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史》是一本由[日] 宫崎市定著作，大象出版社出版的2020-4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科举史》读后感(一)：佳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宫崎市定的作品。应该说这一本和他的《九品官人法》是姊妹作。虽然名字是＂科举史＂，但实际上主要讲述清代的科举制度，全书将近三分之二都是在讲清代的科举。

　　内容偏概述性质，分门别类的讲述了各级科举的划分，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的不同阶层以及各自特征。书中着墨颇多的地方是具体的考试流程，包括考试方式，考试内容，评分标准等等知识，十分详细。然而书中将儒学称为儒教（religion），将皇帝称为政教合一的法王，我认为还有可商榷的地方。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模型，更应该从朝代的内生性因素中重新定义这一问题。

　　书中引用了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一文，是我颇为惊讶的事情。

　　宫崎市定此书作于二战期间，书中多多少少收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对科举的批评多于肯定，并认为欧美学者将科举美化为一种理想的文官选拔制度，而未能现实地看待科举的弊端。文中对此多有意见。不过书中启发处也不少，一个是西方概念（自荐制与他荐制），作者认为察举和九品中正制是典型的他荐制，而唐以降的科举是典型的自荐制，这一点对我颇为启发。

　　综合而言，这是一本清代科举入门的好读物。原书中东亚考试地狱的副标题不知为何删去，其实在集繁复于大成的清代科举时期，的确配得上考试地狱一词。

　　《科举史》读后感(二)：啪嗒啪嗒视频在线观看

　　

所以当朱未回到我的生活中时，康熙问：“看起来好吗？”朱未说，“四个富锦人看起来精神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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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想生病，他们应该被治愈。他们只是啪嗒啪嗒视频在线观看感激你的好意，他们鞠躬并照顾它。当奴隶离开时，他们看到四个富锦人的眼睛是红色的。”说实话。康熙皇帝什么也没说，所以他让朱未下去了。就在我心里，我不禁怀疑这四个媳妇是不是有点不可接受。你为一对核桃哭什么？我没看到什么好东西。而楚玉在东三所里面并不知道他已经做出了一个小小的举动，而且实际上和大内的副总经理朱未相处的很好，这在传说中谁也不能得罪最多。楚瑜啪嗒啪嗒视频在线观看现在在想，她照顾好四爷了吗？四爷有胃病吗？“你说我怎么照顾四爷？”楚瑜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于是打电话给枣儿杏儿，集思广益。枣儿揉揉头，说：“四爷说你好话了吗？”杏儿拍了拍他的大腿说：“这一定是你给我的食物。我的主人喜欢吃它。主给了我永恒的奖赏。”楚瑜认为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但应该和吃饭有关，因为只有今天，当他送来食物的时候，他晚上才过来享用。转念一想，我不禁谦虚起来。不是说皇帝的奖赏不是金、银、珠宝，就是在哪里？康熙皇帝啪嗒啪嗒视频在线观看为什么喜欢吃一对核桃？虽然核桃是半透明的，有点像玉，但它们仍然是核桃。不能再吃了，还不敢卖，有什么用，楚瑜他们心里呢？事实上，康熙皇帝不知道楚瑜喜欢什么。珠宝和丝绸，是给你自己的女人的，但不适合你的儿媳妇。把它给金银，但没关系！然而，一对刚来进贡的万文核桃却很喜欢这种比俗气的金银要好得多的东西，而且还能显示出它们作为阿玛皇帝的味道。楚瑜知道这个原因，肯定要吐死。她喜欢俗气的金银。“主人，传晚饭，好吗？现在已经过半了。

　　《科举史》读后感(三)：小记一下

　　刚看完，估计短评写不下，零散东西这里写一下。

　　书是1945年写完，1946年出版，1987年增订。提时间，是因为作者1945年时在最后提到写这本书的初衷：

中日关系正在新的起点上迈出第一步，问题才刚刚开始。日本的全新对华政策必须立足于学问性的常识，决不能重蹈覆辙。

　　也就是说，这本书虽然是本历史书，是关于中国的历史书，但其核心和出发点，都是站在日本立场上的，是希望为日本应对中国提出一些基础性帮助的。倒也不是说有了这个立场就要变对立方，而是在阅读过程中会因此变得更敏感。

