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货车》是一本由陈映真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6，页数：4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夜行货车》读后感(一)：读《夜行货车》—女性力量的伟大

陈映真，文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被称为“台湾的鲁迅”。很惭愧，《夜行货车》是我看的头一本他的小说。

在这本短篇小说里，涵盖越战、美军驻扎、去中化、去殖民化、资本主义模式强势渗透等社会背景。彼时的台湾希望与绝望并存，身份虚无和认同交错。置身于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纵有万丈豪情也不过一粒微尘而已。倒是每一篇文章中女性的形象被作者描绘得仿佛是透过缝隙的光。

可以看出文章中女性的地位卑微，命运悲苦，被欺侮且逆来顺受。

吧女艾密丽满怀希望默默等待着在前线的巴尔奈；女学生小曹把贺大哥的仁爱思想种在心里；刘小玲坚强正直以母性关怀着暴烈脆弱的詹奕宏；风尘女Rose斥责男人无勇无义不敢爱；如小鹿般清澈的小文能敏锐感受他人的悲欢；基督徒Rita刘，唯一关怀过林德旺的同事……

鲁迅先生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正如书里最后写的，林德旺疯了；

电视上播着美国正式与中国建交；

刘福金在日记里记下了国际会议的菜单；

学生在街上打出条幅：“中国一定强”；

陈家齐用英文说：We need to defang the nationalist monster.

……

可是在《夜行货车》里的女性们，她们在不公正下还是心存爱意，她们的力量又卑微又如巨人般令人仰望。

　　《夜行货车》读后感(二)：夜行货车

在殖民地，有的人选择像林荣平那样屈服于摩根索般卑劣的“权威”，走上无法自由支配自己意志的人生，成为一个妥帖的“奴隶”；有的人选择像詹奕宏那样勇于反抗，听从内心深处的正直与勇敢，敢于辞职并且向摩根索索要道歉——“像一个来自伟大的民主共和国的公民那样地道歉”；有的人也像刘小玲那样，纵使看清人情冷暖、世态薄凉，纵使遭遇挑逗与骚扰，纵使坠入爱情深渊万劫不复，也依然坚强又柔软，成为一个独立向上的女性。

小说里的摩根索，他骄横野蛮、卑劣不堪，是典型的殖民刽子手形象。而林荣平呢，他懦弱虚伪，本有家室，却又出轨于秘书刘小玲，虚伪懦弱的同时又不负责任，既不能全心全意忠诚于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割舍一切，和自己的情人在一起。自私、软弱是他的标签，同时又屈服、顺从于自己的老板摩根索，自己的情人被老板揩油、侮辱却无所作为，他的形象应该是殖民统治之下的沉默的大多数，洋老板的忠实奴仆。

秘书刘小玲是一个可悲可怜却又可敬的女人，她敢爱敢恨，纵使从林荣平那里得不到她的“爱情”，纵使歇斯底里大吵大闹过，纵使二人的感情为道德所唾弃，但是她也没有像个怨妇一样，而是重新振作起来。在少女时代她便通过家庭的变化看尽了人情冷暖，她也敢于反抗上司的骚扰，对于和詹奕宏的感情，即使深陷泥沼，遍体鳞伤，但她依旧乐观坚强。抛开社会的准则与道德的界限来看，我很佩服这样的女性，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热爱生活，她不是那种没了男人就觉得天塌了那种，而是真真实实地把自己作为自己的依靠，是坚韧自强的女性代表。

而詹奕宏，童年家境的变化和父亲的言行举止影响着他整个人生，内外的驱动力让他一步步地走上更高的阶层，但是内心深处似乎有一块地方总是有个淤块堵着，他情绪变化多端，内心的自我与外界的压迫达不到一个平衡状态，他是在殖民地的大环境之下不停地挣扎、纠缠于自我与民族的人。最后，他也终于突破了那道难于逾越的心坎，勇于反抗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反抗摩根索的卑劣行径，重新燃烧了刘小玲对他的爱，他——是觉醒且心系民族与民众的那类。

至于为什么篇名叫做《夜行货车》，大概就在文尾那点睛之笔吧——“他忽而想起那一列通过平交道的货车。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文章在讲述故事的时候看似多次提到“在黑夜当中行驶”的货车，但在詹奕宏与刘小玲吵架结束后以及在结尾的时候提到了。货车行驶的方向是詹奕宏的“故乡”，他奋力地读书，拼命地往上层阶级爬，从一无所有的农村到蒸蒸日上的城市，本以为是走在康庄大道之上，在资本家无形的压迫与嘲讽，发现这城市的痛苦也很多，兜兜转转之后发现，心灵的归宿的最后还是原乡，原乡才是最大的安全噶。

《夜行货车》作为台湾的乡土文学，不仅仅是像小说末尾写道那样——詹奕宏牵挂着那“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更多的是刻画出了殖民地的群众不同的心理状态，不同的处世态度，他们更多的是不甘沦为殖民者随意支配差遣的“奴仆”，他们的心中始终心系民族与国家，并且用他们力所能及之处来反抗着这一切的侮辱与肮脏。

