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家史》是一本由张求会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4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陈寅恪家史》精选点评：

　　●二十多年前旧作的全新修订再版，主要讲述陈寅恪的曾祖、祖父和父亲这三代人的小传以及义宁陈家的家族传承史，尽管不直接讲述陈寅恪本人生平，但却让读者详细了解陈寅恪所在家族的谱系与文化传承。本书史料功底扎实严谨，注释详尽，虽然行文略显零碎，仍然非常值得一读。

　　●几十年研究积淀

　　●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

　　●為紀念陳寅恪先生逝世五十週年讀書會，取讀此書，於義寧陳氏家族之遷變源流略有瞭解。際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祖孫三代，心憂天下，冀以所學行於世，一生負氣，四海無人，苦心孤詣，後先相續，矯矯不群，正復相同，或柴立中央，或生死力爭，誠如吳宓所言，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托命者也。十九年十二月廿三日閱訖於長沙望岳樓風雨瀟瀟之夜。筱堂記。

　　●信史佳作，脚注奇构。脚注与正文几呈“分庭抗礼”之势，有些脚注比正文更为精彩，有些脚注条目几可独立成篇：既有双重多重引征，亦有二重三重考辨，抑或于他人错讹、文本真假、时人传闻多有纠谬，多处脚注可视为谬闻流播考（如宗九奇造谣说），有些脚注甚至完整呈现史料校勘、查阅考辨之过程。若他人考究得来，或他人史料发掘，皆一一具名，绝不掠美，真君子！

　　●读正文是一种感觉，读注释又是一种感觉。

　　●主要写陈宝箴、陈三立两代人，佳作。读完忽然对陈家先世从福建上杭移民到江西义宁的动机产生兴趣。罗香林总是说客家人从北方南下，陈寅恪家族明显是北上啊。

　　●旁征博引，注释繁多。我只看正文。了解陈寅恪先祖，此书足矣。期待作者写陈寅恪正传！

　　●不煽情，不夸饰，笃实之作，研究陈寅恪必读书。

　　《陈寅恪家史》读后感(一)：为作者的著书态度

　　我一开始以为这本书是写陈寅恪。其实作者在开篇就讲了，这本书是写陈寅恪所在的义宁陈氏的家族史。从陈宝箴到陈三立再到陈寅恪——是什么样的家族渊源才能培养出大师？所以钱学森之问有答案了吗？陈寅恪之后呢？个人觉得陈宝箴陈三立本就足以成书，可以不必以陈寅恪为题。作者著书不随便，查阅大量资料，还实地走访。一版再版之中亦有斟酌勘误，好认真。值得学习

　　《陈寅恪家史》读后感(二)：不解决“异地高考”，焉能孕育史学大师陈寅恪？

　　都说“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那么，像陈寅恪这种“教授之教授”、“中国现代顶级文化大师”，又是怎样孕育的呢？张求会先生的《陈寅恪家史》就帮助了我理解这一问题。

　　清康熙年间，陆续有客家人迁往江西宁州。但当地土著排外，始终不准客家人入籍，不准应试，不准当差，主客矛盾尖锐。直到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准许户部尚书张廷玉所奏，敇令湘赣两省安置“棚民”，宁州知州刘世豪才不畏惧土著压力，允许客民入籍。第二年，给客民设立怀远都，客家子弟才允许参加科考。八年后，陈公元迁入此地，其曾孙陈宝箴、玄孙陈三立才能以科考功名光耀陈氏一门。若清廷政府颟顸顽固，不及时化解土客矛盾，解决“异地高考”，焉有后来的大师陈寅恪？（想想今日江西姑娘占特海，因不能在上海高考而抗议，因此被逮捕，让人唏嘘）

