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是一本由周作人 著 / 陈子善, 赵国忠 编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68.00元，页数：17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精选点评：

　　●花了一月有余读完了三册，期间一度陷入僵局，后来才发现在阅读过程中太过于给周作人设置了一个预判，以期盼周作人是什么样的目的去进行的阅读。

　　●大篇幅的可读文章基本都是笔墨官司。剩下一些时事感怀的倒是不免让当代读者感叹：怎么100年后的中国还是这样？

　　●kindle版今天打折，就买了一套。目前所见新增的大都是藏书题款。

　　●三本书超过1600页，硬壳封面，用纸尚可，外加一个硬壳匣子。如果你没有入豆瓣独家168的坑，而是最近更低的价位，可以说是很好了。

　　●“写完以后，深自忏悔，好像这中华民国，全国男女的生命，新文化，都是我一个人的东西似的，可笑可笑。”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读后感(一)：读时所见若干文字讹误

　　

看得不细，随手记下一些，以便编者再版前对照修订。未完。

册二

书名的统一（页112）

“譬如有人把《伊索寓言》改译作《爱索坡思故事》，就是明白的人或者也要说他多事，其他却是对的；倘要以先入为主，则林氏的《伊索寓言》以前还有一八四〇年广东出板的《意拾蒙引》，这才可以算是正统，但是现在有谁用这名称呢？” “其他却是对的”，这句放在文中不可解，疑为“其实他却是对的”，“实”字脱。《晨报副刊》原刊此字亦脱。

丁文江的罪（页543）

“那时两方面的主将，科学是丁在帅，玄学是张励帅，在帅是地质调查所，励帅是在自治学院……”，指“科玄论战”的双方丁文江和张君劢，则“励“显係“劢”字之误。查《语丝》原刊已误。

册三

《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序（页293）

尾注：“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人文书店出版清木正儿著、周作人校阅《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 “清”字显误，当为“青”，周氏原文并此书版权、书名页均作“青”。又此处仅注出作者青木和校阅者周作人，却遗漏了译者“灵寿王俊瑜”，也不妥当。这样文中“王君”“王君”地讲了半天，读者还不知道是谁。

题《东山谈苑》（页284）

“卒于康熙癸亥一六八三……然则当生于万历戊午一六一八”，此文取自《文献》2009年第4期谢冬荣、石光明所作《周作人藏书题记辑录》一文（录自该文的题跋，还有几则有明显问题，见下）。查该文，“一六八三”“一六一八”字号均小一号，是文间注。

题《什一偶存》（页317）

问题同上，“一七八一”“一七二九”为文间注。

题《历代名媛杂咏》（页358）

“后又子北平隆福寺街三友堂书店得此”，“子”显係“于”字之讹。谢冬荣等原文不误。

题《通俗编》（页400）

“先生著有《越咏》二卷，刻于成丰甲寅”，“成丰”当为“咸丰”。谢冬荣等原文不误。

题《祓园集》（页427）

行3，“着录”当为“著录”。谢冬荣等原文不误。

题《冰雪堂诗》（页449）

行1：“正黄旗陈氏着”，“着”当作“著”。 行3：“卷中记道光丙中年事”，“丙中”当为“丙申”。谢冬荣等原文均不误。

日本之雏祭（页516）

行4:“禊袚”、行5：“袚除”，当为“禊祓”、“祓除”。

题《六朝文絜笺注》（页557）

正文开头便错，“文絮”当为“文絜”。

看报的经历（页561）

“不国报有好几分，不必一一列举，总之北京天津有名的报纸大概都有了”，“不国报”不词，查《新学生》原文已误，疑为“本国报”，“不”“本”形近而讹。

关于老作家（页579）

“我不会创作……但时常写文章，也颇想写为文章而写的文章，而其结果还多是为意义而写的。不讨人喜欢的忧生悯乱的文字。”倒数第二个句号应为逗号，否则不通。

《北京地名志》序（页593）

正文倒数第1、5、7行，“着”字均应作“著”。

题《触藩始末》（页607）

“姓名俟考崇仁华廷杰也”，查谢冬荣等原文，“崇仁华廷杰也”为小字文间注。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读后感(二)：周运：关于《周作人集外文》的一点意见

