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成都》是一本由王笛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80元，页数：34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一)：追问题的人

　　半天时间刷完，怎么说呢？本来是想给四星的，因为这部书里的几个专题内容，王笛都有相关专著出版，而收入这部集子的文章中，对于很多细节问题多只能点到为止，有些限于篇幅或资料，甚至只能陈述，而无法做太多讨论。例如茶馆为什么会在建国后短暂消失？这个消失的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反应如何？是否有人抗拒（即使无法改变结果）？这些都未能见到。还有袍哥雷明远杀死自己亲生女儿后的影响与原因分析也很简略，这些本可以作为理解袍哥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切入口的。所以本书最大的价值，可能是作为了解王笛教授学术转型的入门书。

　　至于加一颗星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作者在过去四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在自我反思，如在《跨出封闭世界》一书中认为自己对民间宗教可能抱有太多负面评价，在写作《茶馆》与《袍哥》两部作品中意识到要努力摆脱“精英话语霸权”的影响，为此网罗资料，传教士回忆录与巴金等人的小说作品都不放过，功夫做的非常细。但即便如此，他也很谦虚的声明：自己研究下层，却不是“下层代言人”。写作历史无法做到完全客观。

　　在与唐小兵教授对谈中，作者甚至会认真区分“下层”和“底层”两个概念的使用。对于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为副教授，早早享受“功成名就”的人来说，能够在学术上“追问题”到这种程度，实在屈指可数。所以我认为，读这本书，一方面可帮助了解近代四川社会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去学方法，学态度。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二)：旧成都的韵味

　　

一提到成都，人们都说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好地方，节奏缓慢，舒适，安逸的城市。虽然发生过诸多的历史变迁，但它依然保持着独有的文化特征。《显微镜下的成都》以街头、茶馆、袍哥、麻将典型的代表，揭开传统成都的古老文化，悠闲生活。

作者王笛，历史学者，代表作《街头文化》获得2005年“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显微镜下的成都》集合《街头文化》、《茶馆》、《袍哥》的精选节选，是一本关于了解成都，了解王笛微观历史的入门书。在写作形式上，利用细节描写、实例等，引出社会问题，收集档案，报刊资料，社会调查，回忆录等呈现传统成都日常文化的独特性，古老的韵味。同时，插入老照片，还原历史的真相，勾勒出昔日成都民众闲逸的生活。

近日读完司昆仑著作《新政之后》，也是写清末民初的成都，两书相比，两种不同的视角和研究方向。《新政之后》强调成都的城市改革，文明的进程，分析管理者的组织和管理，以及像周善培、赵尔巽等著名人物做出的贡献。而本书着重于改革之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改变，细微地探究城市底层社会自由变成自治城市时民众的回应。

《显微镜下的成都》集中了成都独特的文化，体现着旧时的古老气息。街头，自由的公共空间，充斥着行人、小贩、车辆等，商业街和居住区区域并不隔离，街上有小孩、家禽很是热闹。在节日、仪式里，街头的公共空间更是能反映地方文化特色，体现人与人的情谊。家族和宗族的仪式，成为古老的社会习俗，在街头和公共空间举办，变成了公共娱乐，而庆祝节日还夹杂着一些大众的宗教仪式，如民间的春节“守岁”，拜灶王爷，正月十五后，人们聚集南郊举行“迎喜神”活动。以街邻为单位的庆典，大多是居住在同一社区和街道的人们，组织在一起相互进行许愿、祭祀等活动，呈现他们自己的风俗文化，也表现出邻里之间的情感。

茶馆，对成都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公共场所之一，它也是成都社会变化的缩影，反映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向的发展。茶馆，它开始是安逸自由生活的象征，底层民众可以在任何时间呆在茶馆里。茶馆，给卖艺人提供了娱乐的舞台，就业的机会；也给民众提供了教育的机会，评书可以让民众了解历史、时事。后来，茶馆也成为了商业交易的地点，调节民事、经济纠纷，最后，它卷入了政治斗争。茶馆中的戏剧内容去向了政治，袍哥组织也在茶馆里秘密活动，造成茶馆不再是单纯的娱乐休闲，自由的公共空间，而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有秩序的场所。茶馆逐渐变成了只保留形式，但失去了古老的韵味。

