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俱乐部》是一本由[美]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5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形而上学俱乐部》读后感(一)：形而上学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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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而上学俱乐部：美国思想的故事 [美]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 / 舍其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20-5

　　子扉我 2020年夏 申城西楼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20年6月16日

　　《形而上学俱乐部》读后感(二)：形而上学俱乐部

　　这本书对没有什么基础的读者（是我）也算友好，因为它不光讲思想，还讲故事，或者用作者的话说，这就是一部讲述思想的奇妙故事。如果抛开他们本身的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不谈，仅仅将这些观点铺陈罗列，想必理解起来要困难许多，而当这些璀璨的名字忽然有了鲜活立体的形象，你看到他们或者敏感多疑，或者优柔寡断，或者热切冲动，或者温文尔雅，再讲述起他们的所思所想就自然而然了。

　　霍姆斯第一次参加李斯堡战役就命悬一线，他在混乱伤病中实地检视自己的思想，发现自己并不需要宗教信仰：我要在黑暗中跨一大步——这就是他需要的全部确定性。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惨烈战役之后，他被阿博特尽管知道进军命令愚蠢、对深恶痛绝的事业依然遵守命令慷慨赴死的行为打动，开始认为专业水准和纪律比任何特定事业的价值都高。战争让他失去了对信念的信仰，但永远怀疑的天性让他此时尚不能决绝地抱着全然客观、现代、科学的态度站在战前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对立面。

　　詹姆斯少时跟随家庭在各个国家间辗转的“跳房子“，杂乱无章的学习经历使得他的写作风格和作品含义都以开放为特征。他跟随导师阿加西前往巴西考察，当地的人中多样性让他开始了是种族疑惑环境的关系思考，他内战有了新一层理解：战争的道德意味不在于两个族群的生存斗争，而在于人类出于智识而非本能的行为、在可以有不同选择时进行的任何选择。他总是犹犹豫豫，而这样的自我斗争中诞生的、相信哲学可以成为动力的坚定信念，在一段时间里都在人群中展现出了思想的疗愈效果。

　　皮尔士参与了豪兰遗嘱案，凭借误差法则一鸣惊人，从统计学走向逻辑、符号、天文、心理和哲学，坚持要让追本溯源的道路始终敞开。他的职业生涯在父亲的支持下开启，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的工作不过是父亲作为的放大和延续，他的成年生活在病痛、药物依赖、自我放纵和自责中循环，对父亲充满歉疚，因此终其一生都试图构想一种宇宙观，能使不确定性和可理解性和谐并存而不必放弃任何一方。在这个宇宙论中，所有人的信仰最后都必须相同，因为所有意见都必须融合起来。怀疑会消失，信仰会完全成为本能，成为物种可以遗传的遗产。

　　杜威经历了普尔曼大罢工，目睹对峙变为暴力冲突，这引发了他对阶级和奴隶制的思考，也让他更加坚定地相信这个社会现在有太多需要反省的地方，他开始用教育家的天分、润物无声的细说去帮助人们适应自身所处的环境，反应先于刺激，社会先于个人，知识不是经验的结果，行为实则是有机回路。他所在的学术界让他能经常接触到与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于是他定义的民主就不是其组成原子的总和，因为原子并非独立于自己所在的分子，它们总是会作为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起作用，参与改变了一切。

　　南北战争将国家推到了自毁的边缘，废奴与反废奴主义、统一派与分裂主义者的冲突难以调和，加之因信称义的新教思想在现实中产生了矛盾，达尔文和他石破天惊的《物种起源》动摇了超自然智慧的概念。不破不立，时势使然，人们需要另一种关于生命的起源、终结和意义的想法来替代已然崩塌的信仰和期望，支撑起摇摇欲坠的生活。

　　近半个世纪里，霍姆斯成为了秉承专业主义的爱默生，昌西·赖特的星期六俱乐部有了青年版本，卡伦和洛克在弗朗兹·博厄斯的“文化”概念上发展出了文化多元主义。他们沿着前人指出的方向上下求索，最终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在这个故事里不存在照单全收的赞同或者全盘推翻的反对，没有哪处论述来自全然的搬运或者堆叠。他们性格各异，自有自的人生轨迹，是以产生思想的途径也各自不同甚至全然相反，或许正因如此，那些交叉并行处才满是思想碰撞的灿烂火花。作者的谋篇布局也是这样，前三章分别带我们走过了霍姆斯、威廉·詹姆斯和查尔斯·皮尔士走过的路，它们在第三章的末尾于形而上学俱乐部短暂相聚又迅速分离，第四章的主角是年轻得仿佛继承者的约翰·杜威，最后一章则展示了他们如何在各自的领域发展实用主义理论和自由思想，梳理了其后多元主义、言论自由的发展脉络，顺便钩连起了其上柏拉图主义、道德主义、超验主义、拉普拉斯和麦克斯韦的两个全知全能的小妖精等等相关的思想，以及爱默生、哈洛韦尔、路易·阿加西、简·亚当斯这些同样令人瞩目的人物。路易斯·梅南将它们浓缩于一卷，让我们得以一窥历史长河里那片群星闪耀的天空。