　　原载：2020年4月19日《南方都市报》

　　《周作人集外文》三册出版了，对周作人爱好者来说是大好事，其中增补了不少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周作人散文全集》所未收的文章，也为未来出版一部更全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作了必要准备。《集外文》的诸多优点已有评论者谈到了，我这里只讲自己的一点看法，近于班门弄斧了。

　　第一点就是有些文章未注明出处。例如第三册《青灯小抄》第538页《题〈范蘅洲先生文稿一卷〉》，编者仅注明“据手迹”，其实出自《国家图书馆藏钞稿本乾嘉名人别集丛刊》第九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范家相《范蘅洲先生文稿》稿本，有墨笔题记：“计文十八篇三十二页，三十二年一月重订，知堂所藏”，钤朱文印：知堂书记。目次页都是知堂所抄，钤有朱文印：知堂书记。卷后跋语就是这段文字，并有朱文印：苦雨斋藏书印，知堂所藏越人著作。

　　另外该册第487页《偶作用六松堂韵》，也注明“据手迹”，而成都《新民报晚刊》1946年6月2日《出师表》副刊刊登过署名“老头子”的《周作人老命难留》一文，其中说：

　　这是二十九年间的事了，友人张君接着周作人的一首诗：

　　正似群鱼脱故渊，草间煦沫剧堪怜。四方引领失归路，何处将身托愿船？漫策断株追日没，孰持煎饼补天穿？狂歌岂必能当哭，夜色苍凉未忍眠？

　　我们可以说，在苦雨斋的著作中，是没有这样苍凉的音节的。“漫策断株追日没”，是周氏非不知日本之将失败，然而，可怜，“孰持煎饼补天穿”，周氏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然而，即使为了文艺的翻译着想，全中国能翻拉丁文的恐怕只有周氏一人，也无法留他这条老命了。（引者按，文中诗句“夜色苍凉未忍眠”，而文集里作“夜色苍茫未忍眠”。）

　　据袁一丹考证，此诗题为《偶作用六松堂韵》，一名为《己卯秋日和六松老人韵》。“1940年3月周作人曾将这首诗抄赠给其在绍兴教书时的学生张一渠，随后特地交待：‘务请勿以任何形式发表，不但旧诗本不会做，近来亦不想有所揭载，徒供人作骂资也。’”（《汤尔和：民国学术圈的“里子”》，《东方早报》2019年4月19日）文中的“友人张君”应该就是张一渠了，结果知堂不要发表的嘱托却以批判他的文章形式发表，这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所以文集中不少文章下出现的“据手迹”，应该补上手迹出处，刊于何处或在何人手里，这样便于读者查核。

　　第二点是有些编者注的说明太简略，往往漏掉了知堂文章的重要背景。如第三册第259页《与傅孟真先生谈图书馆事书》一篇。此信缘起，据《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3月21日）披露，当时北大图书馆积欠未还的图书已超过四千册，个别人借书已达二三百本之多，有的图书馆书刊流失校外，竟在旧书摊出售，令人气愤。傅斯年因而致函蒋梦麟：“昨天在厂甸摊上买到北大图书馆书一本，这是我到北平二十二个月中第三次遇见小摊上卖北大的书的事。以我经年不逛小摊，很少走东安市场，然竟遇到三次，则北大书之流落当是很普及的事了，朋友们几乎人人都有这个经验……北大图书馆今日的状态，实在是北大从古以来第一件可耻的事。”（《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3月4日）不少师生出谋划策，因而《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3月6日刊登了周作人致傅斯年的这封信（写于3月5日）。傅斯年此信，《傅斯年遗札》未收，而新版《傅斯年文集》第七卷收录了（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53页）。知堂此信最早见于吴梋编著《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的摘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另外第三册第393页《关于瑶光寺尼》，刊载于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0月21日《明珠》副刊，知堂此文是第二篇：《关于瑶光寺尼 其二》（署名“智堂”），而第一篇《关于瑶光寺尼 其一》，(署名“於菟”)，其中说：“陈寅恪先生说《莲花色尼出家因缘》末云：游于方内之士，得知贝多真实语中，固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在也（清华学报七卷一期）”。知堂此文直接涉及陈寅恪这篇文章的相关考证了。而且如果不注明“於菟”此文，知堂文中一句“质之‘吾家’於菟居士”就没有着落了。文章作者“於菟”疑为周叔伽笔名，他当时也在北大任教。