　　固然理想状态下，做学问是为了求真，但都说这是理想状态了，而且，每个学问家都是有国籍的，也有ta的认同感所在。认可学问和认可做学问的人的认同感，还是很不一样的。也正因为立场不同，阅读过程会变得非常有趣，可以更好地更深刻地理解作者在说什么、想说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说。谨慎且思辨的阅读，也算好事。

　　总共四章。绪论和第三章略有重复，第三章相当于把绪论延伸了一下，讲科举制对社会的影响，对官员、士林和党争甚至文学的发展都有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描述，翻一翻能开阔眼界。

　　第二章详细解读了清代科举，史料用的很多，至于用得如何，因为没有其它书籍做对比，外行一个，不敢乱下结论，看看，只觉得科举倒了真是好啊，但回头又一想，科举倒了，考试还是没完啊，为古人苦，还是先想想自己吧。

　　第四章是分析科举制的崩溃，总结来总结去，科举的利弊都讲了一遍，谈到中国人自己对科举的深恶痛绝，欧陆直到19世纪才兴起利用考试而非贵族制来选拔人材，而文官选拔重常识、素养和理解力，这都一样，那为什么还是一方迅速落伍，另一方又不断兴起，最后采取的作者导师的论点真是叫人火大：

中国文明在几个世纪前已经极尽完善，换言之，就是到了发展的终点，其停滞不是因为科举，只是运数已尽而已。

　　哇，反正看着“运数已尽”这四个字，什么甲午海战马关条约八年抗战南京大屠杀全都上头了。这么带情绪读书当然不好，但一想这本书的出版时间，一想到这本书出版之后大受欢迎，从观念流通的时间上来看，这至少是两代日本学问家的共识——不行了的东西，揍就揍了。别人怎么想还在其次，当时中国也确实没及时转向，作者站在日本方这么理解也没啥大错，只不过自己人倒回去想当时，这么大一个国家，好歹也是人杰地灵，不争气到那种地步，啊，不行，还是上头。

　　闲扯两句，其实我们对于日本还有其它国家，研究都不太够吧（？）关于日本研究的书，风靡的还是《菊与刀》，书是不错，但是美国人二战后为了对付日本人才写的。总归不太一样。再比如全民学英文这么多年，然而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今日的英联邦，还有美国，真正从根子上写明白并且畅销形成共识的，似乎也没有见过（？）

　　再说回来，书还是很不错的。翻译很好，没那么日式翻译腔，流畅。装帧和设计蛮好。可以一看。

　　《科举史》读后感(四)：【转】吴光辉、张凌云：宫崎史学与科举评价——以《科举史》为中心

　　【摘要】作为日本科举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宫崎市定通过确立东方“朴素主义民族”与西方“文明主义社会”对抗转换的观念，强调要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国家”来加以认识，认为科举制度的崩溃是中国文明走向衰败的一大标志。与此同时，宫崎市定亦站在建构“世界文明史”的立场，批判西方历史哲学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指出要以科举研究为突破口来研究世界文明大势下的中国社会。宫崎市定的科举评价尽管强调要还原到中国自身的立场，且必须公正地评价科举制度，但是亦潜藏了以中国为工具来论述现代日本的合理性的根本意图。

　　《科举史》读后感(五)：【转】苏枕书：宫崎市定科举史研究的背后

　　苏枕书 作家，日本京都

同朋舍版《九品官人法研究》

　　宮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素为人所熟知，副标题为“科举前史”。宫崎很早有志研究胥吏，1954年在京大文学部开了同名讲义。但在研究过程中，由官员与胥吏的尊卑之差，联想到流品之差。而流品差别的产生在中世以后，那么就不容忽视极典型的中世制度：从汉亡魏兴至隋朝一直延续的九品官人法。1956年3月31日，宫崎在同朋舍出版了《九品官人法研究》，并作为“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一册。如今，该丛刊已出版至第79册，出版工作也交由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负责。

　　宫崎此书除详尽介绍、分析九品官人法外，还为了对旧作《科举》作回应与补充，这一点从副标题也能看出。在他的理想中，想写三部书，官僚、胥吏、科举，读书人通过科举获得官僚身份，而他们在官场的实际行动，又离不开下层数量庞大的胥吏。这三者最是他关心之所在。不过这里提到的“旧作《科举》”并非后来中央公论社的畅销书《科举》，而是1946年秋田屋出版的《科举》，因其出版过程颇为曲折，故略作说明。

