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是一本由王汎森著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5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精选点评：

　　●我不喜欢那种哲学史式的分析和思考，喜欢思想史那种复调式的分析。

　　●非常好！

　　●竟然觉得好烂啊，就是预设一个简单粗暴非此即彼的结论，然后找学术八卦往里头填嘛……牛大师我又进步了对不对……

　　●终于有人说人话了！

　　●好极

　　●四星半。精读了几篇跟自己研究相关的东西，理路梳理得很清楚，要是有一跟同时代国境之外的事件和思潮更多的勾连，就更好了。

　　●此番重读，虽比01年河北教育版增了些内容，但已觉不如当年震撼，《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尤让我感到不满足，在“近代中国”范畴，并未令人信服地论述私领域的“政治化”，乡约、日记的公开，省过团体的发展，并非一定是政治化，更多的是社会空间的开拓；而文中真正“政治化”的私人生活的详尽论述，涉及延安，集中在49之后，这已非我们普遍认为的“近代中国”了。不过其余篇章均能获益，仍4星。

　　●其实都不新鲜了。。。。

　　●我以前是读了什么对傅斯年印象不好的？

　　●真见王公功力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读后感(一)：充分具体化的研究

　　本书颇为具体的展现了近代思想史的复杂性。

　　颇具典范意义。

　　展现了学术思想间的微妙联系。

　　关注了上层与底层的关联，关注了时代先后的勾连。

　　材料丰富，能够展现一定的历史细节。

　　富有运动感的思想史著作。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读后感(二)：罗新先生对此书的推荐语

　　从清代后期到抗战爆发这百年间的历史，过去无论是研究还是阅读都远远谈不上热门，而现在，由于有了一大批重要学者和许多高质量论著的出现——当然，我们立即会想到桑兵、罗志田、茅海建、杨奎松等学者的名字——近代史特别是近代思想与学术史已经成了显学。在这一显学日益扩张其疆域的推动力量中，王汎森及其著作无疑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读后感(三)：近代到国初思想界的扫描

　　我朝

　　立國凡六十餘年，

　　文治噤聲，武功乏陳，

　　自誇特色，人不能堪，

　　前無來者，後或有繼，

　　泯滅無算，罄竹難書，

　　溯其淵源，前前朝始，

　　徽國朱氏，地下有知，

　　自歎弗如，必再薨矣。

　　史家考古，林林總總，

　　殷鑒未遠，挑戰仍存。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读后感(四)：晚清士大夫的思想与政治世界——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读后之一

　　王汎森作为学术史学家，自然承袭了余英时的写作风格，这部以晚清民国学术为中心的论文集，着重介绍了晚清汉宋之争、今古之争以及民国后史学转变等问题，他将这些文章分为三辑，通过一系列个案展开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

　　第一章《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主要通过论述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于清代考据学的批评展开，论述了晚清士大夫受到政治社会的刺激，从文本文献中抬头，要求重新关注社会和政治生活。感觉这篇文章，王汎森应该受钱穆论述的影响，特别是站在宋学立场对于汉学的批判，让人想起钱穆对陈澧的论述。当然，朱维铮也曾经论述过晚清汉宋之争的历史，显然他是站在汉学一边，对于方东树进行反驳。不过，从经世的角度来分析方东树的批判，其实已经是进入到晚清民国的核心学术问题了，后来的学术争论一直绕不开这些话题。

　　第二章《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是围绕邵懿辰的《礼经通论》展开的，王汎森认为邵氏在这部书中体现了尊宋学和反考证的思想。这篇文章中，王汎森考察了仪礼与宋学的关系，并申述了晚清宋学回复礼学的努力，并将其与晚清今文经复兴联系起来。不过，邵懿辰对廖平和康有为的影响一节，还是令人耳目一新。不过，我看到他引书余英时《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而不援引钱穆《近百年读书运动》中曾国藩的论述，就觉得这真是尊师而不重祖，亦或是史语所反钱的传统所致？

　　第三章《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则是以太谷学派在民间的传播为切入点，探讨了晚清时期儒学在民间的传播与发展的情况。由于缺乏一手资料，所以王汎森对已有的太谷学派的研究进行了综述，通过与晚明时期民间儒学发展和清中期白莲教起义下的民间儒学的进展，得出了太谷学派是由中下层士大夫发展，以改造的理学为主的社会运动。并由此进一步申发，儒学作为士大夫之学，缺乏对中下层社会的了解与同情，因此士大夫儒学无法主导民间社会。

　　第四章《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则试图探讨汪士铎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言论及其晚清历史潜流的问题。作为曾国藩幕府的四大弟子之一，汪士铎对于晚清问题的反思，王汎森在其遗稿中发现他有很多激进的言行，可以与龚自珍、魏源等人相对比。这些反传统的言论，已经隐藏在晚清思想史之中，由于材料公布的原因，所以对后世影响不大。但是，从中不难发现民国后激烈反传统的思想脉络。王汎森关注到汪士铎对于人口激增的忧虑，并提出了各种激进的解决办法，甚至称赞白起王翦等人的屠杀。对此，我倒想起孔飞力对于晚清人口激增的分析，这与晚清的政治危机有一条隐藏的线索。应对晚清的政治危机与国外的侵略，这是成为了晚清史中一明一暗的两条线索。不过，王汎森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汪士铎，而不是分析晚清政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所以并没有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第五章《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构建》中，王汎森则着重探讨了晚明历史文献是如何唤起民族记忆，以及以章太炎为例，根据章太炎个人的经历，谈及晚清时期汉族恢复民族记忆以及将此与民族建国主义相结合。不过，我倒是觉得晚清政治的问题，恰恰被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潮所掩盖，将社会危机变成了民族危机，反而延宕了政治问题的解决。

