾经与姚雪垠有过很亲密的接触，向姚请教过文学创作。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李自成》的第一卷中，姚雪垠在对小说的宫廷回顾时，就提到了张居正生活的年代：“这事情发生在六十年前，他的曾祖父隆庆皇帝治世的时代。那时候国家的底子还很雄厚，加上内有张居正和高拱等名臣在朝……”可以看出，《张居正》的时代据《李自成》不过六十年代，就在这么一个短短的区间里，大明王朝便寿终正寝，山河破碎。那么，《李自成》的时代是如何到来的？去反思国破家亡的悲惨时刻，就必须到历史深处去寻找答案，正如“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但是要了解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还需要向前延伸到五六十年前的嘉庆朝去寻找蛛丝马迹。我个人隐隐地感到，熊召政之所以锁定《张居正》来展开他对历史的思索与探究，很大的可能是源自于《李自成》，他也自陈《李自成》小说对他的影响很大，很敬佩这一本小说。因此，《张居正》这部小说更像是作者对“李自成”时代大明王朝的终结命运的一次回访与窥探，从中解读出作者需要申论的一次并没有力挽狂澜而只能称之为回光返照式的改革的成败所在。

　　《张居正》洋洋四卷，正像《李自成》的结构布局一样，把历史的最关键的转折点放在了小说的开局。小说一开始，隆庆皇帝去世，必然会导致新一轮的权力争夺战，而作者借此展开了小说剑拔弩张的戏剧冲突。《张居正》小说四卷，基本由作者划定了每一卷的主题。第一卷，主要表现了王朝的朋党政治，在帝王改朝换代的形势下，张居正借力打力，拱走了竞争对手权臣高拱，赢得了自己的权力与时代。第二卷，张居正瞄准人事改革，借京察为由，清洗对手，打击反对者，巩固了自己手中的权势，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第三卷，张居正推行财政改革，实现了经济上的胜利。第四卷，张居正进行教育体制改革，钳制异端思想，统一全民口径，其中描写的声势浩大的学潮，对应于熊召政在青年时代的政治取向，会让人感受到熊召政不可思议的思想嬗变。作者在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学子与朝廷的对垒与抗衡的描写中，可以感受到熊召政写来得心应手，但作者并没有在这里讽喻现实，而这一点，在之前的茅奖获奖小说《金瓯缺》里，作者却常常跳出历史的情境，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褒贬有加，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熊召政的克制与谨慎。《张居正》第四卷的后半段，张居正已处于守势，正扮演着第一卷里高拱的角色，那些挑战者正采取了他在第一卷中选择的察言观色、伺机出手、一招毙敌的主动性战术，张居正毫无招架之力，终至土崩瓦解。作者写出的是一出悲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对主人公张居正总是怀着一种强烈的戒心与敬畏情绪，笔触始终在张居正的内心之外，招摇徘徊，并没有深入到张居正的内心世界，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小说里描写的主人公是张居正，但张居正的形象非常淡薄，他在小说里确定的形象特征，大体是易怒的、粗暴的且令人生畏的。小说对张居正的描写，大多是通过身边人的眼光来透视他，这些人，只是承接着张居正的外在指令，但他们依然被摒弃在张居正的内心世界之外，所以，小说并没有揭开一个合理的通透的张居正的真实的内心世界，这恰恰反映出用文学的温润的笔触去描写历史上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那些改变历史的巨人式的人物，他们的作为往往用凡人的眼光是难以理解的，这也正反映出历史小说写作的艰难，而巧妙的办法，往往是通过一个承载着现代人观点的角色去透视历史人物，比如金庸小说的巧妙之处，就是用一个莫须有的“江湖”眼光，去看待“庙堂”上的伟大人物，于是惊鸿一瞥的成吉思汗、康熙帝在金氏的武侠小说里，反而给人一种较为立体化的印象。