袍哥和打麻将，作者都是以一个事件引出的社会问题。袍哥，以雷明远家的惨案引出袍哥组织，它是四川哥老会的俗称，从清朝到民国时期的社会秘密组织，他们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守旧思想和严格的帮规，雷明远是首领，竟然没有调查清楚，就以暴力手段杀害了亲生女儿。雷明远事件影射了袍哥组织内部思想和结构的真相，特定时期四川的独特性。打麻将，以余女士官司事件引发社会的关注，虽然法律给了余女士公正，但她却失去了邻里间的关系，一个人抵抗不了集体，她只能搬家重新生活。麻将活动依然是人们娱乐的项目之一，也是成都现代自由、闲适文化的象征之一。

《显微镜下的成都》进入成都的大门，寻找着这座古老城市独特的韵味。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三)：成都的微观世界与社会空间

　　

在历史学传统的学科分工里，以分析空间为主要工作的是历史地理学。不过，新史学扬弃了这个观点，空间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范畴，也应成为社会文化史的重要分析对象。

王笛的史学研究始终围绕故乡成都及长江上游区域来描述、分析社会空间，代表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小生意、日常文化和公共政治，1900—1950》和《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和秩序》等。

这部《显微镜下的成都》包括四个部分，即：街头，进入城市内部；茶馆，打开微观世界；袍哥：解谜秘密社会；麻将：跨世纪的困惑。该书前三部分大致上就是王笛若干旧作的简明摘要版，第四部分是新增补的近期研究，分析思路与茶馆研究接近，可视为茶馆的延续和变体。如果没有读过王笛作品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本书当作入门，快速了解。

近年美国汉学研究学术成果之一，是对清代与民国时期城市历史的考察，出版了很多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在美国高校求学、教授多年的王笛，当然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与汉学家更关注的京沪广等大都市相比，近代成都和其他中国城市在自然形态和社会组织方面有许多共同点，偏居西南且是省会的成都又有着独具特色的地理区位、历史条件和人情风物。

从1995年着手写作《街头文化》一书起，王笛便竭力发掘关于成都地方文化的细节资料。他谈到自己集中考察和回答的一些问题，包括：公共空间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有何功能？城市民众与城市公共空间有何关系？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街头和社区？改革和革命是怎样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与地方政治是怎样交互影响的？等等。

王笛在处理茶馆时，不只关注其内部运作、茶馆与客人的关系，而且侧重探讨信息交流、经济交易、社会纠纷、行话规则、文化表演、政治谋划等活动如何在茶馆这个小世界里有条不紊地进行，并且还讨论了现代民族国家对茶馆的改造及其结果。没有哪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拥有如此多的茶馆，没有哪座城市的茶馆像成都那样具有如此多的功能。成都的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吧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它作为社会公共场所是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如果把茶馆视作城市社会的一个“细胞”，那么在“显微镜”下对这个细胞进行分析，无疑会使我们对城市社会的认识更加具体深刻。

王笛早在讲述茶馆时就提出了“显微镜”的比喻，他在“显微镜”下对成都这个“肌体”不断进行全面考察和细致描述。在茶馆的人群构成里，“袍哥”是一个有着民间话语权力的特殊群体。在雷明远为中心的《袍哥》里，王笛进一步分析了在《茶馆》里就注意到的袍哥“吃讲茶”在地方权力和控制中的作用以及川西平原的风土、社会、组织、管理、政治、经济等共同运转所构建的一个既有普遍意义又有独特气质的中国近代民间社会。

