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揭露》是一部由埃尔南·辛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西班牙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死于揭露》精选点评：

　　●战地记者用生命与双眼向世人讲述世界的多样性和真实性以及战争的残酷性—可谓dying to tell。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战地记者，那时我并不懂战争的可怕，只是单纯认为这个职业真正接近真实。时至今日我仍然视战地记者为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有意义，最有生命价值的崇高职业之一。

　　●三度落泪，现场都是观众哽咽声。民智需要被真相和伟大唤醒，而不是在奔跑中迷失。

　　●不错！

　　●所有价值的实现都要付出同等的代价。你能承受多少？每个人的讲述都是一段有血有泪的回忆，最后画面更像是为了价值观正确而刻意增加的。如果再选一次，他会拒绝吧。

　　●打开水龙头就有水，这不是常态。

　　●新闻理想不死！！！

　　●素材好，片子就有些一般

　　●结构构成一般，素材打动人心，战地记者一直是我最敬佩的职业之一。

　　●全场鼓掌，静默

　　●米格尔 记者生涯始于战地 拿起摄像机源于巧合 然后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战火中 他们说 战地记者总是掩藏痛苦 因为和亲眼目睹的痛苦相比 他们觉得自己的痛苦不值一提 然而他们也是人 会恐惧 会崩溃 但他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一群人 最后他们说 如果我还是20岁 我会再来一次

　　《死于揭露》观后感(一)：向死而生，dying to tell

　　每年的电影节都会有惊喜，去年是浮生三轮，今年名义上的第一部就很震撼，纪录片全篇讲战地记者的生死，却没有一个真正骇人镜头。有被绑架100多天后重生和家人团聚的，有作为律师骑摩托去南斯拉夫后转为战地记者后又付刚果在那里遭伏击而亡。有在伊拉克酒店内遭美军袭击而截肢，最终因失血过多而亡。

　　小时候曾幻想成为一名战地女记者，在一次CS中只会找地方躲起来的我知道那只是奢望，这辈子也不可能的啦，因为我怕死。

　　于是看完这部电影，对战地记者这个职业肃然起敬，她/他不是说冒生命危险在工作，这份职业有时失去生命可能更痛苦，一旦回到和平环境反而变得格格不入，无法自处……

　　片中一位记者对他的孩子说：自来水不是天生就会流出干净的水，这不是正常状态。电灯也不是一按开关就会亮的，这也不是正常状态。

　　战争状态的人更像是原始森林里的猿类，弱肉强食，不怕一个人，也不怕二个人，当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不怀好意拿着武器向你涌来时的无助感，炮火连天，振聋发聩后的失聪都让城市里的人变得不正常，而正是他们向死而生的态度，让更多人知道了和平的珍贵，战争的残酷。

　　DYING TO TELL

　　《死于揭露》观后感(二)：揭露是双向主观的

　　一开始暗红色的底色，和不间断的有节奏地飞毛腿迫击炮的声音，一下子把人抓进了战争，毫无心里预设，就像记者踏入战场一样 - 脑海中的想象永远跟不上现实的刺激。

　　直白的罗列现场未经剪辑的画面，配上各个记者的叙述让观众直面战争。应该有这样的表达，可以让更多人了解战争和观看战争。尤其是一开始的那些问题，对阿富汗美军的采访，让人看到了这些军人的无知的样子，也可以理解他们在战场上的那些举动，是为何可以不受理性思维的控制，全片都让观众处于观察和压抑中思索。减两颗星，第一是因为导演或者记者本身想表达的角度太多，叙述节奏也很快，故事跳跃也很快，虽然看得出他想把各个故事抽离出来，而以自己的叙述层次为基础，比如战中，突发事件，心理影响，对其他同行的影响等等，但这些层次也区分的比较模糊，导致因各个角度而聚起的故事给观众的刺激都不强。第二是因为导演无法深入的剖析战争的深层，问题引导基本都是事实和当时记者的感受，而非想深入分析 - 可以看出导演想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下达命令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而执行战争这种罪行的都是20岁左右的孩子，好像他们什么都不懂... 尤其是记者的战后心理问题，无法通过一些画面表现出来，好像只是触碰到了那点，却没有更多叙述。