秋田屋版《科举》封面

　　首先是缘起。1939年，宫崎接到东亚研究所的委托任务，要求研究“清朝官制与官吏登用”，期限两年。此前他的专攻并非在清代，但时局非凡，此种任务也无法推辞。东亚研究院是1938年9月1日设立的“东亚问题综合大调查机关”，为直属内阁的国策机构。总裁是近卫文麿，干部多为高级军人，因此研究院军部色彩十分浓郁。其建立参考满铁调查部，试图对中国、苏联、东南亚、中东近东作全面的研究调查。这也反映在研究所的组织结构上。所内共分五个部门，其中第三部专门针对中国，有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满蒙各方面的考察。另有九个调查委员会，分管“对支投资调查”“黄河调查”“华侨调查”“黄土调查”“支那惯行调查”等课题。此外还有北京、上海两处分所，均与第三部、满铁调查部关系密切。东亚研究所资金丰厚，在搜集资料方面不遗余力，据说神田神保町的书价一时都被抬高。然而研究所毕竟组织仓促，人手不足，研究水平也有限。故而有关中国的研究任务，经常下派给东京、京都的两所东方文化学院。

　　再说东方文化学院，其历史需溯及1925年5月决定设立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之后分设北京委员会与上海委员会，各领北京人文研究所及上海自然研究所。1929年4月在日本国内建设东方文化学院，分立东西两京，东京代表者为服部宇之吉，京都代表者为狩野直喜。也许学院最初并不想与政治有何关涉，然而政治终究导致学院的分裂。中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对东方文化学院也有了特别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对理解现代中国发挥作用。对此，东京方面表示认可，京都方面则坚持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1938年4月1日，东方文化学院解体，东京的研究所从此称作新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的研究所则呼作东方文化研究所。东西两所的分裂，与距离政治中心的远近有关，也与两处研究人员下意识的对抗有关。聚集在京都的研究者不愿意步东京方面的后尘，更愿保持某种独立性。两处迥异的学风，对后来东西两京的研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不过，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虽坚持不研究现代中国的立场，却无法拒绝东亚研究院有关中国古代研究的要求。每年，京大的羽田亨都会接到东亚研究所的委托，要求发动门下年轻弟子从事专门课题研究。时任助教授的宫崎便被分派到这个题目。不过宫崎的论文不太符合研究所要求的形式，便也束之高阁。随着战局日益激烈，已过服役义务年龄的宫崎被征召入伍。临出发之际，他以留下遗稿的热情埋头修订旧稿，专写科举制度，托付给大阪的出版社秋田屋。经历一番辗转，日本战败，他又回到京都，书稿也编辑完毕。不过战后用纸十分紧张，《科举》一书只好以草纸装订。而卷首一张原色印刷的“捷报”还是很吸引人，原件是宫崎1932年上海事变之际在中国购得。

秋田屋版《科举》卷首图

　　可怜秋田屋不久便倒闭，而其在大阪的总部也已毁于大阪空袭。宫崎的书稿因保存在金库而幸免于难。1962年，桑原武夫在中央公论新社出 版《日本的名著———近代思想》，此书畅销至今。桑原也邀请宫崎出书，宫崎遂将旧稿改写整理，新成一册小书，加上副标题“中国的考试地狱”。1960年代正是战后日本全面复兴的年代，入学竞争空前激烈，时人呼曰“应试地狱”。也许是题材顺应潮流，加上宫崎文章精彩，立刻成为热门书。而原先秋田屋一版，则奇货可居，一时炒出高价。1987年6月，此书修订版由平凡社收入东洋文库470号，为作区分，改名《科举史》。

　　时过境迁，秋田屋旧版渐被遗忘，不过旧书店偶尔还能见到，价格也正常。曾在北白川人文研旁朋友书店分店买到一册。有关秋田屋，也值得多说两句。由1946年版《科举》标记发行者“田中太右卫门”可知，这就是江户时代以来大阪出版界著名的秋田屋宋荣堂。在《享保以后板元别书籍目录》(清文堂出版)及《享保以后大阪出版书籍目录》(同前)中均可见其名。明治年间，宋荣堂主人去世，老铺经营困难。夫人田中霜子刀自携长女与大塚卯三郎(财力雄厚，后继承田中太右卫门之名)苦求出路，终得复兴，留下不少优秀出版物。《科举》一书是秋田屋的绝响。搜索全国书店名，发现如今四国德岛有一家书店“田中宋荣堂”，不知是否与秋田屋有关。他日若去四国，应作寻访。