　　第三点就是文章的系年，按照编者“凡例”所云“按发表时间先后编入”，其实应该以编者注的形式注明写作时间，如该册第310页《致曹聚仁》一信发表于1934年10月20日《人间世》第十四期，而此信的写作时间是1932年1月14日。北平《益世报》1947年5月1日第二版刊有未署名的记者文章《周作人樊仲云为什么落水》，其中说“二十一年元旦，那时正当九一八事变之后榆关紧急，平津骚然，记者很关心周作人的行止，特寄一信。他的回信说……”下面所引的就是这封信，看来此文作者就是曹聚仁，此文中有一句“五四时代自己谴责最急进者，如独秀……都变成如此，他可知矣！”而《集外文》第310页则印为“五四时代自己谴责最急进者，□□□□□□都变成如此，他可知矣；”可以据此在空格内增补“如独秀”三字，而据宋希於兄查曹聚仁后来的文章《一封旧信》，里面所录原信就是“如独秀”（《天一阁人物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9页）。曹在抄录此信后评论说：

　　不但洞达事变之理，而且模［摸］着民族的症结，痛加针砭。像他这般明理的人，竟会鬼迷了心为虎作伥，谁也不会相信。平津初陷，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曾经到过华北，和他见过面，山本回国以后，便说要在文化界发生一点作用，如周某其人最为适当；但他早已淡于俗尘，决不肯出来相当什么工作的（其后不久，胡适先生关怀他的安全寄书慰问，他复信也以苏武自比，今位当代苏武也将在冰天雪地守节十九年，谁知到了后来看，苏武变成了李陵，淡与俗尘的变为出山之泉，不独胡适不敢相信，连山本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段评论可以与曹《跋知堂两信》一文对读了：“启明先生的思想，一面是宽容，又一面是憎恨。他憎恨萨满教的礼教思想，憎恨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而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君子，憎恨相信大刀队胜于空军，打拳可胜坦克的国粹狂信者。”（人间世社编《人间小品：甲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143-144页）

　　最后一点就是文集有些遗漏，如《北平晨报》1936年1月14日第十一版《北晨学园》，江绍原在文章《左右横竖 旁脊旁舂 罔两方相 外加普罗以及六博》中说：

　　我出门购丁蒋两书，在读苦茶庵主人手教之后。盖“民国廿五年年旦，（庵主）不免到厂甸去白相一番，结果只买了几种一毛钱一本的知不足斋，其中有吾家去非著的领外答问，……”（一月二日）。

　　绍原案：庵主试阅拙著面四九，即知领外代答之文，我已引之。……（二十五年一月四日灯下）。

　　文中引用了知堂1936年1月2日信的全文。信原件手迹见于江小蕙编《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0页）。希望以后再版时可以据此增补。

　　另外吴晓铃在《六朝散文》（署名“蔽芾”）里说：

　　知堂老人本年在北大开有“六朝散文”课程，我每得暇便常去随缘旁听。老人于讲述之始，所列的书目，只是《颜氏家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及《百喻经》四种……

　　老人在课程提要中写了这样的几句：

　　伍绍棠跋《南北朝文钞》云：“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如范蔚宗沈约之史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斯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本课即本斯意，择取六朝一二小书，略为诵习，不必持与唐宋古文较长短，但使读者知此类散文亦自有其佳处耳。（北平《世界日报》1937年1月6日《明珠》副刊）