　　“实用主义是19世纪许多思想流派的变体，但绝非它们注定的汇合点。它以一种让自己看起来易于辨识、貌似可信的方式，跟当时所有的思想储备相结合。”它不是关于什么问题的理论综述，而是一群人在不断地用自己真实的经历对既有观点进行实证、校验、修正和重建。从经济、教育、宗教、心理、法律等各个方面为战后新世界提供了一套新的理念：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思想和信仰始终为利益服务。

　　实用主义在那个时代就遭到了其它哲学家无休无止的批评，从内战经历中应运而生的思想运动，在冷战中一度湮灭，内战的教训让他们把理念、原则和信仰带到了人类层面，而欧洲用新教徒伦理移民创立的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的底层价值观是宽容。四十年后，他们的理论又被从故纸堆中寻出来，被认真研究、激烈讨论，不是说他们的思维方式时至今日还必定能发挥作用，现代社会总在朝着始终还在成型中的未来改变， 这点没人说得好，只是从批判到解读说明它到底还是有意义。

　　形而上学俱乐部存在的意义，当不止在开创过一个流派，影响过一国人民的思想行为，对于他们自己，其中有所谓百年之后思想者隐秘孤绝的喜悦，对于人类历史，这些曾经有过的思想驰骋和救世之心本身就是一种希望，至于未可知的将来，总有时候，我们还得要回过头，从先辈们的离奇故事里找再寻些许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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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书里涉及的观点人物太多，我基础太差。感兴趣的话当然是自己看更好啦。一个纠结体质晚期的詹姆斯

　　《形而上学俱乐部》读后感(三)：与形而上学分道扬镳

　　1907年，查尔斯·皮尔士在一份从未公开过的手稿中写道：“那是70年代的头两年，我们这群在老剑桥的年轻人开始管自己叫‘形而上学俱乐部’，这里面半是讽刺，半是玩世不恭——因为那时候不可知论甚嚣尘上，对任何形而上学都嗤之以鼻。” 这个俱乐部是本书四位主要人物——小奥立弗·温德尔·霍姆斯、威廉·詹姆斯、查尔斯·皮尔士和约翰·杜威最重要的交集。“形而上学”的名号从一开始就蕴含了讽刺和反叛，也恰好预示了他们四位之后的思想风格——抛弃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和确定性，用另一个视角看待科学、思想与行为，甚至重新定义哲学的作用、行事原则和真理。

从确定到不确定

　　战争总是让人陷入怀疑和反思。

　　霍姆斯出生在一个波士顿“婆罗明”家庭，在内战时报名参军，见证了枪林弹雨、生命无常之后，他抛弃了宗教信仰，认为“不确定性就是他需要的全部确定性”。他还认识到心灵有灵活的适应性，足以应对不断变化的考验，无需保有始终不变的观念。“我们需要理由的理由总是在变化”。

　　在见证了好友和战友阿博特勇猛（但盲目）的冲锋之后，霍姆斯的思想发生了第二次转变：认为士兵的专业水准和纪律，比任何特定事业的价值都高——成功比信仰的纯粹更值得赞赏。从这里开始，霍姆斯告别了战前主导北方知识分子生活的观念——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道德主义，转向职业水准、专业技能，变成了“支持专业主义的爱默生”，这些东西意味着客观，对制度作为事业的高效组织者的尊重，以及现代的、科学的态度。

　　战场教给霍姆斯的另一个教训是确信带来暴力。对自己的观念的确信带来优越感和把观念强加在他人身上的动力，霍姆斯认为，“如果关于正确性的信念足够坚定有力，那么抵制迟早都会遭遇暴力”。文明侵略成性，但如果为了把自身观点强加于人而诉诸暴力，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压迫。战争的初衷是废除奴隶制，结果却暴露出自己是奴隶制的孪生兄弟，同时也是双亲、骨肉和维持者。

　　进一步地，如果确信意味着优越感和输出压迫的冲动，在反思自身时，对自己的确信也要心存怀疑。到最后，霍姆斯认为，只能认为某个观点是“合理的”。但是他似乎并未发展出很好的办法来解决，霍姆斯承认，“他也能够拿起武器，为他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战，即使知道他只是在为个人偏好而战也无济于事”。这一点反映到他的法律观点上就变成，每个人都有动力，试着将世界变成他们会喜欢的样子。有想维持现状的人，自然也有想改变现状的人，后者被霍姆斯认为“只不过是在试图将总体社会负担的一部分，从一群人肩上转移给另一群人”。公平和正义不是什么永恒的原则，只是撑起运动的口号。而能调和针锋相对的观点，又不至于产生太大摩擦的，就是民主。