　　《夜行货车》读后感(三)：梦里的沙子是白色的

　　十二年前的夏天，我第一次乘绿皮列车离开家乡，去拜访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我记得，那趟列车行得极慢，像一个近乡情怯的老人。

　　少时，我们都做过离家出走的梦。有一年，这梦结出了真实的果子——友人指着通往远方的铁轨说：“要不我们试试，沿着这个铁轨走，看可以走多远？”那时，远方对我就如青色碳酸饮料，充满了刺激，我答应了下来，背着书包，就和朋友踏上了旅程。后来我们走了很远，一直走到再也看不见家在哪儿，朋友突然转过头说：“算了，我们回去吧。”

　　现在想来，这一切仿若我人生的隐喻。

　　大学毕业后，我去往北京工作，每天都要承受这巨兽般的城市对我张开他的大口。资本社会有光鲜的一面，那儿高楼林立，人们穿着锦衣华服，说着各国语言，然而这样的日子过的久了，却会怀念家乡的小径和楼下那颗梧桐大树。

　　知道陈映真是因为《将军族》，而沦陷在其作品中，则是因为《夜行货车》。故事的开头，那光怪陆离的职场，多像我现在的生活啊，我便是那些在摩天大楼工作的白领的其中之一，误以为自己已从命运大手中逃生，实际上分分秒秒还是被操纵着。

　　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并不多，核心的只有四位。一个是“洋老板”摩根索，一个是中层管理林荣平，一个是漂亮女秘书刘小玲，还有一位，便是来台北闯荡的年轻人詹奕宏。

　　故事并不复杂，抽出梗概来看，甚至有点狗血言情剧的味道，实际上，不过是几个男人想要讨一个女人的欢心而已，而这个女人在不同的男人之间摇摆不定。厉害的事情是，极简单的剧情与人物关系，在陈映真的笔下，经过一种强有力的铺排，成为一个更具象征性的故事文本。而我尤其喜爱的是他给每个章节所起的名字。

　　开头是“长尾雉的标本”，主要的视点人物是林荣平。据说，长尾雉的栖息地两侧通常是悬崖陡壁的山谷。长尾雉具有一种特殊的飞行本领，当由一棵树飞向另一棵并准备降落时，它可以骤然停止，利用它的长尾作控制，把身体向后一转，依靠尾羽和翅膀抵住空气，一下子平平稳稳地落在树枝上，羽毛丝毫不受任何损伤。林荣平不正是这样的人吗？他周旋在洋老板与其他同事之间，依靠自己八面玲珑的本事，讨得洋老板的欢心。虽则二人看起来关系极好，洋老板甚至给其寄明信片，但林永远只是一个仆役的角色，并不可能得到洋老板的平视。

　　接下来的几个章节，分别是“温柔的乳房”、“沙漠博物馆”、“景泰蓝的戒指”，各章节的视点人物都有不同的侧重，宛如一道乐曲中不同的篇章，献给不同的人物。而更难能可贵的是，陈映真没有让人物浮在表面，而是借由故事的推动，直抵人物的背景与原生家庭。

　　小说里提到刘小玲的父亲，说那是一个曾活跃在民国三十年代华北的过气政客，来台湾后，他忽然变得不问政事，后来连生活中的事也渐渐撒手不管，而撑起一个家的人变成了刘小玲的母亲。小说里写“别人口中那个‘一次枪毙十个把人，眼皮不眨一下’的、彪悍的、青壮时代的父亲，她从没见过。她看见的，却只是一个邋遢的、懦弱的、一任妻子嘲骂和背叛的老人。”想来，刘小玲会投入林荣平这般人的怀抱，会否也是因童年父亲在心中建立的形象那样的不伟岸，那样的不可靠，而她不得不在台北寻觅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实际上，小说里的四个人的关系一直有一种隐含的强弱对比，虽在表面上看起来势均力敌，但却是一个屈从于另一个。这样的强烈对比令文本呈现出一种艺术张力。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夜行货车》由远景出版社出版，年内得道吴浊流文学奖。我更愿意将这本作品看成陈映真的一个转折，若说在此之前他还是一个倾向于乡土与旧日年代记忆的作家，而《夜行货车》则是他投给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枚燃烧弹。

　　跳开纸张表面的故事，去寻觅背后的历史，也许会得到更多启发。小说中的林荣平有着非常浓烈的殖民地情绪，他一方面因外资公司给他的车、房等精致生活而沾沾喜喜，一方面又恨洋老板对其的轻视与戏弄。他甚至，连他的情妇都无法保护。在这样的设定之下，那些浮在表面的物质生活显得更加荒诞与可笑。在这里，陈映真透露了他对当时台湾社会浓浓的忧思。

　　一位大学教授曾提到“研究陈映真文学的最适合方法是掌握文本、作者与时代这三维之间的相互穿透。”以现在的时代看来，陈映真所反映的一些政治隐喻也许失去了其时效性，我们不必格外深究，相反，陈映真小说里透露的乡土与大都市之间的挣扎、个人理想实现与生活的挣扎反而更贴近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1985年，陈映真创办杂志《人间》，而当时一位叫李寿全的歌手正在创作一首歌，歌名是——《上班族的一天》，里面的歌词是这样的：

