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介廉先生编年考》是一本由马在渊著作，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2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刘介廉先生编年考》读后感(一)：回儒博通刘介廉 继圣绝学马在渊

回教入华千年，方出一介廉先生，公虽“生无同志，业无同事”，但勤学恒思，游学南北，积十数年之功而自成其学，于回教义理洞释东土，先生德力也厚，于后学减灭愚顽昧滞，先生标向也明。典礼，性理，实录等，皆先生遗世之金藏，奈何仅略触皮表，而无获真得也。若以介廉巴巴为畴昔之灯塔，则在渊先生可谓今日之守护灯塔者也。 刘介廉先生，即刘智巴巴，古典时期中国回教学者的杰出代表，是明清回儒中的巅峰式人物，是著述等身的学问大家，亦是学究天人的师道楷模，他身后留下的文化遗产理应是中国穆斯林共同的珍贵财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观察身边的阿訇学者和普通穆民，今日众人对先贤的了解为其有限，多“从未听说过此人”。就我个人，虽自诩钟情正教研寻、心怀古贤，同时也有闲暇可以读书，然而并未通读过介廉巴巴的任何一本书。初中毕业的暑假里去清真寺学习，阿訇以自己看不懂汉字为由赠我一本闲置的《天方至圣实录》，心虽喜爱，迄今仍未认真翻阅。尽管在研究方面并未进步，但去年至今实是与先贤及其著作结缘的一段时期：夏天在读书会中聆听师长讲解介廉巴巴之“性、命之道”和典礼制度，深感佩服；又于十一月中旬一夜在兰大听得季芳桐教授关于先贤的讲座，关于“回”字之分析，介廉地位之评论，也深得我心；再到年末，助力一师翻译白话《天方至圣实录》的工作，算是近距离结缘；今年寒假疫情期间读《刘智评传》（一书三部分之一），于“大世界小世界”“无极太极”之造化，以及回儒教异而理通之阐释等，对介廉巴巴学说的深度和宽度有了进一步了解。

伊历新始，有幸通过在渊先生严谨的考证和精到的文笔，更细致地知晓介廉巴巴的生平、著述及与之相关的众多回教与儒教先达贤士，这对于个人的治学修身，有莫大裨益。在渊先生借刘智巴巴为这样一条绚烂的金线，串起一众与其有关且各自斐然夺菜的珍珠，作者功力不谓不厚，此书价值不谓不大，研究的是中国回教发展到达高峰时的代表性学人，重申的是“封建时代”的回教与儒教之间的跨文明对话（是颇有成效的），记录的是清代至今中中国伊斯兰发展的得失。

介廉巴巴，诚一可赞之不朽，贤明泽遗万世，在渊先生，亦一应誉之青俊，整顿回故，铭扬正说。最早于网络中读到先生文章，老道有味，独到自言，疑其为研回取利之专人，去年冬在漯河读得先生的《苏菲有门》，直透本真，洞明理玄，觉其乃闭门静思之苏菲老者，及去年末读《河湟英雄传》，已知其人生平梗概，今读本书，更知其家学纯醇，研力深厚。竟增删以本科论文成此考据与义理兼得之佳作，全文娓道先贤平生，逐一订正传流之失谬，又自含春秋笔法，借经籍所载扎指与贤人显照，亮明一反时流专言冷门之用意。

小子应立志而守志，勤之而毅之。介廉巴巴，虽已不能往晤，读其书而愿为一私淑微尘，心向往之而应择机南下，敬谒金陵扫叶楼；读在渊先生书而自怍自惭，未敢欲访，唯默祝安宁，良著不止，以作甘露。

　　《刘介廉先生编年考》读后感(二)：人能弘道——评《刘介廉先生编年考》

　　说来惭愧，友人以此相赠，受赠时欣喜不已，稍稍浏览后便几乎束之高阁。本来性子疏懒不大读书，何况是常常叫人脑壳疼的“考”之一类？

　　一年将过，校区改换，为免搬迁烦难，手中的书多数要或赠或卖处理掉，转赠的事情我过不少，但这书最终还是稳妥地被带到了新住处。在那之后，也不时拿起读一读了——毕竟，这是写刘介廉先生的书。