　　再就是太平天国起事，使得军事和行政干才陈宝箴受到清政府重用。陈宝箴初谒曾国藩，曾即以两江总督身份鼓励陈与江西士子罗亨奎、许振祎等志同道合者自立相尚，彻底扭转江西的颓废风气。陈果然也因为两次重要的调停襄助曾国藩功业。可见，曾国藩能成事，陈氏能崛起，与清代士风有很大关系。宋儒以来，知识人以天下为己任，确实助长了骄矜之气，但有地方实务经验的读书人不一样，他们互相连结、砥砺，有道心，有一股浩然之气，非今日“泄气”之读书人可比也。当然，这也与明清社会的士绅结构支撑有关。说白了，陈氏一门兴起，也得益于清代尚有活力的地方治理机制。

　　第一代陈宝箴是封疆大吏，第二代陈三立是进士，有了这种权力和人脉基础，陈家基本就起来了。戊戌变法导致陈家对政治灰心，刚好引导子女以文化为志业，这便孕育了第三代里的画家陈衡恪、诗人陈隆恪陈方恪、古典文学专家陈登恪，以及史学大师陈寅恪。

　　在当下的陈寅恪研究者中，作者张求会先生最能恪守“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但可能因为文字平实、论证规范、没有文人的夸诞病，反而难以吊起文青们的胃口。刘熙载《艺概》曾以汉朝名将李广、程不识喻为文尚才、尚法之不同：“文之尚理法者，不大胜亦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观汉程不识、李广，唐李勣、薛万徹之为将可见。”大概张先生也属于程不识这类笃实的学者吧。也正因为这种“笨”，张先生才会将自己收集的陈三立资料赠予先自己一步写《陈三立年谱》的研究者李开军，如此成人之美，在“抢滩”之风横行的当下，真可谓“古风”了。

　　张先生的著述虽平和，但绝非“和事佬”、“唯唯诺诺”，而是有坚持、有定见。比如，陈宝箴父子因戊戌变法遭罢黜后，有湘绅认为，变法失败是因为招引了梁启超等激进派，并责备陈三立“择友不慎。”狂士王闿运趁机奚落：“王荆公（王安石）变法时，遇事多由儿子王雱主持。严嵩当国，对儿子严世蕃言听计从。现在陈中丞也是如此，这是江西人的惯例，你们还大惊小怪干吗？”这话确具“舌毒”风采。如何帮助陈氏反击这种奚落呢？作者没有强驳，而是在后面徐徐讲述了另一掌故：王闿运比较保守，陈宝箴曾对陈三立谈起王闿运：“我初不解古绝代佳人作何状，若先生者真个 一绝代佳人矣。汝幸自持，慎勿被其勾引到旧学窝中，溺而不返也。”……以妙喻对妙喻，以奚落对奚落，绵里藏针，太极回旋，这样既对冲了王闿运的“酷评”，也保持了学术的公心和均衡感，真是用心良苦。

　　刊于11月25日《辽宁日报》

　　《陈寅恪家史》读后感(三)：陈寅恪家史

　　追溯义宁陈氏两百年奋斗历程，映射近代中国转型之路的坎坷与沧桑剥笋抽茧，细致爬梳，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一个家族如何树立家风，并在时代大潮中稳步发展，本书展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路径

　　义宁陈家三代的身世，各有其悲剧性。陈宝箴是清末维新运动的牺牲品，陈三立是民初遗老群体的同路人，而陈寅恪是1949年之后的文化遗民。他们都有心忧天下的情怀，却都恓恓惶惶，失意于当时。惟其如此，惟其异于时流的文化姿态，他们才能摆脱近百馀年历史黑洞的吞噬，给我们带来异样的光芒。

　　近二十年来，《陈寅恪的家族史》一直无可替代，如今，求会踵事增华，全盘改写旧著，尤其通过注释增补了大量史料，信为超越自我之作。可以说，这是迄今Z好的义宁陈氏家族史，就实际内容来说，也是Z好的陈宝箴、陈三立评传。读者亦可藉此知人论世，领略陈寅恪的祖父和父亲所经历的那段近代史风云。若是只想了解陈寅恪的家世背景，则手此一册，更是绰绰有馀。

