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是一本由王仲荦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95.00，页数：9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魏晋南北朝史》精选点评：

　　●至少读五遍，写的太好了

　　●陆陆续续读了一个月，作为断代史而言写的很全面，对魏晋南北朝的朝代变迁、门阀政治、庄园经济、人口迁徙都讲的很透彻，印象最深的是十六国的叙述，父杀子、子诛父、兄杀弟，弟灭兄，真是混乱，美中不足的是带着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讲历史，不过瑕不掩瑜，仍是魏晋南北朝史的入门好书，读一遍远远不够，还需要继续研读。

　　●只能说这本书有很多那个年代的印记，可以当做入门书，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点过于简单。

　　●经典巨作，需要沉下心细细多读几回

　　●老一辈学者的写的书读起来还是比较爽啊。书中除了宗教相关的部分，大体上来看并没有让人厌恶的旧史观气味，引用的若干马列著作也是恰到好处，并没有为政治背书。目前来看这本书仍然是最好的魏晋南北朝断代史著作，并不是说这本书的学术水平无法超越，只是在学术碎片化的今天，学者很难再写出这么通达平实的断代史了。

　　●抛开书中“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之类的话语，这本书不愧为目前最经典的一部魏晋南北朝断代史

　　●十五天读完。中间学校搞什么教师技能大赛耽误了不少，唉。可惜。好书，个人体系中的1+x中的"1" P773"鸠摩罗什已经在公元408年病死了"。勘误:鸠摩罗什卒于413年。

　　●史学、史识、史才的强大结合

　　●老先生的马恩列斯学得真不错

　　●王仲荦师的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史料充分，论证既明了清楚又深刻，是一部论述六朝时期的通俗历史读物。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看了好几遍。

　　《魏晋南北朝史》读后感(一)：魏晋南北朝的“百科全书”

　　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洋洋1000页，75万字，内容几乎涵盖了魏晋南北朝的一切历史内容，从五胡十六国和南朝的兴衰更迭，到同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外交等等，包罗万象，堪称一部魏晋南北朝的“百科全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态是世家大族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上的依附农民 – 部曲、佃客。这种土地所有制关系，在王先生的书中，几乎贯穿了时代的方方面面，对这个时代王朝兴衰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世代聚居的大族以及其附属的佃客和部曲，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处于崩溃状态，货币几乎停止使用而以物易物。世家大族可以拥戴起一个王朝，并使之稳定存续，但也会因为自身的日益腐朽享乐，使得王朝日渐衰落，最终走向衰败和灭亡，然而，铁打的世族，流水的王朝，世家大族对王朝并没有忠诚和留念，他们只关心自身在王朝更替中屹立不倒。世家大族荫庇了大量的人口，使得国家税收不足，日益穷困，对于人口的拉拢和争夺，几乎贯穿了魏晋南北朝的始终。国家想尽办法进行“编户齐民”，采用“授田制”或者“均田制”，希望将民众吸引到政府的土地上来，然而由于政府被世家大族所掌控，世家大族总能在田地分配中获得最大的蛋糕，而随着战乱以及越来越重的税收和徭役，民众最终的命运也只能出卖田地，并委身于世家大族的荫庇之下，以逃避无法承担的政府的剥削。

　　魏晋南北朝，政府对百姓的剥削极重，世家大族的沉迷于敛财和享乐，北方屡屡出现种族屠杀，而战乱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故被有些人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王先生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民族大融合对中华民族的气质进行了重新的塑造，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国家的交流也日趋频繁，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学、书法、科技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为以后唐宋时期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此，王先生使用大量的篇幅对这些领域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作为老一代的学者，王仲荦先生使用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对历史现象进行分析，歌颂人民对残暴统治者的反抗，用“民族矛盾”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矛盾”的此消彼长来看待民族融合、民众起义等事件，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文化和思想进行评判，至于这种史观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接受，需要看自己的情况自行判断。

　　《魏晋南北朝史》读后感(二)：民族与宗族

　　这是一本对魏晋史稍微有基础的入门书籍。

　　本书的优点在于全面，除了历史事件，还阐述了在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政治和经济，以及边境各族、哲学思想和宗教、经学、史学、艺术、科学技术。

