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卷）》是一本由（美）约瑟夫·弗兰克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5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卷）》精选点评：

　　●2019年4月15日读完。几处笔记： 1、22页掉一“年”字，原文：一八六〇三月。 2、340页译名不统一，一处“恰茨基”，两处“恰斯基”。 3、433页，绵阳与山羊，应作“绵羊”。 4、读到第九章《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时，我试着查找所引陀氏原文在冀教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页码。 5、插图黑乎乎的，不如冀教版集中在书前的插图效果好。

　　●疾病缠身的太太和艰难行走的杂志社，以及半夜起来写作，喝浓茶咖啡提神，又在出轨的愧疚自责压抑里写作。作品的自我拷问的压力必然是侵入骨髓的。

　　●居然还有两卷，慢慢等吧……这卷相较前两卷平淡一些，但第三、四部分很精彩。陀氏最后一个妻子安娜是很温顺又贤淑的，但他笔下使人难忘的女性都有点儿疯魔、歇斯底里——或许都有点儿苏斯洛娃的影子。

　　●经典著作，确实写得非常好，很有深度，视野也很开阔

　　●厚实的第三卷。流放归来，陀氏兄弟的两份期刊《时代》与《时世》的期刊论战。「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冬天记录的夏天印象」「地下室手记」……精彩继续~

　　●终于快来了！转折点。大魔王诞生。

　　●看这一册回忆起了一本没有读得很熟的《斯捷潘奇科沃村》。

　　●印象深刻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本小说，交错的人物线，湿冷的彼得堡，也是第一次从其中发现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叙述。弗兰克在本卷中专辟一章讲述这本小说，也算给我一个新的视角。而其中所说的“第二条情节主线采用了神秘，阴谋和受到利诱而背叛等连载小说的哥特元素”。这种故事线很喜欢。

　　●《彼得堡幻景》一章比较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从事写作后，冬日某天从涅瓦河的桥上经过，看到的景致让他着迷，而且他觉得彼得堡在想象中的转变很重要。辉煌的彼得之城与简陋的贫民窟交错成一种飘忽不定的幻觉。这也是奇幻与真实的融合，陀氏的艺术手法也有此慢慢成熟吧。

　　●相当出色！最精彩的是约瑟夫·弗兰克关于《地下室手记》的解读。借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返回彼得堡时期的活动、书信还有《时代》的论战文章建立了从《穷人》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再到《地下室手记》的文学脉络，《白痴》、《罪与罚》甚至是《群魔》的雏形已经开始出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完成了从感伤的自然主义到宗教——心理模式的转变。批判对《地下室手记》的随意解读、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博行为的夸张推论以及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看得相当过瘾。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卷）》读后感(一)：读后

　　陀氏个人的经历、思想，与同时代人和思想的关系、作品的分析三者之间处理得很好，互相说明，可以同时加深对三者的理解，并且读起来好不枯燥。第九章分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非常精彩，陀氏的“爱”，是在浪漫主义的爱（这会导致高傲）和利己主义（包括痛苦的利己主义）之外的第三条路。“人道主义是相信人类具有成功抵御自身的怨恨和沮丧所造成的自我毁灭性后果的人性的力量。”梅什金对阿格拉娅和娜斯塔霞的矛盾是情欲之爱与怜悯之爱的矛盾。第十一章关于《青年俄罗斯》，恰和当前的H形势呼应。事实是怎样我不懂，但是我相信陀说的“激起一个社会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的敌意”是“可怕的罪行”，所以官方的宣传非常的令人反感。第三部分与苏斯洛娃的爱情，真实让人心有戚戚然。最核心的是分析《地下室手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多年的困惑：两部分如何联结起来。虽然在两部分里都能找到无数的情感的共鸣，但是总觉得不能用一种清晰的方式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分析非常充分，前者是相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性的利己主义，但是又不能不怀疑，后者是虚荣的人道主义。结合全书和前两卷的分析，这里的分析显得平实可信。虽然少了一些比如存在主义解释的激情。不过作者特意加了一条长注说要接近作者的“本意”，确实很有说服力。还有很多精彩之处，看完只想说，后面两卷快点出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卷）》读后感(二)：八卦之书

　　翻看了几页，作者甚是考究那些花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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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卷）》读后感(三)：我还能与玛莎相见吗？