王笛还一直尝试把文学式的描写和严谨的历史研究相结合，并力图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本书的多处场景，比如，1900年1月1日，成都的茶客们是安逸的，他们对于遥远的华北平原正在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动几乎毫无所知，就算有些风声，也不过是几声唏嘘。比如，雷明远亲手处死与裁缝偷情的继女的沉河场景。人物的情态、心理活动、对话，亲人的焦虑、悲痛，周围人们的目瞪口呆与雷明远本人的反应等描写都有着栩栩如生的画面感，类似史景迁《王氏之死》的笔触。历史学家G.斯皮瓦克有句名言：“底层人能说话吗？”我们可以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声音，以他们自己的声音来考察他们的思想行为。

王笛的研究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实践。不过，“微观史”所表明的规模与其对存在的局限性的承认，实际上也意味着研究对象资料可能的枯竭和研究方法与内容的重复，近作多雷同或也由此。另外，还要注意，修辞化叙述对于历史研究可靠性的干扰程度。

我的藏书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四)：成都的摆摊文化，可是历史悠久

　　本文选自《显微镜下的成都》第一部分 《街头：进入城市内部》

在传统中国城市，虽然街道的基本功能仍然是交通，但人们也普遍将其用为自由市场和休闲空间。至少早在宋代，中国城市的商业活动就已非常活跃，例如13世纪的杭州不仅商铺辐辏，而且“饭馆、旅店、酒肆、茶房以及歌女表演场等数目繁多”。在近代，街道的这种商业功能更为明显，从沿海到内陆都是如此。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商业最为繁荣的城市，街头是除了店铺外最重要的商业空间，而且商业的发展促生了丰富的街头商业文化。

古代成都便形成了街头月市，成为重要的街头商业和庆祝活动，人们可以在一年内参加12个月市。尽管我们对月市的起源并不清楚，但这种街头市场至少可以追溯到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里对此便有生动的描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岁华纪丽谱》里还提到“蚕市”“乐市”“花市”等。清末文人庆余便写有《成都月市竹枝词二十四首》（每个月市两首），生动地描述了这些每月一次的盛大商业活动。这些活动反映了繁荣的商业和丰富的商业文化。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描述的：“灯市未残花市到，春风何处不相逢。”在这些月市中，花市最为热闹，当春天来临，花会会址青羊宫游人如织，一首竹枝词称：“青羊宫里仲春时，赶会人多密似蚁。”沿着锦江河，行人、马车、轿子络绎不绝，数百花店设摊卖各种奇花异草。成都人喜爱花草，花会来临时，“青羊小市卖花天，何惜缠腰十万钱”。花会特别吸引着妇女，这样的日子对她们来说犹如节日， 一首竹枝词中的妇女便“一夜闺中嘱夫婿，明朝多买并头莲”。花会实际上成为一个商品交易会，那里“货积如山色色宜”。

除了这些特殊的集市之外，成都居民把街头变成了日常的市场。商人、小贩没有任何限制地在街头出售商品。一些街道变成了专门化的市场，如盐市、鱼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猪市、果市、花市、柴市等。据一个西方人观察，“不同的交易分别占有各自的空间，有的街由木工、靴铺、皮毛铺、刺绣、旧货、丝绸、洋货等分别充斥”。许多由此而得来的街名沿用至今，如盐市口、珠宝街、鹅市巷、棉花街、骡马市等。大多数流动商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他们的货摊可分为行摊、坐摊和地摊。当夜晚来临，交通不再拥挤之时，一些街道又变成了熙熙攘攘的夜市。夜市以东大街为中心，到20世纪初甚至扩展到走马街、青石桥以及东御街。商贩们在那里出售百货，顾客行人摩肩接踵。毫无疑问，夜市丰富了市民的夜生活。以前商铺都在夜幕降临前打烊，在夜市的带动下，许多商店延长了营业时间。不过，这些地方也有不少“奸商”借光线昏暗以假货蒙骗顾客，另外像偷盗、剪辫、抓帽子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街头不仅作为市场，实际上也成了工匠手工场。无论是在街角还是街沿，工匠们都可以制造产品就地出售。繁华商业区后面的居住区，成了产品的生产地。来访的西方人发现，小街小巷总是民居和作坊间杂，而且“每一居所总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卖”。像暑袜街和红布街等街道的名字，也反映出那里生产产品的种类。一首关于红布街的竹枝词吟道：“水东门里铁桥横，红布街前机子鸣。日午天青风雨响，缫丝听似下滩声。”外国人也注意到丝织是成都的“大工业”，有着“成百的织布机”。纱帽街既售卖又制作帽子，帽店和作坊密集。 在这些作坊里：

