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造区夏》是一本由谭凯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9-12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肇造区夏》读后感(一)：拨开迷雾看历史

　　多少迁客骚人沉迷于自己的幻想，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间高谈阔论，他们常常感动了自己，却又在现实面前结结实实的撞上钉子。以史为镜，即历史是一面镜子。可这面镜子却模糊不清，或被粉饰或被泔水酒糟淋的彻底。很多现象逐渐凸现却被视而不见。当梦想照进现实却被无情打脸。一些人沉溺于书本，做着建功立业的美梦，发表慷慨激昂的话语。用着奏折与诗词开疆，却逐渐与现实脱节，最终表现的昏招迭出。有远大抱负并无过错，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空谈误国就是他们最真实的写照。行军打仗不能依靠抱负，要靠粮草、兵士、规划。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如果紧靠一厢情愿就贸然出兵，一旦事态失控就损兵折将。任何事都有迹可循，都不会凭空出现，史书上惜字如金，寥寥几行便一带而过。今天的我们再次翻开书籍和资料，需要了解事件从何时出现，何时发酵，和为什么到了那个时间点爆发。朝堂上任何一派的主张并不是一个人，个个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若无支援不可能单枪匹马。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待当时的每一个决策。我们应该学习吸取经验，而不是像看个小说听个戏曲的看客。弄清真相，拨开迷雾，找寻线索，追溯源头。或许有些真相并不那么容易接受或是颠覆了你过往的认知。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坦然接受。或许一时间会收到很多观点，我们都应该去了解，然后自我判断。现实世界并非非黑即白，历史也一样。正如第一次读完《野蛮大陆》的震撼一样。或许你所熟知的并不完全正确，当然手中的书本也是一样。全当接受另一种观点吧，开阔眼界。或许这样，便能想通一些问题，过去的疑惑就解开了。事件本身是否对与错只能交给时间，而我们已经真正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恰恰是最重要的。

　　《肇造区夏》读后感(二)：何谓宋人的“国族意识”

　　今年读过的很棒的宋史书又新添了一本《肇造区夏》。

　　这本书填补了我对中国民族主义形成史的理解空白。更确切地说，读硕的时候在社会学系上民族主义的课，Ernest Gellner、Benedict Anderson的理论自然是要学习的，但当时我就对19-20世纪由欧洲定义的“民族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充满疑惑，比如商业印刷的大规模推广和选贤举能的科举制促进平民社会的诞生在宋代就已出现，我们还能认为中国直到19世纪被西方帝国主义敲开国门以后才开始有“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吗？

　　当时我的课程老师没能回答我的问题，《肇造区夏》则印证了我的推测，即宋代已经在政治社会精英群体中萌发了一种“国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形成了一种宋代形式的“中国”概念（a Song form of the Chinese nation）。宋人的国族意识自然和现代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不是一回事，然而许多关键要素是十分相近的，比如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属于同一个族群，有共同的祖先、语言和文化；同一族群的人应该向自己所属的、超越王朝更替的政治实体效忠；一个国家应该有明确的国境线，国境线内构成了一个同质的“华夏”文化空间；有一系列能够唤起身份认同感的文化符号；应当收复“故土”，即使是前朝时就失去的土地。谭凯认为从宋代开始，出现了这样一种与之前的“天下主义世界观”截然不同的国族意识，其中的许多要素甚至至今仍在影响我们，比如“长城”“燕云十六州”的意象和“华人都应心系故土”的概念。

　　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人的国族意识毕竟和今人不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宋代国家不会利用国族意识进行全民动员，国族意识实际上也基本就局限于政治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有意思的是，谭凯认为正是因为精英们误判了国族意识是一种属于全民的意识形态（比如认为燕地的汉人是潜在的政治资源），才导致了北宋末期联金抗辽和韩侂胄主持“开禧北伐”的重大战略失误。另外，也没有证据证明宋人认为“中国”是全球民族国家中的一个。

　　虽然指出了民族主义的宋代萌芽，谭凯并不希望把自己的研究套入从内藤湖南开始的“宋代近世说”。他强调的是，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同一种观念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都有可能出现。由此他反对的是“现代性”的唯一线性叙事。这一点对我颇有启发。

　　还有，限定本的装帧实在太精美了，表白社科文献出版社。

　　《肇造区夏》读后感(三)：“中华民族/汉人的（宋代）起源”

