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政治》是一本由M.I.芬利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2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古代世界的政治》精选点评：

　　●外行，纯属看热闹。其中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对我还挺有启发

　　●非常有时代感的，有责任抱负的书，崇尚古代的参与性民主

　　●通过“社会史”的思路强调古希腊人民(demos)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芬利对雅典和罗马政治生活之间差异的论述很有启发。

　　●这个确实厉害

　　●都叫城邦制，雅典和古罗马的结构非常不同，但核心都在于获取外部资源，并在内部进行分配。古罗马不是小国寡民，也很难将利益分配明白，从而逐渐导致了帝国的产生。

　　●翻译一如既往的糟糕。

　　●不言自明。

　　●相信大众对于政治来说的重要性，意识形态与政治形式相互影响！

　　●书本身非常好，澄清了很多关键的问题，只是翻译有点膈应，有些地方意思出不来。

　　●經典，世界史方向學生、研究者必讀

　　《古代世界的政治》读后感(一)：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法律自由

　　芬利把（严格意义上的）古代世界的政治特征，归结为公民对公共事务决策的广泛而直接的参与，在这一点上，希腊城邦又比罗马更为典范。如果说芬利作为一个冷战时代西方阵营中的左派同情者，在此书中高度褒扬直接参与型民主，有其当时的现实政治寓意，那么对于今日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来说，也有独特的借鉴意义。

　　也许，引用作者所引用的鲍桑葵的这段话来概括这本书的主旨是最贴切的：“没有政治自由，法律上的自由就无真正保障；人们所以要求分享高度积极的政治义务与职能，其根源在于法律上的自由不断遭到侵犯”。

　　《古代世界的政治》读后感(二)：有點雞肋的一本好書。

　　本書是北京商務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新作，英國學者Moses Finley的《古代世界的政治》。這位學者是古典史的大家，這是他針對希臘(雅典)跟羅馬的政治所寫的研究專著。

　　說在前頭。

　　其實，像這樣的專業書不容易翻譯，是可想而知的，這本的譯者黃洋跟晏紹祥也是古典史的研究者，不過，呈現出來的水平卻是有待商榷，不由得讓人感嘆了一下。結果，反而是原作者在這本書中想說的內容，要加上譯者自己寫的介紹文內透露的，才能拼湊出來，讓人哭笑不得。至少，筆者讀完的感覺就是如此....

　　但是，講完之後還是要提的是，商務能夠持續的翻譯這樣的書，依然值得褒美，是筆者繼續掏錢買的原因。

　　談談本書的內容。

　　就筆者閱讀的感受，芬利對於古代世界的看法是認為，由於史料的不足，人們在企圖拼湊恢復過去的時候，難免會有一些“想像”或被史料誤導的成分存在，而這是相當的危險。他認為，或許人們要更加多運用一些“理性與邏輯”。

　　芬利引用了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所說：「僭主政治是為了統治者的個人利益，寡頭政治則是富人的統治，民主政治則是為了窮人的制度。」，他主張古典世界政治史就是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衝突”史，而這個詞，與其說是那種不斷的暴力相向的對抗，倒不如說是兩個階級之間針對利益的矛盾與妥協。不過，這種現象比較出現在羅馬，希臘(雅典)就比較不是那麼顯著，擁有公民權的“人民”大體上財富相當，同水平的教養，對於公共事務的熟練，構成了一個面對面的高參與度的政治社會。雅典在政治上的完美度是較高的，它的衰退與滅亡則是外來的強權所導致的結果。

　　而在羅馬，寡頭的統治始終比較封閉，公民大會的影響力也沒有史實上那樣的高(芬利很懷疑像波里比烏斯所描述的是有多少成分腦補)，人民對於自己的利益的爭取，只能依賴街頭暴力跟某種大規模反抗來爭取。這樣的“政治”活動在早期運作至少還算“良好”，富人階級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協，在透過庇護制度跟對外擴張後的土地分配給予貧民補償後，完成了羅馬早期的擴張大業。而在共和晚期，擴張相對和緩後，利益的分配上就開始嚴重不均，富人獨佔的程度引起了貧民的強烈不滿，又沒辦法像過去那樣妥協，此時，一些活躍人物開始出現，把構成武力的農(貧)民掌握在手中，便成為摧毀共和(寡頭政治)的利器。而芬利認為，之所以最後共和會崩壞的那麼容易，並不全然可以以城邦制度不適應於帝國來概括之，誠如上所述之外，他認為古代的“國家”的合法性，來自於對利益的分配，也就是貧民要求的生存權的維護之上。當他們在早期還能夠與富人階級達成一定的妥協後，在“習慣傳統”這個點上，貧民是願意維持羅馬國家的。可相反的，在晚期一百年內，羅馬貴族把征服來的利益把握在手中，用傲慢的姿態拒絕了任何的分配，就導致貧民轉向願意給他們救助的“那群人”，共和國也就崩壞了。(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史書上總是說馬略或凱撒努力替老兵爭取土地或海外“殖民”的原因)