　　译按：本书第二十章专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条创作笔记。正如弗兰克所说，这段笔记对理解陀氏的体系而言非常重要。但据我所知这条笔记尚没有完整的汉译，而弗兰克书中也没有完全引用，且再加上转译的关系，戴老师的译文部分地方和作家最初的表达已经有些偏差。所以现在趁着广播发不出的戒断反应时期，干脆把这条笔记完整译一下。由于作家写下这段文字并非为了发表，所以原文中有不少晦涩乃至逻辑不通顺的地方，我尽量不作太多修补，以反应陀氏文体的原貌。

　　根据苏科院三十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译出（第二十卷，172—175页）。注释皆为俄编者注。

　　4月16日。玛莎躺在桌子上。我还能与玛莎相见吗①？

　　按照 基督的诫命，像爱自己一样爱一个人②，这是不可能的。尘世的个性原则束缚着。“我”从中阻挠。只有 基督可以，但 基督长久以来都是一个理想，人渴求且根据自然法则也应该渴求这个理想。与此同时，当 基督作为化成肉身的人之理想显现后，这一点就像白昼一般明了：个性的最高、最终发展恰恰应该达到这一目标（在发展的最尽头，在恰好达成目的那个关头），即人将找到、意识到，并且将用自身天性的全部力量去相信：人能够用自己的个性，用自己“我”的完满发展所做出的最高之用，仿佛乃是消灭自己的“我”，且不可分割地、忘我地将其完全交给全体和每一个人。而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样一来，“我”之法则就与人道主义法则融合，而在这融合中，为彼此而被互相毁灭的双方，即“我”和“全体”（看似是两个极端的对立现象），还能各自达到自己个体发展的最高目的。

　　这就是 基督的天堂。全部历史，无论是人类的，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各自的，都只是这一目的之发展、斗争、渴求和达成。

　　但如果这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一旦达成它，人类就不必再发展，亦即不必再达成、斗争，在自己种种堕落的同时领悟理想，并永远渴求它，——也就是说，不必再活着），那也就是说，人一旦达成，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尘世存在。于是乎，人就是一种只是在尘世发展的存在，也就是说，不是一种完成了的存在，而是一种过渡的存在。

　　但是根据我的推论，如果达成这一伟大目的时一切都会熄灭和消失，也就说如果人就算达成了目的都不会有生命，那么达成这一目的就是完全无意义的。也就说未来的、天上的生命是有的。

　　它是什么样的，它在何方，在哪个行星上，在哪个中心里，是在最终的中心，也就是普世综合的怀抱中，也就是在上帝中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未来存在的未来天性的一个特征，而这种未来存在未必还能称作人（也就说我们完全无法想象我们将会以何种方式存在）。这个特征已被 基督——全人类之发展的伟大、最终理想，且根据我们历史的法则，在肉身中向我们呈现——预言、猜到了；

　　这一特征是：

　　“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活着③。”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征。

　　1) 不娶也不嫁，因为没有缘由；已经不必通过代际更替来发展、来达成目的了，并且

　　2) 娶妻和出嫁就仿佛是对人道主义最大的偏离，是夫妇与“全体”的彻底隔绝（给全体留下的将会很少）。家庭，亦即自然法则，但终究是不正常的、彻底自私的远离人的状态。家庭是人在尘世的最大圣物，因为靠着这一自然法则，人能达成目的之发展（亦即代际更替）。但与此同时，同样也是根据自然法则，以自己的最终理想之名，人应该不断地否认它。（双重性。）

　　注意：敌基督们错了，他们用下面这项反驳来驳斥基督教：1) “如果基督教是正确的，那它为什么不在尘世称王呢；又是为什么人迄今还在受苦难，而不以彼此为弟兄呢？”

　　其实很好理解为什么：因为这是人未来最终生命的理想，而人在尘世则处在过渡状态。这将会发生，但会在达成目的后，那时人将根据各种自然法则最终再生为另一种不嫁不娶的本性，以及第二点。 基督本人只是把自己的学说当作理想来宣扬，他自己预言过，斗争与发展（关于刀兵的学说④）将会持续到世界的终结，因为这是自然的法则，因为在尘世是发展中的生命，而在那里会是综合意义上完满的存在，这种存在永远在享受，永远满溢，也就是说，对这种存在而言“不再有时日了”⑤。

　　注意2：否认上帝和未来生命的无神论者极其倾向于用人的样子来呈现这一切，因此也就造了孽。上帝的本性与人的本性完全相对立。根据科学的伟大成果，人从杂多走向 综合，从各种事实走向对它们的归纳及认知。而上帝有着另一种天性。这是全部存在的完满综合，这种综合在杂多、在 分析中自我审视自己。

　　但如果人不是人，那他的天性将会是什么样的？

　　在尘世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但它的法则可以在各种直接的流溢（эманации）（蒲鲁东，上帝的起源⑥）中被全人类和每个单独的人提前感受到。