　　是不是人人都要固定的工作

　　是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生活

　　记不清年轻时候做梦的我

　　是否也情愿做个无奈的陀螺

　　以《夜行货车》为开端，陈映真又陆续写了数篇反应台北上班族生活的故事，那些故事仿佛原样移植到了现在的北京与上海之中。年轻人怀揣理想来到大城市，又在大城市里将梦想耗尽，不得不折返家乡寻找心灵的安静场域。

　　小说里写詹奕宏，用笔精准，陈映真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矛盾的青年人形象——“想一想，这已是他第二十八个生日了。然而，这确实头一次出其不意地有人格外记得他的生日，用了精致的心，为他备办了一顿专为他的生日而此的饭。他的形若傲慢、犬儒的心，逐渐在溶解。”这样一个在生活里敏感易折的年轻人，却在公司宴会上振臂一呼，抵抗洋老板的辱华言论。我们在为年轻人的“壮举”兴奋呼号时，同时也是在对自己的生活发出不甘的呐喊。

　　故事的最后，刘小玲放弃了出国的计划。两个年轻人打算回到故土，回到家乡。小说的结尾优美而动人——“他忽而想起那一列通过平交道的货车。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

　　看完小说，我又再度想起那座承载我青春故事的巨型都市。那一年的夏天，我坐在电影院里，大屏幕上正在放映杨德昌的《恐怖分子》，我跟着导演的镜头，恍惚来到了八十年代的台北。那些巨大的冷漠的建筑和渺小又无助的人。那之后不久，我也乘坐火车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而现在我又离开了老家，换了另一座都市进行漂流。而我的人生，我的每个梦里，似乎都有那样一列长长的、黑色的夜行货车，它拖着我的梦、我的理想，去往遥不可见的远方。

　　.S. 去年投给陈映真书评征文的，现在发出来吧，让大家了解一下陈映真“都市化”的一面。

　　《夜行货车》读后感(四)：姚一苇：入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小说家陈映真

许多年来，我总想写一篇讨论陈映真的文章，几次拿起笔来，都没有写成。今天我检阅旧稿，发现一张发黄的稿纸，这样写着：

陈映真发表的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是台湾当代的重要作家。他是真正台湾的土生土长，足迹未曾踏出国门一步；他的精通英、日语文和西方的学识，纯粹得自他的天赋与努力。他的传统性身世和经历，甚至一度对文学的排斥，小说的写作变成一种无可奈何下心灵的发泄；他对问题的探求，对知识的渴望和执着，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搜求与思索。然而在另一方面却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甚至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热情洋溢，灵心善感，坦率真诚的个性，充满了空想和幻想。自前者言，他是反文学的，认为文学虚幻而不切实际；自后者言，他是文学的，他具备一个文学家的一切性格。因此形成他理性与感性间的矛盾。

这段话，我想不起是哪年写下的，也许是他入狱的期间，也许是他出狱后不久；为什么没有写下去，亦已不复记忆。当然，今日的陈映真已非上述的那样，他已是中外知名的作家，足迹遍及世界；他已有多方面的成就，作品不再限于小说；他发表过大量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学方面的批评，都是针对当前的现实，作了犀利而深刻的探讨；他创办《人间》杂志，以图片与文字双重媒体，揭示社会真相和发掘问题，两年以来，影响普遍而深远。但是我依然将这段旧稿一字不易抄录下来，因为在我看来，仍然代表了我所了解的陈映真。

我们相识将近三十年。我记得一九五九年，在《笔汇》革新号第五期，读到一篇以陈善之名发表的小说《面摊》，引起我的注意。这篇小说的故事非常单薄：一对夫妇带着咯血的孩子，从苗栗来到台北，为了生存，经营起流动的面摊；一个最平凡的人平凡困境。像这样的题材，在三十年代我国小说中读得多了，但是在这篇作品里，在他所描写的困境中，不是粗鲁的、浮面的感情，而是在那痛苦的里面，有一股温馨的、深沉的人间爱。而尤其吸引我的，是他的文字；我不是说他的文字有何巧妙，如何灵活，而是有一种难以言传的魅力。

这样的文字，今天读来仍然有它的韵味。

不久，我得知陈善乃是陈永善的笔名，那时候他还在淡江文理学院念书。我们立即熟稔起来，而且一同成为《笔汇》杂志的同人。

我们很快就成为好友，虽然我年长他十五岁。而我这人交友是从来不问年龄的，凡是谈得来的都是朋友。他常常将未发表的原稿给我看，让我先睹为快，让我感染一个年轻人的活力，他那充溢于作品中的人间爱，以及爱的背后的那深沉的悒郁；亘古不化的忧愁，宛如山的重压。

当我读到《将军族》的原稿时，着实吓了一跳。陈映真在他写作的道路上，跨出了巨大的一步。这本来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在这个故事的结束处，出人意料地，在他们死亡之前竟是如此的“欢乐”。

陈映真在此，将他过去或多或少存在过的伤感调子一扫而空。这虽是两个极其卑微而渺小的人物，但他们死亡就如两个大将军。他们在面对死亡时，能够嘲笑它、蔑视它；他们没有被打败，更没有向任何可怕、威胁人类生存的势力屈服；自精神上言，他们是胜利者！这样的心胸和气度，是希腊的悲剧精神，在现代小说中极其罕见的。