　　——胡文辉

　　看《陈寅恪家史》这个题目，顾名思义是以陈寅恪为本位而作的，可实际上他却未正式出场，写的是他之前的陈家。这样的体例似暗示着，陈寅恪代表了义宁陈氏的巅峰，此书是要通过追溯义宁陈氏的家族奋斗史，告诉我们陈寅恪是怎样炼成的，是在怎样的家世背景中造就出来的。不妨说，这是一部陈寅恪的前传。

　　那么，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宁陈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为陈寅恪的研究者，我得承认，陈寅恪作为史学家，义宁陈氏作为家族，皆为当今知识界所艳称，已形成一种象征化、神话化的倾向。义宁陈氏一脉，似乎隐然代表了中国近世学术文化的正统。

　　但首先应强调，义宁陈氏本不是标准的文化望族，其出人头地是相当晚近的事，也是相当短促的事。陈氏源出客家，雍正年间始由福建上杭迁至江西修水，属于被土著士绅排斥的族群，其家族似是凭种植业和商业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直到陈宝箴中举，才为家族初获功名，以后更因缘际会，成为独掌一方的大员，可说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再到第二代的陈三立，尤其是更下一代的陈寅恪，才算在文化上取得了成功。

　　义宁陈氏之浮出历史的海面，我以为有两个特别关键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太平天国。若非洪秀全等人造成天下大乱，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破格提拔人才，以陈宝箴一介举人，是绝难做到一省巡抚之位的（同是举人的左宗棠当然更无可能封侯拜相）。陈在湖南巡抚任上虽叱咤一时，但不过数年，即因戊戌政变而罢黜，其实谈不上有多么大的作为——其历史地位，更多是田变法殉葬而成就的。他最大的作为，不如说是乘时而起，为义宁陈氏搭建了文化平台，积累了人脉资源，这才有了诗人陈三立、史家陈寅恪的闪亮登场。

　　第二个节点是废除科举。近代以前，中国社会重心在士绅阶级，士人与官僚不分，学问与政治不分。到了西风东渐的时候，旧制度雨打风吹去，科举亦随之水流花谢。而科举的废除，不仅意味着士人立身托命之途完全改易，也意味着学问与政治完全分作两途。在这样的背景下，陈门子弟本来就在教育上异常用力，则选择学问一途自是顺理成章。而且，陈宝箴既沦为政治罪人，其后人弃政从文就更易理解了。

　　不管怎样，陈宝箴立功，陈三立、陈寅恪立言，三代相继而起，而三代皆有可传，毕竟难得。至今义宁陈氏享大名于世，也是事出有因的。此外，还想补充一点：陈家三代的身世，各有其悲剧性，或许也是世人对他们多表同情、多感认同的一个潜在因素。陈宝箴是清末维新运动的牺牲品，陈三立是民初遗老群体的同路人，而陈寅恪是1949 年之后的文化遗民，他们都有心忧天下的情怀，而都恓恓惶惶，失意于当时——惟其如此，惟其异于时流的文化姿态，他们才能摆脱近百馀年历史黑洞的吞噬，给我们带来异样的光芒。

　　这些，是我在校读《陈寅恪家史》稿样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简单说，我更愿意从社会因素而非精神因素来理解义宁陈氏，如此，庶几能免于浮泛的颂扬套路。

　　《陈寅恪家史》读后感(四)：读《陈寅恪家史》书后

　　张求会《陈寅恪家史》一书，写的实际上是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奋斗史。江西义宁（今修水）竹塅陈氏家族，因陈宝箴主持湖南维新事业而名垂青史，以陈三立的诗歌成就而备受景仰，因陈寅恪的史学成就和崇高人格而享誉世界。张求会研治义宁陈氏史事垂三十年，创获甚丰，早在2000年即已出版《陈寅恪的家族史》，此后仍孜孜以求，旁搜远绍，结合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将原书作大幅度改写，而有《陈寅恪家史》的撰作。