　　这是完满的“我”——亦即知识与综合——和“所有人”的融合。“爱一切如己”。这在尘世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个性发展法则和束缚着人的最终目的之达成相抵触。也就是说，这并不像敌基督们所说的那样，是理想的法则（закон <...> идеальный），而是我们的理想之法则（[закон] нашего идеала）。

　　注意：于是乎，一切取决于这一点：是否将 基督视为尘世的最终理想，亦即取决于基督教信仰。如果你信仰 基督，你就信仰永生。

　　在这种情况下，对任何一个“我”而言是否都将有未来的生命？他们说人会毁灭，并且会整个死去。

　　我们已因此知道并非整个，知道当人在物理上生育一个儿子时，他就把自己的部分个性传递给了后者，并且在精神上把自己的记忆留给了人们（注意：安魂仪式中祝愿永志不忘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亦即以自己过去的、曾活在尘世的部分个性进入了人类的未来发展。我们明显能看见对人类诸伟大发展者的记忆活在人间（就像发展的诸恶人一样），对一个人来说，像他们甚至是一种最大的幸福。这就意味着这些本性的一部分既以肉身的形式，也在灵性上进入了其他人。 基督整个进入了人类，而人渴求转化成 基督的“我”，就如同转化成自己的理想。在达成这一点后，他将清楚地看到，所有在尘世达成这一目的者都进入了他最终本性的组成部分，亦即进入了 基督。（ 基督的综合本性是惊人的。需知这是上帝的本性，也就是说， 基督是上帝在尘世的反映。）到那时每个“我”将如何在总的 综合中复活，这一点很难想象。但那种活着的，甚至直到达成目的之时仍然没有死去的元素，那种反映在最终理想中的元素——应该复活成最终的、综合的、无限的生命。我们将是——依旧与全体融合、但却不嫁不娶的人物，并且有不同种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⑦）。届时一切都将会永远感受、认识自己。但这将如何发生、以何种形式、以何种天性——人很难彻底想象出来。

　　于是乎，人在尘世渴求一种对立于其本性的理想。当一个人没有履行渴求理想的法则时，亦即当他没有用爱把自己的“我”牺牲给人们和另一个存在（我和玛莎）时，他会感受到苦难，并且将这种状态称为罪孽。于是乎，人应该会不断地感受到苦难，而这苦难会被履行法则的天堂享受，亦即牺牲所平衡。这就是尘世的平衡。否则尘世就会失去意义。

　　唯物主义者的学说——普世停滞和物的机械论——意味着死亡。真正哲学的学说是消灭停滞，亦即思想，亦即中心，还有宇宙与其表面形式——物的 综合，亦即上帝，亦即无尽的生命。

　　① 这条笔记是由玛·德·陀思妥耶夫斯卡娅之死引起的（她罹患肺结核死于1864年4月15日）。在妻子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的态度变了：曾经的激情变成了如今的关心与怜悯。这些年来与阿·普·苏斯洛娃的恋情并没有从作家心头挤走他对这位“最最诚实、最最高贵、最慷慨女性”的依恋。她死之后，他的生命“变得痛苦而空虚……”（见1865年3月31日作家给亚·叶·弗兰格尔的信）。对妻子之死的思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头发展成了关于个人不死，关于人类灵魂中利己主义与自我牺牲的对抗，关于未来的世界和谐是否可能，以及关于人与活在他之前的先人和将要接替他的后人之间不可割裂之联系的哲学沉思（详见Л. М. Розенблюм. Творческие дневн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83. С. 13—15）。

　　② 试比较太19：19。

　　③ 参见太22：30；试比较可12：25；路20：35。

　　④ 试比较基督给使徒们的一条诫命：“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太10：34）。

　　⑤ 启示录中对基督第二次降临后出现的状态的预言（参见启10：6—7）。

　　⑥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在其《经济矛盾的体系，或哲学的贫困》中阐释了自己的“上帝假设”。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蒲鲁东的态度，见本书第九卷第444—445页。

　　⑦ 试比较约14：2。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卷）》读后感(四)：苦难中隐含着自由的曙光

