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之后》是一本由[美] 司昆仑著作，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页数：4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政之后》读后感(一)：成都走向现代城市化的曲折历程

　　从辛亥革命开始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在这并不平静的近一百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种种变局，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变迁的近代城市文明史，以城市市民文化与中国官场生态错综交织的这两种元素，足够吸引人关注。北上广故事之多自不必说，今天的新一线城市，历史上的锦官城成都，它的近代化城市文明改革历程，同样有很多值得深刻挖掘的生动历史。

　　从美国布法罗大学历史系教授司昆仑的著作《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中，我们可以对清末新政至抗日战争前的成都近代城市史有个系统的认知。在了解成都百年前为城市文明建设改革经历的种种风雨后，更会增进对今天的现代、繁荣的珍视。

　　清王朝大厦将倾之时，统治者们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勉强实行新政，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统治者实行新政的态度影响了一些意图有所作为的地方官员。在新政的背景中，城市改革在地方一些官员的努力下，悄然进行，成都就是如此。

　　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清末从传统的“保甲”制度过渡到新式的警察制度，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使主政者、地方精英人士、普通市民各方都对这项改革认可。在“保甲”制度不适合时代发展需要日趋没落的时候，警察制度在成都尽管有周善培这样有能力有作为的改革者引领，但从其发挥效用和社会影响看，仍算不上成功。尽管周善培改革的计划和意图是好的，试图从他去过的东京、上海等国内外成功西化的大城市借鉴灵感，然王朝濒临崩溃时的成都，散漫的基层警察很难贯彻落实周善培理想状态下的意图。今天看来，很多规章与举措都值得参考，比如成立专门的警察学校来提高从业者素质，大概与现在的警察学院差不多。

　　警察制度只是周善培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虽见识了西方文明的先进，也意图将其引入成都，但他的思想从根本上还是有作为朝廷官员为国家求自强的局限性，终究在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时，没落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

　　清朝灭亡后，辛亥革命兴起之时，袍哥在成都的城市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大家最初知道袍哥这个群体可能都源于作家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从中对袍哥这种江湖帮派式的组织也可了解一二。在司昆仑的这本书中，对袍哥在行政管理中的参与也有所提及。但受袍哥这种秘密性组织自身的江湖习气所限，虽曾在整个四川地区风光过，并与主流官方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终究不是主流。

　　上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之时，川军军阀杨森又对成都市政建设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近百年前，他就对修路痴迷不已，客观上，杨森的一系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和思想风气启蒙工作，都对成都产生过一定积极意义。

　　今天，当我们悠闲地流连在川流不息的春熙路，慢慢行走在古色古香的青羊宫，随意闲逛于成都那一条条有历史的小街巷时，也不要忘记前人曾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做出的努力。几番新政，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非持续性，却也都值得在成都的现代文明建设史上为之留下一笔。

　　《新政之后》读后感(二)：近代成都居然曾离我们如此之“近”

　　当下的成都已然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都市榜样。它既具现代化的多元色彩，又在当今愈加强烈的“文化自信”浪潮中恢复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完美实现了近代成都管理者对它的设计梦想。

　　现今的年轻人，除了那些研究成都历史方志的，如果没有阅读过美国布法罗大学历史系教授司昆仑的《新政之后》一书，恐怕很少人会知道成都曾有过颇有成效和独具特色的近代城市管理改革，更别提知道这样的改革有两次。首场改革是清末“新政”时期的产物，推行改革的代表人物是时任四川警察局总办周善培，后场则是军阀占据时期的结果，代表人物是军阀杨森——这也就是本书副标题中关键词“警察、军阀”的来源。

　　周善培原籍浙江诸暨，其父曾任四川营山知县，多次赴日本考察，留心教育、警政、实业等方面，在川事业也在多在这些方面铺展。司昆仑教授主要采选的是周善培在警务任上的改革事迹，她敏锐地发现成都彼时的城市改革多由警察系统推行展开，而周善培则是策划和指挥这场运动的“军师”。警察系统在周善培手中像一张大网，网罗成都城市的方方面面，比如公共设施、基础建设、“行业规范”，但更是建筑抹灰中的草筋、麻刀，融入社会，利用自身的网络和韧性，改善了整体“工程效果”。

　　周善培“以警促民”，“以警施政”，似乎有些与历朝的“保甲”制度有些类似，但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同，后者的主旨在控制，把人按在各自的窠臼中，而前者的主旨在改革，把“旧席子”抽掉，换上“新铺盖”。周善培受考察经历的影响，对日本城市的各项措施较为青睐，在任期间推行仿照日本的城市管理经验，同时，他骨子里还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信念，坚信在引进外国管理经验时，也能从传统文化中选择汲取可用的营养，比如任通省劝业道期间，就命人选取农、林、渔的新旧书籍交劝业道供实业研究。成都的城市化改革给清末新政增添了一抹亮色，或者更应该说，是还原了新政的部分底色。周善培的善于施政和开明眼光令人不禁想做大胆猜想：如果成都的城市改革未因辛亥革命和战乱中断，今日的成都面貌乃至全国的城市面貌是否会大有不同？