　　以上是筆者對於本書的理解，其他小細節部分，就不再贅述。

　　大體上來說，不是沒有所得，只是說，除非是真的抱有高度興趣的人，否則大概是很難啃完它，大概就是這樣吧。

　　《古代世界的政治》读后感(三)：重讀一次的心得

　　這本可以跟《古代的民主與現代的民主》這本一起讀。

　　重讀一次後感覺翻譯有些句子怪怪的，但整體還好，須要用點心，雖然其實這是篇講稿改寫的。

　　但如果你看懂的話，眼前就能清楚浮現芬利描繪出來的古典時代的政治圖景。

　　芬利關心的不是政治制度，思想等“脫離現實”的理論，他想跟大家探討的是實際上在古代運作的政治是怎麼樣方式。實際掌握權威的是誰？是怎樣控制這種權威？社會上構成的是怎樣的階級？又要如何維護不同的利益？法律是否可以確實的保護大眾？政治衝突又是如何解決？….等各式各樣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事務的處理之道。

　　古代的階級成分沒有今天那樣複雜，富人跟窮人二分，儘管是存在所謂的“中間”份子，但數量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他們都各自宣稱代表著“國家”及其利益，那麼，在古代，何謂“國家”呢？正確的來說應該是城邦，這跟現代意義上的並不相同，此外，欠缺中介(官僚)，人民是只能跟政府-立法者、法庭與行政人員-接觸才能感受到“國家”及其權威。在沒有官僚的情況下，城邦要維持諸如治安，就需要志願者了。

　　現代人很難想像在沒有官僚的情況下怎麼統治，可是過去的城邦確實是這樣維持了權威與穩定。主要是依靠傳統，上層階級獨占教育與識字權，塑造出一種價值觀來控制大眾；此外，雖然富人獨佔了大部分的利益，卻是以承擔公共支出作為代價。同時，貴族爭權要人民支持，所以他們會給予庇護及分享利益來爭取，也可以達到統治上的穩定。此外，相對於雅典對於宗教的輕忽，羅馬貴族則擅長使用人們對於占卜跟神諭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古代社會小國寡民，政治活動都是面對面彼此的角力，政治家跟大眾間的宣傳拉攏，演說是必要的條件，但不是唯一成功的要素。現有的史料不會告訴我們雅典出兵西西里或羅馬決定毀滅迦太基時經歷了多激烈的辯論跟鬥爭。

　　在雅典，直接民主讓公共職務向大眾敞開大門，公民基本上都有機會擔任官職，參與決策，畢竟當時很多事情都是直接性的關連，例如上戰場。羅馬雖然名義上有三個議會，但真正掌握實權的是元老院，透過對行政官員的把持，寡頭貴族限制了人民的參與在一定範圍內。在希臘本土常常都是寡頭、僭主跟民主的交替，羅馬政體雖然看起來相對穩定，但其實也經歷過混亂，所謂“階級矛盾”時期，街頭暴亂，罷工等對抗時常出現，但平民純粹為了一個目的的活動，這跟共和末那些被雇傭來充當打手引起的戰亂是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很難相信，希臘、羅馬的政治人物在彼此勾心鬥角時，會沒有一種立場與利益掛勾在背後，純粹只是一種權力跟榮耀的遊戲，至少在說服大眾給予支持時。而在古代，政治的鬥爭，為什麼必須以消滅對手為目的，而不僅僅只是其地位？這也跟民眾參與有關，儘管帶有著虛幻的色彩，到底能夠真正影響決策多少尚待爭議；但在這個面對面交流的政治社會，權威在體制上不來自於職位，而來自於個人影響力。要給與對方打擊，除了毀謗或者是財富，最有效的方法當然還是直接流放或消除對方。在雅典，陶片放逐法跟不當提案處分讓鬥爭以放逐結束。而在羅馬，為什麼政治實踐變成激烈的惡鬥，最終成了瓦解共和本身的原因？這在於過去的平衡的失去跟政治不再能夠回應人民的需求。羅馬是古代世界最終最強大的剝削機器，其得來的利益本來至少還在貴族跟公民之間達成一定的共享；後來，隨著征服規模逐漸擴大，變成只有一方獨占時，部分野心家日亦激進，加強了擴張的力度；同時，公民淪為赤貧，不得以將充當武力的軍團轉向原本不須服役的最下層徵召，他們並沒有過去的那種義務跟忠誠感，戰利品又與他們無關時，成為野心家的打手攻擊城邦與國家也就不是什麼難事。說穿了，羅馬共和的“過時”是在於政治實踐的失敗，它不再能夠讓各個階級都發聲，維護所有人的利益，而不全然是體制的落伍。