　　原作英文标题为“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Nation”，这个标题要是直译的话，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汉人”的起源，在现在天朝的语境下都过于容易引起争议，甚至会在民族团结的层面上政治不正确。具体到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主要还是内藤湖南与葛兆光的“宋代（原始）民族国家论”的延伸，其中关于宋代精英的领土收复主义、对燕地汉人的民族主义想象、作为激发爱国主义的媒介的宋代地图、宋辽精英交往，以及宋代边境线的理论特征的论述相当精彩。谭凯认为宋代民族主义的生成机制与近代欧洲有类似之处，即印刷术的繁荣与官僚制国家的兴起（相对于中古门阀的消亡）。但不同于内藤，谭凯不怎么认同“民族国家目的论”，他不把宋代的民族主义要素视为近代的萌芽，相反，他认为民族主义的诸多要素并非现代社会所专属，传统社会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原始）民族主义。

　　去年我也看了一本类似的书 Romanland: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Byzantium，讲的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东罗马。二者可以做一定的比较。罗马的民族主义，在超越王朝这一点上，显然较宋代走得更远。东罗马从不以王朝为国名，而多自称【罗马尼亚】。东罗马在共和遗产与主权在民等观念上也比宋代呈现出了更多的“现代性”：首都市民频繁参与政治，甚至能决定政权存亡。不过 Kaldellis 这本书主要是在反驳各种对东罗马的偏见，如各种否定东罗马的“罗马性”的学说 (Roman denialism)，以及各种“普世帝国论”（认为东罗马的罗马认同仅仅基于宗教而缺乏族裔属性）。对于罗马民族主义/皇罗思想的生成机制则较少着墨，这点或许有待其他学者填补。Romanland评价人数不足Anthony Kaldellis / 2019 / Belknap Press

　　《肇造区夏》读后感(四)：国族意识的诞生与宋辽东亚秩序的形成

　　作者认为，澶渊之盟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在于，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一国一朝的世界性格局眼光，宋辽两国君主交换盟书，使宋和辽以平等的两国关系对待彼此，继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交往准则模式。作者在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假设，宋人重新构想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也许并非完全由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而形成，因为自以来，很多时候欧亚草原形成的游牧联盟都会威胁华夏，有时甚至侵入中原腹地。但为什么这一平等性质的世界性格局观念诞生在十一世纪。这一世界格局意识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东亚国际新秩序的发展，也为作者后续阐述宋朝士大夫阶层形成的国族主义观念而做必要铺垫。

　　宋辽两国在澶渊之盟之后，大规模成体制的使团外交活动让人耳目一新，这种由国信使、国信副使、接伴使、馆伴使、送伴使等职位组成的外交官僚体系，支撑起宋辽两国间长达百年的和平状态。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作者为我们特意作出的关于外交使臣最终成为宰辅的数据对比，让人更加信服宋朝对于外交关系的重视，因为将近半数的宰辅曾有过从事宋辽两国间外交使臣的工作。

　　宋辽两国划定边界的方式打破了以往中国朝代的单方面划界的模式，开始形成由双方共同定边平等协商的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与其说是因为宋人主动放弃世界中间唯一之国的观念，不如说因为其北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同样中央集权式的国家，这种主权的观念应运而生，可以看作是被迫的转变观念。宋人所处的环境再也不是自秦朝以来天子居中，向外一圈一圈辐射附庸国的国际关系，而是同其他强大集权国家双向对等的国际关系。这样的矛盾提醒着我们，一个特定社会对于周遭世界以及自身所处的位置的理解有多么复杂——在这种认识里充满矛盾、难以自洽的状态才是常态。

　　尽管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时期，但宋人中的很多士大夫还是有着收复河山的愤慨情节的：可不为之流涕太息哉？此可以愤也！尽管北宋从未真正通知过燕云十六州的土地，但宋朝精英间却形成了一种国族意识，认为政权有其固有的疆域。即认为自汉唐以来属于华夏土地的长城以南的这片土地，即使发生朝代的更替，也依旧属于他们所维系的这个汉人政权所应涵涉的统治范围。

　　当我们细致的思考族群概念时，我们发现族群内部成员之间有一种原始的联结。这不是说他们客观上就是一种人，从来就有共同的文化。相反，这是说他们想象他们自己有着共同的根基，相信自己有共同的祖先——无论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我们必须努力区分人们口头上讲的意识形态和其背后的心理意识或认同感。当今世界，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族群因素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美国，尽管国家倡导种族平等，形式上不允许口头上的种族歧视被视为政治正确的重要内容，但实践中偏袒自己族裔的做法还是随处可见。