　　其中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这部分是我最感兴趣的。

　　比如，大月氏这个部落，原本是居住在我国河西走廊的敦煌、祁连山一带。在汉文帝时期，被匈奴人打的七零八落，被迫向西迁徙，到达大夏，发现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因此，在被大月氏征服，后大月氏不断发展建立了贵霜王朝。之后又不断吞并天竺。在三国时期派使节前往中国，魏明帝赠与名誉位号。

　　可见，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国与国间的差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同源性是非常强的。

　　另外，实际上在东汉，罗马帝国已经与中国开始往来，甚至在中国史书上也曾记载，罗马帝国的皇帝是选举产生的，不是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而且在于罗马商人交易中他们“市无二价”这种良好风尚给中国商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说回魏晋南北朝历史，这个近400年的大分裂时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为什么没能尽快实现统一？

　　简单来说，北方的战火纷飞，不断地统一与分裂，多个民族进行纷争，由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结构并未成熟，而还未形成独立的政治体制前，就已经被摧毁，这个过程在北方反复上演。

　　带给中国的最大影响就是民族融合。

　　在隋文帝时期，北方的统治政权又回到汉人手中，在南方的统治集团腐化堕落后，全国统一的趋势就是必然结果。

　　而隋朝统一是在北方各族人民大融合的基础上进行的，从十六国起，各个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这些政权崩溃后，各族人民并没有迁回到他们自己的居住地去，而是留在中原，与汉族人民杂居，继而又与当权民族统治者斗争，久而久之，民族融合就这样形成了。

　　而南方，由士族门阀为政治基础的王朝，虽政治经济稳定，但偏安一方，没有收复中原的野心，各门阀之间忙于勾心斗角，做不到同心协力。

　　门阀士族们在政治、经济方面都由有着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优势地位，他们仅在意保持他们的家门富贵，王朝的更迭似乎与他们无关。禅代废立之际，世家大族不是不预闻，便是帮助篡位，均以自己门第利益为转移。

　　这个特点在东晋犹为明显，由于门阀士族拥有特权身份，还有大量土地庄园，不必为物质生活操心，也不必为了政治成绩烦恼，而逐渐走向了清谈玄学，脱离了实际吏治，与此同时，君权在不断的压制衰落。

　　由于北方的战火，

　　越来越多的汉人南下，使中国的经济由北向南发生了转移，使南方的经济，尤其是农业与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宗教思想也是有了明显的发展，老庄的学说被断章取义发展出清谈玄学，道教也随之兴起，我们俗称的“茅山道士”就是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此人“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佛教进入了中国后，也进行了本土化。在南方，佛教与玄学思想结合，用佛理攻难老庄之说，来折服玄学家，从而使佛教取得一定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数学家，刘徽、祖冲之等数学家对于几何代数都有突出贡献，各种数学著作更是青史留名。炼钢、机械的发明、农业学、医药学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有突出表现。

　　纵观魏晋南北朝虽长期的分裂战乱，民不聊生，但在民族开放的环境中，涌现了从思想文化的多样性，科学技术的进取，中国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为之后的隋唐王朝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本书中的部分史观还是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比如，作者评价曹操“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曹操，一开始出现在政治舞台，就以镇压颍川黄巾起义而暂露头角......被曹操屠杀的农民有几十万之多，可以说曹操的一生，双手沾满了农民的鲜血."

　　另外，本书作者对于宗教学说思想还是过于片面，比如对于唯心思想的认知，还是有待商榷的。

　　《魏晋南北朝史》读后感(三)：风生水起才知天高云淡，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读这一本书，原来是在读《船山全书》时理解不了，想通过单项来突破。起初时也是读得很痛苦，因为这一段历史确实很”乱“，理清不了思路，思维也感到很”乱“，但慢慢发现，原来这段历史还是很有意思的，虽然乱世时间长，但随着民族融合和经济联系的加强，为推动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繁荣奠定基础，因此形成今天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文化认同，其中显著的特点就是包容性，能融化吸收发展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使自身变得更强大。