　　最後，芬利又問了：那麼，國家的正當性又是從何而來？而公民的服從義務又到怎樣的界限？事實上，這也是討論了一兩千年的政治思想史上的問題，而答案也基本上符合現在主流的共識：唯有追求共善，國家才有正當性；也只有在法律規範的範圍內，公民才有服從的義務。可是，最後他又說，當人們把不正當的國家推翻後，迎來的卻可能是不自由：例如羅馬共和。

　　《古代世界的政治》读后感(四)：【转】晏绍祥：芬利的古史研究

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希腊罗马史和古典传统，已出版《希腊史研究入门》（与黄洋合著）、《荷马社会研究》和《古典历史研究史》等，译有詹金斯《罗马的遗产》、默里《早期希腊》和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与黄洋合作）等重要著述，在各类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古代世界的政治》读后感(五)：古代世界的政治

　　关于古代政治的讨论在近代以降的西方世界一直都是热点问题，无论是像霍布斯、卢梭等政治哲学家将古代政治作为正例或是反例，还是美国立宪会议中与会者将古代政治作为论辩的资源与依据，以及汉森、卡特里奇等史学家的专题研究和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式讨论与斯科菲尔德的政治思想史式研究都极大的丰富了对于古代政治的认知。[ 如采用古典资源作为自己论证资源的哲学家，政治家的作品不胜枚举，在此便不再详述。汉森曾写作《德摩斯梯尼时期的民主》，卡特里奇曾写作《实践中的古希腊政治思想》，施特劳斯写作过《论僭政》、《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等一系列的关于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作品，斯科菲尔德曾主编《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并个人独著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上述学者的书籍当然不能囊括研究古代政治的各种研究倾向，但是基本涵盖了主要的研究古代政治的范型。]作者摩西·芬利（Moses Finely，1912-1986）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古史学家之一，先后在纽约城市学院、拉格斯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希腊史，但作品却往往以整个古典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在古代奴隶制，古代经济和古代世界的政治的领域颇有建树。

　　本书分为6个章节，其中的四章是作者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发表的四次威尔斯讲座（Wiles Lectures）的讲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第二章与第六章是嗣后在丹麦皇家科学人文学术院的C·雅克布森纪念讲座上首次发表并刊于学术院的《通讯》上的。由于各章是在不同场合上曾经公开发表过的内容，所以在各章体例和形制上都并不算统一，论述问题之间虽然有联系，但也可各视为一个完整的主题讨论。对此，笔者将遵循本书的特点，在讨论中以章节主题为主线，兼顾各章节所研究的内容在历史中的联系。