　　《自由的苏醒》是约瑟夫·弗兰克所著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中的第三卷。这套传记是我目前看来最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作品。第一它的体量非常大，前三卷每卷都有40万字，这样宏大的篇幅能够展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事迹非常全面。第二它的资料也非常详实，这套书出版于1976-2002年期间，距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已经整整100年了，此间苏联和其他各国的学者整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他和其他人的通信，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当时沙俄政府的各式文件，这些资料为这套传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第三约瑟夫·弗兰克很有自己的见解，除了能够找到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资料，他对1840-1880年代沙俄政治思想变化也是十分地了解，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始终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我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有许多非常普世的价值，但当结合他所处的年代进行理解，便更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在五卷本的第一二卷，约瑟夫弗兰克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出生到被捕入狱以及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和参军这两个阶段。第三卷聚焦的是他回到彼得堡后的最初几年。实际上历来这段时间被各界学者研究得最少，4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意气风发，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50年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历经艰苦，而自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罪与罚》始，他的文学历程变得越来越辉煌，直到顶峰。但其中所夹杂的60年代早期，除了《地下室手记》外似乎没多少可说的，而且《地下室手记》更像是横空出世的作品，它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的似乎关联不大。那么研究这一个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有些吃力不讨好，它实在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

　　约瑟夫·弗兰克选择了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他认为这个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处在一个潜伏期，他的思维变化仍然非常激烈，而经历了这个时期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成熟了，他的思想直到晚年都没有过太大的变化，而这成熟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看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时期的成就，却无法忽视60年代早期，俄国社会各界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9年12月回到彼得堡，随后便和哥哥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办了《时代》杂志，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这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思潮涌出。这个时代以报刊为阵地，涌现出许多重要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杜勃罗留科夫，斯特拉霍夫都在此时活跃。这一时期俄国的社会变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极高的参与度，这是在文学之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参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也是不可忽视的。

　　但这一时期能够找到的资料又极不充分。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者多收集他其他时期的资料，这一时期因为“不那么重要”就被忽略了。所以这时期的资料反而很难找寻。连作者都觉得有些吃力，以至于在一些重要的场景，作者也很难判断究竟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虚构的，本着求真求实的态度，作者在这方面只能语焉不详，或者有些断裂。另外，描写这一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不能直接采用和他相关的资料。这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是和《时代》杂志绑定的，《时代》上发表的文章并非都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手，它的编辑可能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拉霍夫和格里戈里耶夫，更别提还有许多作家和评论家的约稿。

　　而此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忙碌于杂志的编辑，鲜少和其他人的交流，也使得同时代人对这时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不多。关于这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能从其他方面着手。比如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人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需要从她姐姐娜杰日达的资料中寻找，后者是俄国第一位女医生，十分出名，而阿波利纳里娅则显得无足轻重了。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见面，两个人各执一词，对对方都颇有微词，也使得这段历史有些难解。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当时的社会息息相关，但却缺少自己的声音。能在这样缺乏材料的情况下写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段历史，而且写得相当精彩，作者的功底实在强大。

　　传记第三卷我只是囫囵地读完了。因为对这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有大概的了解，就读得非常快。受限于字数，在这篇短评中，我只能简单地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故事。等待他日仔细阅读第三卷，并结合前面两卷进行理解，我会写出一篇更为细致、更为完善的书评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9年12月回到彼得堡。在此之前，他其实已经和彼得堡文坛有了相当多的接触，并了解了当时社会的各种思潮。在西伯利亚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了癫痫。他从哥哥的书信中得知，哥哥决定办一个刊物，加入这场论战。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以身体不适为由，申请了退役，携新婚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回到彼得堡。当时最重要的争论便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西方派认为俄国要发展必须学习西方，甚至全盘西化，而斯拉夫派相反，他们坚持认为应该从俄国本身的文化中找寻答案。以这两派为区分，社会上彼此口诛笔伐，硝烟四起。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科夫、迈科夫等作家和评论家以各自的报刊为阵营，加入了这场论战。

　　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了最中庸的一条道路。他既不赞同西方派，也不赞同斯拉夫派，就站在中间。这使得他既不被斯拉夫派看好，也得不到西方派的喜爱。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选择较为温和的方式，这两派中的温和派都与他相交甚好。这场论战在初期的水花并不太大，你方唱罢我登场，难分胜负。直到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农奴制，论战才开始被激发。农奴们得到了解放，但他们天真地以为，解放了便能自动获得自己的田产，但没想到这些田产仍然要靠自己去买。这让他们对农奴制的废除颇为不满。