　　苦茶案，从王汎森的上述五篇论文看，他还是从传统的人物传记的角度出发，通过知人论世的写作风格，一方面展现学者个人经历，另方面将其纳入当时的学术风气之中。这种写作虽然是以现代论文的形式，但是从中不难看到传统史学的影子。而这种传统史学的影响，使得他恪守思想史写作的藩篱，对于思想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往往浅尝辄止，不能深入分析研究。与西方专题研究相似，但是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还稍显薄弱。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读后感(五)：傅斯年别传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读后之三

　　这本书的第三编“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与前面两编不同，此编的主人公已经从士大夫转变成知识分子，传统社会士大夫扮演的角色，现代知识分子是否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的起？王汎森并没有回答，而是试图回答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代社会建构学术社群。众所周知，王汎森是在余英时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傅斯年》，而这组文章也同样是围绕着傅斯年展开，可以说是那部专著的补编。

　　在《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中，王汎森着重探讨了在疑古思潮下，从王国维到傅斯年的古史重建的工作。在顾颉刚的疑古思潮之下，无论是传统的学者，还是现代学者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王国维利用地下材料与纸面材料进行对比的史学研究，极大刺激了现代史学的发展。在顾颉刚的激励下，在王国维的启发下，傅斯年根据传统史料和考古资料完成了古史上夷狄与华夏的假说。王汎森通过史学所保留的傅斯年对《观堂集林》中的一些眉批探讨了从王国维到傅斯年假说的思想线索。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与余英时关于顾颉刚的研究其实是有重合之处，不过王汎森着重探讨的是傅斯年对胡适从疑古到信古的过程转变。可以说，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并非是胡适、傅斯年两人，而是外加顾颉刚。对于这个问题，王汎森通过翻阅傅斯年档案进行了分析，大体上认为三十年代将出土材料与历史相互印证的研究，已经突破了顾颉刚二十年代主导的疑古思潮，胡适才有了放弃顾颉刚而支持傅斯年的举动。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中，王汎森则根据傅斯年史学观念，探讨了民国史学从传统史料向多元史料的发展过程。通过比对新旧史家对于史料的态度和看法，分析了傅斯年开创史学研究的特点。当然，他的师兄罗志田也曾经探讨过二十四史去史学化的过程。两者处理的是相同的问题，不过王汎森是以傅斯年为主轴。他选取殷商考古的例子分析新旧史学的差异，其实这则材料是可以用来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这个主题要远比傅斯年的史学观念更加有趣，但是似乎王汎森并没有意识。

　　《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中，王汎森一方面回溯了从胡适、顾颉刚到傅斯年新史学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也选取了学衡派、新儒家和钱穆等人对于新史学的批评。不过，这个题目很明显是来自于韦伯命题，但是感觉王汎森对于社会学并不是很熟悉，所以仅仅是借用这个命题，来探讨史学发展道路的争论。

　　《“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中，王汎森以陈寅恪作为个案，探讨了近代政治与学术两条道路复杂的相互关系。当然，陈寅恪是余英时研究的重要对象，在罗志田和王汎森笔下，陈寅恪也成为了符号性的人物，虽然他们的结论大同小异。不过，这篇文章最大的亮点是采用了不少陆键东的观点，虽然余英时曾经大批陆键东是小骂大帮忙。

　　附录一《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是王汎森阅读傅斯年档案写下的札记，其实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傅斯年与新史学批评者之间的互动，比如傅斯年为了抗战编写了《东北史纲》，结果被缪凤林挑出了不少错误。一个不为政治服务的学者，写了这样一部著作，本身就耐人寻味，而批评者正是站在傅斯年的新史学的角度来评价这部作品，很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感觉。

　　附录二《傅斯年与陈寅恪》，并非是大陆同名的著作，而是王汎森考察傅斯年与陈寅恪交往的论文。这种论文，与其说是学术史，不如说是交往考。

　　苦茶案，第三编的五篇和两篇附录七篇论文，让我感觉到余英时和王汎森师徒，继承的并非是钱穆的史学传统，而更接近于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开创的新史学道路。当然，除了他们与新史学一样，都有海外汉学的背景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单向性崇拜，而忽视了传统史学自身的传统。余英时毕竟是钱穆亲手教出来的学生，所以在古代思想史问题上还是有传承痕迹，但是在现代史学研究上，王汎森好像更加接近于胡适开创出的现代学术道路。如果与前两编中传统与现代暧昧的态度相比，第三编中王汎森显然更加认同现代史学，但我不知道他将钱穆放到什么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