由此可见，熊召政在刻划《张居正》时，受制于题材的难度与作者内心力量的软肋，而对传主不得不采取了一种虚无委蛇的手法，作者企图零距离地接近张居正，但一旦在靠近的时候，作者还是被那种传主的强悍的内心给触电般地弹开了。比如小说里，张居正与李太后的关系，熊召政便显现出一种左右为难的矛盾情境，对这一个历史上疑云重重的绯闻，《明朝那些事》的作者坦白从宽地交待，他无从去考证真假，而熊召政的难度是他的叙述体系是全方位的，没有死角的，他无法做到像“那年明月”那样避重就轻，反而能搏得一个与文风适应的天真烂漫，熊召政不得不在《张居正》中对传主的情感来一个勿庸置疑的定位，这正决定了熊召政的小心翼翼。《张居正》的小说中，我们看到，李太后每次见到张居正都脸红心跳，春心荡漾，可以说，在小说表现的十年长度的宽幅时间里，李太后的这一种心态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张居正对李太后基本是“无感”，因为作者还需把张居正的情感世界留白出来，给予小说里设计出的一个虚构人物“玉娘”，所以，小说里的李太后与张居正之间的情感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冰封的态势，这可以看出，熊召政维护了一种历史的真实性，但对于小说来说，无疑是一种大忌，因为没有人物形象进展的角色，无疑是苍白而失败的。

　　可以看出，张居正在小说里只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制作者，而不是一个情感世界中的作俑者。但熊召政的可贵之处，就是把那个挑战张居正的对手，施予了灵动的笔墨，大胆地介入到他们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这也正是《张居正》小说的魅力所在。从第一卷起，作者在描写出宫廷的一众形象的同时，还大胆地将小说笔触拉扯到最低微的遥远视角，而与高高在上的主要视角发生遥相呼应，同频共振，正是这些应对张居正的低微的外来的视角，构成了《张居正》小说里栩栩如生的社会厚度与历史张力。在《张居正》第一卷中，作者在紧张的宫闱角逐叙写过程中，宕开一笔，笔墨移到到千里之外的云南战线，表现了事关宫廷交锋的外来导火线，这就是李延的贪污军饷事件，同时作者还将笔墨飘移至南京的秦淮河边，在这里新起了一条一直通到皇宫内廷的“佛珠”伏线，这两个伏线，交相错杂，直接引动了高层角逐，在军饷伏线中，高拱失分，在“佛珠”伏线中，冯保失分，而这两条线索，都巧妙地被张居正利用，挑起了高拱与冯保的争斗，张居正坐收渔利。在正面交锋的主线中，引诱皇帝服丹的王九思事件，也成为张居正、高拱、冯保三足鼎立角逐的催化剂，作者微妙而精确地表现了每一个事件进程中的站位问题，王九思对错又无必要，关键是这些角逐力量在利用这一工具来明晰自己的选择性站位，高拱开始时维护王九思，到后来也来抓捕王九思，直接与张居正发生冲突，最后，张居正一派搞掉了王九思，令高拱在这场争斗中败北。第二卷中，作者继续放低视角，以礼部小官在张居正的大刀阔斧改革面前的悬梁自尽，掀起了一场挑战张居正的反弹力量，小说直接把这场改革呈现出刀光剑影的态势，使小说里的笔锋隐约可以见到阶级斗争小说才具有的移步换影、界垒分明的格局特点，张居正与他的同僚在应对这场斗争时所作出的分析与判断，我们完全可以在浩然的《金光大道》里找到相似的语句与文风。第二卷里，以张居正的政敌王希烈的挑战失败而告终，而作者采用了简单化的对历史人物的非正即邪的阶级斗争风格，也是小说引起争议的一个重要所在，这种倾向在第二卷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第三卷里，作者又牵头起一个张居正故乡的种田小民与工匠蚁民，来折射出张居正税制改革的一个重点承受者，把张的税制改革中涉及的田赋银与匠班银的重要内容，活化成鲜活而生动的人物，来映衬改革宏议在最底层激起的形象化波澜。