　　于是第三个更为激进的派系革命派登场了，他们鼓吹农奴们起来反抗，获得自己真正的权益。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向来发表激进的言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地觉得他和革命派相交匪浅。废除农奴制不久，一份名叫《青年俄罗斯》的传单在彼得堡流传，这份传单据传是当时的大学生做的。传单写满了激进的内容，而它的传播手段更为恐怖，传单不时地出现在公寓信箱，甚至塞进门缝里，更为可怕的是，剧院的演出节目单上也夹杂着《青年俄罗斯》的传单，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颇为不满。1862年春天，彼得堡发生大火，整个彼得堡损失惨重。这场大火被认为是人为造成的，这给彼得堡蒙上了一层阴影。农民们盛传这场大火是大学生放的，这让本来开明的政治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十分不满，他找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与他对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革命派一定交往不浅。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让他多少有些动摇，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觉得，车尔尼雪夫斯基至少不是彼得堡大火的主使。

　　后来《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大学生们辩护，他们认为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大学生们是纵火者。这引起了当局的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出面摆平了，但却引起了当局的密切关注，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时代》杂志编辑们的头上。一年以后，1863年，《时代》杂志的编辑斯特拉霍夫写了一篇关于波兰独立的文章，言辞中带有一些支持波兰独立的语调，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一个大忌，沙俄政府查封了《时代》杂志，让它永久不能复刊。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和斯特拉霍夫都是一个打击，编辑格里戈里耶夫愤而离开。而米哈伊尔为了全家的生存，到处奔走，希望能让《时代》复刊。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遭受了打击，但他毕竟不是《时代》真正意义的主编。而此时他的感情生活也出现了意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病重，俩人的关系并不很好。自从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玛丽娅就一直对他冷嘲热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大学的讲座上吸引了比他小20岁的女大学生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的注意。阿波利纳里娅是个女权主义者，她主动出击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也是来者不拒，并且对她具有极强的控制欲，他们的约会又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手控制。陀思妥耶夫斯基控制着约会的时间、频率，但时常因为杂志的事情而忽略了阿波利纳里娅。对此阿波利纳里娅颇为不满，也开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冷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修补这段关系，决定和阿波利纳里娅出国。但他让阿波利纳里娅自己先走，自己要先处理《时代》停刊的问题。阿波利纳里娅在国外等了几个月，一直催促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一直没得到回应。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出国，他们在法国见面，但为时已晚，阿波利纳里娅出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兄长的身份陪同阿波利纳里娅出国，他试图修复两人的关系。但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不肯和妻子离婚，阿波利纳里娅对他十分冷淡。回国之后不久，两人彻底断绝了联系。

　　1864年，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去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倒像是松了一口气。哥哥到处奔走，终于有了结果。他们可以重新办一份杂志，回归彼得堡的论战，但这样他们之前积攒的声望便就此消失了。但也是无可奈何，最终新杂志被命名为《时世》。新杂志复刊后不久，哥哥米哈伊尔却病逝了。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只能独自经营着杂志，但因为不堪重负，杂志还是于1865年停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背上了许多债务，哥哥为了复办杂志欠了不少钱，而哥哥去世之后，他们一家老小都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照顾了。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出版商签下了霸王条约，只为了能快点还请债务。

　　在这一卷的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局并不乐观，但他并未在此倒下，约瑟夫·弗兰克形容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猫一样的生命力”。过了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遇见了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他的第二任妻子。这让他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但他仍要经历许多，俩人为了逃债出了国，一走就是四年，这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染上了轮盘赌，输光了自己的家底。但也正是这个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向着巅峰前进，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经典的作品。这是幸，还是不幸？

　　除了《时代》和《时世》上的文章，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有四部：《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下室手记》和《冬天记的夏天印象》。

　　《死屋手记》是一部纪实文学，他描绘了自己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期间的经历，非常地生动，也正是这一部作品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彼得堡后获得巨大声誉，甚至连沙皇都颇受感动。如果仅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世时的情况，《死屋手记》无疑是他生前评价最高的作品。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更像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它其实深刻地描写了1861年前后地主和农奴之间的矛盾。这部作品更像他的早期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那些经典的元素还不是特别明显。它以爱情为主线，也更容易阅读。初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不要一下子读太深的，我推荐可以从这部作品读起。

　　《地下室手记》在发表之初并未获得太大的水花，但它现在已经成了尼采哲学、弗洛伊德学说、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20世纪诸多新鲜事物的鼻祖。约瑟夫·弗兰克最初也只是想做《地下室手记》的评析，他对这部作品评价颇高。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是一篇游记，他描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862年首次出国的见闻，这次出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游历了英国和法国，在英国他还参观了世博会。但这些并未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太多好的印象。他在这部作品中用揶揄的笔调描写西方社会。这次游历使得他的思想更偏向于斯拉夫派。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3卷）》读后感(五)：“地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