妇女纺棉纱或丝线，或刺绣、编织、缝纫，或做玩具、焚香、纸花以及上坟的纸钱。男人则编凉席，做木盆、桶、篮子、鸡毛掸子，或织布、织毯、绣轴、绣幌子，或做铁、铜、银的物件和饰品，或与女人同做手工。小孩从八岁甚至小到六岁便成为帮手，他们纺纱、清理鸡毛、磨光木头、混合香料，以及做其他无需技术的工作。这些家庭作坊的产品在其拥有的小店出卖或由其家庭成员沿街兜售。

虽然19世纪末，西方商品已渗入中国，但土产仍在地方市场居主要地位，“商铺中橱窗展示的多是中国产品”。而且，成都的各种商业组织和服务机构诸如汇兑、钱庄等业务都由“中国人控制”。

随着街头和公共空间使用的扩张，商业文化也得以发展起来。这种商业文化反映在商店的匾额、装饰、商品陈列、店铺与顾客关系、财神崇拜、工匠工作方式以及他们独特的商业语言中。成都商业区总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19世纪末，一个法国人写到他十分吃惊地看到成都街道“甚为宽阔，夹衢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之大马路然。各铺装饰华丽，有绸缎店、首饰铺、汇兑庄、瓷器及古董等铺，此真意外之大观。其殆十八省中，只此一处，露出中国自新之象也。……广东、汉口、重庆、北京皆不能与之比较，数月以来，觉目中所见，不似一丛乱草，尚有成都规模者，此为第一”。几乎在同时，伊莎贝拉·伯德也描述了成都的街道和商铺：“这座城市有着宽阔的路面、整齐的街道，各街成直角相交， 店面看起来比中国其他地区美观，特别是摆放着精细的金银制品的珠宝店和存列闪光蜀锦的绸缎店。”商业文化经常反映出该地区的宗教信仰、经济状况和社会传统。几乎每家商店都供奉财神，每天早晚店员都要敬拜。这些店铺也反映出当地的文化，正如爱尔勒斯特· H. 威尔逊描写的：“漫步成都街头，人们从各行业可领会到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商店的“金光漆亮招牌竖挂着，上面的大字书法显示店名和经营范围”。

东大街是成都最重要的商业区，许多外国旅行者都记录了它的繁盛。如一个日本人赞扬道，东大街“肆店宏敞，高轩绮窗。檐头悬各种招牌，长短参差，金碧炫目……商店的样式与北京相似，然这里更为洁净”。1892 年，一个西方人从东门进入成都，后来他写道：“沿东大街而行，从发光的油漆柜台和绚丽的商品陈列，看到了繁荣和祥和，并逐渐意识到在这个西部城市居然有着一条如此干净、宽阔和如此面貌的街道。在沿长江上溯漫长的旅途中，有此发现使我感慨万千。” 20 多年后的东大街繁荣依旧，另一个日本人又给予了几乎相同的描述，但这条大街有了许多“现代”因素。他从东门入城，看到街上竖有写着“向右手走”的交通牌，有身着制服的人指挥交通。