　　本书的第一章，作者直奔政治的核心问题—国家、阶级与权力。书中借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三卷（1279b6-40）中对于不同政体区分的关键因素的讨论，指出在古代世界区分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的关键在于区别是穷人政体还是富人政体，进而指出一个国家政体的根基在于它的社会体制之中。芬利分析了在希腊与罗马的演说词和政论中关于富人及其一系列的近似词和穷人及其一系列的近似词，指出了在古代政体中国家是利益和阶级冲突的场所。通过对元老院最后决议（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和罗马法律与法律施行的分析，他确立了古代政治的三种关键条件。即不存在作为中介的官僚阶级，民众可以直接和政府打交道；政府和国家意味着内部关于古代政治的讨论在近代以降的西方世界一直都是热点问题，无论是像霍布斯、卢梭等政治哲学家将古代政治作为正例或是反例，还是美国立宪会议中与会者将古代政治作为论辩的资源与依据，以及汉森、卡特里奇等史学家的专题研究和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式讨论与斯科菲尔德的政治思想史式研究都极大的丰富了对于古代政治的认知。[ 如采用古典资源作为自己论证资源的哲学家，政治家的作品不胜枚举，在此便不再详述。汉森曾写作《德摩斯梯尼时期的民主》，卡特里奇曾写作《实践中的古希腊政治思想》，施特劳斯写作过《论僭政》、《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等一系列的关于古希腊政治思想的作品，斯科菲尔德曾主编《剑桥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史》、并个人独著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上述学者的书籍当然不能囊括研究古代政治的各种研究倾向，但是基本涵盖了主要的研究古代政治的范型。]作者摩西·芬利（Moses Finely，1912-1986）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古史学家之一，先后在纽约城市学院、拉格斯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古代希腊史，但作品却往往以整个古典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在古代奴隶制，古代经济和古代世界的政治的领域颇有建树。

　　本书分为6个章节，其中的四章是作者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发表的四次威尔斯讲座（Wiles Lectures）的讲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第二章与第六章是嗣后在丹麦皇家科学人文学术院的C·雅克布森纪念讲座上首次发表并刊于学术院的《通讯》上的。由于各章是在不同场合上曾经公开发表过的内容，所以在各章体例和形制上都并不算统一，论述问题之间虽然有联系，但也可各视为一个完整的主题讨论。对此，笔者将遵循本书的特点，在讨论中以章节主题为主线，兼顾各章节所研究的内容在历史中的联系。

　　本书的第一章，作者直奔政治的核心问题—国家、阶级与权力。书中借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三卷（1279b6-40）中对于不同政体区分的关键因素的讨论，指出在古代世界区分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的关键在于区别是穷人政体还是富人政体，进而指出一个国家政体的根基在于它的社会体制之中。芬利分析了在希腊与罗马的演说词和政论中关于富人及其一系列的近似词和穷人及其一系列的近似词，指出了在古代政体中国家是利益和阶级冲突的场所。通过对元老院最后决议（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和罗马法律与法律施行的分析，他确立了古代政治的权力和外部权力，国家权力在必要时压倒了社会中的其他所有权力；统治者及其统治方式的选择依赖于特定社会结构，古代城邦并不存在“中间阶层”而是穷富对立。进一步的研究比较了希腊和罗马人的财富的获得与积累与内部分配的状况，梳理了贫富差距形成的历程。指出各种社会阶级是如何通过财富获得与占有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的，以及军事制度形成和贫富阶层对立之间的关系。作者对比了罗马公元前186年的酒神崇拜仪式与公元前415年的雅典毁坏赫尔墨斯头像事件中，国家权力的施行与日常状态下政府权力的施行。在内部危机爆发时，拥有武器的公民被动员作为志愿者而以一种不听从“官方”的方式自我行动起来，而在这种状态下，国家、阶级与权力以混乱的方式以合一的方式被我们发现。

　　第一章所讨论的权力实际上是施行的强力，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强制政府的反对者、摧毁他们的意志、迫使他们服从的手段。而第二章所讨论的“权威与庇护”则是在政治运转中弥散在所有政治参与者之中，塑造政治心理的“权力”。作者分析了希腊和罗马对于“祖宗之制”的崇敬与宗教仪式的程序正确对于政治心理的塑造，富人的识字教育与穷人的参与式非识字教育，指出了一个带有识文断字成分的口头文化中政治需要亲切的临场和成文法解释对于精英的依赖。由于在古代只有精英接受了识字的教育，所以只有他们有能力解释法律、神意、对错，穷人只能听从他们之中的某种解释。这强化了人们对精英阶层及其统治权的接受，并且由于解释越多，能被祖宗之制所接纳的价值和准则越多，对于精英的权威就越有利。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希腊和罗马精英如何增强其权威的方法，古代城邦的穷人公民由于生活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获得某种程度的帮助。由于城邦并不进行日常征税，所以国家开支在非战争状态下基本上由富人承担，富人通过公益捐助的方式从而减轻了穷人的负担。在雅典，在公益捐助之外，城邦通过津贴制的方式给穷人提供了永久性的生存危机保障。这实际上形成了富人阶级对于穷人阶级的集体性庇护。通过对罗马精英在宗教仪式上的捐助和客蒙与伯里克利对民众进行的“贿赂”，的对比，芬利指出希腊罗马贵族作为非部落领袖和军事领主，他们的权力基于他们的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方式。庇西特拉图和伯利克里设置村社法官以及克里斯提尼建立新的部落体制来基于贫富差异形成了富人对穷人地缘型财产庇护。而罗马官职选任则证明了这种庇护对于富人获得官职（权威）的推动作用。