　　苦难是一把双刃剑：苦难可以让人更坚韧，然后更好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苦难也可以把一个人打倒。所谓“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个人，只有经历过艰难险阻，才会自然地更加成熟和从容面对未来。家国共理，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混乱的时期，与春秋战国、五代十国时期一样，成为历史上的三次大分裂时期。这几次分裂并没有使华夏走向灭亡，反而在经历过如此几次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大融合后，焕发出勃勃生机。通常情况下，道德崩坏，思想多元是乱世和分裂形成的重要原因。周朝末年，礼乐崩坏，宗法不复，开启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汉末分三国，儒学不再是主流，佛学兴起，玄学道教的老庄思想成为主导，令魏晋南北朝纷乱数百年。 五代十国割据与前两个时期不同，春秋战国与魏晋时期的文化思想虽多元化，各种学说冲突，但文化却是欣欣向荣，而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却是极度衰弱的，是对武力军事的崇拜。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民族曾经多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被外族统治，这些外族后来被包容性强的华夏文化融化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进而形成我们这个极具包容性文化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反思苦难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而言，可以令整个民族更加懂得珍惜，所谓”多难兴邦“，历代文人用笔诠释和记录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顽强拼搏、 契而不舍、奋发图强的历史旅程。

　　对比计算历史上的三次大分裂时期，发现我们历史确实是”治少乱多“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共549年)：周武王灭商后建立西周，为维护周朝的统治地位，周朝使用分封制，对有贡献的臣子封地，并封为诸侯。诸侯就相当于地方上的土皇帝。西周末年，诸侯势力越来越大，中央无法和诸侯抗衡，导致群雄并起的争霸局面，结果是周朝灭亡，秦朝建立。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公元589年，共379年）：汉朝统治天下后，借鉴了西周灭亡的教训，实行郡县制，并且剪除诸王势力，形成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治体系。西汉末年，皇帝的年龄越来越小，所以皇帝要太后辅佐，太后使用外戚治国，皇帝最后借助太监势力夺权，形成外戚太监专权的局面。王莽利用外戚身份夺去汉朝实权，从此天下大乱，结果汉朝灭亡，隋朝统治了天下。五代十国（907-960年，共53年）：唐朝建立后，建立节度使官职。节度使是守卫边疆重镇的具有实权的高级将领。唐末节度使的权利和势力越来越大，中央已无力驾驭节度使，而节度使直接对抗中央，之后藩镇割据势力直接和中央对抗，最终导致唐王朝灭亡。节度使相当于诸侯王都有军权、财政大权，由此先后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最频繁的政权更替现象，就是节度使互相之间的权利争夺。结果赵匡胤灭亡后周，建立了北宋！三次大分裂，也是三次文化大融合。

　　这三次大分裂时期，说得好听可说成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实际都是一个分裂时间长，政权迭代快，且长期持续战乱的大历史阶段。对比这几段历史，发觉其“乱”各有不同：春秋战国时的”乱“主要还有秩序，重点是大国呑并小国，虽社会分裂动荡，但挑战争还要提出充分理由，且其统治者以贵族居多，有知识有文化，不会出现像此后乱世的屠城、人吃人等那样血腥野蛮的战争。魏晋南北朝的”乱“突出在：第一是“五胡十六国”，其源头是“八王之乱”。晋武帝司马炎建立西晋后，起初社会形势大好。因继承者晋惠帝司马衷无能，加上娶了个不安分的媳妇贾南风， 最终引起各藩王互相攻伐，酿成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 。 “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向北方匈奴刘渊借兵，刘渊发现西晋国力空虚，便自立为”汉王“，定国号为“汉”，“五胡十六国”自此拉开序幕。 期间各少数民族政权互相攻伐，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局面持续到公元439年，北魏拓跋焘灭北凉，统一北方，进入南北朝时期。 第二是东晋内部之乱。政权东迁之后仍是北方士族掌权，与南方士族矛盾重重。最后北方胜，但要在江南立足，必须借助南方大族。在南方势力薄弱地方安置北人，由于北方士族生活腐化堕落，南方士族崛起并逐渐掌握实权。第三是南朝之乱。东晋衰弱，武将刘裕崛起，建立”刘宋“； 兖州刺史萧道成灭北宋，建立”齐朝“； 雍州刺史萧衍（梁武帝）攻入建康，建立”梁朝“，因信佛乱理朝政，导致”候景之乱“；通过讨伐候景而崛起的陈霸先灭梁朝，建立陈朝； 后来因皇权篡乱，陈后主荒于酒色，不理政事，国力日益衰微，又逢隋朝兴起，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至此覆灭。 五代十国的乱，是那种礼乐崩坏崇尚武力的乱，五代是北方的，十国是南方的。与春秋战国的乱相比，虽春秋战国时彼此攻伐，混战不休，但也能做到守土尊礼，保一方百姓安定；而五代十国时则是烽火连天，混乱无序的，政权更迭频繁。 中华传统文化因文化融合而兼容并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根深蒂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源源不息，且还吸收并融合了佛学、马列主义、资本主义商品文化等外来文化，经得起历史发展的变迁和考验，直到今天，中华文化依然是世界上灿烂且历史最悠久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史》读后感(四)：优也唯物史观，劣也唯物史观