后来，我们又由《现代文学》转移到《文学季刊》，在这段期间，他又发表了《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六月里的玫瑰花》等小说，题材越来越宽，嘲讽的意味越来越浓，社会的意义也越来越深刻，但他自己却越来越不快乐，也越来越讨厌他自己，这正是他以许南村的笔名，在批评他自己作品中所说的：

陈映真小说中的小知识分子，便是怀着这种无救赎的、自我破灭的惨苦的悲哀，逼视着新的历史时期的黎明。在一个历史底转型期，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实践行程中，难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做毅然的决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

于是他入了狱。

当我再见到陈映真时，已是七年之后（他在外岛的监狱中度过了七年的岁月）。他还是从前的陈映真，仿佛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暗自感谢上苍，让他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不，使他变得更成熟，更健康，更有活力；而且磨去了他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不久，他又拾起了这支笔，写出了“华盛顿大楼”系列，包含《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几篇。所描写的不再是市镇小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属于第三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进入到我们生存空间时，带给我们的影响，无与伦比；不仅是生活的改变，而是整个儿的想法、观念、行为和生存方式的剧变。他企图揭示掩饰在那美丽外衣内的狰狞本质，大众传播媒体的麻木与无知，以及如何在被侮辱、被欺骗、被伤害之后的觉醒。当我读到《云》的这段话时：

“忽然间，几百只蓝色、白色、黄色，分别标志着不同劳动部门的帽子，纷纷地、静静地举起，在厂房、在宿舍二楼、在装配部楼顶，在电脑部的骑楼上纷纷地举起，并且，在不知不觉间，轻轻地摇动着，仿佛一阵急雨之后，在荒芜不育的沙漠上，突然怒开了起来的瑰丽的花朵，在风中摇曳。”

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然，像这样的小说，便不是凭个人的感性所能写成的，这里包含大量经济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对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管理体系、行销手段、术语行规等，得有充分的认识。陈映真在这方面真正地下了功夫。他的用心是大的；他不再反映个人的问题，他要描尽整个时代。

大约三年前，他告诉我他要创办一个摄影杂志。谁都知道摄影杂志是不容易办的，因为印刷必须精美，纸张必要厚实，非高成本莫办；而我知道他是一个穷人。但是他典了房子，把它办了起来，并命名为《人间》。他在发刊词里说出它的宗旨：

我们盼望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

也可以说是一篇当代的人道主义宣言。

这份杂志立即引起了社会的重视，自充斥于坊间的俊男美女、色情泛滥、现代神话的各色各样的刊物中，脱颖而出。当然这段期间，他是忙碌的，而忙碌之中，他的文章却源源不绝出现。其间最重要的一篇，则是《赵南栋》。

这篇小说，就像是李伯大梦，当赵庆云、叶春美从长期的监禁中回来，却是走进到一个陌生的、不可知的世界。正是叶春美所慨叹的：

哦！这样的事，这样的人，这样的时代，于现在的社会，怕是比任何奇怪的古谈还要不可思议，还要无从置信吧。

这所有的时候正是我所经历过的，当我读完这篇小说时，不仅勾起了古老的记忆和悲伤，或许还常有几分妒嫉吧；像这样史诗性的题材，竟然被一个小我十多岁的人写出来！

以上所述，只限于小说，实际上陈映真还写了其他东西，包含论述、批评、随笔、访谈等多样性文学。这些文学亦有其独特风格。陈映真是雄辩的，不管所涉及的问题是如何地巨大、如何地严肃，他都能说得娓娓动听。但是在我看来，他所写的其他文字和他的小说，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所不同的只是表现的方式。小说是内蕴的、含蓄的、潜移默化的，是属于艺术的形式；而其他的文字则是说理的、明示的，诉之于吾人思考的逻辑的形式；因此理论是他小说的延伸，小说是他理论的变形。因为陈映真正是这样一位真诚的作家；他是入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他可以采取小说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

即使如此，但是就我所了解的陈映真言，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上天赋予他一颗心灵，使他善感，能体会别人难以体会的；上天又赋予他一双眼睛，能透视事物的内在，见人之所未见；上天复赋予他一支笔，挥洒自如，化腐朽为神奇。因此我敢于预言，当时代变迁，他的其他的文字有可能渐渐为人遗忘，但是他的小说将会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这就是艺术奇妙的地方。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于兴隆山庄

　　《夜行货车》读后感(五)：赵刚：为什么要读陈映真？

回顾战后以来台湾的文学界，陈映真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位置，他意向明确且执着向前地将文学创作持续不断地置放于大的历史脉络之下，疼痛地碰撞着时代的大问题，不懈地求索文学与历史之间深刻的内在关系。在一种特定于第三世界语境下的“思想”意义之下，文学家陈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思想者，提供了一个人道的、平等的、正义的、民众的、解放的，与第三世界的“左眼”。真诚，是陈映真文学之所以能感动那么多人的最重要缘故。这个真诚既展现在历史与传记的再现，也展现在思想的颠踬摸索。