　　而“明明”在札记《红楼拾零》里说：“周作人先生今年担任‘六朝散文’一科，选者踊跃，‘揩油’者尤多，每上课，必临时‘加座’。”（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0月3日《学生生活》副刊）这段轶事算知堂讲课风格的注脚。看来吴当时也是揩油者之一，旁听过不少知堂的课。而吴又在《六朝文》里说：“知堂老人本年在这里讲授‘六朝文’，不禁使我想起北大来了。三年前老人在那里也开过这门课程……”（《燕京新闻》第五卷第十二期，1938年11月25日）文字与《六朝散文》大同小异，后半稍有删节，算是把旧文删改了一下。知堂这则“课程提要”已见于《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461-462页），不过作为最早发表的出处，可以据此增补一下。

　　这里仅就刻下所见提点儿意见，如有不妥之处，还望编者谅之。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读后感(三)：这么可爱的知堂，你只知道一半

　　周作人的可爱，在他的文集中只能读到一半。不信你看：

　　学生们要是不歇歇，可怎么上课呢？

惟查社会习惯，年终岁首，以及气候炎烈之际，学校虽不放假，学生亦必寥寥，且校长教员，半年辛勤，至此亦当休息，责以照常上课，未免太不鉴原。然部令颁布，未便故违，兼之小学放假，弊病甚多，如家庭之不欲子弟辍学者，在校中放假时，则令子弟就学私塾，迨假后开课，学生因而减少，岂仅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原案中所指各节而已哉？ 《小学假期究应如何办法乎》 刊一九一七年五月《绍兴教育杂志》第十八期，署名怪石。

　　童话里讲人话的猫猫狗狗对儿童无害，正如某些教授的高论不见得于人有益一样。

某教授生怕儿童读了童话便要“猫化狗化”，因为童话里多有猫狗说话。其实这是杞忧。猫狗讲话，乃是猫狗的人化，怎能反使别人猫化狗化：理由一。听猫狗讲话之无害正如聆某教授的高论之未必有益，因为人非猫狗，即使听了他们的话，苟非同气，不会被其同化：理由二。——其实人类外表虽与猫狗迥异，但其天命之性未尝无相同之点，便是道学家的日常生活里也何尝没有许多行动与猫狗一致的，（这件事决不能说坏，）所以我觉得“人非猫狗”一句话实在用得不很妥当，特在这里说明一下。 《童话与伦常》 刊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署名荆生。

　　买东西少找零了……忍着吧……

当初买来的时候大抵很费点心或有什么用意，所以觉得总有些情分，而其内容亦往往自有胜处，令人不易忘记。架上一册紫色布面的书，名曰《俄国大作家》，这是我初到东京时所买，大约是一九〇六年的冬天，我还不会说话，此书定价是二圆半，付给十圆纸币，丸善的小伙计却当作五圆看，只找还我二圆半，无法同他讲清楚，只好吃亏回来。 《俄国大作家》 刊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读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十堂。

　　怎么样？是不是没有见过？

　　这些可爱的句子，藏在世纪文景/上海人民社最新推出的《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中。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9.7周作人 著 陈子善, 赵国忠 编 / 2020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发现知堂先生的另一面

　　说起周作人，我们想到的他是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和思想家，是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作家和学者。他的兄长是文学巨匠鲁迅，他的弟弟是社会活动家周建人。

　　抛开历史评价的是是非非，周作人著作等身，作品的出版过程却漫长而曲折。

　　在《周作人集外文》后记中，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对周作人著作的出版过程给出了解读：以1945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从1905年译著《玉虫缘》开始，至1945年止，周作人一共出版了各类著作28种，译著14种，与鲁迅合译著作5种，还有编订古籍1种。

　　1945年后，周作人的著作和译著在内地出版寥寥。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新审视，周作人其人其文提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程，周作人的著译也逐步解禁。

　　对于周作人的作品，废名先生的评价是“渐进自然”，周作人散文作品中冲淡平和的风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

　　正如止庵所言：“周作人的文章好大家皆知，但他的好文章却不限于自己所编的几十种集子，也包括集外文。他的某方面的风格，甚至主要体现在集外文中。”