　　该书首先是一个家族的奋斗史。义宁竹塅陈氏家族在近代的崛起，历经几代人的长期规划与苦心经营。《家史》缕述他们从福建上杭移居赣西北地区，耕读行医、参加科举，到第四代陈宝箴考中举人，继而得到曾国藩、沈宝桢等重臣赏识，得以跻身封疆大吏，并成为戊戌维新事业的潮头人物的故事。戊戌政变后，陈氏父子同遭严谴，陈宝箴不幸于庚子年去世，陈三立绝意仕进，肆力于诗，并将家族教育传统发展到高峰，培养出著名画家陈衡恪、史学大师陈寅恪、植物学家陈封怀等等杰出人物。张求会以扎实的学术功底，轻盈的文笔，将这个家族的奋斗史，立体地加以呈现，允称佳作。

　　陈宝箴抚湘三年，是一个行动型的爱国者为“保国保种”呕心沥血的奋斗历程。他在湖南的举措作为，基于帝国主义即将瓜分中国的判断，计划利用湖南内陆省份地位，为中国保住一个“复国”基地。在深深感受到“亡国灭种”危机的情况下，陈宝箴受到康梁一派的深刻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激进倾向，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弹。改革的节奏、强度如何掌握，是对政治家的绝大考验，光绪、康有为固然鲁莽灭裂，陈宝箴也未能谨慎从事。

　　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主持维新事业，出自慈禧宠臣荣禄的推荐。陈寅恪明确表示： “先祖之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百多年来，荣禄形象被康梁一派系统抹黑。荣禄、刘坤一、王文韶与陈宝箴，正是陈寅恪所说“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属于稳健改革派，与康有为激进做法有别。

　　陈宝箴于义和团运动高潮时突然“以微疾终”，总是引起“阴谋论”的联想，不少人认为是被慈禧秘密赐死，1982年宗九奇披露的戴远传《文录》是立论的主要依据，此后学界不断从陈三立诗文里面寻求旁证。张求会认为证据太弱，不足以支撑“赐死说”。我也觉得“赐死说”到目前为止证据不足，但也不能排除此事发生的可能性。庚子（1900）六月初七日，太后下密令给新疆巡抚饶应祺，将引荐康有为的张荫桓“即行正法”，实际执行在七月初六日。六月二十六日陈宝箴之死，跟处死张荫桓的时间相隔太近，难免让人有所联想。档案所无，不等于历史上就没有发生。1901 年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将五月二十四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矫擅妄传各谕旨提出消除”（销毁）。慈禧为掩盖她在庚子年的倒行逆施，系统地销毁了对她形象不利的档案。

　　“赐死说”成立的话，此后一系列“异动”才能得到合理解释。陈三立在陈宝箴死后，积极策划“迎銮南下”，即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以护驾为名，将帝后接到长江一带，乘机废黜太后，让光绪帝恢复权力。陈三立的行动，记载于《张謇日记》之中，并在陈三立致梁鼎芬（张之洞亲信幕僚）的密信中得到证实。陈三立发起这个密谋，我认为是国仇家恨集于一身的自然发展。

　　《陈寅恪家史》也讲述“有所不为”的故事。 “迎銮”计划失败以后，陈三立“绝意仕进”。1906年，经老友毛庆蕃等诚意邀请，陈三立有天津之行，却表示“绝不入帝城”。我认为，他一直在等待光绪帝恢复权力，拒绝进入京城是向慈禧宣示不服从。义宁陈氏家族精神遗产之中，最重要的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精神遗产在陈寅恪身上表现得更加充分。陈寅恪的世界性声誉，学术成就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烛照千秋的人性光辉。

　　出于家乡人的盛情，陈三立不得不在南浔铁路公司中任职，实际则是将精力放到儿孙教育方面，并创作了大量诗歌，无意中成就了“同光体”领袖地位。《家史》对陈三立的诗风诗学有十分精湛的阐释。笔者不敢谈诗，却注意到南社领袖柳亚子对陈三立为代表的“宋诗派”的攻击十分有趣。柳亚子自知诗歌成就不敌陈三立，不是就诗论诗，而是攻击对方的前朝遗老身份，做法并不可取。