自我二〇〇九年初，一头栽进阅读与写作陈映真的状态中，并一发不可收拾以来，已历三寒暑。二〇一一年，我出了此一主题的第一本书《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在书的“自序”里，我交代了几个相关问题，包括，陈映真与我们这一代人的关系、我重读陈映真的缘由，以及，以一个文学门外汉如我，在磕磕碰碰的阅读过程中关于阅读文学文本的一愚之得……在那里，我并没有好好地针对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要读陈映真？”作出回应。现在，我将要出我关于陈映真文学的第二本书了，我觉得应该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于是有了这篇“代自序”。至于一般性质的“序言”，也就是介绍这本书的内容以及表达感谢之言，则是表述在“后记”里。

这篇“代自序”，一方面是向读者您交代我何以认为陈映真文学是重要的一个自白；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封向公众提出的意欲强烈的阅读邀约信。但在写作之中，我也常不安地转而思之，这是否竟是那种常招人厌的“己所欲者施于人”。惶恐之余，也只有建议读者诸君不妨暂时只把现在这篇序言当作我的一个应是诚恳的自问自答，而设若您恰巧也接受了我对陈映真文学的价值的某些评断，而希望进一步接触的话，那么，您也许应该直接阅读陈映真作品，自行感受、阐释与批评。之后，如果还有时间而且也还愿意，再将这本书作为阅读参照之一，且愿意匡正我的某些读法的浅陋与不达，则是我最大的盼望。而如果我的这本对陈映真早期的小说的诠释之作，竟然替代了原始文本的直接阅读与全面阅读，则是这篇序言所不能承受的罪过。

直接切入正题。我将从历史、思想与文学这三个维度，分别说明为何要读陈映真。

一、历史

回顾战后以来台湾的文学界，陈映真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位置。这样的一个论断，是因为那无法避免而且也不一定必然负面的“偏好”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么说好了。试问：除了陈映真，还有谁，像他一样，在这过去半世纪以来，意向明确且执着向前地将文学创作持续不断地置放于大的历史脉络之下，疼痛地碰撞着时代的大问题，不懈地求索文学与历史之间深刻的内在关系？

也许，有人会嘟嘟囔囔地说，这不是我要的文学，“陈映真”不是我的菜。很好啊！口味是强加不来的。更何况，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是非读不可的，毕竟这世界总是这样或那样继续下去，不曾因这部或那部作品而变呀。但是，如果你给文学一点点机会、一点点重量，把它看作是一种帮助我们得以同情体会各种情境下的人物的境遇心情，从而得以更具体且更丰富地理解历史中的他者，从而得以给自我理解多开几扇窗户，帮助自己评估价值、寻求意义的一种重要手段的话，那么，或许你应该要注意陈映真的文学，更何况他讲的正是和你、和我那么密切相关的故事；特别是在很多很多个他说过的故事，以及故事里的人物，已经被我们这个时代所遗忘之时。当历史正在遗忘，陈映真文学的价值正是在拒绝遗忘。

拒绝遗忘，恰恰是要为当下找出走向未来的出路。因此，拒绝遗忘不是单纯地回到过去，缅怀荣耀或是舔舐伤口——那是“遗老”的拒绝遗忘。对陈映真而言，“遗忘”是“历史终结”这块铜钱的另一面。拒绝遗忘，正是追问构成我们今日状况的种种历史线索。这要求我们打破霸权的记忆工程，让我们重新理解我们的自我构成，看到自身是如何在历史中被各种力量所形塑。这样的自知，不待言，是理论与实践的一重要前提。理论与实践不是展开于一个前提自明的普世空白主体之上的。

因此，作为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探索者，陈映真透过了他的文学里的众多主人公，向我们展现了很多现当代重要历史阶段或事件，从日本殖民统治、“二战”及太平洋战争、国共内战、二·二八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球冷战、白色恐怖、两岸分离、“反共亲美”右翼威权政体的巩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深化、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学术与思想的美国化、政治与文化的“本土化”与“去中国化”，到如今持续迷乱整个岛屿的认同撕裂扭曲……请问，在台湾当代的文学界，乃至思想界与知识界，在这半世纪多以来，持续不断地直面追问这些从不曾“过去”的事件或过程的人，除了陈映真，还有谁？那么，陈映真的文学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自身的一个重要凭借与参照吗？

上述的那些历史事件，并非无人就此或就彼进行研究或表达意见，但少有人有陈映真的器识心志，直面它们的源流交错，进而编织成一种历史关系，对我们的今日提出一种原则性的看法。放大某一个孤立事件，然后扩而大之，周而广之，形成一种单一的历史解释，并不为陈映真所取。历史过程总是条缕共织、“多元决定”的。这一对待历史的特点，我们无论是从陈映真一九六〇年的《乡村的教师》或是二〇〇一年的《忠孝公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陈映真的文学后头站着一个思想者陈映真，但这个思想者在历史面前总是谦逊与怵惕的，他要从历史中得到某些教训，而非挟其理论斧锯，以历史为意识形态之林场。