　　第三章以政治为题，芬利再一次定义了他所讨论的政治：第一是国家和国家内部各种团体的区分，第二是决策具有约束力并且可执行的国家与其中决策没有约束力并且不可执行的前国家组织的区分，第三是某个个人与一小撮个人具有绝对决策权的国家与通过讨论、争论，最终以投票方式做出约束性决策的国家的区分，指出了他所讨论的政治乃是在希腊和罗马出现的特殊的政治共同体形式。芬利对此提供了一个“理想型”，即每一个城邦的政府至少有一个公民大会，一个或几个小型的议事会和在资格者之间轮换的官职，但同时也指出这在不同政体中的差异实际上是巨大的，在雅典将军由于可以无限期连任而获得了重要的权威，而在罗马，由于执政官的任期限制，这样的基于官职的权威是不能建立的。在古代政府中，司法并不完全独立，经常和公民大会与议事会权能重叠，政府中并不区分民事与军事，但这样的结构在实际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又存在着不同的变化。芬利格外的强调了战争对于古代政治变动的影响，如斯巴达、雅典和罗马，它们的历史上极少有不打仗的年份，这影响了国家内部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在征服式国家或霸权国家中的对外扩张中，经常出现将臣属国家的整体改造成同霸权国家一致的状态，而臣属国家中的某一派别想要更改政体也常求助外部霸权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支持。在战争中属于征服式国家的斯巴达、雅典、罗马伴随战争而进行的整体变化，由于城邦多施行公民兵制，所以战争必须要让政治领袖对民众进行动员。芬利认为古代世界的政治领袖具备了在祖宗之制中属于高尚者的民众政治心理支持和对公众与私人的慷慨以及大量的空闲时间，这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常表现为一个高贵家族出身的年轻人用自身的努力获得了权威进而获得了政治领袖地位。这种政治领袖的地位获得由常常和军事生涯联系在一起，而这在雅典和罗马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在雅典政治官员与军事指挥权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属于基于个人身份的联系，例如伯利克里。在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的战争不同的时期，军事领导权更加专业化，与政治领袖身份开始出现更明显的分离。而在罗马，作为政治官员的执政官本身就承担了军事职能，罗马的执政官治权（imperium）与军事管理权紧密联系，这是基于制度性的政治领袖与军事指挥权的联系，因而到了共和国晚期的政治领袖往往都是军事统帅。但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政治家们都需要策动民众，这恰恰是征服性国家出于战争而必需付出的代价。

　　第四章芬利将视线转到民主参与上。芬利首先指出，在古代政治中存在着不同于当下的真正的民众参与，在精英领袖和民众之间存在着复杂且变动。芬利进而分析了雅典公民如何进行政治参与的具体方式，指出基于城邦的制度条件和公民的物质条件限制，大量的年纪较大的和定居城市的公民都是经常参与到政治中的，大量的民众通过进行过多次的政治参与从而积累了对于政治事务的经验。由于公民大会拥有了最终的裁定权，而且缺乏预先能预定投票结果的机制从而使得政治领袖必须要对讨论的政治事务最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民众的诘问。芬利进一步以雅典重新评定提洛同盟贡金和是否出兵对抗马其顿的绯力为例，指出政治领袖在缺乏官僚机构为他进行信息搜集工作的情况下，必须依赖于非官方的随员来获取信息，而这些人在公民大会进行表决时充当了“可识别的专家”和“熟悉的同道”的角色，从而来吸引公民的信任。政治领袖演说的前提，是公民大会期待能够依靠领袖们提供的信息和判断，然后给予公民们听到的事实和论证就不同建议和政策做出选择，但往往政治领袖并不需要次次都自己出面演说，而是依靠那些非官方的“专家”。芬利指出，雅典不仅是“面对面的社会，还是一个地中海社会”，人们在节日聚集在港口和市场上，不同人群的集会都将使得信息传播和被讨论，而有政治野心的人就会利用这种场合来推进自己的政策。在转入关于罗马的论述前，芬利对民众参与进行了一个总括式的总结，他是在用他们自己的概念来对政治进行结构性的历史解析，在雅典和罗马这两个政治上成功且稳定的城邦，精英和民众一直都存在着紧张关系，在一方面扩大了民众参与的效力的同时，另一方面将民众参与遏制在一个狭小区域之中。书中分析了罗马公民大会的召集方式，指出了罗马的会议模式限制了民众的参与，除非是政治领袖需求他们参加到其中。罗马的官职体系，法律体系和对超自然现象的解释机制在极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民众参与的效力。芬利指出最近的经验证明了人们将上述制度、超凡领袖等事物视作为“现实”和合法的运作机制加以接受限度是无限的，它们并非是一种空洞的说教，而在过去是一种信仰或是希望，那些机制和场面是导向社会目的实现的过程，政治并不仅仅是无止境的程序，它所关乎的乃是实际问题。