　　与周作人散文、译文淡雅平和的风格不同，集外文中对女性问题的讨论、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等内容，展现了周作人犀利的观察与凌厉的文风，让我们能够看到知堂先生的另一面。

搜集更完备、考订更准确的权威版本

　　新版《周作人集外文》的重编工作由止庵提议，陈子善与赵国忠担任编者。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在周作人等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对周作人的研究尤为海内外学界所重视。

　　赵国忠则是著名藏书家，尤专中国现代文史资料的爬梳与研究。止庵曾编选包括《周作人译文全集》《周作人自编集》在内的多种周作人作品集，是周作人作品整理与出版的重要推手。三位老师各有所长，可以说是超级权威的编者阵容。

新版《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

　　搜集更完备、考订更准确是新版《周作人集外文》最突出的特色之一。书中收入近年来全新发现的周作人佚文，增补文章多达170余篇，10万余字。仅就数量而言，此次增补的幅度是相当可观的。

　　新收入的佚文填补了迄今各种周作人研究资料的缺漏。

　　早年发表的《小说丛话》系列、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读武者小路君关于新村的著作》《新文学的意义》和讨论“恋爱难题”的几通公开信以及关于《游仙窟》的长文、1930年代的《〈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序》、1940年代的《〈枝巢四述〉序》《俄国大作家》等文，都值得格外留意。

　　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此次新收入的《方外唱和诗钞》一文。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与周作人有名的唱和诗，早已为现代文学研究界所熟知，也曾被多次引用，但唱和诗的最初出处一直未明，成为周作人研究上的一个悬案。而此篇《方外唱和诗钞》则对此做出了新的解答。

　　在新版《周作人集外文》编辑过程中，凡有底本可循的文章，均以周作人发表的刊物、报纸及其手稿为底本，尽可能保持周作人原文的字词用法，除改正明显的错字外，还将繁体改为简体，属于作者惯用字的，虽和当下用法有所差异，仍保留原貌。这既是对周作人文风原汁原味的留存，也期借此展示彼时的时代风貌。

　　除了大量珍贵佚文的增补，旧版《周作人集外文》中误收之文，此次重编不再保留。

　　因此可以说，新版《周作人集外文》是对多年搜集、整理工作的一次总结，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完整、详尽的版本。

独家首发《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

　　新版《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共三册，分别为夏夜梦（1904—1922）、什锦独白（1923—1926）、青灯小抄（1927—1945）。

　　著名设计师李猛亲自操刀，精装三卷本配以书盒，风格清新典雅，是中国现代文学爱好者的不二之选。 内文纸质柔软，方便解放双手，平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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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读后感(四)：袁一丹：周作人集外文的成因与读法

　　

一、 竹头木屑的微光

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觉得有损于他现在的尊严，鲁迅《集外集》（杨霁云编，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5年）自序如是说。但鲁迅的态度更坦然，对于自家“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在他看来，那些露屁股、衔手指的照相，虽惹人发笑，“自有婴年的天真”。

　　保留“婴年”的天真——文字及思想的天真，是鲁迅在《呐喊》《热风》《华盖集》《彷徨》之后，回头来编《坟》的用意。将此前未入集的文字，视为往昔生活的痕迹，亦即年青时代的梦影，明知是“糟粕”，却不忍遗弃，把它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

　　周氏兄弟早年的思想轨迹高度重合，但在周作人自编文集中，却没有与《坟》相对应的集子。无意“造坟”的周作人会如何看待后人编辑的这三册《集外文》（陈子善、赵国忠编，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将其视为露屁股、衔手指的儿时写真，呵呵一笑；还是能从中寻出“乳犊不怕虎”的勇猛与天真？如果说“自编文集”是周作人有意留给后世子孙看的定妆照，从这三册集外文中我们又能看到一个怎样的周作人？