　　我生于回族聚居地，长，也是在某个多回族的县城，老师同学不乏回回。因此，我知道伊斯兰教，知道穆罕默德，知道斋月。而我知道这一切正像我知道南极有帝企鹅一样，伊斯兰教在我心中留下的是知识不是印象，倘若硬要说印象，那只不过是“外邦人的宗教”。

　　直到偶然在书海中捡起了刘智这个名字。《天方性理》，《真境昭微》，《五功释义》……零零散散地读，只是惊异那些描述外邦信仰的语句，读来竟是自本民本土生长出的藤蔓，不复是只做观赏用的奇花异草了。然后才知天课修施，借施知舍。念拜朝斋，重在诚敬，诚敬而定，而返性归真，心性功夫，竟与往昔熟习者无二。语句体系亲近如此，旧知识们也一时鲜明活泛起来。有时候的确是神奇，就像一夜春雨后的土地会凭空冒出许多嫩芽，在你看见某个体系的美丽后，不需刻意寻找，就在身边，就突然涌现出了一群真正得此体系滋润的人来。我有了几位穆斯林朋友，生命里为之叹息神迷的事物又多了一样，得感谢介廉先生。

　　再说《刘介廉先生编年考》。研究伊斯兰教哲学，研究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回儒，研究以儒释回……都无法绕过这个名字，相应的论著也绝不少见。可是，像这样一个人物，在之前竟然没有一本书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整理其人生平，这不仅是令人诧异，甚至还令人觉得有些不公。幸好，此时我们总算有了《刘介廉先生编年考》，幸中之幸，用笔墨描摹这位刘介廉的人，又是“科班出身”。

　　几年前在家里看到过一本传记，传主是家父最重要的一位授业老师，也算写的中规中矩，但家父见而摇头，说作者纯出学术目的，且完全没有亲近过传主，因此无论如何都少了那么一点味道。当时我对这话懵懵懂懂，后来读过不止一本传记，才晓得传记要有这一点味道，非要写作者抱有相当情感而又受过相当浸润不成。编年考这本书本不是所谓历史小说，绝无过多的艺术性修饰，就是编年考而已，但里面的味道好像用力一挤就能出来。亲身实地，从家世写到交游，正是一个自幼听老辈人数说本教典故的人所肯做所能做出的文字。

　　这样的文字中，介廉先生的形象依稀可见。对某一个体生命加以关注，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在信仰传承中，有时贴近某一个个体生命，获益可能比博览群书还要大得多。几乎每个佛法初学者，都会被提醒：老师很重要。教理或修行方式可以从书本获得，但动静举止间的潜移默化，圆融自在的存在方式，却需要从具体个体认知。如同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那样，曾经真正被照亮过的生命，才能真正去照亮他人的生命。灯灯相传，灯灯不尽。其实这里说灯灯相传还不尽然，是灯灯互相映照，不断被各个方向的光辉打亮。刘介廉先生，该是风雨长夜中的一盏灯。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真弘道者的身上，即可见所谓道的气质。因此，这本书溯年而不止于年谱，察事而不止于考据，写人而不止于传记。个中滋味，凭人自知。一卷将毕，斯人斯事，唯叹高山仰止耳。