　　原文是笔者给学校提供的读书报告，今天忝列于此，便宜寻个空间来晒一下本人的感想，希望不要污染了这个公共空间。下面是原文

　　魏晋南北朝史读书报告

　　兼谈对唯物史观的反思

　　由于本人是第一次写读书报告，所以对有关读书报告的相关体例规范不甚熟悉。另外我作为一个晚生并无什么才学，还要在此强行臧否先生大作，因而只得多做胡乱、恣意之语，还请老师见谅。

　　总体来说，对这本书的看法，我大致分成两部分来谈，这也是该本书的大体体例结构，即本书前半部分是政治、经济部分，后半部分是文化思想部分。我在下面评论的时候还会夹杂一些与之相关的其他最近所阅读的书籍的内容。我觉得本书最大特点就是非常鲜明的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因此也有着唯物史观史学的种种特点。所以我对此书的感受，也大体包含了一些对唯物史观的看法。

　　一

　　该书前半部分是比较常规的政治、经济史内容。总体来说结构与逻辑非常清晰，阅后觉得魏晋南北朝的芜杂纷乱之历史变得脉络通畅、条分缕析了。该书这部分充分发挥了唯物主义之所长，从社会经济因素入手，也即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经济基础”，以魏晋封建论为立论点，勾勒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基础之演变的线条脉络。我自己总结即是：自两汉时期的土地兼并、自耕农破产之端倪、发轫，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开始萌发以来，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农、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形成了一对矛盾斗争的主旋律。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自东汉末期愈加强盛，以致魏晋南北朝这整个时段基本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构成了割据分裂的经济基础；自耕农土地所有制是皇权的基础，但屡次的战乱和繁重的剥削常常使自耕农破产而趋向成为部曲、佃客以求庇护，国家虽然三番五次的想办法进行编户齐民，但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仍长期占据主导。以这一点来观照整个魏晋南北朝史，这种根本性矛盾可能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沧海横流的一大原因吧。

　　当然民族问题在本部书里也有所提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我国多民族不断走向融合的过程，到隋唐统一的时代正好也是各民族融合趋近完成的时刻。该书花很多篇幅介绍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和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展现了该时代的多元风貌。而且由于运用阶级史观，因此对各少数民族的态度没有歧视、排抑或鲜明的种族主义色彩，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文化，此也正是阶级史观的一大优点。最近几年国内大有“皇汉思想”等宣传民族分裂、种族仇恨的的逆流涌动，而且这类人经常也爱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当作其舆论工具。阅读这本史书可倡导更加良善的历史观，对促进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问题可以说大有裨益。也因其阶级史观，因此该书以同情的笔调，对农民生活、农民起义等问题有许多着墨，施以许多关照。

　　上面所说的是一些该书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里鲜明的大历史、历史规律之成分。但王仲荤先生并没有生硬地、机械主义地强套这些规律而阐释每一个具体历史事件。最近几年，一些民间历史论坛里兴起一股“左”的风潮，一群自称信奉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的民间爱好者们常常在各种历史问题的回答下面现身。但我觉得他们经常将种种历史事件都强硬、机械的诉诸于社会经济因素与历史规律。因此多所贬斥、贬抑个人、文化、偶然性等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些因素在长维度与尺度的历史上的作用且不谈，但在很多具体的历史情景下，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些因素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在近代以前，人类社会系统还不甚发达，其偶然性、个人、文化的影响应更甚。这本书在解释许多国家灭亡和具体人物得失上并没有显得机械、生硬，很多时候没有忽视统治者个人的行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因为可以看出此书在人物、政治事件上的论述还是很多的。不像有些“唯物史观民间学家”那样以个人对历史进程影响微弱，而为一些人的行为开脱，尽显了大家风范与稗官野史之流之分野。