　　所谓“集外文”只是一个含混的统称，需要进而分疏各自的成因。如鲁迅《集外集》序所言，有的遗漏是因为没存底稿，也有故意删掉的，或因为看上去好像抄译，无从确证；或“因为不过对于一人，一时的事，和大局无关，情随事迁，无须再录”；或“因为本不过开玩笑，或出于暂时的误解，几天之后，便无意义，不必留存了”。周作人集外文的成因，大体不出鲁迅所说的范围。有的缘于无意的散佚、自然的忘却；有的则出于故意的删削、主动的遗忘。这两类中更耐人寻味的是“有意为之”的集外文。需要进一步追问，作者将此文置于“自编文集”之外的主客观原因，包括潜意识的作用。

　　周作人在编订文集时，偶尔会在序言中对这一时期未入集的文章略作交代。如《自己的园地》1923年晨报社版序，称结集的目的“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把近两年的文章都收录在内，“除了许多风刺的‘杂感’以及不惬意的一两篇论文”。在1928年北新书局版《谈虎集》序中，对故意删削之文，周作人有更详细的说明。不同于以文艺批评为主的《谈龙集》，《谈虎集》收录的是1919-1927年间周作人“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周氏自称这类文字的总数约在二百篇以上，而《谈虎集》只收录了一百三十二篇，被他删去的文字：

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必太自轻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谈虎集》序） 周作人《谈虎集》

　　“集外文”固然是“自编文集”的剩余物，但从剩余物中正可窥见周作人急于摆脱的他者——自我中的他者。当我们复原、打开这些“隐藏文件”，与同时期的自编文集对读，不难发现周作人对自我形象的管理如何影响了同时代人及后来者对他的认识。在进行分期讨论前，不妨引入两个周氏发明的概念来说明“集外文”作为剩余物的价值。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晨报社版序中，引法郎士的话：

他们即使并不是大人物，只要他们有所爱，有所信，有所望，只要在笔尖下留下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若想到这个，那庸人的心的确即是一个惊异。

　　“庸人的心”有别于尼采式的天才，或中国人崇拜之英雄，象征着周作人趋向“凡人”的自觉。集外文固然是一地散碎的文辞，从这些“竹头木屑”的微光中，我们可以触摸到那颗“庸人的心”。1930年代周作人提出“药中存性”的譬喻，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集外文的价值。所谓“药中存性”本指一种煅药手法，使药材除去不要的分子仍不失其本性。从这些芜杂的、“阅后即焚”的集外文中，或可窥见周作人文章的本色及做人的本色。

二、 缠斗之文，期于速朽

　　周作人集外文以1917年文学革命与1945年被捕入狱为界，可分为三阶段。文学革命以前，包括清季留学日本及回国后在故乡绍兴的写作，姑且名为早期集外文。早期集外文中有分量的文字，不论篇幅长短，如《中国人之爱国》（1907）、《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908）、《哀弦篇》（1908）、《小说与社会》（1914）等，从中能看出周作人在晚清种族革命思潮影响下，经由日本这一中转站汲取西学资源，形成的文学观与民族国家观。对于周作人留日时期的写作（文学翻译与创作暂且不论），如《哀弦篇》之类，应仿效日本学者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的方法，追寻其材料来源，并将源文本的理路与周氏自身的文脉相对勘，弄清译、述、论之间的关系，考察周作人当时的思想构造。这类问题需专文处理，无法在此处展开。

　　文学革命以后，至1945年以前的集外文，总体而言，是“缠斗”之文、“即物”之文、“放荡”之文，因而是期于“速朽”之文。此类文字是从生命淤泥中生出的杂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鲁迅《野草·题辞》），吸取污浊的时代空气，牢牢附着于对手与琐事上，决非传世之文，实乃警世之言。 放荡其文，谨重其行，是周作人欣赏的作风。集外文中不全是清醒的战斗，也有“醉汉的歌”。周作人曾说每个人心头都住着两个鬼，一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这是一种双头政治，两个鬼的意见往往不统一，他则像一个钟摆摇荡于其间。有时候流氓鬼占优势，周作人便随他去十字街头彷徨，酗酒、斗殴、辱骂，无所不为，俨然是一个精神上的无赖，或谓之“破脚骨”。当跟随流氓鬼四处撒野时，绅士鬼又会冒出来呵斥他，命他摆出正人君子的做派。泛览1917-1945年间的集外文，流氓鬼的势力绝对占上风，因绅士鬼大都被安置于“自编文集”内。