　　凌越/文

　　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倾尽二十余年时光（1976-2002）撰写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中文版目前只出了前三卷，其使用资料之广博，对传主所处时代背景和风潮描画之细致，对陀氏作品评论之深入，都足以说明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传记佳作。本文将主要就新出版的第三卷《自由的苏醒》展开评论。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梦想开始于15岁。在1845年24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第一本小说《穷人》，立刻引起当时俄罗斯文坛泰斗别林斯基的高度赞扬，这给了他巨大的信心。在获得初步的文学名声以后，他又参加了圣彼得堡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研读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但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引起俄罗斯当局警觉，抓捕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33名成员。在彼得保罗要塞，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数月之久，1849年12月22日，他和小组其他成员在行刑前最后一刻，被告知获得了赦免，死刑被改判为8年的西伯利亚苦役，后来改为4年，之后要再服兵役。从1849年到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十年之久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先是在奥姆斯克监狱服了4年苦役，然后在谢米帕拉金斯克——一个靠近中国边境的偏远小城——作为西伯利亚军团第七路军的一个士兵服役。1859年年底，他和结婚两年多的妻子德米特里耶维纳回到彼得堡，然后便投入到俄罗斯思想的论战中。

　　《自由的苏醒》正是从这里起笔，涵盖的时间从1860年到1865年。弗兰克在翻阅了大量资料后，意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段貌似波澜不惊的生活需要更为全面的论述。正如弗兰克在《自由的苏醒》前言中所说：“本书内容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或多或少被忽视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像我一样，评论家们当然希望迅速越过这一时期，直接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表的那几部重要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地位的最终奠定，自然是因为后期的几部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卓夫兄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从早期作品跨越到后期杰作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观念的转变（从西方派逐渐向斯拉夫派转移）以及写作技艺的日益成熟，都有赖于在西伯利亚所遭受的那些苦难，也有赖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俄罗斯活跃的思想论战中这些苦难经验在各种观念中的“浸泡”和“淘洗”。

　　二

　　1859年12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重返圣彼得堡，迅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学声望上。自从1854年离开苦役营之后，他一直如此。当时，他的作品刚刚开始再次在俄国期刊上发表，但是已经发表的三篇作品——1857年发表的《小英雄》，1859年发表的《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更别说赢得好评了。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卷本作品集的出版给他带来一些安慰，当时如日中天的年轻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还就这两卷作品集撰写了长篇论文《逆来顺受的人》。直到如今，这也被认为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论文之一。在后来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激进派知识分子的论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迟迟不愿挑明和激进派的对立态度固然和其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有关，部分可能也和激进派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基本肯定有关（尽管有明显保留）。1860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构思起草两本新书：一本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将会成为《死屋手记》的那一本特写随笔集。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政治空气也不像尼古拉一世当政时那么严酷了。1855年登基后，亚历山大二世（纳博科夫认为他是最开明的沙皇，正是在他手上俄罗斯废除了农奴制）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是稍微放松了1948年以来实行的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这种新的自由空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打算创办一份政治文学新闻评论周刊。3年后，他为出版这样一份名为《时代》的刊物申请许可，1858年10月得到批准。1861年随着《时代》的创刊，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当编辑又当撰稿人。杂志编辑部设在米哈伊尔的住处，那是下层阶级聚居区，人口稠密。肮脏泥泞的街道上总是挤满成群的商人、小贩和工人。但是编辑部同仁们都感觉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几年时光”。当时的思想论战主要发生在激进的西方派和相对保守的斯拉夫派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在两者之间采取折中态度，既要对大部分激进青年迫切要求社会正义和政治改革的愿望表示同情和某种理解，又要坚决反对激进思想的美学、伦理和形而上学信条。这种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造成各派撰稿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保持的微妙的平衡，很快又被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所打破。这些事件把俄国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阵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立足的中间地带不复存在。

　　俄罗斯西方派实际上始于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在1703年下令建彼得堡城，目的就是要强烈地改造俄罗斯民族的某种劣根性，要往西方——特别是法国这边靠拢，西方派的代表作家主要是屠格涅夫、别林斯基。而斯拉夫派特别强调俄罗斯本土传统。19世纪中期，俄罗斯有一个特别热门的话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充满着理想的乌托邦。当时各思想派别的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谈论社会主义，有个斯拉夫派的代表学者阿克萨科夫，写了一篇文章，论证说俄罗斯传统村社的形式，蕴含着原始社会主义的形态，村社和当时所鼓吹的社会主义的很多纲领有一种天然的契合。而村社在俄罗斯，从13世纪开始到当代已经有将近1000年的时间，是一个渊源流长的传统。所以他们认为俄罗斯在这方面是优越的，俄罗斯村社的传统里有利他主义的东西，这和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迥然有别。