　　对《家史》一书，笔者尚有一二琐屑“发现”，或可提供给求会君参考。该书第一章开头叙述义宁陈氏先世从福建上杭迁赣，仍操客家话，引李开军所发现的1945年第一卷第四期《语林》杂志《近代名人轶事》为证，文章署名“晦庵”。《轶事》一共收文4篇，其中《范肯堂张季直两先生》一篇，提到作者著有《清代古文述传》。由此线索，可知“晦庵”乃是古文名家李崇元，祖籍广东嘉应州，字续川，自幼随宦安徽凤阳，师从桐城马其昶，曾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无锡国专，著作除《清代古文述传》外，尚有老子通谊》《四明丛书作者列传》等。

　　《家史》引郭嵩焘按语“咸丰五年，义宁之警，抚军陈公檄吴都司往援，君覆，州城陷”。这个“吴都司”是违反军纪、本已奉旨正法的吴锡光。此人得江西巡抚陈启迈包庇，不仅免死还受重用，致有义宁之败。曾国藩曾上奏严厉弹劾陈启迈，包庇任用吴锡光为其罪状之一。（《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第80-81页）又，同治十年陈宝箴在湘西抚苗，曾有《筹代办苗疆事宜五条》呈湖南巡抚王文韶，可完整呈现陈宝箴的抚苗思路。该文收录于罗文彬《平黔纪略》一书，希望将来有机会能补入《陈宝箴集》。

　　（原发于2019年11月14日《南方周末》，题目有更改。）

　　《陈寅恪家史》读后感(五)：陈寅恪为何不可复制

陈寅恪为何不可复制

——从家族到时代的“偶然”

宗城

2020年是史学家陈寅恪诞辰130周年。生前，他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任教清华大学时，与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受到中外学者器重。你也许不了解他，但一定听过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年，王国维自杀，陈寅恪在写给王国维的墓志铭上写下这句话，而他自己的一生，可谓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提到陈寅恪，关于他的故事比史学作品更为家喻户晓。陈寅恪在去世后有一个先被淡忘后被神话的过程。学者李继宏在《陈寅恪走上神坛的之路》一文中曾统计：“中国学术期刊网去检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陈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几篇；1980年以降，这个数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种陈著。但直到1994年，这个数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历史学家如向达（223篇）、吴晗（245篇）、陈垣（269篇），比起范文澜（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连一半都不到。”

李继宏把后来陈寅恪走红，归功于陆键东写的传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面世以后，中国学术期刊网关于陈寅恪的文章逐年急剧上升。但这样的归纳失之于简单。陈寅恪改革开放前被冷落，是因为他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史学家”，学者轻易不敢碰，改革开放后，学术放开，史学研究开始淡化意识形态，陈寅恪也就可以被研究，并且上升到他应得的位置。

九十年代后，大众对陈寅恪的神化又助推了这个浪潮，关于陈寅恪真真假假的故事不绝于耳，陈寅恪被奉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代表，连同他晚年令人同情的遭遇，成为一代学人的表率。

实事求是地说，市面上很多陈寅恪故事都有夸大甚至造假的一面。比如:造谣陈寅恪和鲁迅做过同学、歌颂陈寅恪在沦陷时期拒绝日本人的粮食、把陈寅恪在建国后的处境过度苦难化。陈寅恪在文革期间遭遇批斗，但建国后大部分时间，他的生活其实是受到了优待、被广东省地方政府重点保护的。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陈寅恪一家也有稳定而丰盛的食物供应，而他在中山大学领的工资也是第一流学者的待遇。因此，即便我们同情陈寅恪晚年的遭遇，也不能立场先行，把陈寅恪苦难化，这不仅不是严肃的治学精神，也是对陈寅恪本人的不敬。