　　霍姆斯考量民事自由权的基础是，只从社会总体力量的角度考虑，并不关心个体。为了团体能够前进，个人掉队或被扔下也没有关系。他眼里不再有独立的个体的人，而是组成社会的功能化的原子。霍姆斯不赞同甚至蔑视“个人权利与生俱来”，如果个体权益是存在的，那也是建立在社会权益基础上的。

从规定性到预言性

　　不同于历经战争锤打的霍姆斯，思想经历了崩塌和重建的过程，威廉·詹姆斯对不确定性的拥护源自他性格中的优柔寡断和反复无常：因为无法放弃其他可能性，索性不选择任何一种。纠结和犹豫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毕生都在发展一种宇宙观，使得现代科学和宗教信仰共存。

　　威廉的父亲老亨利·詹姆斯秉持一元论的世界观，相信看不见的世界永不改变的现实，对世俗道德的差别漠不关心，也反对个人主义，这些思想从属于封闭的、预先决定的宇宙概念，而威廉·詹姆斯的思想就是专门为了颠覆这种概念的，他认为，宇宙应该重新命名为“多重宇宙”，而他对个体能动作用的力量深信不疑。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其唯物主义基础与神创论和智慧设计论水火不容，达尔文想要建立的理论就连他最忠实的追随者都不愿意承认，即物种——包括人类自身——都是由完全自然、产生偶然的盲目过程创造并据此演化的。变异的发生充满随机性，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优势性状因为更容易生存下来而存活：达尔文实际上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进化论关注的是具有不同性状的个体间的竞争，环境与资源的变化与种群生存之间紧绷的关系，因而在意个体与其他个体、与外界的关系，不关心“理想型”的个体。在达尔文之前，对个体的“类型”“本质”之类的语言是静态的、规定性的，采用统计、概率的语言是预言性的、发展的、变化的。达尔文用统计语言重定义了“物种”，使其不再是固定的概念，而只是为了描述群体共有的相似性，是与“变种”相对的概念，实质上也没有本质区别。关系比类别更加重要；可变的功效，将比提前设定的目标更加重要；过渡将比分界更重要；顺序将比等级结构更重要。在这之后，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逐渐从状态发展到过程。

　　拉普拉斯（以及昌西·赖特和查尔斯的父亲本杰明·皮尔士）认为宇宙是一连串的因果事件，是机械的、必然的，一致的初始条件会指向一致的过程和结果，“拉普拉斯妖”的全知全能是人类需要努力去摘的、遥不可及的星辰，概率论的作用是弥补人类不足，他说到“不确定性”的时候，指的是人类的不确定性；说到“可能性”时，指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认识不够完全。麦克斯韦则提出了“麦克斯韦妖”来挑战这种必然性，认为小概率事件也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他对概率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查尔斯·皮尔士，皮尔士认为科学定律只是对于大部分情况下会发生什么的预判，就连“几何公理都只是经验法则，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们相信它是那么精确、那么完美”。因此认定某项定律绝对正确，只是出于务实的决定。科学定律实际上只是追本溯源的工具，它能帮助我们查明事物。这与詹姆斯继承的勒努维耶的观点“哲学不是通往确定性的路径，而只是应对问题的方法”有相同的本质。

　　皮尔士在进化论和麦克斯韦的概率基础上衍生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看似稳定、可预测的系统中，一个极其偶然的微小的改变，长久的积累也会导致巨大的变化。既然自然环境随着概率演化，法则和定律也会随之变化，具有适应性。这一点与霍姆斯提出的“心灵有适应性，面对不断变化的信念考验”如出一辙。皮尔士更进一步，将进化论推广至物理和宇宙中，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他把“习惯”定义成了一种“行为趋势”，角色相当于进化论中的“性状”，在漫长的生存选择中，坏习惯或没有习惯的会被淘汰，良好的习惯会被留下来。物体和规律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是因为在生存竞争中不具有当前性状的都被过滤了。万有引力定律意味着不具有互相吸引这种特质的物体会被甩出空间之外，被“淘汰”，因而留下的物体全部具有“互相吸引”这种良好的习惯；时间之所以是线性的，也是通过养成良好的习惯。

　　牛顿、达尔文和拉普拉斯的理论中都默认了因果律，麦克斯韦曾说这是一个“形而上”的假设。皮尔士则关心最为底层的问题：因果律是有原因的吗，关于演化的定律也会演化吗？麦克斯韦和达尔文都没能解答这个问题，休谟的说法是因果律是我们观察到“恒常连结”后在想象中将之归类。皮尔士的答案也谈不上多么理想：“因果关系并不是作为别的什么法则起作用的结果而出现的，而是纯粹在偶然之中，凭空出现。普遍法则无法用任何特殊法则来解释……偶然性是不确定的，是自由的，只不过是自由在严格的法则限制下的表现。”

　　进化论并没有给詹姆斯带来皮尔士同样多的灵感。詹姆斯认为，《物种起源》大获成功带来了两个不正确的经验。其一是认为科学是适当独立于我们（或我们社会）的兴趣和偏好的活动；其二是“适者生存”的信条，将进化的逻辑变成人类价值的逻辑：它告诉人们，我们应该追求与被认为是“能适应”的生存特征相一致的政策和荣誉行为，还证明了某些胁迫是“自然的”、正当的——战争只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是物种得以进步的方法。