　　在1860年到1865年这个阶段，《自由的苏醒》主要描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方派向斯拉夫派逐渐转移的过程。但是我要强调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是极端派，他的思想有两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面他一生反对暴力革命，如果任何理想的目标要通过流血而达至，他都反对，这导致他不会成为一个极端的西方派，他不会成为激进派中的一员。另一方面，他固然承认俄罗斯的村社传统，但是对斯拉夫派思想中比较落后的部分，他也明确表示反对，这一点和赫尔岑一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常常落入两边不讨好的境地，《时代》杂志两位重要撰稿人斯特拉霍夫和格里戈利耶夫，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激进派的忍让态度（拒绝更直接地批评激进派）很不满。可是聚集在《现代人》周围的激进派尽管起先一致支持由一名“曾经为高尚事业经受苦难”的流放归来者领导的文学新刊物，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就看得很清楚，他说他们和我们在很多方面不一样。很快，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有关艺术功用问题的争论，两者原本存在的裂缝逐渐扩大。进而，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批判的目标指向车尔尼雪夫斯所推崇的费尔巴哈美学——这种美学贬低整个超自然和先验领域的价值，而且想使艺术最终成为宗教的某种替代品——时，两者的矛盾公开化而且不可调和。

　　三

　　1862年《青年俄罗斯》传单事件，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走向激进派的反面。1862年5月中旬，有人散发一份题为《青年俄罗斯》的传单，正是这份传单把当时的革命骚动推向惊心动魄的顶峰。它要求发动“一场革命，一场无情的流血革命，这场革命必须翻天覆地地改变一切，彻底摧毁农民社会的一切基础，消灭一切支持现存秩序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开门时发现这张传单的，以他一贯对暴力的痛恨，他的震惊可想而知。他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去找激进派的首领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制止这种向流血暴力发展的趋势。多年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车尔尼雪夫，以一种轻蔑的语气回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突然造访，但是他低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心。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就像他在《被侮辱与被损害》一书中暗示的，接近权力中心的反动势力正在急切等待充分利用这种危险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标是，防止事态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制止一方面越来越鲁莽好斗的极端行为，同时制止另一方面越来越盲目任性的反应。

　　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涌动的革命风潮，也证明了激进派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甚至在批评“某波夫”的文章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承认，杜勃罗留波夫“几乎是我们现在阅读的唯一一位评论家”。鉴于激进派所蕴含的可以预见的暴力倾向，同时也由于他们巨大的影响力，激进派是那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主要的潜在对话者，在六十年代初期，他通过《时代》杂志，直接撰写文章进行争论、批驳，60年代后期以后辩论的风气不再存在之后，他则用小说的方式继续他的对话和批判。在这种对激进派持续的观察和辩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接近了斯拉夫派的主张，而在《时代》杂志创办时期，眼光犀利的同仁斯特拉霍夫就已经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自觉的斯拉夫派”了。

　　某种程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调和者，他的这种中立不是庸俗化的中庸，恰恰是一种深刻。从这种中立立场，逐渐发展到一种认知的复杂性，最后把他推到一个伟大小说家的地位，因为文学是容纳这种复杂性的最合适的载体。与其诉说观点，不如去讲一个故事，用这个故事中的某种丰富的阐述性去表达那种复杂性。

　　四

　　19世纪60年代最初的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大量精力用于杂志的约稿、编辑、校对、论战的工作上，与此同时他也以惊人的热情从事文学创作。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作品是两个手记——《死物手记》和《地下室手记》。《死屋手记》显然应归因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不幸事件，但是它恰好也顺应了俄国文学当时喷涌的一股潮流。许多人用素描般的松散笔法写出自己的个人经历，然后以看似随意的方式组合起来拿去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类作品都很熟悉，离开苦役营之后，他已经读过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以及赫尔岑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钟声》杂志上连载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圣彼得堡即忘我地投入杂志的论战，当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他也念念不忘激进派的那些激进的主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和他们对话，比如《死屋手记》中写到那些非常卑贱的苦役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反理性的。他们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会歇斯底里，然后不顾一切后果地去做一些事情，而这是完全违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种理性功利主义的。他以此来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性功利主义是不完善的，是有问题的。