各种资料显示，20世纪以前，地方官员很少控制集市、市场、小贩和店铺。例如，有集市的时候，小贩们就会聚集在街头招揽顾客，这些小贩给集市带来了活力。由于街头远离官府的控制，这给予人们分享这一空间的机会，居民们尽其所能地使用街头。结果商人和小贩总是为使用街头的空间而争斗，店铺以其招牌、幌子、货摊、桌椅等把它们的“势力范围”伸展进入街道，那些“大而怪”的招牌和幌子跨越街道两边，重重叠叠，以致人们难以辨认上面的字迹。这种场面亦成为城市景观和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显示了商业竞争的激烈。不过，成都商人仍然保持着相互协作的传统，如夏天各商铺都统一行动，搭凉棚以避酷暑，一首竹枝词记载了这种活动：“万商云集市廛中，金碧辉煌户户同。春暮日长天渐热，凑钱齐搭过街篷。”

　　《显微镜下的成都》读后感(五)：【专访】 历史学者王笛：一个城市形象好不好取决于它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

　　如果我们也用“显微镜”的方法来阅读这本《显微镜下的成都》，便可从王笛个人的学术道路中窥见70年代高考恢复、80年代国内史学研究的社科倾向以及90年代留学热潮。

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当这些小贩吆喝着经过茶馆时，不想回家吃早饭的茶客便摸出几文铜钱，叫小贩把点的小吃端进来，屁股不用离开座椅，早餐便已落肚。那时成都人最常吃的早餐，无非是汤圆、醪糟蛋、锅盔、蒸糕、糍粑、油条等，出三五文便可打发肚子，小贩们担一副挑子，一端是火炉，一端是食品佐料和锅盆碗盏，简直就是一个流动厨房。”

这是历史学家王笛笔下1900年1月1日的成都早晨。彼时的中国正值风云变幻之际，义和团遍及华北，一个英国传教士在世纪之交的夜晚被杀死，腥风血雨就要来临，但远在成都的人们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清晨还是一碗热茶。这种悠闲的态度被同时代的精英所鄙弃，后来也为长江下游流离失所的难民所恨恼，乱世里不容有此无意义的慵散。

来源：图虫

然于微观史的研究而言，意义就暗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日复一日的生活之下。自上世纪90年代赴美攻读博士学位起，王笛便将目光转向了小人物的日常。他曾经调侃，如果百年前的成都茶客听说这位“小同乡”要为他们撰写历史，他们一定会用本地方言把他嘲弄一番：“你莫得事做，还不如去洗煤炭……”但如果我们把历史置于 “显微镜”下去观察便会发现，这些小人物拿起茶碗茶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以及国家文化的浪潮中做出了“弱者的反抗”，为千城一面的都市生活保得一点地方特色，而像“袍哥”雷明远那样在廿四史里不具姓名的人物，恰恰能让我们一探当时社会的运作。

从早期充满各种图表和数据的《走出封闭的世界》，到后来以叙事为主《街头文化》《茶馆》《袍哥》，王笛不断缩小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叙事的笔调来讲述有血有肉的历史。诗人流沙河曾写道：“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乡愁者的心窝。”王笛把自己比作一只“四川蟋蟀”，为成都唱了近三十年的歌。最近出版的《显微镜下的成都》是这首“蟋蟀之歌”的汇总，也是作者学术转型的实录。如果我们也用“显微镜”的方法来阅读这部著作，便可从其个人的学术之路中窥见70年代高考恢复、80年代国内史学研究的社科倾向以及90年代留学热潮。借新书出版之机，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连线王笛进行了一次采访，与他聊了聊20世纪中国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城市公共空间的沉浮、国家文化的兴起、“城市形象”问题以及微观史在中国的近况。

历史学家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

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王笛不断强调“大众”在史学中的重要性：一是史学界的研究应当重视微观史的工作，在帝王将相之外复活属于平民的历史细节；二来，在写作与阅读方面，专业史学著作应当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既然微观史写的是大众历史，那么应该尽可能地探索一种平易近人的写作方式，邀请更多读者参与阅读，而非以专业性制造门槛。在聊到当下城市的状况时，王笛同样坚持了“大众”的视野，认为城市应当保障人们街头谋生的权利。