九十年代陈寅恪热以来，关于陈寅恪的讨论不绝于耳。其中比较著名的讨论，是台北的王汎森先生追问:“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结队而来？”这是他在《傅斯年与陈寅恪》文章开头的话，引起了学术界的大讨论。王汎森先生的疑惑是，为什么一批开学术新风气、为后世学者打下基础的学者，会集中出现在那个时代，也就是清末、民国——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今天虽然学者众多，却往往是一个狭窄领域内的专才，而无法达到博古通今、融会贯通的通才地步。诸如陈寅恪、傅斯年、钱穆、钱锺书等人，他们的了不起不仅仅是学术洞见，还有他们纵横于不同学科、融会贯通的能力。比如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钱穆的《国史大纲》和钱锺书的《管锥编》，都是文史兼容、自成一体的著作。

千禧年之后，围绕陈寅恪，民间是“造神”和“毁神”同时进行。一方面，陈寅恪的人生被不断浪漫化、神化，赋予了很多子虚乌有的东西。另一方面，部分人出于对神话的反感，开始矫枉过正，把陈寅恪往另一个极端写。二者皆离真实的陈寅恪渐行渐远。

真实的陈寅恪是怎样的？他的现象为何不可复制？笔者认为，陈寅恪的成功固然是因为他的“天才”，但起决定性因素，兑现这一份“天才”的，其实是陈寅恪的家族修养和时代风云际会的结果。后世不缺陈寅恪般天才，但缺三千年一遇的时代，而那股士大夫的精神，也早已经随士绅阶层的没落而消亡。

陈寅恪的身上是有士大夫遗风的，他做学问的思路，其实延续了清代学者，又因门第便利，得以融汇西方先进教育。到如今，天才即便能接受一流现代教育，也早已无从寻觅士人风骨，学术工厂源源不断地培养出符合科层制要求、现代论文规范的人才，但在无形中也限制了学者的灵性和想象力。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生时祖母黄夫人以其生值寅年，取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史载：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对清代乾嘉学派、桐城派的知识也有所领悟。

关于陈寅恪的出身，2019年东方出版社的新书《陈寅恪家史》有详细介绍。作者张求会用52万字的篇幅，考证了义宁陈氏祖孙三代的历史。《陈寅恪家史》记录道: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湖南缙绅，也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首创者和领导者，而陈三立是他家老三，当时有名的学者、知识分子，湖南维新运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陈寅恪出生在一个开明的士绅家庭，从小接触中国经典，又不至于抱残守旧。戊戌变法失败时，他只有九岁，已然少年老成，被大学问家章士钊夸赞有“骯髒”（kǎng zǎng）之气，意思是说他小小年纪就有高亢刚直的精神面貌。(张求会)

后来，陈寅恪自己在书信中也说到祖父和变法的关系:

“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

据《陈寅恪家史》记载：陈寅恪出身于义宁陈氏家族，这一家族本属于客家民系，雍正年间始由福建上杭迁至江西修水，本来被土著士绅排斥，其家族用了百年时间从“棚民”跃升至乡绅，直到陈宝箴中举，才为家族初获功名。适逢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烧杀抢掠，触动了官僚集团和士绅的根本利益，陈宝箴在镇压太平军的活动中屡次立下军功，最终在戊戌变法时达到人生最高点。陈寅恪家族也由此完成了从游民到地方大族的转变。

陈寅恪的思想颇受家族影响。据他父亲陈三立回忆，义宁陈氏家族“学宗张朱”，治学、治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大儒张栻和朱熹，与此同时，陈氏家族对永嘉学者叶适重“事功”、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观点也心有戚戚，他们不仅满足于书斋治学，也渴望经世致用，加入到对社会的改造中。

但是到了陈三立这一代，由于陈宝箴参与戊戌变法，被保守派逼死，陈三立自己也遭遇革职，永不叙用，义宁陈氏从此不得不淡出政坛，转而在历史、文学、艺术、商业等领域经营。如果我们读陈寅恪的日记，会发现他是忧国忧民的一个人，很有古代士大夫的情怀，但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年少时，他就发现自己不适合政治这条路，于是转投学术，一生在学术的天地中驰骋，只是有时凭栏眺望，陈寅恪仍会想起戊戌六君子引颈受戮的血腥传闻，抱憾自己一介书生，无法参与到变革中国的社会建设中。