坚定地把书写持续定位在历史与文学的界面上，陈映真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为之掩卷，为之踯蹰再三的，就是他透过小说为那大多属于“后街”的小人物所立的传。在陈映真目前为止的三十六篇中短篇小说里，这些小人物，或忧悒、或决绝、或虚无、或坚信、或朴直、或妄诞……他们在那些虽是虚构的但却又无比真实的时空中行走着，时而历历在目，时而影影绰绰。此刻飘到我脑际的就有：安那其少年康雄、吃过人肉的志士吴锦翔、红腰带肮脏的左翼犹大、浪漫青年艺术家林武治、“存在主义者”胖子老莫、质朴厚实的女工小文、虚空放纵的学者赵公、做着经理梦入疯的跨国公司小职员林德旺、在幻灭中求死的老妇蔡千惠、在废颓中生犹若死的美男赵南栋、本性端方的忠贞党员李清皓、前台籍日本老兵林标、前满洲国汉奸马正涛……这些，对我而言，都是一篇篇传世的“列传”，比历史还真实的历史。没有它们，台湾的现当代史所可能具有的历史记忆将更为粗疏稀薄干枯，而历史意识也将注定更同质更空洞，因为我们只能空洞地记着一些大事件的年与一些大人物的名。因此，陈映真文学，其实竟是历史的救赎，它重新赋予那些被历史挫败、伤害并遗忘的“后街”人们以眉目声音，再现他们的虚矫与真实、脆弱与力量、绝望与希望，让读者我们庶几免于被历史终结年代的当下感、菁英感与孤独感所完全绥靖，从而还得以有气有力面对今日指向未来。

陈映真的小说在认识历史上是有效且有力的。以我的教学经验为例，我曾以陈映真小说作为我所任教的大学里“台湾社会变迁”这门课的唯一阅读材料，取代了长期因循西方（美国）的“社会变迁”材料，结果学生的反应非常好。他们觉得，阅读陈映真让他们得以开始从大历史的变局与微小个人的运命交关之处，去思索台湾战后以来的历史，是一个很启发的学习经验—“很有FU！”。又，以我自己这几年的切身经验来说，陈映真的确是一个极重要的媒介，透过他，我找到了一些支点、一些契机，去开始提问当今的各种“现状”（尤其是知识现状）为何是如此？为何非得如此？它要去哪里？……我自己就是透过阅读陈映真，从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唯一世界中一步步走出来，开始追问学术与思想之间更历史性的内在关联。陈映真文学让我从一种封闭的、自我再生产的西方理论话语中走出，走向历史，走向现实，走向第三世界。

二、思想

因此，在文学与历史界面中的陈映真文学，其实还有一个第三维度，也就是思想维度。陈映真说过很多次，他之所以写作，是要解决他思想上所苦恼所痛感的问题。没有思想而写，于他，是不可能的；他不曾因缪斯之牵引，而恍惚为文，或为文而文。陈映真的忘年之交，文艺理论前辈与剧作家姚一苇先生，就曾指出他所理解的陈映真是“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这个“文”，有时是论理文章，有时是小说，但它们其实又只是一体之两面。姚先生说：“论理是他小说的延伸，小说是他理论的变形。”

姚先生的这段话说得非常好。然而，我们也许要稍加注明的一点是：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从不是站在一种启蒙高位，去宣扬某些“理论”“意识形态”或是“立场”。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他不是因“已知”而写，而是因困思而写。摆在一个对照的光谱中，陈映真是一个左派，是一个统派，这都无须争议也不必争议，但陈映真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在于它宣扬了左派或统派的观点与见解，好比我们所熟知的某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或艺术的营为作用。陈映真文学后头的陈映真，其实更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而非深池高城的理论家。但这并非因为陈映真不擅理论或论理，而是因为他并无意于为理论而理论，犹如他无意于为文学而文学。理论，一如文学，都可以是他思索的手段或方式。

诚然，你可以说，没有文学家是不思想的—卓然成家，岂能只是花拳绣腿锦心玉口？但“思想”也者，并非“我思故我在”，也非“敢于思”这些大箴言所能适切指涉的，那样的“思想”，反映的更经常是西方特定上升时期的“普世”理论与哲学体系的建造欲望。在第三世界，以“思想”为名的活动（相对于建制学术），所要召唤出的更应是一种对于霸权价值、知识与政治的否思、一种在人类大历史中的主体自觉，以及，一种对民族对区域乃至对人类的未来走向的想象承担。就此而言，第一世界没有思想。但这样说并不意味歧视，反而意味恐惧，因为—它不需要思想。除了极少数例外，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意识所及或无意识所在的是：如何保持这个霸权。明乎此，无可抱怨。让人哭笑不得的反而是，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创作者比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似乎更是青筋暴露地巩固在霸权周围。

因此，一个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家”，也许很“深邃地”“玄虚地”“创意地”思考并表达了一种“人类存在处境的荒谬感”。他在漆黑的个体内在与苍溟的普世人性，这两极之间姿势优雅地来回高空马戏，但他毕竟不曾“思想”过，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不曾驻足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间，从而得以接收到这个时空向他所投掷而来的问题。不此之图，他反而以漂流于“同质性的空洞时间中”（本雅明语），以习得他人的忧伤，而沾沾自喜，进而、竟而，骄其妻妾。