　　詹姆斯认为《物种起源》的真正意义，也是他写《心理学原理》的基础，是人类的能动性。“自然选择在人类中产生了有能力做出与‘适者生存’不一致的选择的生物。宇宙中有大智慧，那就是我们。在演化的道路上，我们从某处开始有了思想，这是撞了大运。思想让我们从生物学的牢笼中脱身。”

从“部分先于整体”到“整体决定部分”

　　与霍姆斯、詹姆斯和皮尔士不同，约翰·杜威的兴趣和成就更多集中在教育上，他开办了杜威学校，试验自己的理论，即“知识的统一”。这个理念来自于詹姆斯·马什和乔治·莫里斯的“任何主题都是某种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观点，但对杜威而言，他并不认同所有知识都是一个整体，而认为知识与行动是一体的，不可分割。

　　杜威认为，在早先科学家对反射弧的研究中，反应并非刺激的结果，反而“刺激”的概念是基于反应才被定义出来的。知识不是经验的结果，知识就是经验本身，是经验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觉得反应是随着自己而来的；杜威则教导我们，只是因为已经有了反应，才会有刺激。我们认为先有个人然后才有社会；杜威则教导我们，如果没有社会，那也就没有个人这回事。我们认为“知”是为了“行”；杜威则说，因为要“行”所以才会有“知”。他认为经验主义者犯了”假定部分先于整体”的错误，实际上正是整体让部分成为了部分。

　　经验主义将事物分成感官可感知的，和因为超越感官不可感知的，例如上帝。康德赞同这一区分，他认为“事物并不是生来就那么和谐，而需要有精神来让事物的存在易于理解”。人类的精神受限于时空，是局部的。只有能完整体察世界的精神，黑格尔才将之称作“绝对”。黑格尔有两层观点，第一层是“绝对”能够在历史中呈现，第二层是现实是绝对精神中的一种观念，历史就是这种观念逐渐自发地有了意识。自此，黑格尔将“绝对”和“历史”头尾相连形成圆环。观念始终存在，但只能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也只能通过时间具体体现出来，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样一个圆圈，预悬他的终点为目的，并以他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他实现并达到他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杜威“完整行为先于任何部分”的思想，就来源于黑格尔对观念在历史中展现的描述。这种“渐进过程而非瞬时状态”的思想也反映在黑格尔的宗教观中：“作为普遍精神的上帝不能只用上帝的当下存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某个存在者——来把握，而必须通过一段长期的发展，作为一个过程来理解。换句话说，上帝并非总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一直处于生成过程之中。”

　　杜威从传统希腊哲学观出走还体现在：他认为思想，与信仰和手一样，是用来适应环境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讲，心灵并不比一把叉子有更高的形而上的地位，所以“心灵与世界间的鸿沟”也就无从谈起。知识是“成功行为的工具或器官”。杜威认为，给心灵特殊地位的倾向以及这种思想，是阶级偏见的反映。希腊哲学家属于有闲阶级，因此他们自然就会把反思和臆测摆在比动手制造更高的位置。哲学自希腊以降，等同于在类似的阶级偏好下努力创建的历史。

　　实用主义者认为，当一个人为一个决定感到高兴时，会觉得这是必须做的决定，我们思索出原因前就知道自己是对的，这种“必须”取决于我们的自我理解与社会的“初始假设”有多契合，而这些假设为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判断赋予的道德分量，比逻辑和偏好大得多。

　　实用主义者倾向于以“目的”“价值”的眼光看待一切，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对社会的贡献。对于杜威和霍姆斯而言，社会性利益应置于个人利益之前，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取身份和定义，杜威还采纳了简·亚当斯的观点，认为对抗以对个人最大利益的误解为基础，利益冲突本身也是一种误解，是朝着共同结果发展时的紧张态势，会带来暴力，共同利益才是应当追求的东西。皮尔士认为由于个体理解的局限性，知识只能是社会性的。

　　哲学和科学的目的并不是反映现实或追求真理，“真理”也不是恒久不变的。詹姆斯认为，没有哪种信仰的合理性是因为与现实一致而得到证明的，因为反映现实并不是拥有思想的目的。杜威则认为信仰也只是适应环境的工具。对于科学，杜威抨击科学家将研究术语看成是真实事物的倾向，这种抨击就源于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中的“心理学家的错误”，而詹姆斯的这段话又来源于皮尔士、赖特和格林。在皮尔士眼里，科学只是追本溯源的工具，认定或质疑某项定律绝对正确，只是出于务实的决定，以避免困惑，或是适应新的假设。相信因果论，是因为“经验证明因果关系是值得的，是可以变现的信仰，能够让我们够到食物”。而有关什么是“真”，詹姆斯说，用来判定信念真假的标准都是循环论证，或是诉诸信念本身，思考本身就是个循环过程，在这中间判断“真的”或“对的”只是在思想上和行为上方便而已。

