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的中国》是一本由[日] 沟口雄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0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方法的中国》精选点评：

　　●第一章 和第三章 如何界定中国的”近代“？

　　●既反对按照西方的思想体系解释和改造自己历史的叙事策略，也反对进入西方思想体系内部建构反西方的叙事策略，但又不拒绝西方的思想资源和一些普遍性价值，把中国和欧洲都特殊化。确实是很有针对性的一本书，针对整个日本汉学研究中的很多问题。稍微了解一下日本汉学界，确实发现他们对于中国这一研究对象的界定总是很动摇。

　　●沟口提出的视角 怎么觉得在人类学上早就不是新东西了呢……

　　●翻开新中国的历史书，全是片面的一元论，愚民的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都是不会思考、不辨贤愚、不知创建的死脑袋与偏执狂。

　　●沟口先生最著名的一本书了，在此书中他主要阐释了自己对于日本中国学发展以及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

　　●写了个书评，豆瓣居然不通过。这样的中国，是不可以作为方法的

　　●看完的最大感受是，沟口对汪晖的影响比我原来设想的还要大

　　●作者已經去世了呀，可惜…

　　●沟口这本书写得并不平静，他必须面对传统汉学、西方汉学的挑战，也需要面对刚刚与日本建交的中国学者，那么日本的中国研究，他的特点究竟何在呢？沟口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通过对欧洲汉学、日本传统汉学以及中国自身的研究，来构建自我研究的特征。其实这种批判建立的方法，并不罕见，甚至我觉得挺正常。通过批判来凸显差异化，从而以此构建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推论，日本在战前的图谋如果实现，那么他们战前构建出的中国学，其实就是自我叙述了。所以，沟口说日本中国学缺乏自主观念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中国毕竟是中国，而不是被日本吞并了的中国。

　　●“洋务-维新-革命”三段论的批判；”中体西用“；封建论，地方自治；儒家共和的思想；

　　《作为方法的中国》读后感(一)：此书必读

　　很少外国人能够在史学方面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动，上一次有这种感觉还是读罗芙芸的《中国卫生现代性》。·············因为这是一本论文集，所以很多演绎实际上都是在重复，甚至让人感到在凑字数，用的例证也多是重复，比如广东纺织厂的例子，我起码看到了不下5次。··························但瑕不掩瑜，他最重要的观点在于提出了“近代双线说”，即近代化有两条并行的路子，一条是自化，一条是外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令人顿感拨云见日，仅靠这个观点，200年后总结学术史，沟口雄三足以占据一席之地。

　　《作为方法的中国》读后感(二)：变化的中国近代史

　　此书是对西方的汉学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有力回应，我基本认同沟口的基体论，近代中国的革命从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孙文的三民主义、毛的文革，更多是中国传统如公私对立的延续，而不是西方的影响，即使影响，也是在中国传统范畴下解释。沟口对“封建”一词在近代中国各种思潮下含义变化的梳理也很完整，从晚清地方自治、以士绅限制专制君权的制度层面的封建，到1900年前后与西方资本主义下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社会对立的宗法束缚个人的宗法社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封建，最后到1920年代初反对军阀割据的反地主、反宗法的生产关系层面的封建。第三部里对服务于政治的被扭曲的，塑造为洋务-改良-革命的割裂的阶段论中的洋务运动，沟口辨析了洋务派和改良派从地方自治出发的共同历史，证明洋务派并不反对变法，而是与改良派在民权即中央集权或是地方分权救中国理念上不同。

　　《作为方法的中国》读后感(三)：对《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思考

　　1.中日之间存在的矛盾与隔阂，是否是因为两方都以如下思考体系为基准：中国和日本都以欧洲作为参考标准来衡量自身和对方，因此，凡是符合的都标记为“先进”，反之则成为了“落后”。换言之，对自己和别人的评价依照的却不是两者自身的发展逻辑，那么就谈不上“理解”和“交流”了。

　　2.日本汉学以自我为中心来主张日本，这和将自己的世界相对化是相反的——过于贴近自我而缺乏普遍性。作为日本汉学研究者的反思，沟口雄三的这一席话可谓一阵见血的指出了日本汉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所有关于中国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比照日本，这也正是导致“没有中国的中国学”的根本原因。但惭愧的是，其实中国学者的别国研究所秉持的基本立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遗憾的是，尚未发现有中国学者的深刻反思和批判。话说回来，这一立场作为学术研究的环节之一并没有错，但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可取——如果是这样做学术的话，那充其量只能对皮毛进行比较甚至会陷入一元化的思维定式而根本无法对思想的推进做出任何贡献。