此外，《显微镜下的成都》还首次集结了王笛对麻将的研究。通过分析2000年成都的一起麻将官司，王笛探讨了社会主义时代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共同认同的道德规则之间的关系，而这一案例中小区居委会的处境也揭露了国家文化全面介入生活后所面临的尴尬——居委会为居民提供打麻将场所有违“禁止赌博”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却是其“丰富居民业余生活”的职能所在。

01 清谈误国？茶馆并非浪费时间的无用之地

界面文化：20世纪初的精英阶层对泡茶馆、打麻将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不过是蹉跎时光、磨人意志。这类态度在今天不独属于精英，一些普通人也以此来批评茶馆或麻将，但也有人开始反思这种态度，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王笛：20世纪初以来，中国就有批判大众文化的运动。过去在传统社会，戏曲之类的大众娱乐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西方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城市管理模式随着晚清以来的现代化传入中国后，许多精英就开始批评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认为它是落后的，是阻碍现代化的，要加以改造。

民国时期，胡适等精英知识分子把打麻将同吸鸦片、写八股文和裹小脚一起，列为四害，认为这是落后的表现。对待茶馆的态度也是一样。从晚清起，地方精英和官方都认为泡茶馆是浪费时间。抗战时期，从长江下游地区撤退的难民到成都一看，非常吃惊，国难当头，怎么还在这里喝茶？于是就批评他们“清谈误国”。1949年以后，提倡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的娱乐，根本就不鼓励开茶馆、坐茶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茶馆基本都关掉了。

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管控逐渐松弛，茶馆又在成都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了。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不过五六百家， 2000年左右有4000多家，前年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数量更多达9900余家。这当然和成都的地域扩展有关，但也很能说明茶馆在近40年里的发展活力。

成都在历史上是一个消费城市，以小商小铺和手工业为主。1949年以后方向转变，成为生产型城市，发展大工业，改革开放又是一轮新的城市定位和规划。经济发展以后，人们开始考虑城市的多样化以及生活品质的问题，而不是要把所有的城市都打造成千篇一律的工厂，催促所有人去拼命赚钱。总的来说，中国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在20世纪日趋收紧，现在有更多人接受，工作和享受生活是可以共存的，不是说享受生活就一定是要挨批评，我们现在的反思是一个逐渐开放的过程。

老人们在彭镇观音阁老茶馆里打牌。来源：王笛2019 年秋摄于成都郊区彭镇

界面文化：这些批评的背后隐含了一个观念，即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茶馆看似没有什么经济产出，因而无用。但从你的研究可以看到，茶馆在信息交流、社区认同等方面的作用非常大，对一个正常社会的运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历史事实对当下有什么启示？

王笛：晚清民国时期以来，我们就对茶馆有误解，认为它只是一个休闲和浪费时间和金钱的地方。但是事实上，茶馆不只是一个休闲空间，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微观世界，从这个小空间可以看到整个大世界的运作。

认为茶馆里都是无所事事的人，也是不对的。我在研究民国时期的茶馆资料时发现，当时茶馆里被认为有两种人，一个叫“有闲阶级”，一个叫“有忙阶级”。有的人在茶馆里面休闲，但有的人是谋生，这两种身份可以随时互相转换。茶馆像个市场，小商小贩在那里卖东西，还有掏耳的、算命的等等，是三教九流各个阶层的聚集地。从事特定行业的人有他们固定的据点，比如做丝绸生意的、做大米生意的、卖瓷器的都会到某个固定茶馆去见同行，谈生意。有时候茶馆可能还是人力市场，人们可以到那里去雇佣工人。

不仅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在《茶馆》第二卷里面我讲到，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很多被称为“皮包公司”的商人，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就拎个皮包在茶馆里做生意。改革开放初期，成都的物资交流会都是在茶馆里面定期举行的，尽管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这种形式被淘汰了，但茶馆依旧有信息交流的作用。现在成都很多读书会、沙龙也在茶馆里面举行，大家并不是在那里浪费时间。