　　与周善培的“文人理政”相对的是杨森的“马背治省”。1924年，军阀杨森任四川军务督办，提出“建设新四川”的口号，而由于其统治力量在农村相对薄弱，建设新四川的落实又主要集中于城市上。杨森的“新政”在军阀的地方治理中令人耳目一新，这并不因为他雄心勃勃的口号和“刀斧相加”的推行方法，而主要因为他大胆任用了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由他们推进文化建设、社会风气改良，比如成立通俗教育馆，开启民智；解放妇女，推动放足。起用新文化知识分子是杨森的城市改革亮点，杨森虽然是马背治省，却有“马下谋略”在前，他的“军师”几乎都是学习西方城市改革的年轻人，这就将杨森改革的整体眼光和格局抬高了。

　　虽然后世人们还对杨森颇有微词甚至骂语，譬如他的强力和暴力推行政策，横征暴敛，一面高喊新政一面陷足封建陋习，还留有诸如“不修指甲就要处罚”等矫枉过正的笑话，但军阀杨森毕竟对四川的文化、体育、基建、卫生、实业、社会风俗等方面有过重要作用，这些也是微词骂语和笑话之外应该被铭记的。在这事实之上，杨森建设新四川究竟是出于一时得势的壮志，还是出于对新文化、文明的由衷推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成都的确曾经“柳成荫”。

　　司昆仑选取的周善培和杨森都属于历史中不大不小的人物，他们相比纵横近代的大政治家“名声较小”，但对于一方百姓和某座城市来说则“名声犹在”；同时，他们又比散落在乡村、基层的袍哥在“实业”上更有作为，能够更好地体现近代文明的渐进。所以，《新政之后》较为巧妙地成为“大”历史和“小”历史的补充，也似乎更贴近当今处于文明和稳定生活中的我们。阅读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原来历史上的成都居然也曾离我们如此之“近”！

　　《新政之后》读后感(三)：艰难的前行：二十世纪前叶成都的变革

　　城市是我们赖以容身的场所。每天在其中忙忙碌碌，却鲜有人停下脚步加以审视，因为司空见惯。而城市总在默默前行，今天的变化是承继于昨天，承继于我们鲜有了解的过往。

　　总有人回望过去，他们耗费了不为人知晓的心血，从渐行渐远的往昔提出鲜活的记忆。而这记忆，却让城市的面貌逐渐清晰，它提醒着我们，不该忘记的过去。

　　成都，这座脚步从容的城市，历来以不紧不慢而自豪，成都人安于自己的慢条斯理，活得优雅淡定。在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里，我们看到风花雪月；而在司昆仑的笔下，则是令人心潮难以平伏的哀惋和热烈。这座城市曾有过多么艰难的前行，在风火不定的岁月中，它蹒跚着，却几乎完全被埋没在历史的深处。

　　对于成都近代史的研究，我们都熟悉的一个作家是王笛，他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50）》是从茶馆这个街头最为常见的公共场所来切入研究成都；而《袍哥》则研究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主角是四川无处不在的袍哥。王笛是众所公认的研究成都的专家，并为此赢得了人们的欣赏和认同。

　　而司昆仑则是国内少有人熟知的美国学者，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 。她是研究巴金和李劼人的专家，曾在四川大学留学一年研究成都近代史。研究巴金，她写了 《巴金〈家〉中的历史》；研究成都近代史，她出版了《新政之后》。

　　《新政之后》是从整体上回顾成都前叶的变革史，这就有别于王笛的研究方向。从整体上把握一座城市的近代史，是有难度的。因为这就需要尽可能从方方面面来加以研究，需要大量投入精力，缺少不了主次取舍。司昆仑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撷取所需，她的着力点是成都市前叶的两次改革，即晚清时期的新政和1920年代的城市管理运动。而在先后变革的描写上，则以警察的代表周善培和军阀的代表杨森为主，这也正是本书副标题所所指出的。

　　也许有人先入为主地认为此书是一部严肃枯燥的学术书籍，其实不尽然，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研究书籍，本书是可信赖的。而如若作为这样一部书，书中却有充斥着大量可读的故事性，读起来也是颇为有趣的。至于书中散见的珍贵的平常难以一见的黑白照片，则常常改变了我们对于民国的刻板印象，它也有轻松，也有快乐，更真实总胜过想象。