　　《刘介廉先生编年考》读后感(三)：评马在渊：《刘介廉先生编年考》

　　粤回回者，即宗玄先生所谓“返我乡，归我常，与道无疆”之意耳。其旨约行简，事少功多，特专清净，崇道真一，故目之曰“清真正教”。

　　己丑年，予协办终南古楼观修葺事，客居省城邑庙，于主人刘公斋馆得阅金陵岱舆王公《正教真诠》等书三种，其书横贯回汉，纵彻易礼，旁通老释，博引华夏之典，诠解天方之义，清真教旨，尽汇其中矣。予遂知回回行道，以五功为先。其念、拜二功者，实为收魂摄魄，返听内视之功，茍能日日如法行之，实为陟道之初阶。如此，再以斋功斋身斋心，则内观其心，心无其心；以朝功炼神炼形，则外观其形，形无其形；以课功舍己舍物，则远观其物，物无其物；五功既备，三者既无，大道不远，真一可返矣。以此观之，其回回之义，与我玄玄之趣，实相贯通，盖四大之中，并无二道也。予玩味良久，感而叹曰，世人谬清真之教久矣伙矣，殊不知有此“汉启他补” 之典，俾吾国之人得以通其天方圣典，明其穆圣垂训，去伪存真，明实破妄，此诚格物致知、修身复命之宝筏；苟能读之，则谬误不复存也。

　　明年，至金陵，问学于师范大学白先生，方知介廉刘公，道接王氏，学贯人天，世称谢赫者也；而今之阿衡，鲜有能究而详其学者。予忧而叹曰，老君西游，留关尹子传宗；穆圣登宵，有海里凡卫道。然而近世以来，学体散漫，狮吼绝响，正真之教不闻，明达之师难遇，非我玄门独此，他教亦然，此岂非阳九百六、甲申滔天之期近矣？

　　河湟马子在渊，氏出门宦，承秉家学，去岁来于日下，袖出其所作刘谢赫年谱一卷以示予；乃焚香拜阅，不日而竟。予观其书之体，以公治学、著书、办道为“经”；友士、文物、事件为“纬”；时间空间之中，凡与公有关之者，弥不细加考订；其中难以确凿者，亦留存文献，俾好事之者，有藤可攀；故其书虽为年谱，实不啻为清初吾国回教宗教生态之忠实记录也。其书又以公之事迹为凭，阐发教理，示人楷模，使认主之士读之，心生踊跃，志发精猛，实为坚振信仰之必读。书中所引资料，多有田野调查获之者，诚为珍贵；予于北京、江南等地所行道教口述史之保存工作，亦与此颇相类似。其法以个体生命之记忆，民间文献之残存，弥补主流宗教历史之不足，以微观之角度，成宏观之大象，小中见大，窥斑知豹，此为坐穿书凳、不入民间考察之愚顽宗教理论学者所莫能及者也。

　　读其书如见其人，予自恃颇识渊君婆心：其心非在学术，而在历史重构；非在历史，而在探求其人；非在其人，而在研味其学；非在其学，而在格物致知；非在致知，而在明心见道；非在见道，而在广觉羣蒙，共渡普慈之岸；开导方成，同入希夷之门；渊君之心，可谓渊矣。此书阅毕，予合卷而叹曰，王、刘二师之学，后继有人；“汉启他补”之典，重光有期；值此宗教家大施手笔之季，我玄门定当有似渊君之龙象应化而出，以此予不复有洪水末日之忧矣。

　　《刘介廉先生编年考》读后感(四)：好书大家都来读读吧

　　去年木生哥的这本《编年考》出版，我没多久就买了一本打算留在过年空闲了好好读读。没想到二三月里各种琐碎事要处理，这本书也就被晾在书架上了几个月。直到快四月底了，才有了些空闲，每天十来页的速度把整本书浏览了一遍。这个月初，因为快到先生纪念日，木生哥抬举，让我写个书评，于是又把书读了一遍。

　　作为专业方向不是伊斯兰教/回教的半个宗教研究专业的学生，我对于伊斯兰教的认识还是表象大于内在，听仪式音乐比看经文多。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对伊斯兰教的大多数观念，是一个教外人靠书本、媒体、亲身走访等等方式对现在的杭州伊斯兰教、中国中东部伊斯兰教、中东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世界做出的比较主观的结论。