平凡社，东洋文库470号，《科举史》

　　原文地址：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9-11/15/content_11414.htm

　　《科举史》读后感(六)：高考之前，中国已有延续1300年的“考试地狱”

　　

中华民族是一个与考试息息相关的民族，在寂静深夜里的埋头苦读、拥挤凝滞考场中的奋笔疾书、金榜题名时的欢呼雀跃，这些场景早已被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中。

我们很擅长怀疑，但却对这一种许诺可以“改变命运”的魔法深信不疑，而就在当下，离我们不远的考生们正在这个不寻常的夏天挥洒汗水，在高考的战场上向自己的理想进击。

对于这片土地的绝大多数学子来说，考试意味着阶级的流动、整个家族的心血、青少年时代的价值寄托，这是一份从千百年前传承至今的情感，而它的原点，名为“科举”。

科举制是一种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基本制度，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从隋代到清末一千三百年余年，尽管其中多少有些变动，但纵观世界，也罕有延续时间如此之长的社会制度，它也自然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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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的着眼点是测验个人的才能，然后选拔为官吏，这与官员地位世袭的封建制度正好相反。历代天子都有一大夙愿，那就是改变分权分权性质的封建遗风，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

东汉末年，党锢骚乱后，群雄割据的局面给地方豪族的抬头提供了机会。曹丕基于尚书陈群的建议，开始推行九品官人法。依据九品官人法，各州、各郡、各县都设置专门执掌选举的中正官，中正官必须是当地人，这意味着将选举权委托地方，而地方的实权者无非是豪族群体。到了六朝时期，地方中正完全沦为贵族性质的机构，其结果便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北齐年间，中央开始强化对各州举荐人才的考试制度，这其实是中世选举制的一大转机，后代的科举制精神可以视作滥觞于此。北齐的考试由天子亲临朝堂，答案中出现脱误者罚站在坐席后方、书写拙劣者罚喝一斤墨水，以此作为羞辱。

到了继承北朝而统一天下的隋朝，朝廷越发重视科试，特别是针对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立秀才科。

然而全才难求，只要发现各自的长处，把他们安排到最合适的地方即可。因此在承袭隋唐的唐代科举中，科目种类更加多样化，出现了表面上最完善的机构，科举之名大约也是在此时诞生的。

纪录片《科举》截图，再现唐太宗李世民看完会试录取名单后感叹的场面

在宋代，伴随天子专制权力的确立及殿试的出现，科举制度已完全掌握在了天子的手中，同时改造经学被赋予国家指导思想的地位并应用于科举出题，统合科举各科目归入进士科，确立了后世经义、诗赋、策论三足鼎立的考试制度。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苏轼。”宋仁宗嘉祐二年丁酉(1057年)年，苏轼苏辙苏洵父子三人进京赶考举人，自宋代开始实行"糊名制"，当场的考官欧阳修看到苏轼极其漂亮的文章后以为是弟子曾巩的试卷，为了避嫌就给了第二名，揭榜时才知这位考生原为苏轼。

顺治初期到光绪末年的二百五十余年间，虽还有世职、官学、恩荫、捐纳等官吏任用方法，但最为兴盛的还是科举，特别是文科举，这一时段从官吏任用方法上来说可以称为“科举中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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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科举相较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打破了门第的限制，但严格意义上讲，学校考试并非人人都能参与，考生必须保证三代清白，即自己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对都不曾从事奴仆、倡优、隶卒等职业（虽然职业区分没有儒学上的依据，朝廷本身对此也没有绝对的自信，因而诏令时宽时严，甚至前后矛盾），由此，在古代能参加科举的绝大部分是读书人的后代。

“秀才”是通过童试之人的指称，所谓童试，是县试、府试及院试的统称，但童试只是成为县学生员的入学考试。

是的，通过了三阶段数十场考试后的你，才是勉强获得了参与“科举”的入场券。

童试每三年举办两次，想要重考？如果你在县试、府试合格，但在院试中落第了怎么办？

是的，下回必须重新参加县试，才能进入院试。

就好像在下一个存档点前死掉还要重新跑图一样令人绝望。

但毕竟成为“秀才”已经相当于达成了一个颇为稀少的战斗成就，因此成为生员享有多种特权和便利，并且实际上生员不必到学校上课，只需要在家中自学。

若想考取“举人”下一步便是参加科试，科试是乡试的预备考试，而乡试的考场则是广为人知的“贡院”。

考生要在在狭小脏污的考棚内度过两夜，疲劳之余还会引发疾病和精神异常，严重时甚至死亡。此时即使出现死者，也不能允许打开大门搬运，只能越过围墙或破墙将尸体抬出。是的，古代的考试真的会“考”出人命。