茶馆也是一个会客厅。一些人因为共同的兴趣聚集到茶馆来，还有像袍哥这样的社会组织，他们没有自己的据点，就把茶馆当作自己的活动地点。今天的成都人见朋友、见同学也还是会到茶馆去，它是一个社会交流、产生自我认同的场所。

刚才我们讲到抗战时期的难民批评成都的生活方式，当时有个成都人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他说，我们不主张也不喊“茶馆万岁”，随着社会的发展，茶馆自然而然会被淘汰，我们不需要专门去要消灭它。这个作者为茶馆辩护，可是他也认为茶馆是旧的东西，迟早要消亡。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现在成都的社会已经这么现代化了，茶馆不但没有减少，没有衰落，反而还在继续发展。现在出现了很多新式的咖啡馆、奶茶店，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地位可能面临着挑战，疫情期间的社交隔离措施也会冲击茶馆的功能，但任何人都很难预测茶馆的未来。

茶馆里的堂倌。来源：图虫

02 打造宜居便利城市要靠“管理”而非“禁止”

界面文化：“有损城市形象”是反对街头小商业的理由之一。一些人认为流动商贩会影响城市的整洁、美观，损害现代都市形象，但20世纪初的成都人对占道、噪音等问题表现得十分宽容，那时的人们怎么看待“城市形象”问题呢？“城市形象”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它与你所说的“国家文化”有什么关系？

王笛：过去的中国没有“城市形象”的概念。传统的中国城市没有市政府、警察等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而是通过街坊、保甲、会馆等社会组织进行城市自治。城市也是自然形成，从布局到外貌，都没有事先设计过。直到清末新政，才从西方、日本的城市管理那里引入了交通、卫生等概念以及警察系统，市政府到上世纪20年代才出现。

晚清、民国及1949年以后的城市管理有一个共同的来自西方的模式，即由国家来设立一套标准。过去地方上的城市没有这些标准，标准的推广意味着城市重建，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形象”的概念才慢慢出现。在晚清，不少地方精英就不断地鼓吹，成都是四川的首府，首善之区要做出一个好榜样，街道要干净整齐，行人要守规矩。最开始的限定还比较松弛，只在交通要道、十字路口要求不摆摊，不怎么管小街小巷，但总体趋势是越来越严格。所谓国家文化，就是以国家力量来推动这种整齐划一的城市改造。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城市管理都是这种思维方式，按我的观察，可以说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不是说城市不应该进行管理，而是要看管理什么地方、怎么管理。交通、卫生、噪音等问题确实需要解决，但“一刀切”是不对的，需要更细致的办法。泰国的曼谷、清迈也是很现代化的城市，那里的夜市熙熙攘攘，却不见遍地垃圾的情况。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家文化其实可以把城市朝着便利、宜居的方向打造。说到底，这是“管理”的问题，不是“禁止”的问题。把别人的摊子砸了、车没收了，这样粗暴的执法才会引起市民反感，损害城市形象。

我认为一个城市形象好不好，取决于它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也取决于本地居民对外来者的态度。城市需要多元化，可以有高档的，但也必须提供低档的。低收入群体需要依靠街头来谋生，为了城市的漂亮、整齐、干净而驱逐他们，是一种错误的美学。前段时间成都率先允许占道经营，这是个很好的态度，但我不希望这只是针对目前经济状况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成为一种长期的政策。

俯瞰老成都。来源：罗林· T.钱柏林（Rollin T. Chamberlin, 1881—1948）1909年摄于成都，Beloit College Archives

界面文化：说到成都率先解绑街头经济，你认为这里面有你所谈的文化的“连贯性”吗？

王笛：我认为是有的。过去我们一讲到现代化，都爱强调变化的部分，仿佛什么都变了：文化变了，经济变了，生活方式变了，管理方式变了，都在变。但文化有其连续性，它的变化是很缓慢的。有时候表面上看是变了，但它的内在没有消失，只要有一定的土壤，它就会重新冒出来，街头经济正是如此。