　　对于那些原风景式的存在在老照片，老回回记忆和口述里的回教，我几乎一无所知。这本《刘介廉先生编年考》，可以算是我的清代回教知识启蒙书。尽管对20世纪前中国伊斯兰教不很了解，我通过阅读这本书，还是得到了一些一直在考虑的回族中国化——准确说应该是适应汉族社会化——问题的解答。

　　在做清末民国杭州宗教方面功课的时候，一个很让我困惑的问题是，尽管从元代及更早开始，杭州的一些地区就已经是穆斯林等等“色目人”的聚居地了，但是在各种相关的志书里，除了在寺观项目下会提到凤凰寺，在介绍诸如“回回新桥”之类地名时候会特别注明是回回聚集地区，其他地方，几乎不会提到穆斯林和他们周边的事物（当然穆斯林的著作除外）。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因，使得当时的书籍编辑不会特意提及穆斯林和他们的宗教，而不像对待佛道那样，在府志里编写一个“释道”章节。

　　直到阅读了《编年考》，后知后觉的我意识到，相比佛道人员的的方外生活，穆斯林，尤其是体质特征已经非常趋同中国中东部常见人种的一些穆斯林（主要是回族），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直接融入到汉文化社会里的。穆斯林学习天方经典甚至古典西方哲学，同时又访佛寺读道经。儒家不被认为是一个宗教性的哲学（请原谅我被任继愈先生带坏的想法）而是一种纯哲学的、社会性或政治性的哲学。所以这些汉族社会化的穆斯林，利用佛经道藏来翻译和解释伊斯兰教经典，学习儒家知识。

　　从伊斯兰教经典汉译的方面来看，《天方性理》自序有写“天方之经，析理甚精，但恨未能汉译之，俾其广昭于斯土也”（《编年考》P17），可见，在汉语地区广泛传播伊斯兰哲学思想，是经典汉化的原因之一。

　　穆斯林（主要是回族），选择了增加汉民族文化成分到本民族的文化中（不论在政府有组织的反回之前还是之后，我认为这一点是不变的）。当然在典籍汉译之前的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在华穆斯林就已经穿华服，说汉语，建汉地寺庙样式的清真寺/拱北了。但是把经典汉译，介绍给外教的人来了解，在我看来总像是把自己最珍藏的一件宝物展示给外人，没有对宝物和外人的深入了解，要做到展示，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像刘介廉先生这样学贯东西，译、著经典众多的大回儒，的确是值得被后人好好敬佩的。

　　木生哥出生门宦家庭，作为一个汉族，又是家里没有传统上比较浓厚宗教气息的人，我事实上是比较难想象从小唱着经堂歌，听老辈讲述先贤故事这种氛围的。我能做的也只有像个好奇的游客那样巴在门框上，犹犹豫豫的把脑袋探进房子，似懂非懂的打量屋里面的一切。即使是这样，得到的对伊斯兰教/回教的体验，也能让我感觉到这个宗教以及这个宗教的信仰者的坚定又包容的个性。

　　回到《刘介廉先生编年考》书本身。《编年考》是木生哥在他本科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这样跋山涉水亲身求证的毕业论文真是让用编了两个问卷，做了几次小访谈完成学业的我佩服的不行。整本书以刘先生生平作线索，穿插介绍了先生著作，清代其他一些回族学者经师信息，书籍地理信息考证。内容多却不杂乱，考据翔实，对中国穆斯林感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人手一本 : )