　　实用主义是美国本土的哲学，本书作者路易斯·梅南把思想浸润在当时的社会和个人状况里，还原思想慢慢浮现的环境和过程。读者在书中看到了实用主义产生和发展所涉及的无比庞杂的事件和人物，比如实用主义的反建制性质，詹姆斯相信的自由意志与环境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而不是听任外界的摆布，明显可以看到爱默生的影子；拉普拉斯的机械论影响了昌西·赖特，达尔文和麦克斯韦的偶然和概率深刻影响了皮尔士，勒努维耶鼓舞了詹姆斯，杜威则受益于黑格尔的“绝对”，霍姆斯和杜威的功利主义基底又可以追溯到边沁。内战塑造了霍姆斯的早期观点，普尔曼大罢工又极大地影响了杜威和简·亚当斯。这些人合力创造出了一种适应现代性的哲学思想，帮助美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也促进了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学科建立。

　　皮尔士认为世界正“朝与现实、与认识论完全一致的方向进化，宇宙越来越可预测，关于宇宙的信仰会更固定”，但如今的世界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分裂、孤立和原子化，霍姆斯和杜威全力捍卫的民主也正在分崩离析。在种族矛盾极其严重，甚至演变为暴力冲突的当下，我们需要再次审视杜波依斯提出的黑人的“双重意识”——这个世界没能让黑人拥有自我意识，只能透过另一个世界的揭露看到自身。实用主义，这一发源于19世纪的，以包容为底层价值观、用以容许社会有更大差异存在的思想，直到百余年后的今天，仍应有回响。

　　《形而上学俱乐部》读后感(四)：书摘：第十五章 自由

第十五章 自由

　　抑制是天生的；自由才是人为。自由是由社会设计出来的空间，群体可以在其中追求自己的特定目标，同时又受到保护，否则其他群体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干涉这一群体的追求。因此，个人自由总是意味着限制他人： 如果不存在抑制这一现实，我们甚至都不会有自由的概念。我们认为自由是一种权利，因此也是规则的反面，但权利就是一种规则。这是禁止制裁某些行为的禁令。我们也会把权利看成是个人相对社会其余部分保留的特权，但权利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创造的，而是出于社会利益。个人的自由是为了达到群体目标而产生的。

　　这样去思考自由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与美国思想和表达中现代自由原则的确立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对个人权利的概念漠不关心。约翰·杜威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并没有多大兴趣为了给个人带来好处就去牺牲集体。杜威和霍姆斯都会对个人愿望屈从于集体意志乐见其成，不过杜威对此只是淡淡地怡悦，霍姆斯则是幸灾乐祸。但他们也都能看到，为个人的思想和表达创造一个保护区域，对社会来说大有裨益，而他们帮助建立的自由思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乃至以后的美国生活中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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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将学术自由原则的建立部分归功于爱德华·罗斯的种族主义，正是由于他的著作，才有了霍勒斯·卡伦的《民主与熔炉》。1891年，罗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到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找了份工作，一年后又去了斯坦福大学。创建斯坦福大学的人是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利兰·斯坦福，这个人之前还当过加州州长；以及他妻子简·莱斯罗普·斯坦福。他们创建这所大学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儿子，他十五岁时就在旅欧途中不幸去世了（这所大学的官方名称仍然是小利兰·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夫妇将这所大学视为他们的私人企业，甚至到了拒绝接受他人捐款的地步。1893年老利兰去世后，遗孀成了这所大学唯一的受托人。爱德华·罗斯是个自由奔放的年轻人，也从来都不会回避争议；他似乎打算激怒斯坦福夫人。

　　尽管最早的几次尝试都归于失败，1900年5月7日，他终于还是成功了。他对旧金山一群劳工领袖发表了演讲，站在优生学家的立场谴责亚洲移民。劳工联合会当然反对移民，因为移民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但铁路大亨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支持移民。中央太平洋铁路是靠中国苦力建起来的，斯坦福夫妇应该也对他们的亚洲工人产生了舐犊之情。罗斯早前就已经因为政治声明引起了简·斯坦福的注意，这下更是激得她坐不住了。5月9日，她给斯坦福校长戴维·斯塔尔·乔丹写了封信，信中说道：“我必须承认，我受够罗斯教授了。我觉得他不应该留在斯坦福大学……我相信，这学期结束之前罗斯教授会收到通知，告诉他新学年我们不会再雇他了。”乔丹拖了半年，但简·斯坦福的怒火未见平息。11月，罗斯还是被迫辞职了。