我一直强调，中国过去的农村和城市都有经商传统。农民在农闲时做点小生意，城里头更有很多的小商小贩，他们知道怎么做买卖。1949年以后什么都是集体或者国家所有，自主性被压住了。只有等到改革开放，人们才重新获得自主经营的权利。现在我们普遍认为经济好了，是因为政策好。但“政策好”是指什么呢？就是让人们放开手脚去做事。国家不需要刻意地去推动什么，市场自然就会繁荣。而国家过度介入的时候，经济便受到损害。

03 微观史叙事是历史写作，而非文学想象

界面文化：两年前《袍哥》的出版引起了学界和公众对微观史的关注，据你的观察，目前国内对微观史的态度是怎样的？

王笛：现在国内流行的微观史作品主要还是从西方译介过来的，这些作品引起了大家的阅读兴趣，受到了重视，但是真正把微观史作为实践来写的还非常少。因为它面临很多问题，最困难的是资料问题。微观史一般研究身处社会下层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话语权，留下的历史资料很少，研究起来就很容易受限。

另外，《袍哥》的出版也让我发现，大众读者对微观史还是缺乏认识，不太了解微观史写作的难度在哪儿、意义在哪儿。过去的历史书写只把眼睛对准帝王将相，民众作为历史的大部分反而被忽略了。《袍哥》受到历史学界乃至文学界的重视，说明这个视角转向受到肯定，但有的普通读者把它当小说来读，对其中的补充资料很不以为然。

举个例子，有读者评论说，我把一个2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当作基本资料，写了20万字，这是“注水”。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恰恰是微观研究的魅力之处，从小处着眼，但是把眼界逐步扩大，涉及对资料的文本分析、事件发生地点的考证、彼时社会学概念的清理、当时田野考察方法的运用，甚至追溯到社会学和人类学进入中国这样的大背景。它是一个历史的写作，而非文学的想象，挖掘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意义。

微观史还在经历一个让大家逐渐熟悉的过程，我相信以后会逐步发展起来，我也会继续写下去。

成都街头的理发摊。来源：图虫

界面文化：你从早期宏观的、具有计量史学的历史研究转向偏于叙事的微观史研究，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兴趣，还是对史学公共性的反思呢？

王笛：首先是学术兴趣。过去我在国内主要研究经济史、政治史，在美国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开始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由于研究对象不再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写作的方式也需要转变，为日常生活提供一种新的理解。

我在写作的时候也会考虑，怎样才能提高一般读者对专业历史著作的阅读兴趣。《跨出封闭的世界》是我的第一本书，里面两三百个统计表和大量的数据，一般读者谁读得下去呢？很多专业历史著作里面都会出现不少专业名词，大量直接引用史料，我现在采用的方法是，自己先把原文史料消化了，经过思考加工，再把它用叙事的笔调讲出来，专业性的东西放到注释里面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看。

最后是对史学方法的探索。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几乎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历史学其实属于人文学，它不是社会科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运用大量的统计和分析，影响了历史的可读性。中国过去的传统也是文史不分家，读司马迁的《史记》就能感受到文学的色彩。目前我在方法上综合了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进行一种多学科交叉的探索。这几个因素造成了我现在写作的一些特点。

界面文化：你认为文学性的语言、文学想象以及历史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

王笛：在《显微镜下的成都》里面，“茶馆”一章收录了我对1900年1月1日的“早茶”和1949年12月31日“寻梦”两个场景的描写。这两个场景的描写非常细节化，带有文学性，但文学的笔法在这里只是一种手段，实际上我所写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有资料作为依据的，而不是凭空想象。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读者邀请到我所写的场景中来，像电影一样，融入到那个茶馆的气氛中去。

《显微镜下的成都》王笛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7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