　　从主题上讲，在当时众多纪实类文学作品中，只有《死屋手记》描写了俄国普通老百姓被奴役的处境，他们极其憎恨压迫他们的贵族，准备在虐待变得无法忍受因而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用刀子和斧头进行反击。并不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农民——他认为，他们在反抗最残暴的奴役的不懈斗争中不屈不挠——的描述首先受到60年代初期胸怀革命抱负的俄国激进派的青睐。从纯粹艺术的角度看，《死屋手记》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文学生涯中最不同寻常的一本书——哪怕不考虑这本书题材的独特和新颖。在《死屋手记》中，冷静客观的描述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取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创作中所擅长的对话和独白。《死屋手记》几乎没有对于人物心态的周密分析，有些成段的精彩描述显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外部世界观察者的能力。弗兰克认为，“《死屋手记》这些’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品质，正是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喜欢这部苦役营回忆录超过喜欢他那些我们现在认为更有价值的晚期长篇小说的原因之一。”正是从《死屋手记》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确地用人对自由的渴望对抗60年代一代的社会主义理想，包括对抗他们企图把这种理想与物质决定论和某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规范结合起来的具有俄国特色的尝试。

　　和《死屋手记》的一鸣惊人不同，当《地下室手记》1864年在《时世》杂志第一期发表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差不多2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以后，《地下室手记》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之后越演愈烈以至于声名鹊起，甚至于“地下人”这个术语已经进入当代文化的词汇表。弗兰克在《自由的苏醒》前言中坦承，他当初开始认真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地下室手记》有莫大的关系，正是在努力透彻地理解这部作品之后，弗兰克形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整体看法。弗兰克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的问题不仅给予他外部的激励，而且渗透进了他的创作过程，其程度比人们认为的要深入的多。因此，要真正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必须对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做扎实深入的了解。弗兰克在创作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的20年间，这个想法是一以贯之的。由于《地下室手记》是弗兰克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入口，他对这个作品自然有一种格外的热情。

　　稍微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不难看出《地下室手记》是一部“论战性”作品。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发表于激进派杂志《现代人》上，这部小说虽然在艺术上有明显缺陷，却是史上最成功的宣传作品之一（弗兰克语）。有意思的是，《怎么办？》的灵感来源却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屠格涅夫的这部杰作只是一幅卑鄙地讽刺杜勃罗留波夫的漫画，因此他打算同样用小说《怎么办？》予以回击，更准确地展示受到屠格涅夫诋毁的那些“新人”形象。在这部小说中，车尔尼雪夫斯稍嫌笨拙地用小说的形式重复了他在许多文章中一再重申的观点：即一个理想的社会能够通过理性地证明如下论点而取得：与其余人合作，以一种“道德和高尚”的方式而行动，是符合每个个人的自我利益的。这种论点假设人们总是以自利的态度行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是反对这种心理学利己主义的特殊的决定论的，事实上，他反对关于人类行动的任何决定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列举了不少完全不是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的人类行动，比如那些苦役营附近那些照顾苦役犯的寡妇，比如为了自身的尊严对压迫进行不计后果的反抗等等。

　　在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换一种方式予以批驳，不再是列举理性功利主义无法解释和容纳的个案存在，而是用激进派的逻辑前提和演进得出他们一贯的结论，从而来到一条毁灭性的没有退路的死胡同。但是这个犀利的观点在《地下室手记》批评史上很晚才由俄国批评家斯卡夫特莫夫提出来。而在此之前很多批评家都把“地下人”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直接的代言人，这种认识显然会造成对小说的误读。

　　为什么会出现误读，弗兰克做了分析：一是和许多以第一人称讽刺戏仿的作品一样，它往往使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必不可少的距离消失，从而让读者难以透过人物看清讽刺的对象。二是《地下室手记》中人物的戏仿功能一直被其作为某种艺术化身的巨大生命所掩盖，所以吊诡的是，对正确理解《地下室手记》造成最大妨碍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人物的天赋。

　　五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在小说创作者和其创作的人物之间很难做出泾渭分明的区分，很多时候借助人物之口道出创作者自己心中的块垒也是常有的事。当地下人反复述说对自己的厌恶及其深深的内疚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也是在表达他这个目睹了妻子临终痛苦，受到良心谴责的旁观者的自责吗？说到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首先是一个大作家，他固然有想要表达的观念，但是在故事中这些观念因为受到语言的“浸泡”而变得柔软，并且最终和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对接上，从而让两者彼此都获益。这让他避免了那些观念先行作家的弊病，他们的小说人物僵硬苍白如同玩偶，仿佛只是为了说出作者的话而存在，典型的例证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因此，我们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在观念的层面，更在文学的层面击败了当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可叹的是，历史往往是盲目的，在按照激进派的思路演进了一百多年的血腥之路之后，它才幡然醒悟，而这备受摧残的历史迎头撞上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悲悯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