　　第五章延续了上一章的结尾，将关注点移向了政治问题与冲突。芬利认为在古代希腊罗马世界中，职业政治家是公民群体中极少的一类人，政治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相信或者他们使得自己相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社会的善，因而政治就变成工具性的、次等的活动。公民大众在政治判断时会将政治问题与政治人物联系在一起，那种作为个人的候选人和作为政策表现的候选人的区别在古代世界是不存在的。芬利列举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67年的不完全清单，指出在这一时期罗马发生了大量的冲突而这一时期又恰恰恰属于布朗特所说的“平静的时代”，这种安静和纷争时代的区分方法是陷入了相对的陷阱之中，历史学家研究的时段是几十年，几百年，但是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或者涉及到的人却是只能活几十年的，他们当然不会生活在永远的内乱之中，因为这意味政治的终结。但是不存在内乱并不意味着冲突的消失，对于生活在那一时段的人这种冲突“气氛”是一直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之中。政治行动的参与者对于自身利益和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判断是复杂问题，但芬利认为这对于行动者而言并不是矛盾的，而只是对于观察者来说是矛盾的。在战争乃是生活的一个常态部分的世界，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爱国情感与具体行动的矛盾会得到不断的释放。芬利以政体的冲突和轮回作为切入点分析了雅典和亚里士多德记载的马赛利亚的政治冲突与政体变换的关系，在罗马政治冲突则有时通过抗议、撤退等方式表现。内战、骚乱等各种程度的政治紧张都被包含在了stasis一词中，而这是古代城邦政治历史的常态。芬利进而分析了希腊与罗马的政治历史上冲突的表现状态，指出古代城邦内部的stasis是不可避免的，而维持政治稳定依赖于对外不断的扩张，进而通过资源的增加来减缓公民因为土地和债务之间造成的冲突。在共和国晚期的罗马，这种公民出于自身利益的冲突转化的“暴民”逐渐被职业的“黑帮”所代替，他们是只效忠于供养者的私兵。冲突更加表现出要以消灭政治对手为目的的倾向，芬利认为，这是源于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从而导致如果在一个面对面的社会要消灭对手的政治影响力就必须要让他从这个社会中被移除了，而权力并不完全依赖于官职而是依赖于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裁决，政治领袖和被他庇护的人在政治生活中是共同进退的，所以必须要彻底消灭对手。当士兵变成募集制而非义务制时，当征服不能为罗马提供新的土地和利益时，出于国家的目的理性也就不存在了，征服本身的价值理性也不存在了，这时候罗马军队向罗马进军也就没什么意外了的，政治对于人民来说不再是有效的工具，这意味着民众参与的终结，也是政治的终结。

　　第六章意识形态，芬利以阿西比尔德的“叛变但是忠于国家”的悖论展开了对于自柏拉图到西塞罗的对于政治反思的梳理。他分析了关于正义、善、良好秩序、祖先之制战争等概念在思想家和演说家的意识充当了何种角色以及上述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普通人民的心态。芬利认为，他所讨论的意识形态领域不同于政治学说或者哲学领域，而是左右政治思考和政治判断的政治文化，是关于信仰和态度的领域。关于古代政治中那些令现代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它的决定性因素要从意识形态中去找，因为那是古代人一整套的信仰和态度。这恰恰是一直是本书的主题。芬利认为一个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除非为那些被统治者接受，否则没什么用处。但当意识形态在精英内部开始解体时，其结果不是在公民群体中扩大政治自由，而是相反摧毁了所有人的自由。（p179）