　　也许我们应该正视传统上所谓的少数蛮夷民族的统治，辽采取对待汉人这一被统治族群采取的方式为“以汉制待汉人”，从而保障多民族国家能够得到相对稳定的融合发展。这种二元体制的顺利运行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多么的相像，只不过所适用的主体改变了。

　　国族意识：一种同侪之间对某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强烈归属感。国族思想体系：一种主张国家版图应该囊括其共同体生活之空间的政治原则。国族运动：为实现国族方针主张而开展的政治动员，其形式可以是军事行动，也可以是全民教育。对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与生俱来的，其不同于宗教的后天皈依，也不同于国家间的征服与联姻。

　　问题就在于，当民族超越国家的背景下，同现代很多国家所提倡的泛民族主义是否一致？所谓国族主义，是否意味着一国之内的民族，其与民族主义的划分界限在于，民族主义的民族是跨国家的民族，而国族主义则限缩为一国内的各民族共同形成的国家民族主义？

　　《肇造区夏》读后感(五)：【转】裴艾琳：为什么是宋朝？

　　来源：《读书》2019 年第 05 期

《汉民族的政治与文化起源：宋代中国与东亚世界秩序的确立》（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Nation:Song China and the Forging of an East Asian World Order）

　　【编者按】本书可谓1957年版《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在六十年后全新学术语境下的续篇。面世一年，尚未见西文书评跟进发表。足见作者敢于在这个极宏大而复杂的课题领域里单骑独进的魄力和勇气。自我身份意识需要在与他者的关系结构中才得以明确定位。本书把北宋汉族意识的发育放置在当日东亚国际秩序中论述，亦有深意在焉。

　　汉民族自我意识的塑造，在北宋之前业已经历了几度形态转换。从诸夏/诸华到华夏，再到十六国北朝时代与“国族”、“国人”身份相区别的“汉人”，这些或许都应视为汉族形成史中的关键环节。就此而言，北宋只是汉人作为一个历史民族形成与发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能算是它的起源。

　　民族在历史上古已有之。而以为国家边界应与民族共同体的地理边界相重合尤其是以不符合上述重合原则的国家为不合法的立场，则是只存在于近代的民族主义立场。把北宋放在其前后时代中作通贯观察，它丝毫没有改变传统中国的正统论及何为王朝存在合法性的思潮。当北宋的疆域恰好与汉文化的地理范围大体重合时，它以保卫汉文明和汉语人群、包括收复燕云失地为理由的国家主义动员，很可能带有某种“民族主义”主张的假象。本书声言“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前现代形态都已在北宋出现，大概就是上了这种带伴生性质的、也就是假性民族主义的当。民族主义是不存在它的前现代形态的。

谭凯（Nicolas Tackett）

　　【作者简介】

　　求学经历：斯坦福大学外科学士（1998）；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2002）；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2006）其毕业论文题目为《中古中国知识精英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Elites"）。

　　任教经历：自2006年起，谭氏曾任田纳西大学讲师（2006-2007），斯坦福大学助教（2008-2009），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2009-2019），副教授（2019-2019），并于2019年获教授衔。

　　主要研究领域：谭凯的研究兴趣主要为中国七至十四世纪的精英社会与人才管理体制，宋代政治文化，十至十三世纪间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东北亚国家边疆史，国族意识形成，丧葬习俗与唐代都城研究。另外，谭氏曾参与“唐五代任务传记与社会网络资料库”与“唐宋辽墓葬数据库”两个数位资源库的建设工作。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谭氏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工作。其承担的本科生课程有“全球史”，“中国历史：自远古至蒙古入侵”，“中华帝国与世界”，“边疆史”，“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民族主义与种族”；其承担的研究生课程为“唐宋史”，“亚洲民族主义”，“前现代中国的疆域与民族”，“历史数位研究”。

　　代表著作：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9.该书有中译本（美）谭凯著，胡耀飞、谢宇荣译：《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Song China and the Forging of anEast Asi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

中古中国的门阀大族主导了中国数个世纪，关于他们在十世纪的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困扰着历史学者。在本书中，谭凯利用新的数据手段分析了大批量的史料，解开了他们消失的谜团。谭凯广泛地采用了摘自墓志、散文和诗歌中的轶事，来丰富其论证，从而将一千年前的男女形象变得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