是在一种特定于第三世界语境下的“思想”意义之下，文学家陈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思想者，而且几乎可说是战后台湾文学界的不作第二人想的思想者。但一经这么说，不就同时召唤出一个尴尬问题：战后以来乃至于今，台湾有“思想界”吗？但我们还是暂时让答案在风中飘吧。以我之见，陈映真是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文学家，恰恰正因为他是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思想家—虽然他不以“思想”为名、出名。但，除了他，还有谁，以思想之孤军，强韧且悠长地直面这百年来真实历史所提出的真实问题，其中包括：如何超克民族的分断？如何理解一种“近亲憎恨”？如何理解与评估殖民统治的遗留？如何掌握白色恐怖的“历史意义”？如何反抗这铺天盖地而来使一切意义为之蒸发的消费主义？一种改革的理想主义如何与一种民众视野与第三世界视野联系起来？在这个荒凉的茧硬的世界中，如何宽恕，如何惕厉，如何爱人？

这样的一种思想与文学，固然在系谱上、在现实上、在对照上、在效果上，让我们肯定它是属于“左翼的”。且这样的一种“左翼的”声音与视野，在台湾乃至于在今天的海峡两岸和香港，是极其珍稀的。它为一个被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虚无主义，与美式生活方式，所疫病蔓延的世界，提供了一个人道的、平等的、正义的、民众的、解放的，与第三世界的“左眼”。在这个重大价值之外，这个“左翼”的另一重要价值，或许是在于它更是传统左翼的一种超越。陈映真当然是生活在人间的思想者，他当然内在于这人间的左右乃至于统“独”的斗争，但陈映真总是有一种既内在于但又试图外在于这个对立的心志与情操。它来自哪里？我认为它或许是陈映真批判地承袭基督宗教的某种深刻精神底蕴的展现。从宗教与传统中汲取抵抗现代与当代的思想力量，是“陈映真左翼”或“陈映真思想”的一非常重要但却又长期被忽略的特质。这个意义，超越了一般将宗教等同于个人信仰与解救的那个层次。

于是，体现于陈映真文学中的另一特质，是一种深刻的自指性或反身性。没错，他的小说是在说这个世界的故事，但更也是在说他自己的故事。纪录、理解、解释并批判这个世界时，陈映真也在深刻地、痛苦地反省着自己。这个看似矛盾的“向外批判与往内反省”的双重性，使得陈映真的文学从来就不具一种说教味、训斥味，一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启蒙姿态。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世界大势的支撑下，“（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是极为夺目地显现出这样一种真理使徒的姿态样貌。历史上，左翼，作为另一个启蒙之子，当然也有过那样的一种批判、批判再批判，一心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心志，但陈映真从很早很早，就已经展现了他对这样的一种“往而不返”的左翼精神状态的忧虑。于是他在《加略人犹大的故事》（1961年）一篇中，塑造出“犹大左翼”这样的一种原型，指出他在“理想”与“自省”、“恨”与“爱”之间的失衡。我们当然也要读出，那是陈映真对自身状态的反省，更也是他透过反省自身作为一个谦逊的邀约，请大家一起来反省“改革大业”里的“改革主体”问题；改革主体也要自我改革。陈映真思想总是纠缠在一种深刻的、矛盾的二重性之中。

如果用“温度”来比喻陈映真思想的二重性的话，那么他的思想的特色是冰火同源。我曾在前一本书《求索》的序言里，如此描述陈映真文学，说它“总是蕴藏着一把奇异的热火与一根独特的冰针”。火，是陈映真滚烫的对世信念，而冰则是他冷悒的自我怀疑。这里，陈映真说：“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那儿，陈映真又说：“革命者和颓废者，天神和魔障，圣徒与败德者，原是这么相互酷似的孪生儿啊。”对着他的亡友吴耀忠，陈映真几乎可说是哭泣地说：“但愿你把一切爱你的朋友们心中的黑暗与颓废，全都揽了去……”†陈映真的思想因此不只是思辨性的，更也是情感性的、道德性的，乃至“宗教性”的。我们体会陈映真的思想状态，不应以一种对思想家的习见冷冰理智的设想去体会。或许，我们甚至也不应该将陈映真的思想抽象地、形上地结论式地标定在一种“二元性”上，那样也可能会误导。“陈映真思想”不是一种纯粹的状态，也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过程——一个人如何和自己的虚无、犬儒、绝望斗争的过程。陈映真的文学所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过程。

我们阅读陈映真，当然是想要向他学习，好让我们自己成长。在学习中，这样的一种“过程性的陈映真”的体会尤其重要。尤其当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知识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学习不是以经典、著作，甚或言教，为单一对象，而更是向一个作为整体的人与身的学习。缘是之故，陈映真文学的另一个深刻意义恰恰在于提示了一个重要的知识的与伦理的问题：“如今，我们如何向一个人学习？”昔日，我的读书习惯是把人和作品切割，把人和时代切割，把作品和时代切割，抽象地理解“思想”或“理论”，习得其中的抽象思辨方法与概念；今日，我知道那是错的。阅读陈映真，也让我理解了如何回答上面那个问题。我们要从一个人（当然，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丰富的人）的整体去理解他，他的方向与迷失、他的力量与脆弱、他的信念与虚无，他如何在这个矛盾中惕厉、学习、克服脆弱与虚无……