　　摩西·芬利的研究在古代奴隶制、古代经济、古代世界的政治的领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被奉为正统。例如在古代经济的性质上，近30年来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就是基于芬利模式的基础之上的。在中国的古代世界史[古代世界史][]研究中，自黄洋的《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等重要著作出版后，芬利对于古代经济性质的“原始派”判断更是成为了主流共识。芬利对于古代世界政治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古代的民主政治与罗马的共和政治上。从《雅典人民领袖》，到《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再到本书，芬利的所有论证都集中在古代世界的民主与共和，他自己说“我唯一关注的是自治的城邦，有时也关注自称的城邦。”[ 晏绍祥：《芬利与古典世界历史研究》，M.I.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这意味着他的关注范围大概上起公元前7世纪的古风时代晚期到希腊化时期以及公元前5世纪中叶到晚期共和国的罗马世界。但在本书中，芬利关注最多的还是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与共和时期的罗马，这与芬利对政治的另一判断相关，“在‘皇帝之决定即具有法律效力’（Quod prinicipi placuit legis habet vigorem）的原则占据统治地位的地方—即使只是精神上的，那也只是候见厅的管理而非议事会的管理，因此在我的意义上没有政治可言。”本书采用了比较的视野将希腊和罗马的政治（作者所限定）的不同方面置于同一种观察角度下进行分析，这不同于传统历史研究的时序化研究，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希腊诸城邦和罗马在空间和时间存在交互和重叠，所以以时序化的方式以城邦历程为切入点来研究确实容易陷入混乱，而采用问题导向下的结构比较相对能更整体地看待古代世界的政治。虽然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是独立成章发表过的内容，但仍可以发现完整的思路线索。作者先指分析了古代城市的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之前的关系，即国家产生和阶级分化的原因，以及这如何左右了城邦的权力分配。后续所讨论的政治问题只有在国家与阶级和权力的属性和特质被确定后才能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第二章到第四章作者先分析了富人是如何获得“权威”从而掌握了实际中的政治权力，但是由于城邦面临的随时会爆发的战争的环境和公民兵制的限制，城邦的政治总是要将民众以纳入到国家权力的持有者和施行者的身份中。由于民众也分享了政治权力，所以精英的政治领袖就必须要通过各种渠道来“限制”民众政治权力的“有效施行”，一类是减少民众可以行使政治权力的机会，而另一类则是诱导民众讲政治权力用以支持某一个政治领袖的。看似城邦内部的政治制度对于精英和民众之间的权力做出了互相制约的平衡，但是实际上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精英内部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随着互相制约而消失，国家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正是阶级利益冲突的场所。当城邦不能通过对外征服来缓解内部矛盾时，stasis最终从冲突、党争演化为内战，而这时候政治也就不存在了。芬利在第六章谈及了古代政治思想问题，但他回避了政治思想或者政治哲学这样的术语，转而采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来分析古代人所持有的“政治思想”，这是因为影响古代人政治甚至现代人政治的并非是这种或那种思想家的思想，而是人们所持有的那种思想转化成的信念。在古代政治实践中，精英和民众行动的思想基础正是他们所秉信的如“正义”、“善”、“祖宗之制”等政治信念，而这种政治信念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体的。在这种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就是可以被理解的。芬利认为对“意识形态”的信念是政治实践的决定性因素，这正是他本书所要讨论的真正主题。

　　芬利本书有三个观念突破，第一是芬利通过对于政治实践中的民众参与的分析，驳斥了古代作家和延续了古代作家观点的现代人对于民众易受蛊惑。缺乏政治能力的观点。将政治领袖视作为城邦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部分，而非不时出现的天才人物。第二将非严格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的视角带入罗马共和国政治的研究中，并论证罗马共和国的城邦属性。第三将“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心态分析带入了政治研究分析。但是芬利的论证存在为了他的总体观念裁剪史实的现象，作为一部政治社会史的书籍，本书在方法上近似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将史实揉入观念论述之中，较少在行文与脚注中对史实进行辨析（与传统的古典历史学相比），这对于历史社会学或许可以接受，但是作为一部历史学作品似乎有所缺失。由于篇幅体例所限，芬利虽然以《古代世界的政治》为题，但是实际上仅仅讨论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的形成，似乎略有些题实不符，对于政治心理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芬利也较少论及，但制度因素恰恰确立了政治实践的可能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