陈寅恪有深厚的国学积累，又生逢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家族便利，他早早接触到西方文化，辗转德国、美国、日本等地学习，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为精。短短三十年，他就辗转湖南长沙、江苏金陵、日本巢鸭弘文学院、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地，研读历史学和语言学相关课程，这一学术之路没有家族底子是无法开展的，但有家族没有眼界，也不过是井底之蛙，陈寅恪幸运就幸运在他出生在开明士族家庭，又正好面临中国与世界的一次大融合，他不必经受闭关锁国之苦，又能深刻体会到中国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举步维艰，现实的冲击、家族的条件，加上自己的天赋，共同熔炼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底色，陈寅恪的一生，是中古士大夫遗风与现代高等教育结合的偶然。等到中国走到现代化进程，士绅阶层因土改而终结，士大夫也就雨打风吹去，被人送进博物馆了。

关于陈寅恪的学问，卷帙浩繁，笔者在此不必多说，但关于陈寅恪那股继承自士风的狷介、傲骨品性，倒是可以从一个事例中看出。

那是在抗战时期，日军占领香港，从1942年1月1日至1944年4月15日施行了“粮食配给制度”，全港粮店被征用，禁止私自出售粮食，陈寅恪一家的吃住都成了问题。战时物价上涨、粮油紧缺，昔日繁盛的香港，顷刻之间变得萧条，以至于路有冻骨、地有饥殍，即便是陈寅恪的弟弟，也“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最艰难时，陈寅恪不得不典衣卖物，一家人穷困到需要人资助的地步，但即便如此，陈寅恪也没有向日本人投降。

1942年春，日本方面派人劝降陈寅恪。起初是日伪组织派出的学生，随后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派人来陈寅恪家劝降，许诺他只要肯去广州、上海、南京等日佔区大学任教职，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陈寅恪称病拒客，日伪组织持续上门，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甚至暗示如果陈寅恪拒不服从，就会有生命危险。后来，就连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兼朋友、已经委身日寇的钱稻孙也过来劝降。钱稻孙叔父是新文化运动干将钱玄同，父亲钱洵是外交官，但他自己屈服于日寇的统治，担任了伪北京大学秘书长、校长。钱稻孙专程从北平南下，高薪诱惑陈寅恪为日伪政权服务。但陈寅恪呛了他一鼻子灰，使钱稻孙满是尴尬。

陈寅恪虽然只是一介读书人，但不敢忘一家之仇、一国之恨，身世浮萍，山河破败，陈寅恪自愧是抱病书生，无法像岳飞、辛弃疾那样上阵杀敌，但他坚持名节，宁死也不做日本人的鹰犬。他拒绝了汪精卫、钱稻孙，又拒绝了日本驻香港总督及一帮文化汉奸，就算弟弟染病、自身抱恙，他也不做日本人的帐下鹰犬。

而当城头大旗变，转眼到了五十年代，陈寅恪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被学生举报和批判时，他也一身傲骨，坚决不做道歉、不写检讨，因为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事，不需要为了堵众人之口，做违心之事。

在当时，不但陈寅恪被批判，同情陈寅恪的学者梁方仲、刘节也被批判，他们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参与批判陈寅恪的思想大会。刘节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行程：7月6日上午，他去历史系会议看大字报，下午金应熙来访，和他一起“访陈寅老坐谈久之”。这位金应熙，正是当年在报刊中发文批判陈寅恪的“岭南才子”。而在7月13日和14日两天，系里连续开了两次批判陈寅恪大会，“批评陈寅老思想与学风”。

9月份，短短一个月里，历史系领导迫于形势，组织师生写出批判文章71篇，其中批判陈寅恪的多达36篇，批判理由千奇百怪，就连陈寅恪同情王国维，也成了批判理由，因为王国维在当时被视作“死抱住封建王朝不放的人物”。