　　3.作者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的解读很有意思：“一百年的’初级阶段‘反过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秩序规范将保留到一百年之后，这一百年中的日常规范在中国大陆自然也应当是以儒教为根本的仁、义、信等个人伦理”。根据这一说法来关照中国，或许会对现实有更好的理解：官方所倡导的“国家主义”或者说“公至上主义”和民间实际运作着的个人以及私人关系之间的对立，但是个人伦理得不到国家的保护，所以这种个人关系往往表现出的是其糟粕的一面。

　　4.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作者对于历史学方法论的界定也让我对”作为学科的历史学“有了更明确地认识：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假说的学问。因此，研究者如何界定"过去、现在"将直接导致研究结论是否真正“还原了历史本来的面目”：如果研究者以”现在“作为历史发展的顶点，那么就会将“过去”作为能否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来考量，由此产生阶段论：这种方法的危险之处在于对过去的任意否定和对历史事实的随意裁剪，这不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毋宁是对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迎合；真正的历史应从"当下“出发，除去任何结果论的框架。

　　5.本文的核心命题是：”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把中国特殊化，同样也通过这样的媒介把欧洲特殊化，在这样的集合多元化特殊化的前提下结构”世界“图景，这样的多元化才是真正的文化相对主义。

　　《作为方法的中国》读后感(四)：《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方法论

　　老师课上在讲解理论的全球化和本土化时提到了这本书，提醒我们全球化的标准一定程度上是以欧美为标杆，要警惕西方知识中心主义，以中国为方法。尽管《作为方法的中国》批判的是日本学者对近代中国研究的观念，但沟口提出的方法论却是放之历史研究、学术研究，乃至看待世界的角度都适用且非常值得借鉴的。

　　“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是整本书的核心内容。通过阐述应如何看待“中国的近代”，检讨日本中国学“没有中国”的问题，重新讨论清末的洋务运动（p294，孙歌），沟口认为要基于基体展开论去认识对象（p55），要把中国/欧洲/日本同样作为构成要素之一，认识世界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创造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p132）。

　　沟口在评价其他学者认识中国的观点时，已经排除了浅层的“东西方对抗”模式，即以西方论述直接讨论中国史料，或以中国传统特殊性排他对抗西方（p298，孙歌），而指向另外一种在拒绝一般进步史观时可能仍会落入的陷阱。即否定欧洲进步史观，在对日本近代“脱亚”进行自我批判时，把中国推向另一个极端，将其作为亚洲理想的未来而憧憬（p5），此观点以竹内好和西顺藏为例。沟口批判道，即便是“把欧洲式的否定性的中国论反过来重新进行积极的肯定”，也仍然一开始就用了欧洲近代的“透视法”，以发现“后进”价值的方式陷入了进步的框架之中（p42）。实际上，近代中国与欧洲相比是否落后是一个伪命题，清末中国可以和现代中国比，但中国和欧洲和日本的比较只是数据的比较，和“落后”即文明、历史的质无关，沟口这样陈述。所以基体展开论即意为，以基体自身的内因为契机的辩证法式的展开（p55），简而言之，即基于研究对象本体而进行的研究。

　　这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探讨某外来理论的本土化时，要理解该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语境，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及特点进行分析。分析时不是原理论的直接套用，也不是改良后的测试，是找到理论产生的缝隙/涌泉点，借鉴该视角来发展自己的理论。最近的一场讲座上，黄懿慧教授在研究华人社会的公共关系时，发现西方的相互控制、信赖、满意、承诺等指标并不能完全衡量，便加入了东方的“人情”和“面子”，进而发展出“关系主义”及其测量，即是很好的本土理论发展。

　　孙歌在最后《中国如何成为方法》的书评中说，《作为方法的中国》是沟口论战性最强的一本，但其目的在于推进问题而非战胜论敌。想要知道沟口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方法论进行中国近代研究，还得阅读他的其他著作，相信会有对历史新的认识。