　　《刘介廉先生编年考》读后感(五)：承贤拓新——评《刘介廉先生编年考》

　　作为穆斯林，或许我们自小对易卜拉欣圣人和伊斯玛仪圣人很熟悉，因为是古尔邦节之始；或许我们对穆萨圣人很了解，因为有很多关于穆萨魔杖的传奇；或许我们对穆罕默德圣人很仰慕，因为他是我们的封印万圣之至圣。古兰中之圣人，圣训中之索哈白，他们的嘉言圣行，为我们所熟悉也为我们所效仿。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遥远的天方，当然天方是我们的起源和根源之所在，的的确确是需要深知的。然而目前我们阿拉伯之人和事知之甚多，且力行全然效仿之，却对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是如何到了中土，为何被称为回教，回回这个民族是怎么回事等等知之甚少。在中土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作为一种异域的宗教、异域的文化是如何在主流文化下生存的，这中间又经历了什么，都有谁为中国伊斯兰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表现的甚是默然。然而阿拉伯终不能代表伊斯兰的全部，我们也是世界伊斯兰的一部分，应有这种自信为诠释伊斯兰，另一角度探寻安拉的真理贡献中国穆斯林的智慧。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的更远、做的更好。了解曾经，深悉我们的先贤们在中国伊斯兰这条道上曾经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汲取他们的智慧，领会他们的经验，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更好的使伊斯兰在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纵观历史长河，中国伊斯兰每次发展的高峰，都是积淀在先贤的智慧之上。

　　当蕃坊制度不能维持，父传子受的家庭教育被打破，伊斯兰信仰传承岌岌可危之时，胡登州巴巴创办经堂教育，以清真寺为中心，把穆斯林聚集到一起学习信仰，传承伊斯兰。经堂教育由陕西关中辐射长城万里、黄河上下、长江两岸、大漠内外、天山南北，经声琅琅，教门大兴，光彩熠熠。太师创经学的苦心，引后来者的功德，开百世未明之惑，救教门于衰微之时，辩异端是似之非，为伊斯兰的延续和传播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明清时期，政府实行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强制推行同化政策。面对政府蛮横政策的压力和外族人误解的辱言秽语，穆斯林先贤们兴起了以儒释经、以释诠经，积极的开展了与儒家文明的对话，利用对方的语言来诠释伊斯兰的经典，把伊斯兰、把穆斯林豁然的展现在外族人的面前，以消除误解，在这种夹缝中以求得生存。王岱舆先生精通伊斯兰之学也精通儒释道，其名著《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将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宋明理学相结合，阐明了伊斯兰教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为建立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与教义学的框架，成为首位“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的学者。而后继之回儒独以刘介廉讳智先生成就最高，其诸多著作诸如《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等沉淀了此时期中国穆斯林发展之范式，以性理之言语阐述古兰之奥秘，让外教之人更能亲切的去了解伊斯兰，理解伊斯兰，接受伊斯兰。这一时期伟大的穆斯林思想家们不仅仅为中国穆斯林的生存展开了一条大道，而且成就了中国穆斯林思想发展的高峰。如此之成就自是得益于经堂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的穆斯林经学大师，王岱舆先生、刘智先生自是受惠于此。

　　历史延至民国，举国大混乱的时代也是群英大荟萃的时代，有志之士都在探寻者救国之道。有志之穆斯林也在寻求振兴伊斯兰之路，马松亭阿訇创办成达师范，达浦生先生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院，昆明有明德中学，穆斯林知识分子们广兴教育，是和汉文化的一次交流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穆斯林人才，推动了伊斯兰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穆斯林的先贤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积极的探索、寻求着中国伊斯兰的发展之道，化解了每一次的危机，使伊斯兰依然坚韧的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时至今日，中国穆斯林的道路越走越窄，太多的穆斯林拘泥于形式，沉溺在过去是辉煌而非辉煌的传统中，也缺乏卓越的穆斯林引领着大家走出这瓶颈。这不得不让我们再次回归到优秀的穆斯林大师们那里去取经，重新解读过去，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曾经优秀的穆斯林大师们的生平和著作，然而苦于年代久远，至今保存下来的已经甚是稀少。在渊师兄的《刘介廉先生编年考》以刘介廉先生的生平作为线索，穿插介绍了先生的著作及交游，附带了众多知名回儒及著名儒士对为先生的著作所做的序和跋，甚是珍贵。此书不仅是穆斯林回归过去，了解那个时代思想的必须，也是非穆斯林学习那时理学不可缺少的部分。

　　最后以陈寅恪先生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著名论断结束本文，希望更多优秀的人接古创新引领中国伊斯兰的发展：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