因此，陈映真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质就是“诚”（authenticity）。他用他的诚克服那处处弥漫的犬儒、虚无与绝望。他的文学袒露了他的真实，他从不虚张声势掩饰脆弱与怀疑。文学，于是只是一个与你与我一般的寻常人真诚面对自己的写作，而写作其实又只是自救与求索的足迹。陶渊明在他的《闲情赋》里所说的“坦万虑以存诚”，似乎正好为陈映真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特质作了一个简洁的勾勒。　

三、文学

写作至此，我这个陈映真文学的“推荐者”，依稀面临了一个吊诡情境：就在我一直强调陈映真文学的宝贵价值是在于它所承载的历史与思想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价值不可以也不可能作为“文学”的外在来谈。因此，如果我前头的书写造成了一个可能误导的印象，让读者您以为陈映真文学的价值仅仅是以其历史与思想而成立，那此后就是一个必要的澄清。说实话，这个澄清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得好的，但我努力尝试。

“文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文学作为结果，是一本本的诗、小说或散文，但作为过程，文学是一个具有敏锐心灵的人，努力理解他的世界、他的民族、他的时代、他的社会，与他自己的一种努力，并透过适度讲求的文字与适当的形式，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别人。己达达人，让自己让他人能够对我们所存在的环境有一个较深入较透彻的理解，从而促使我们能朝更合理更尊严的人生前进。这样的一种理解，我相信，是从阅读陈映真得来的。如若比较箴铭式地说“文学起始于苦恼，终底于智慧”，我想应不为过罢。

在如此的关于文学的想象中，文字与形式是重要的。有听过流水账的小说或是陈腔滥调的诗或是套话充斥的散文吗？那还能叫小说，能叫诗，能叫散文吗？还会有人乐读吗？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文学之为物，只剩下了优美绚烂乃至于古怪奇情的文字与形式，那还叫文学吗？对这一点，我不想在此开展争议，因为本文的主旨在推荐陈映真，而非反推荐他人。

对陈映真而言，文学的价值绝不在“文字炼金术”。陈映真不是没有这个本事。就术论术，陈映真当然是一个大炼金师。但关键在于，文字与形式的讲求并非陈映真文学的目的。不自宝其珍宝，陈映真不止一次说过，文字与形式是文学这一行当的基本功，没啥好多说的。初读他的小说，如果又听到陈映真这么说，我们也许会疑心他矫情：当真如此吗？以我们看来，你对文字是讲求的，你的文风是独特的呢……这都没错，但我们要注意一点，文字与形式的专注，是陈映真思想与信念专注的外在表现；没有言，无以展意，没有筌，无以得鱼。但当他专心一意往思想与实践的目标奔去时，这些言或筌，都会被忘掉的。这有些像早期的清教徒企业家一样，根据韦伯，他们在一心奔向信念的目的地时，他们日常所追求的那些财货，都像是一件件轻轻的斗篷般，全都是随手可抛的身外之物。但对资本主义的第二代及其之后的企业家，这些如斗篷般轻飘的身外之物，都变成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铁笼”（iron cage）。想想看，在台湾，有多少文学家在他们自己所经营的“世纪末的华丽”铁笼中困囚终生。

陈映真甚至如此说：其实不一定非要写。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不一定非要写作。写作本身不必然是一个“志业”。我们必须先要有困扰、感动、愤怒、怜悯、痛感、喜悦、荒谬……各种真实的感情，我们才开始去写。发于中形于外，这才是文学的正路；也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对反。长久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强说愁”的变形，包括那些以文学作为西方摩登文化理论的脚注或操场的书写。

真诚，是长期以来陈映真文学之所以能感动那么多人的最重要缘故。这个真诚既展现在历史与传记的再现，也展现在思想的颠踬摸索，也展现在文学的一通内外。这其中，必须要特别感谢文学，若不是文学这一辆神奇的车，陈映真也无法如此让人深受感动地进入到他的历史与思想世界。“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我想到了好多好多陈映真的朋友，乃至敌人。陈映真不喜空车文学，也不会达到目的地之后还恋车，但没有这车，也就没有我们所知道的陈映真了，而这世界大概只有那行动者陈永善以及议论者许南村了。某种程度上分享了前辈姚一苇先生对陈映真文学的感情，我想在此重录他为《陈映真作品集》（人间出版社）所写的著名《姚序》的最后一段：

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上天赋予他一颗心灵，使他善感，能体会别人难以体会的；上天又赋予他一双眼睛，能透视事物的内在，见人之所未见；上天复赋予他一支笔，挥洒自如，化腐朽为神奇。因此我敢于预言，当时代变迁，他的其他文字有可能渐渐为人遗忘，但是他的小说将会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这就是艺术奇妙的地方。　

“艺术奇妙的地方”，的确。其他文字也许会为人遗忘，也许。但是，我们也都别忘了，陈映真的文学将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恰恰也是因为它是一列满载的火车。

火车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