　　影片再一次印证了一切解释，如果没有经验或类似同理心的产生，将是多么的苍白。你以为你在揭露，实际被揭露的已经吞没了你，和你的灵魂。

　　《死于揭露》观后感(三)：人将消退于无人揭露处

　　死于揭露，是垂死于前线，亦是战争断裂处，日常的死亡。

　　战地记者，他们是一群 个人，作为群体，也作为单数的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他们传递的是现代战争只会毁灭人性，而不是古代战争那样可使人性从长久稳定的社会带来的那种自私和向坏的一面的跌落中回归。现代战争本身由私利引起，因而不会带来任何人性的修缮，某种角度上，古代战争是崇高的，可以激发人性中稍好的一面，诸如血气，诸如勇敢、利他，现代战争中则没有半点崇高，人被恐惧、被自己制造的武器压倒了，它是灭绝性的，不再被用来维系政权，而是震慑和自我毁灭，执行命令的人是无思的年轻人，就像影片开头讲：战争是成年人指示年轻人去做的事情，年轻人不知道三千多颗迫击炮的轰响意味着什么，只知道纪录和开火。这些人以战争本身为目的，而非手段，他们又是另一些人的手段。现代战争是屠杀，不是战争，人发明了这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人不直面他者，这部分间隔的距离使人丧失应有的面对非其族类的或平民的血气和同情，现代性产生的距离感引发无情绪、“无责任”的屠杀。

　　战地记者则向我们直播战争，消除距离感，唤醒人应有的情绪，这种距离的消除虽然是假相，但已足够发人深省。出于人的善忘，这样的影像才是我们值得反复观看的，让一代代年轻人，尽早看到这些影像，明白现代战争之无益，即使在参战时也可以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明白自己面对的不是目标，而是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不再是作为战争工具按下开关，而是作为一个有思考和反思能力的人；不再做那些行为由命令引起，目的复又走向命令的行为，因这样的回溯是对个体性的杀害，在完成指令的同时杀害自己。不过人之有限寿命决定了历史的反复，明智的人死去，新一代崛起，需要新的经验来领会老一辈的教训，人总难从历史中学到经验。出于对每个人生命的最大实现也应该将这样的影片反复的放给每代人看，迫使新的一代代年轻人明白自己或者国家在做的事情造成的后果，而非只看眼前所行，从而使自己与自己龃龉。

　　战地记者是值得尊敬的个体们，他们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个人（当然我不指那些被感性推动的），如果他们在行为前思考，行为后反思，并且依然能够践行自己思考的结果，那在这诸多战争之中，只有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士。如果我们想在战争中保持客观的视角和人类情感，战地记者就不能被科技取代，负责直观战争的人不能够再被一个距离阻隔，所以战地记者一直会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必要的牺牲，当然这种牺牲也是人为的非必须的，这是对交还我们人性情感的战士的打击。

　　人将消退于无人揭露处，当无人再愿成为常人眼睛时，常人有赖于刺激源的情感持续被距离遮蔽，人便默许屠杀，人的自由（选择成为道德的）因此荡然无存，“人”便不再存在。

　　《死于揭露》观后感(四)：一段88分钟的记忆

　　2019.06.18

　　轻装出门环球港，观影上海电影节电影：dying to tell，中文名：死于揭露。

　　先聊聊选中这部电影的契机。开始是被死于揭露所引起注意。然后大致扫了一眼影片介绍，知道是有关战后常见心理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类型为纪录片，PTSD一直是心理剧大热的选题，很想了解战后这类患者真实的生活，也没多想就买了。如果说选电影节影片对于我这类没有事先做详细功课去了解的人来说是抓阄，那观看这部电影无疑是爆冷中奖。