第四卷里，则以学界的何心隐为底层民众的代表，来作为张居正整顿学校的对立力量。可以看出，《张居正》四卷作品里，作者在刻划张居正的思想与谋算的时候，总是虚晃一枪，便把笔触远远地移开，转移到另一条遥远的线索之中，由这条线索，去激发“张居正”这条主线的动机与波澜，这是一种曲折的隐射笔法，也是一种立体化的笔力，打造出的是一个由宫廷到外省、由高层到下层、由高官到平民、由政治到凡俗的全景式社会图景。令人感叹的是，作者在每一处对历史的叙写过程上，都尽可能如实地呈现出当时的历史风貌与生活原景，在作者展开的尺幅千里的宏伟画卷中，作者丝毫没有忘记对当时的文化、经济、民俗等等现实生活的复原与再现，从这里，恰恰可以看出，作者对这部小说所作的深厚积累，比如小说并没有局限于隆庆、万历两个朝代，时时将它的背景纵深切入到大明王朝之前的各个朝代，这种积累还包括作者在小说中对现实生活的详细剖解，比如书中涉笔成趣地写到了“南调北调之别”、“风葫芦”、“杂耍种瓜”、“促织赌博”“口技”、“京城的零碎嫁”、“扬州茶肆”等等生活场景，小说的难度正在这里，如果说，“那时明月”在《明朝那些事》中是“以意统气”，俯瞰历史，居高临下地作出对历史的评述的话，那么，《张居正》则是深入到历史的中间中去，相当于穿越回到了过往的年代，作者所掌握的信息要比《明朝那些事》不知丰富到几万倍以上。这基本相当于《红警》、《魔兽》类的战略游戏与《刺客信条》这样的三D角色扮演游戏在信息量上的巨大落差。熊召政在写作《张居正》时的难度，正是他要把目前只能概念化感知的历史，全部还原成一草一木、一男一女都必须逼真的真实历史情境，这当然是不可能全息化地做到，但作者在这方面尽力地作了力所能及的还原，在细节上作者是花了相当大的功夫的。特别是在小说里，涉及到官场上官员们私下里的污言秽语还有拜神求佛、求签问卦时的对话与心理描写，作者在营造这种三教九流式的氛围时，可以说是迎难而上，都作了全程的直播式的文字叙述，可以看出，最让作者伤透脑筋恰恰是这些无关小说宏旨的细枝末节，而正是这些细微之处，才奠定了小说整体上的可信性，一个小说作者如果没有这些细节上的绞尽脑汁的复现的话，就不可能确定好自己小说的基本品位，熊召政深谙这一点，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地写出了一幅大明王朝波澜起伏的“清明上河图”式的长篇画卷。

　　在人物的形象中，张居正这个形象，我们上面说过，作者基本是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没有什么出彩之处，倒是小说里的配角形象鲜明。整个小说里，也许是作者最没有负担刻划出的金学曾反倒是小说里的一个最生动与最富有现代意识的角色形象。金学曾冒名赌徒，出入促织赌场，赢得了巨款，本身这一段描写就相当的富有传奇色彩，之后，他在张居正的家乡挑起税制改革的导火线，小说把他不按常理出牌的出格之举，也展示得饶有趣味，小说最后，他与小说里的虚构人物玉娘进行了一段终结性对话，可以看出，这一角色身上体现出作者对张居正的评判，正是没有历史的负累，这一角色反而比包袱太重的张居正来得更容易赋予文学性的创造。玉娘的角色，只能看出作者对于情感描写的困窘所在，作者意图通过这一个民女的形象，来折射出张居正的情感世界，表现出他也有七情六欲，但是，小说在有限的文字里，始终没有勇气去深刻地把握张居正的情感定位，小说里在寥寥几笔的对张居正的情感抒写的文字中，作者只是应付式地交待，张居正对玉娘存在着若即若离的情感与欲望，并且作者还把这种情感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男人的本能式的欲望，这是因为根据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作出一个情种的结论，所以作者只能把张居正的情感定位成一种无法确定是情爱还是情欲的“无主地带”，虽然作者这是不负责任的，但是这正反映出历史小说里还原个人情感时把握的艰难。