那一年，批判陈寅恪的不乏岭南才子、历史大家，就连在史学界造诣很高的周一良，也批判了自己曾经的老师。他曾在北大贴出大字报《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矛头直指陈寅恪。又一度给《光明日报》写文章，批判陈寅恪（但后来没有发表）。北京学界自从批判胡适运动后，思想整风的氛围持续浮动在上空，陈寅恪作为与胡适交往密切的人物，自然成了关照重点。

面对浪潮，陈寅恪依旧如常。他曾在1951年写诗讽刺道:“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笑哈哈，眉样文章又入时。”1958年，面对轰轰烈烈的批判潮，他在多数时间选择沉默。一年后，历史系招收隋唐史专业研究生，敦请他担任导师，他回应道:“1956年时把我当专家，1958年说我贻误青年，现在又让我做专家，难保再过些时候又说我贻误青年。”校方派人规劝，他说：“要毛主席、刘主席或周总理给我写书面保证，不出我的大字报我才教书。”

如今世事变迁，但至少陈寅恪的作品留了下来，它们不仅是历史学者的重要参考读物，也是大众窥探历史之门的一道隐秘小径。陈寅恪的观点不乏商榷之处，但陈寅恪在中古史领域的影响力和里程碑意义得到了共识。比如仇鹿鸣在代表作《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里就提到:“在现代学术框架下探讨魏晋之际的政治演变，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陈寅恪对魏晋两代统治阶级性质的分析。”

史学家胡宝国在比较陈寅恪和田余庆时也说:“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陈寅恪擅于提出新思路，用前人没有想到的角度，开拓出新领域，最著名的例子，当属他对关陇贵族集团的研究，以及他倡导小说和诗文证史的方法，给予后人无限启发。有趣的是，陈寅恪后半辈子虽然被树立为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但他其实是精通阶级分析法的一位学者，在研究汉末斗争、魏晋发展、唐朝起源等问题时，陈寅恪都运用了阶级分析法，比如他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认为:“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就是明显的从血统、阶级的角度来研究历史问题。

陈寅恪治学并非毫无问题，他有时候会为了观点找补论据，却选择性忽略不利于这一观点的材料。他长于立论，对宏观历史有博大精深甚至一针见血的认识，但在佐证论点、爬梳史实上，时而显得不够精细。陈寅恪谈论魏晋和隋唐历史、写《柳如是别传》，有不少观点都已经被后世史家推倒，或者进一步完善。

其实，世人都说陈寅恪是通才，但他走出历史、文学的领域，对时局还是有所误判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寅恪对抗日战争的看法。当毛泽东、蒋介石、郭沫若、蒋百里、胡适都坚持长期抗战时，陈寅恪内心深处却有隐忧，认为中日战力悬殊，战之必败，不如暂时屈服。在与好友吴宓的交流中，陈寅恪两次表达了对抗战的悲观，但事实证明了他的误判。今人回看，或许会惊讶于陈寅恪的消极，但其实陈寅恪这么想，也是有他的历史根据的，因为他是从清末时期成长的人，从小目睹了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八国联军侵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屈辱的历史，让陈寅恪深刻感受到中国与世界列强军事技术上的悬殊。当年，慈禧太后利用民族主义，纵容义和团，烧教堂，骂洋人，结果被洋人打得仓皇西去，往事历历在目，使陈寅恪深感绝望。但他忽略的是，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动员能力已经显著提升，中国人在九一八事变的屈辱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也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再加上国民党、共产党对各自军队的建设、政党的组织能力，中国的社会动员能力早已超出清末，当时，中国军队技术上弱于日本，但打起持久战，日本军队就会陷入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如同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所说：(中国)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用空间换时间。”

陈寅恪虽以史为镜，但忽略了纵向时间的变化，加上他年轻时久居书斋，对中国腹地辽阔的农村缺乏了解，不知日本深入中国腹地、长期占领的困难，因此形成误判。

因此，我们看到陈寅恪的短板，但也不必因此诋毁先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这是你我都逃不过的宿命，清人说：“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这是做学问的道理，也是我们回望前人，应当牢记的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