纪录片《科举》截图

经过了会试，最终boss殿试的试题只有策略，一题中分为四个问题，通常是八百到一千字。试题本身就是近千字的长文，有的考生借用其中的字句，写成千字以上的答案，像这样没有自己智慧和见识的答卷被称为“空策”，而熟知典故、意见得当的答卷则成为“实策”。殿试中只要书写格式没有违规，即使没有完成的答卷，在殿试中一般也不会落第。

光绪二十四年榜眼及第夏寿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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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与反作弊永远是考场上不变的猫鼠游戏，在此给大家介绍五类在古代考试中常见的不端行为。

一，夹带

也就是把参考书带入考场。试题中的四书题和五经题都直接出自经书正文，适合出题的几处基本都是固定的，因此坊间常常出版销售四书五经精选或是标准答案集。只要读了四书五经精选，就能省去通读全书的时间，直接参加考试，容易抹杀学子的求学心。因此，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的上谕严禁出版删节经书，其底板于三月之内送官府销毁。标准答案集用小字印刷，屡屡被带入考场，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的上谕禁止经书拟题和套语策略。嘉庆十五年(1810 年)，湖南没收删节经书一千五百七十部，底版一千零四十四块，从中也可看到俗书出版的兴盛。为了矫正考生仿写范文的弊病，答卷中出现多处相同会被判为文字雷同而受到处分，因此考生直接抄写刊本会有风险，最有利的做法是请师长专门拟定范文，抄成小字后带入考场。更有甚者，尽管考场内外是严格隔绝的，但仍有考生买通相关隶卒，出题之后从场外递入合适的参考文。

二，倩代

也称“代考”“枪替”“枪手”“顶替”等，也就是替代考生本人应试。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考先必须通过认保的领解，认保隐瞒不报则称为“扶同保结”。根据雍正十三年(1735 年)的议准，倩代一旦被发现，代笔者枷号三月，即关押三个月，然后发烟瘴地方充军，即到气候最恶劣的地方服军役;委托代笔者立刻发配烟瘴之地充军，保结的廪生若知情不报则杖刑一百。倩代必须事先联络各方，于是就有了一种职业的中间人，称为“包揽”。包揽者与代笔者同罪，连提供其住宿的人都要受到处罚。

考生申请县试时需要填写廪保互结亲供单。除了廪保，同时参加考试的五名童生相互作为证人，宣誓不得违反考试规则，称为“互结”。如果一名考生出现不端行为，互结的四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接受处罚。

三，重冒

一名考生使用不同的名字，多次参加考试。这是考棚狭小只能分批考试引发的后果。根据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的议准，各县只能举行一次县试，考棚狭小时进行增筑，不得分场考试。

四，瞻徇情面

这是指考官一方接受亲友嘱托，通过不公正的评分允许亲缘考生通过。这种情况大多伴有贿赂，称为“听受贿嘱”。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山西省黎城的童生在胥吏的介绍下，送给知县白银八十两，请求以第一名通过县试。事发后，知县被免官并判处流放三年，胥吏同样判处三年，童生判了两年半。考官若要行此不端，最佳时机是缺席者补考的时候，因此乾隆十四年 (1749 年)议准，除了规定日期进行的正考，任何人不得补考。

五，罢考

考官管理学生过于严格，或是出现侮辱学生、评判不公等情况，考生就会一起罢工来抵制考官，这称为“罢考”。即便不至于罢考，也会出现多人结伙谩骂考官、扰乱考场等现象。考官在出题中如果出现文字错误，更会遭到考生的威胁。雍正十二年(1734 年)的上谕提到，罢考者立刻停止考试，或是全县停止考试，考官不得与考生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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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科举制的诸多细节，可以看出我们对于考试这一上升方式的深刻认可，与对其公平性的不懈追求。有古谚云“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当考试的重要性已超越“道路”的范畴，成为罗马城本身时——它就不仅要足够神圣、公平，还要如神话冒险般艰难苛刻。

而考生们在课桌前静默燃烧着的姿态，甚至比英雄们在旅程中克服险阻更要动人，因为那是与我们相距不远的、青春的汗水，里面映照着同一个有关付出、拼搏、回报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