　　二

　　下面谈一谈我在读此书的零散的问题和困惑，此处的牢骚不甚严谨，有的地方甚至谈不上交问题，更像是好奇？我在读这段历史常常觉得有些“剧情”在极其相似地、重复性地发生，像是某种走不出的厄运一般。第一是在对待分封的问题，当曹魏选择对宗亲并不给予特别大的权力时，曹魏被司马家颠覆了，同样的剧本又发生在刘聪一死，自己孤弱的儿子便被贵族所杀，东晋也常常被荆州地区的大族们所威胁。若是如司马氏广封亲王，则容易在权力交接上，发生大规模的内斗残杀，像刘宋、成汉、南齐、萧梁、前凉、后秦的灭亡多数都与皇族内斗有一定的关系。第二还有就是太子的问题上，若是过于提携太子，则有太子篡权的风险，如石虎的太子石邃，宋文帝的太子刘邵；若是几马并驾，则有皇子们残杀的风险，这个例子很多，石虎在杀掉石邃后选择了此路，另一个最出名的例子还可以举李世民；若是最后设立孤弱太子，以各种势力加以辅政、平衡，则有各方势力互相倾轧以致帝国最后翻车的风险，这样的例子也数不胜数。这些似乎命中注定的厄运，和不断重复上演的剧本，好像昭示着某种历史规律性。但每段“剧情”似乎又有各自的不同，这种历史的奇妙之处常让我神思。

　　三

　　接下来是对文化部分思想部分的看法。关于这本书的文化部分，我觉得由于太深陷与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因此显得太过狭隘、局限。基本上只以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立场来评判魏晋之际的文化思想，这种评价甚至近乎刻板、生硬，因而让我很难读的进去。此书大部分评价仍停留在唯物、唯心主义二元对立简单划分的日丹诺夫式的评判体系之中。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一批中国哲学的前辈大师们冯友兰，贺麟、张岱年就对这种教条主义发起质疑。若用这种唯物、唯心主义二元划分的哲学史框架来梳理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几乎无什么价值和魅力可言了。

　　此书对那些被贴上唯心主义标签的思想近乎轻蔑、诋毁。甚至常常以社会经济因素、阶级立场为唯一要素来最终解释或评判文化思想，虽也其中宣称过有从学术思想本身发展的视角进行观照，不过论述内容甚少，且很多地方解释并不是很合理，大多数地方的最终结论也直接是“已经不能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了[①]”，“表面上主张崇尚自然，而实质上是在替世族大地主的放诞糜烂生活找理论根据[②]”，“自然无为是为世家大族阶级利益服务的[③]”。似乎把魏晋玄学简单粗暴等同于“忽忘形骸”。虽然文化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文化的内在演进之逻辑规律同样很重要，该书在编纂叙述的过程中基本忽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的内在演化规律。我对此颇为质疑，我一直觉得对于文化方面来说，个人、偶然、创造力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特意找来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来对照阅读，以补偏裨。私以为汤用彤先生的解释更加合理可信一些。汤用彤先生在其书中谈到汉代之清议向魏晋玄学的转变是符合学术内在演进规律的。汉代形名之学的发展因已至人的心灵问题而遇到瓶颈。自然而然地，学理深入到对心灵、性情等形而上的抽象探讨符合学术由浅入深的的谱系脉络的延伸路径。由现象经验到抽象思辨乃是学术进化的必由之路。用彤先生在书中说道：“玄学固然围绕圣人观念或自然与名教关系之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而玄谈本末有无之理，且多雅尚老庄，或祖述佛家般若之学，但因解释老庄各有不同，而使玄理各异；又因般若又六家七宗之分，中土据此所立之论亦各自有异。用彤先生此种分析纯从学理着手，若从所谓物质生活条件或经济基础中寻找原因，则恐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其相同的物质条件很难解释名师们何以会各立异说。由此可见，哲学思想的独立性常常需论者更关注其内在演进规律。[④]”

　　在对王弼的评价上，王仲荤先生因王弼的唯心主义立场而对其不可不谓尖酸、刻薄，极尽讽刺之势，我这里并不一一列举，因为近乎于全盘否定。但我这里更倾向于用彤先生的看法“王弼之伟业，因不在因缘时会，受前贤影响。而在其聪颖绝悟，于形上学深有体会。”王弼的哲思脱离了前人的“元气说”等“宇宙生成论”之阴阳易学窠臼，将中国思想推至有本体论意味的哲学思辨高度。用彤先生认为王弼之太极新解是“汉魏间思想革命之中心观点”、“中华思想史上之一大事因缘”。而一些易学家虽因其元气说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被王仲荤先生肯定，但其实不过是旧学对新学之反动。