　　在罗斯之前，教授因为冲撞了校长或受托人而被警告、处罚甚至开除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查尔斯·威廉·艾略特曾告诉巴雷特·温德尔，表现得过于古怪会让他迟迟得不到升迁。理查德·埃利1894年在威斯康星大学时，因为对罢工权利发表评论，冒犯了一位校务委员，还不得不在校内接受了一场“批判”。1895年在芝加哥大学还发生了一起著名事件，那时约翰·杜威刚到芝加哥不久，威廉·雷尼·哈珀迫使一位名叫爱德华·比米斯的年轻经济学教授辞职，因为他公开表态支持普尔曼大罢工、反对垄断，对于一个由约翰·洛克菲勒赞助的大学来说实在是很尴尬（比米斯后来成了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水务部门的负责人）。

　　但被解雇并非完全出乎罗斯意料，他也处心积虑要把自己被解雇的原因弄得人尽皆知。斯坦福有七位教授辞职抗议（他们的职位很快由哈佛毕业的博士填上了），罗斯学位论文的导师理查德·埃利创办的美国经济学会接管了这件事情。这是美国首次对学术自由受阻展开的专业调查。乔丹拒绝接受问讯，也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但人们也终于认识到，学术自由遭到阉割，是高等教育的系统性问题。罗斯先是去了内布拉斯加，后来又去了威斯康星，也成了名人；十五年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成立了。

　　希望保护学术自由实际上并不是成立教授协会的主要动机。协会的主要组织者是约翰·杜威，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家阿瑟·洛夫乔伊。洛夫乔伊绝对算不上是实用主义的盟友。他1897年从哈佛拿到文学硕士学位，但在哲学上，他是一名现实主义者。1908年，他在《哲学期刊》上发表了《实用主义十三种》一文，此后经常被詹姆斯和杜威的批评者引用。但洛夫乔伊也是罗斯被解雇后从斯坦福大学辞职的七位教授之一；在去霍普金斯之前，他还在哥伦比亚教了一年书，他也很敬重杜威。1913年，他们与另外一些杰出学者一起——其中就有麦基恩·卡特尔，那位帮忙推荐杜威和弗朗兹·博厄斯去哥伦比亚的心理学家——在巴尔的摩聚首，开始筹划他们的组织。

　　杜威曾写信给博厄斯，游说他参与此事。他在信中说，他想的是“一个代表美国大学教师权益的组织，就好像美国律师协会或医学会那样”。他想的可不是行业工会。杜威邀请巴雷特·温德尔加入时，温德尔回信说，他并不怎么喜欢专业人员协会的想法。杜威回答说他也不怎么喜欢，但他想创办的完全不是温德尔想的那样。他告诉温德尔：“要是我认为哪个组织会削弱学者的个人自由，我会全心全意反对这样的组织。……要是我认为有哪个组织试图‘经营’大学，而不是允许设立的权力机构来‘经营’，有任何这样的危险，对这样的组织我至少会持怀疑态度。”在杜威看来，教授协会的作用是向美国公众宣传学术成就。他与其他创始人曾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遴选标准： 他们感觉会员资格应该仅限于杰出学者，因为这些人能代表学界的最高水平。协会成立的头几年也确实是这样。

　　1915年，教授协会正式成立，杜威成了第一任主席。在第一次会议的致辞中他廓清了一点，申明组织不会将大量精力都放在调查侵犯学术自由的行为上面。到年底，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过于乐观了。协会成立后头两年就有三十一件学术自由案例提交到协会，此后也仍然源源不断。看来，大学教师表达自身观点的权利，并没有杜威想象的那么有保证。最终对会员身份的大多数限制都取消了，协会变成了杜威不想看到的样子：成了教授工会，也成了国家学术自由监察机构。

　　创立教授协会是内战后开始的大学专业化进程的顶点，这一进程中查尔斯·威廉·艾略特、丹尼尔·柯伊特·吉尔曼和威廉·雷尼·哈珀都是排头兵。事实证明，学术自由概念是整个发展过程的关键。这是因为专业领域与其他类型的职业都有所不同，需要自行调节。没有哪个专业人士，没有哪个医生、律师或建筑师，希望自己的执业条款由同行之外的人决定；只有同行才会一心从这个行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想着行业之外的什么群体的利益。医生不希望由保险公司来决定怎么治疗才合适，建筑师不希望由开发商来决定谁有资格施工，律师也不希望由政治家来定义法律原则。（为什么这些领域的教育基本上都只局限在专业学院，只挑选自己想教的学生，这也是原因之一。）

　　大致与教授协会成立同时，美国大学也终于有了用来确保学术工作可以自行调节的制度化结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这也意味着博士学位成为受雇于大学的正常要求——因为有博士学位的人已经由本领域的权威专家认证。这同样意味着要在专业上继续精进，就需要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文章——原因同样是，同行评议是确保教授能控制所产生和受到奖励的学术成果的方式之一。此外，这也意味着将院系建成大学的基本管理单位——因为院系将自行决定对教师是雇用、升职、授予终身教职还是解雇，课程也由自己设置。