　　集外文中少有周氏典型的闲适文章，大多掩不住正义的火气，或尖刻的绍兴师爷气。用周作人的话说，“里面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氏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雨天的书》自序二）。只是周作人的“匪气”与“匪笔”，时常被自身的绅士鬼压抑着，或被过分“老实”的读者误解。闲适小品的标签一旦被贴上，连作者自己也揭不下来。周氏屡言，平淡虽是他追慕的文章境地，但自家文章的好处，却在未能平淡闲适处： 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定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雨天的书》自序二） 日趋粗糙、荒芜的心境，折射出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大时代；被绅士鬼的外衣遮掩的，那些不够平和冲淡的文字中，更存有时代的眉目。

　　集外文中不乏“缠斗”之文，周作人与鲁迅一样深谙“骂”的艺术。《论语》云：“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被周氏剔除出自编文集的，即包括此类“不可与言”却偏要与之言的笔墨官司。周作人谓打架也是一种人生之消遣，且容易上瘾，如嗜痂之癖。名士打架给看客消遣之资，打架者自身的形象未必好看（《关于写文章之二》）。周作人不忌讳此类不好看的“缠斗”之文，火气上来了，赤膊上阵，明知难免出乖露丑，也要痛打落水狗，毫不吝惜笔墨。只是不愿意把缠斗时不够优雅的姿态定格在自家文集中。

三、 与鲁迅及鲁迅风的剥离

　　将集外文与同时期的自编文集对读，非但能看出周作人对自我形象的塑造，更明显的感觉是他在不断驱逐自我中的他者。与周作人纠葛最深的他者，无疑是兄长鲁迅。这里不涉及周氏兄弟失和的隐曲，只想观察兄弟失和事件在周作人集外文中的倒影。

　　最醒目的表征是1922年周作人为鲁迅《阿Q正传》写的批评。文中的一些断语，如阿Q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类型，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皆非外人所能一语道破的真相。这篇文章原载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镌》，是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这一系列“文艺谈”的第八篇。据周氏晚年回忆，此文“当时经鲁迅自己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本来也已收在文集里，作为晨报社丛书发行了，但为避嫌计也在第二版时抽了出来，不敢再印”。（《鲁迅的青年时代》附录《关于〈阿Q正传〉》引言，1957年）目前所见《自己的园地》作为晨报社丛书第十一种，于1923年8月30日印刷，9月20日出版，同年10月10日再版，均未收录对《阿Q正传》的批评，与周氏晚年回忆不尽吻合，有待考证（承止庵先生提示）。

　　兄弟失和在周作人集外文中的隐性表征颇多，仅举一例，如1922年底周作人应钱玄同之邀，为《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撰文，却未收入自编文集。周作人并非汉字革命军的主力，他认为“游魂”的力量比活人的更强，因此汉字革命可能无限延期。周作人主张汉字改革不是专替不识字的“小民”设法，而是为了“我们”，为了孩子。《汉字改革的我见》未收入自编文集，或是因为“鲁迅风”的结尾：

兑默耳（Dehmel，笔者注：德国诗人）的诗里说：“不要像他，不要像他!”我们回忆自己的覆辙，不得不为子女计，去寻求新的道路。这就是《狂人日记》里的“救救孩子……”的心情，——然而在为传统而生存的人们，这个能够理解么？……

　　文学革命以后周作人的集外文，除新诗、演讲稿、藏书题识，文体上更接近鲁迅的杂文，而非苦雨斋小品文。“尊闲话而重随感”，是1920年代周作人集外文的主要特色。比如《晨报副镌》上署名“荆生”“陶然”的杂感，及1926-1927年间刊于《语丝》的“闲话”与“随感录”。后者是与现代评论派对垒的产物，周作人戏仿陈源的“西滢闲话”，自命为语丝社“闲话部”主任，“以鱼目之混，为狗尾之续”。后又易名为“随感录”，专登“不伦不类”之文，就正于淑女绅士。