相比之下，玉娘对张居正的情感，倒是没有犹疑的，因为这是虚构的人物，承载着作者现代人的意识角度，更容易代表着现代人的情感判定，正像《李自成》中的慧梅在情感上的执着性，远比李自成本人的不露声色，要来得更契合文学塑造的规律与准则。作者的矛盾性在邵大侠的塑造上更容易见到困惑所在，邵大侠这个人物作者想赋予他更多的亦正亦邪的色彩，但实际上，这个人物在情节冲突中，并没有给予他更好的立场与站位，所以最后只是匆匆了结。相比之下，整个小说，前三部对小说的矛盾刻划相当的成功，多方势力胶着纠结的微妙之处，作者都纤豪毕现地展示了出来。第四部作者因为受到情节的限制，反而少了许多细节冲突的展现，更多地像一篇历史报告文学，之前的那种对历史细微处的把握，却少见了延续性的拓展。

　　《张居正》小说里表现的是一场由传主发动的改革，但每一场改革，都呼嚣着暴力的角逐，这使得“改革也是一种战争”的意旨在小说里成为一个残酷的但也无法规避的主题。每一次改革的交锋，都是两股势力的暗战搏斗而开演，最终的结局，都是当事人的生命被暗杀而告结。第一卷中宫廷交锋中的小棋子王九思被冯保杀了灭口，第二卷中挑战张居正的幕后黑手王希烈自杀了断，第三卷中的跳上跳下、意图在王朝的缝隙中捞一口自己吃食的邵大侠被张居正的亲信处死，第四卷中学界领袖何心隐被暗害，改革的每一步推进中，都是以生命付出了代价，在看似平淡的和平年代的改革风云中，背后闪现的却是并不和平的以暴力作为武器的生死搏斗，作者在本书中所揭示出的深刻的命题，是否有着现实的思考，这是我们用脚都能想到的。而这部小说能够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比中获得全票通过，正是因为小说背后所折射出的并没有沉入历史深处孤芳自赏而是面向现实的思考。

　　也必须指出的是，小说在描写历史时，有意回避了对历史的批判意识，张居正的失败，作者仅仅是放置在斗争锋线上去展开，而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展示悲剧所在，比如小说里的斗争，是一种权力的角逐，是一种帝王权力无法去动摇的前提下的内部的交锋，因此张居正命悬一线，都维系在帝王的恩宠之下。从开始高拱的失败，到最后张居正的寥落，都只能是帝王掌心里泄漏下的那一份自由，历史人物被制约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最不容更改的体制之下，小说里的张居正并不能代表着一种新兴的思想与力量，他只能在这个框架体系里，作出他修修补补的努力。而小说里更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会滋生出社会进步的力量，甚至连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里的李自成身上所代表的那种焕然一新、来自于乡野的生命与力量也不存在，张居正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束茧自缚，令自己的个性与灵魂无法活跃出鲜活的感动人的形象，也正是这个原因。比如，不仅是皇帝迷恋女色，就是戚继光送给张居正的两个胡女，同样都弥漫着的是一种中国腐朽淫糜文化的没落因子，丝毫看不到人性的光彩与亮色，这是小说里真正的压抑人的存在，也是作者不敢在小说里加以破解与抨击的社会整体氛围，因为一旦你为小说里的人性与文化注入现代的因子，就必定让整个小说全面扭曲变形，这也是整个小说整体上遮遮掩掩的描写传主的行动却缺乏内心的原因所在。《张居正》里表现的时代与文化已经没落了，已经被时代抛弃了，张居正的努力只能是缝缝补补，螺丝壳里做道场，整个小说的灰色气息，必然要过渡到小说《李自成》中摧枯拉朽、荡涤一切的新的文化清风吹拂，虽然《李自成》不过是一种现代意识的移植与加盟，但与其说《李自成》产生出《张居正》，倒不如说，《张居正》必然要走进《李自成》式的新时代。——只有封建王朝的破解，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新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