　　《作为方法的中国》读后感(五)：用日语喊了一嗓子：论从史出

　　“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

　　这是沟口雄三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的建议。

　　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在近代，已经从自我中心式的“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转变到了以中国为“目的”式的中国学。后者便是以世界为标准、为法则、为方法来研究中国，而所谓“世界”只不过是“欧洲”。沟口雄三提倡的再转变，便是认为在世界多元化的情况下，应以中国为方法，通过中国这一独特的世界，透过中国这副眼镜来观察欧洲，批评以往的“世界”，把中国连同自己都“相对化”，以充实日本学者对其他世界的多元性的认识。他的希望是把中国作为方法，迈向原理的创造——同时也是世界本身的创造。比如日本宋明学，就应该自觉意识到作为一门外国学，对中国研究者可以成研究目的的内容，对日本研究者来说可能就只能成为方法，即把了解中国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目的之外，还要把宋明的政治、社会纳入考察范围之内，培养比较研究的眼光，对日本和欧洲也要进行考察。这就要求日本的宋明学学者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和多方面的知识，把这种“辛苦”看成外国研究的宿命或“特权”。书中对中国“近代”的考察，是沟口先生对自己学术主张的实践。

　　沟口先生认为，对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阶段历史的研究，几乎都是按照从现代回溯到过去的方式来考察，完全没有从明末清初或清朝中叶即从前近代延伸到现代的观点，缺乏把前近代——近代视为“基体”的连续、展开或蜕化的观点，这就使“守旧—洋务—变法—革命”这种对历史基体缺乏洞察、抛弃事实的阶段论假说在战后近代中国史尤其是思想史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透视法。沟口认为，从严复到陈独秀、毛泽东等人所建构起来的对所谓“守旧”、“落后”的认识，并不是通过对中国当时的历史现实的分析多得到的，而是在外部视线的影响下丧失了主体性的、对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认识，是一种追求“先进”有得不到满足的受挫心理的反映。

　　至于“洋务”，在方法论上，也不能把洋务运动的资本主义化成功与否、能否为“现代化”服务，作为评价它的尺度和标准。通过“回顾”过去而得来的“现代”，和以往以革命为追溯的起点一样，也是一个为了满足现代的时代要求，为了解决现代的政治课题，根据需要或剪裁或夸张、为现代重新编辑而成的现代，只不过是以“现代化”取代了“革命”的另一个被扭曲了的近代而已。洋务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组织，不是能够“创造出体制”的主体性的权力机构，参与洋务的各个官僚、知识分子出了决心推行洋务以外，并无其他共同点，他们不过各自凭着自己的资质和判断，在中国这一无边无际的巨大沼泽地中四处摸索，尝试着打下地桩。

　　关于民权和官权的问题，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教育和殖产兴业措施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分权化的作用，但在主观上，他们认为这是“集中—统一”的需要，所以他们才栈道了反对民权的立场上。张之洞的反民权内容要从他深刻的对外认识来理解，从他的角度看，民权派的“权”志向于政治权力的地方分权化，这意味着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必然是中国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之中。面临瓜分危机，变法派的“文弱书生”、谋求地方分权的绅民，在张看来都无法信赖，他只有寄希望与集权的统一，因为他对朝廷毕竟还有相对的信赖，这促使他走向了为“御外”而护持朝廷的反民权道路。张对变法派并无非难，但民权与反民权、即民权与官权对立深处隐含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对立，由于其背后存在的瓜分危机，一方以瓜分为灭亡，一方以瓜分谋自存，最终成为无法妥协的对立。从这个角度看，张所提倡的“中体”，更多的是自觉到自身劣弱的危机意识的表现，并不仅仅是以维持王朝体制的意识形态教条。而如果将“中体”理解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那么“中体”作为大同、共和思想中所内含的中国的特殊性，则已经作为革命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牢牢地继承下来，包括毛革命。

　　沟口提倡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转换，如果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以“论从史出”取代“以论带史”。从国内研究界的情况看，沟口所说的四阶段论模式也属已陈刍狗，乏人问津了。但我们传统上有根深蒂固的“刍狗崇拜”，私下讲论不谈，教科书上却大谈，这无异于把青年学子当冻猪肉给这个刍狗作祭品。可怕的是，我的教育据说是要“从娃娃抓起”的，所以这毒奶粉他们非喝不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教育的失败倒是有利于青少年思想松绑的好事了。

　　（沟口雄三著，孙军悦译：《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