　　另一大矛盾之处更在对郭象和裴頠的评价上。此书对郭象的学说也近乎全盘否定，结论直言其因维护礼教而是“反映世家大族大地主意识形态[⑤]”的卫道士：“替名教做辩护人，向秀和郭象就是他们的代表[⑥]”。但另一方面却对“唯物主义者”裴頠大加赞赏。要知郭象其思想颇受裴頠的影响，其思想在维护礼教方面是有一脉相承之处的。“乐广裴頠乃有激愤言，是亦向郭注《庄》之宗旨也。[⑦]”“裴頠擅名理，主张不忘事务，是名教中人[⑧]”其所谈之理多及尧舜。裴頠在其《上疏言庶政宣委宰辅》中所言“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也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⑨]”便是例证。在有关礼教方面两人其实同属于“得意而不忘形骸”，但在王仲荤先生的评价中却双重标准，大相径庭，对裴頠等维护礼教的言论闭口不谈，而只狠批郭是礼教的卫道士。另外，此书把裴頠与玄学家对立开来，称赞裴頠重实风，然则根据用彤先生的整理考察，裴頠和郭象都是“得意而不忽忘形骸”，基本也在玄学家之列。从上边的裴頠的引言可看出，其思想仍然主张无为而治。私以为用彤先生所言极是，玄学不等于放荡、忽忘形骸。若把玄学各个流派整理下来，可以看出玄学流派其实非常的多样化和复杂。

　　四

　　凡此种种基本是我在阅读此书有关魏晋玄学的论述的看法。现在我来跳出本书来说说我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的文化观的看法。这里我多依《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的说法。即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身对文化不甚重视，在历史分析中着重经济的首要地位而低估文化。但随着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等等后现代研究方法的崛起，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作用越来越不可低估。在20世纪中期，很多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纷纷抛弃经济的首要地位，而朝着文化方向重新定向，如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们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阵地《历史学工作组》。另外微观史学的兴起揭示了一些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其自己所宣称宗旨——关注底层人——方面的问题，它虽关注底层人，但对底层的关注仍很不彻底，粗糙的大历史语境下忽视了一些被宏观“远视眼”遮蔽的事实。苏共统治七十年仍不能完全消灭古代宗教传统。同样地，当今现实世界种族、宗教、两性、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一些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关的话语体系因其种种陈旧前提已经不能完全恰当地认识和解释这个世界。“这些激进的历史学家们得以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环境的、种族的、两性的——已经变得如此之复杂，以至于‘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以及他们所赋予的涵义已经不够用了[⑩]”。“古老的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态度之持续一起他们在现代条件下的转化——有如近些年来在种族冲突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发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已经更进一步暴露了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11]”。但是我们也应指出，不论后世的历史学家如何顽强地向马克思主义甚至韦伯发起挑战，历史学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并没有被完全摧毁。“它并没与推翻历史学家之献身于重新把握现实或者是他（或她）对于探索的逻辑的信心[12]”。

　　因此在这种复杂的、多元化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具有更创造性，立足现实重大问题，依据现实的变化不断创新新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推进历史学的演进。我们暂且仍称历史学是“历史科学”，虽然二十世纪历史学的科学性遭受了顽强地质疑，但如伊格尔斯所说历史学终归不能归结为割裂学术规范的思想历程。因此我就仍然化用马克思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里的话,即让我们投身于这个永远要求被超越的学科，我们要超越前人，到那时我们将为自己被后人超越而感到荣耀。

　　[①] 王仲荤著《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断代史系列），2003年，第694页

　　[②] 王仲荤著《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断代史系列），2003年，第694页

　　[③] 王仲荤著《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断代史系列），2003年，第700页

　　[④] 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10页

　　[⑤] 王仲荤著《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22页

　　[⑥] 王仲荤著《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22页

　　[⑦] 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161页

　　[⑧] 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161页

　　[⑨] 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第162页

　　[⑩] 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第93页

　　[11] 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第13页

　　[12] 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