　　周作人主持的“闲话部”及“随感录”，符合语丝社的宗旨：有所不为，无所不谈。“随感录”之名，起于《新青年》。周氏兄弟曾是《新青年》随感录的台柱。《新青年》解体后，周作人重启“随感录”之名，意在接续“五四”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传统。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际，周作人以“语丝社收发处处长兼前闲话部主任、现任随感录编修”的名义发布公告，呼吁抛弃革命的文学青年，“改心”研究礼教，效忠闲话。随感录的题材，不拘古今中外，周作人感兴趣的仍是：“吃人礼教，究竟用什么齿牙；觉世经书，到底是如何面目。”（《布告第三号》）这些“不伦不类”的随感与闲话，终被放逐于周作人自编文集之外，除了时过境迁的原因，未尝不是与鲁迅及鲁迅风的自觉切割。

四、 执拗的低音

　　周作人集外文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议题：如思想自由、礼教吃人、男男女女，构成了他与大时代不尽合拍的“执拗的低音”。如1922年的一组集外文：《古今中外派》《拥护宗教的嫌疑》《信教自由的讨论》《思想压迫的黎明》，写在非基督教运动的背景下，出于周作人对“取缔思想”的忧虑。他相信干涉信仰，利用社会舆论制裁不同意见者，是取缔思想自由的开端。周氏希望下一世代的青年能放开眼界，扩大心胸，成为真的“古今中外派”。又如写于1925年的《鬼的叫卖》《鬼的货色》《人的叫卖》，则用曲笔批评礼教吃人。在他看来，吃了人肉做忠义之民，是中国礼教的象征。

　　集外文中最见出周氏个人关切的话题是男男女女，即两性间的纠葛。在关乎男女的议题上，周作人有超乎常人的敏感，源自他对性史及性道德的长期关注。如《一角钱的离婚》（1923年）这则短文，从离婚广告中窥见现代中国婚姻观念的遽变。离婚广告登在报纸分类广告栏里，一方寸以内，五号字大小，共计四十九字，每日大洋一毛，只登一天了事，所以广告费总共一角钱。离婚这一人生的大关目，却只花一角钱，登一天小广告就草草收场，周作人以为这是极可注意的现象，由此掂量出婚姻在世人心中的轻重。近代文史研究者无不知利用报刊材料，却少有人留意报上五花八门的分类广告，从中洞悉世态人心的微妙变化。

周作人《一角钱的离婚》

　　周作人以为离婚是男女关系上一种不幸而又不得已的分裂，不能象征礼教和习惯的破坏；两性关系是世间最私密的事，自有其绝大的理由，无须再有堂皇的口实。在周作人的婚姻观中，迁就比自由更重要，如不愿迁就，只好预备牺牲，但牺牲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离婚与结婚》）。在此次新收的集外文《讨论“恋爱难题”的第四封信》里，周作人承认自己“重肉”的主张，因小我的生存“第一系于肉体”，故不敢轻视肉体及与之相关的作用和现象。见了异性，不免感到“性的牵引”，这不过是性意识的自然活动。在灵肉问题上，即便新文化人亦难得有如此坦诚的剖白。

　　据新版《周作人集外文》凡例第三条，周作人“因职务行为”所作的各种公文、演讲、讲话、事务性的通知，概不收录。因此还有《集外文》之集外文，即周作人事伪时期的“官样文章”。这批未入集的“官样文章”，是周作人“落水”后以伪教育督办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各种言论，散见于日伪背景的报刊杂志上，大体分为两类：一类出自他人代笔，周作人照本宣科，充当敌伪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另一类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与周作人思想的混合物，在“应酬话”中羼入个人主张。这类夹带“私货”的应酬文章，既不同于留声机式的发言，亦有别于收入文集，预备给后世子孙看的正经文章，时常会冒出“串话”（cross-talk)的状况。借助此类“假公济私”的官样文章，或可重构知堂文集中被净化处理的正经文章与当时言论场的隐秘关联。

　　（原载《上海书评》2020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