　　所有这些机制都是用来确保只有专业人员才能评判其他本专业人员的工作，并将学术工作内容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区隔开，也与管理者、受托人、议员、校友乃至业余爱好者的个人利益区隔开。学术自由是专门为搞学术的人所设的自由： 只有已经加入了这个俱乐部的人才能享受这种自由。专业领域对一切有天分的人敞开大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专业领域是民主的；但专业领域也保护其成员不受所有非专业领域都必须应付的市场力量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专业领域又是同业公会。终身教授不只是能接触到各种资源——图书馆、学生、学术网络——独立学者几乎完全不得其门而入；还能保证一辈子都有笔收入。专业化是市场调控机制。

　　因此，教授的学术自由实际上（或者潜在地）限制了其他所有并非教授的人。但这样做社会能得到什么好处？为什么社会理应让爱德华·罗斯这位私立大学的雇员有权畅所欲言，而给他发工资的简·斯坦福，却不能试图规定自己这所大学中知识分子的言行范围？她（和她丈夫）一手创建了斯坦福；她要是愿意，哪天把这所大学关了都行。但她却不能解雇爱德华·罗斯。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出现在一份名为《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职位的报告》的文件中。该文件由协会中负责调查侵犯学术自由行为的第一委员会起草，并发表于1915年12月的协会第一份公告。公告称，管理者和受托人没有权力因教授的观点而处罚教授，原因是教授并不是为受托人工作。他们是为公众工作。

　　大学教师的责任主要是对公众本身，以及对他自己专业领域的判断；尽管考虑到他职业的某些外部条件，他会对他所在学校的管理方负有一定责任，但在他职业活动的实质意义上，他的职责面向更广大的公众，学校本身在道义上也应受公众约束。……大学教师就其所得到和表达出来的结论而言，不应被认为要受到受托人控制，就好像法官就其裁决而言不应受总统控制一样。

　　这些句子是不是杜威写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句子清楚表达了他自己学术自由观点的逻辑依据。在杜威任协会主席的那一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受托人拒绝与经济学家斯科特·尼尔林续签合同，因为这位沃顿商学院的教员持有改革派观点。（这所大学尽管叫做宾夕法尼亚大学，实际上却是一所私立学校，但也受到政府资助。正是因为政府威胁要削减拨款，受托人才决定解雇尼尔林。）这一事件受到广泛关注，《纽约时报》发了一篇题为《费城烈士》的社论，坚称受托人有权解雇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人，也没有义务提供这么做的理由。

　　杜威写给编辑的回应异常尖锐。他在开头写道：“每当对大学学者所做调查的结果会让他们质疑现存经济秩序的任何特性时，《纽约时报》就会发现大学教授‘特许的言论自由’，有‘太多含混不清的蠢话’，毫无疑问，这很恰当，也很自然。”也就是说，《纽约时报》完全有权发表能讨好自己支持者的意见。但它误解了学术工作的本质。杜威解释道：

　　你采取的理由明显是，现代大学就像工厂一样，是由个人组织起来的机构；如果任何老师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的任何言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受托人觉得反感，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这种看法实际上让受托人成了私人事业的主人。……［但］现代大学撇开法律管理方面不说，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有公共责任的公共机构，［教授］受过训练，会把追求和表达真相当成是一种公共职能，其行使将是出于他们道义上的雇主——社会整体——的利益……他们没有为自己向社会谋求豁免或特权。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他们会对任何能保护现代大学与整个公众的关系的体制感到满意。

　　达特茅斯学院案经常被看成是美国学术自由的基础，但最高法院在1819年的这个案子中驳回的论点，刚好就是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杜威和教授协会提出来作为学术自由合理依据的论点。法院将达特茅斯学院从州议会手里夺过来还给学院“持有人”，理由就是这所学院是私人事业，不受公众控制。从政客手里救下私立学院后，法院实际上是把学院交给了受托人，而不是教授。因此，杜威和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做到的，是与达特茅斯学院案有关的相当显著的成果： 他们创建了非政府组织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并宣称这个组织代表公众而非大学赞助人的利益，并把这种利益定义为公正学术成就的必要条件。他们提出的交易是，作为不受一般市场情况约束的条件，教授们将致力于公平、公正地追求真理。在他们的论点中隐含了一个假设，就是公众——尽管应该算是大学真正的“持有人”——将不会出于自身利益干涉大学事务。毕竟，如果加州选民就能开除爱德华·罗斯，那么他从简·斯坦福那里得到的自由就会一文不值。而这一交易中最显著的特点是，美国社会——当然，整个过程中也有大量保留意见，还常常追悔莫及——全盘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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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社会并没有马上全盘接受。例如哈佛哲学系，就花了数年时间试图获准填补威廉·詹姆斯退休后留下的职位空缺。到了终于可以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全系一致推荐了洛夫乔伊。但劳伦斯·洛厄尔校长否决了这位候选人，因为洛夫乔伊参与创建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洛厄尔是继查尔斯·艾略特之后出任的校长，以前也是本杰明·皮尔士的学生。乔赛亚·罗伊斯于1916年去世后，系里提出由伯特兰·罗素（曾在哈佛任客座教授）取代他的位置；洛厄尔还是拒绝了，因为罗素是个和平主义者。两年后系里又推荐了杜威，但洛厄尔觉得他年事已高。（当年杜威五十九岁。他后来继续教了十二年书，也继续著书立说三十四年。）在多数校园里，仍然是校长君临天下。