　　再说说这部电影的中文名。死于揭露，的确第一眼由死来抓住注意力。但dying to tell才是反应电影的精髓。从阅读理解来说，死于揭露中的死是一种，已死的状态。而dying则是正在进行中的，无时无刻不在死亡边缘的巨压。我更喜欢片中的翻译，冒死相告。因为这部影片记录的是一小撮默默无闻，但却用生命去提醒这个世界去关注被我们忽视的日常世界的另一边，和平生活的另一面，快乐、富裕、文明的反面。他们，战地记者。普通，不如战士们健壮，仍然奔赴于战场中，与死神博弈，哪怕用牺牲生命作为代价，也要告诉世界，那些战争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部影片由记者们讲述几个战地记者的经历串联，虽然来自不同国家，到后来发现大家都是战地的熟面孔，都是朋友。一有战事，路透社、西班牙日报、美联社的战地记者、摄影师们不约而同奔赴火线。从和平奔赴战争，光勇气不够，还要拥有对这个世界沉重的使命感以及无私的爱。

　　让我一度落泪的是大伙轮流对米格尔·吉尔的叙述。他是一位律师，他休假选择去非洲战地了解那个地区发生什么。碰巧西班牙日报的摄影师病了，有人问他你会摄影吗，他答：会。然后向隔壁路透社摄影师学习如何摄影。他的战地记者生涯意外的开始了。有一些他被武装分子殴打的镜头，一次他脑后巨大伤口在医院就诊，剩下最多的是他在炮火中尾随战士、平民的记录。同僚们谈及他的死亡，很平静。说他正在塞拉利昂的战争中，从联合国办事员成堆的死尸中，找寻他们还活着时的身份证明，告诉外界他们的生死下落。三天后他自己也被炸死。“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他总是在战争中将获得的食物给到更需要的人。”

　　还有一位摄影师，他去拍摄一位在战争中受伤，脖子以下全部瘫痪的十几女孩。她一看到他就开始流泪，但是他说他强忍住眼泪，不愿意在她面前哭泣，他说他的眼泪是对于悲惨的她的一种映射。我哭了，目睹了一位绅士的品格，生命对于另一生命的最大善意。什么是发自内心的善良，在这种时刻，他是可以哭的。他忍住眼泪的理由，让我在心里感激他对于善良的诠释。

　　电影的最后，是他们的名字以及在世时间的记录。心中默算，都基本在三十几岁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幸存者说，他们是社会的眼睛，要告诉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也让我开始感悟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不仅背负着战地记者这份工作的责任，更是胸怀对于记录人类文明、世界历史的使命。

　　战争，在他们的面前，只剩下沉默的废墟。人类理所应当记得他们，却悄悄将他们遗弃在战争中了。幸而有赫尔南·琴的这部dying to tell ，用88分钟的电影让我们去关注应当被记起的人。一段沉重的88分钟观影，一段宝贵的记忆。

　　附注：维基百科

　　Miguel Gil Moreno de Mora

　　Miguel Gil Moreno de Mora (June 21, 1967 – May 24, 2000) was a Spanish cameraman and war correspondent, working for Associated Press.

　　After a successful career as a corporate lawyer in Barcelona, Spain, Miguel became a freelance war correspondent first in Sarajevo and later, an award winning cameraman for AP Television.

　　Leaving behind his career as a corporate lawyer in Spain, Miguel became a freelance war correspondent in Sarajevo and later in Kosovo, where he was one of the few Western cameraman to stay in Pristina during the Nato air campaign. His images of Albanians being herded on to railway carriages changed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was happening in Kosovo.

　　After that, he went to Grozny (Chechnya). His pictures from Chechnya were the people of Grozny's only window to the world. He also was in Congo, Liberia, Ruanda, Sudan and Sierra Leone. However, as he wrote himself, he experienced the most dangerous moments of his life in Chechnya. Miguel's images were some of the few informative documents registered by an international agency in that conflict.

　　Miguel was awarded as cameraman of the year by the Royal Television Society in 2000, recognizing its outstanding job in conflict areas.

　　Miguel Gil Moreno de Mora and Reuters Correspondent Kurt Schork were shot to death in an ambush to a Sierra Leone Army (SLA) convoy by the fight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on May 24, 2000. In the attack four SLA soldiers were killed and two other journalists, South African cameraman Mark Chisholm and Greek photographer Yannis Behrakis, were injured.[1]

　　Miguel, 32, was "a big man — big of heart," in the words of AP photographer Santiago Ly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