　　当然，大学校长在教员任命和提升问题上确实有发言权。大学校长是学术官员，也据此行使权力。但大学校长又与教授有所不同，需要对受托人和其他团体负责，比如议员、校友等，他们满意与否关系到学校能否健康发展；这是校长们的工作，1910年代，他们仍然习惯于在自认为合适的时候，对教员意见行使绝对权威。这种局面可以说一触即发，而有一件事不但激发了矛盾，也在知识分子中间造成了裂隙，比如杜威和伦道夫·伯恩就因此分道扬镳：1917年4月，美国人进入了欧洲战场。

　　早在1915年，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就已经激起了美国人的反德情绪，但美军参战唤醒的爱国主义情感，对边疆从未受到威胁的国家来说，还是有几分怪异。在由战争唤起的诸多爱国主义象征性行动中，匹兹堡市决定封禁贝多芬的音乐，可能算是最有创意的。反对参战的美国人各有各的理由。对简·亚当斯来说，理由只是反对暴力。不过还有很多人是在替社会主义者担心，认为美国将军队派到欧洲另有隐情：想推翻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比如说伯恩，对于自己跟杜威在战争问题上意见相左，尽管他从未提出这个理由，但他确实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社会主义者，而杜威不是。

　　1917年6月，美国宣战两个月之后，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尽管以前反对美国参战的意见尚可容忍，因为国家还处于和平，但现在他要提出禁止在校园里发表不忠诚的言论。他解释道：“对我们中间那些没有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为确保世界民主安全无虞而奋斗的人，这是本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8月，麦基恩·卡特尔向三位国会议员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他们支持一项禁止派应征入伍的人上战场的法案。议员们向巴特勒抱怨此事，巴特勒告诉了学校受托人，受托人则解雇了卡特尔。

　　很多年以来，巴特勒一直都想把麦基恩·卡特尔赶出这所大学。卡特尔这个人就连他的很多同事都觉得反感，尤其是巴特勒，因为卡特尔经常公开批评巴特勒独断专行又自命不凡。（巴特勒和卡特尔曾在同一个系任教，与此也许不无关系。）要把卡特尔赶出去的这最后一击，其实并不是因为他向国会议员请愿才突然引爆，而是因为在一件比这小得多的事情上的争议： 哥伦比亚教师俱乐部是否应该解散。但他公然藐视巴特勒对反战意见的禁令，终于让解雇流程开动起来，杜威自然也卷入其中。

　　在杜威看来，学术自由的原则远远谈不上是绝对的。罗斯事件发生后，他于1902年在谈到学术自由思想时写道：

　　我们也许会坚持认为，一个人除了要学富五车，也要老练圆熟。或者也可以说，要支持人类利益——既然“圆熟”一词或许表示的是，对当前问题有点过于模棱两可。……有的事物对人性有重大意义，然而有的人对这样的事物缺乏尊敬，又渴望在公众中暴得大名，就可能诱使这样的人摆出真理殉道者的姿态，但这种人实际上只是在精神和道德上缺乏镇定沉着并深受其害而已。

　　杜威觉得卡特尔的表现不够圆熟——在那件事情上杜威也跟卡特尔有过相持不下、不欢而散的时候——看到他桀骜不驯带来的后果，杜威也并不觉得遗憾。但是他认为，卡特尔向国会议员写信，“只是在行使所有美国公民都应该有的权利，对于摆在政府立法机构面前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受托人以不忠为由将他扫地出门，也属行为失当。

　　10月，紧跟在卡特尔后面，英语系有位名叫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达纳的副教授因类似原因被解雇，查尔斯·比尔德因此辞职。受托人曾警告他不要发表在他们看来不爱国的观点，而他觉得这样的警告滑天下之大稽，于是甩手走人。杜威向新闻界发了个声明。他声称，在卡特尔被解雇之后，对比尔德的事情他并不意外。他说：“在我看来，这所学校只不过是座工厂，而且运营得很糟糕。这是工厂才会有的手段： 让一位教授可以被大学驱逐，所依据的只不过是既对他的工作一无所知，也不是他的伙伴们的意见。”——卡特尔身上发生的正是如此。批评很直白，但措辞很谨慎。杜威并没有说卡特尔不应该被解雇；他只是想说，要不要解雇他是他的同行的事，而不是校长或受托人的事。学术自由是社会乐见其成的特权；为学术自由而抗争，说到底就是为如何定义这个社会而抗争。问题完全只是由谁来决定。

　　继比尔德之后辞职抗议的还有两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但杜威不在其列。后来在1931年，巴特勒因在裁军和国际和平方面做出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当年与他一同获奖的，是简·亚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