　　从篇幅上看，两次改革各占一半的篇幅。第一章是对成都的大体介绍，最后一章则是新政的影响。书名《新政之后》，似为不够确切，如若改为《新政前后》，应更好些。

　　在新政部分，司昆仑极为欣赏的人物是周善培。正是在周善培的努力下，成都警察系统初具规模，并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司昆仑定位周善培是儒家治国论者，周学习、吸收邻国日本东京的城市治理方案，梦想着把成都建设成中国式的东京。司昆仑进而认为城市改革的关键在于新式警察，成都的新式警察正是在周善培的付出下，才走上从无到有的道路，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在1920年代，成都是军阀一统天下的时代。杨森新政不同于周善培时代，他更注重城市管理。在晚清新政观念的引领下，杨森对提高城市市民的文化程度大有兴趣，开办夜校是其中的举措之一。而他更看重的则是推广体育锻炼运动。此外，杨森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拓宽道路和修建一条全新的春熙路这样的事情上。但是作为军阀，司昆仑指出杨森是平民化的独裁主义，表面充满激情，实则野蛮粗鲁。

　　在警察和军阀之外，司昆仑也注意到其他力量在成都变革中的作用。新政时期的街正，有相当地位和威望的五老七贤，资源和人脉都广的袍哥，正是在上述这些力量的共同促进下，成都的变革在磕磕碰碰中曲折前行。

　　《新政之后》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成都这座城市。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开拓未来。在司昆仑的笔下，二十世纪前叶的成都，鲜活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而对于成都这样一座城市的性格形成，我们也有了更多的认知。经历了大风大浪，才会更从容，成都的过往就是对成都的当下最好的注解。

　　《新政之后》读后感(四)：一位美国汉学家笔下的中国城市发展史

　　一部由一位美国汉学家写成的一部现代中国城市发展史

　　这部作品吸引我去读的最初原因是：中国20世纪初期最为动荡的那段历史竟然由一位美国汉学家来抒写，那么，在这位美国作家的笔下，1895年到1937年这四十余年中，中国的城市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首先，作者高度尊重历史原貌，她力求寻求佐证，引用大量真实的、现存于加拿大联合教会的图文资料，也仔细查找研究了中国国家历史档案馆以及四川省档案馆、成都市档案馆的材料，从1895年写到1937年，这长达42年的中国城市发展史。仅从照片来看，似乎是碎片化的，但作者让读者从每张照片中看到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以及成都这座城市改革发展历程的缩影。同样，鉴于作者获取资料的来源有许多来自当时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传教士，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外国传教士作为成都城市化建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见证了清朝覆灭之后，四川成都作为中国地理环境下比较特殊的西部地区文化中心，用四十年时间，进行的全部现代文明城市改革和管理机制革新。

　　作者认为，成都的城市发展史，具有中国城市发展代表性

　　成都的新政推行，受到世界其他国家新政策和新思潮的影响，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成都在推行新政之前，正是因为富有革新精神的一行人如周善培等受到日本明治明治维新的新思想启发，并亲眼见证十分富有活力的上海、香港率先走向国际化繁荣城市发展的真实情景，让他们认识到发展“文明化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性，而成都，既远离中国政治中心北京，可以不受中央集权的过大影响，加上以上热衷政治和推进城市化改革的革新者们，通过各种努力尝试，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最终使成都形成了新面貌下的“城市化”，所以作者认为，成都的城市化改革历程，具有中国城市发展代表性。

　　全书重点关注成都新政推行的贯彻执行者，表达改革之艰难性和复杂性

　　与很多历史著作高度关注城市化建设决策者不一样，作者司昆仑的视角重点关注成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策贯彻执行者，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当时执行者们的解决方式。

　　这部作品中，以周善培为代表的改革者们，为树立文明之风，建立了“四昌一察“制度，这可能在当今看来都是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在书中也重点提到因此带来的城市街道之风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尤其重点关注到如今我们生活中大街小巷穿行的城管，以及危机突发时赶到现场的警察，和火灾救援时快速准确定位赶来的消防员是如何演变发展而来的。

　　变革之初，成都的改革者们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比如从衙差的角色衍生出的保甲，保甲改革后的警察制，以及警察们该以怎样的角色出现在街道和怎样定位他们的工作职责能不引起民众的抵触，周善培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去探索，经过探索，从警察再先后细分出消防员、城管、以及当前我们见到的协助政府处理公务的街道办事处。遇到制度推行阻碍时，改革者们从制度上改革，从思想上灌输，然后再到后来军阀崛起，动员大批量具有话语权的资产阶级们加入到这个改革队伍中来。

　　这些为成都城市化新政推行付出了巨大努力的中层贯彻执行者，在这部作品中反复出现，是对这段历史的高度还原，让读者能看到一部真正的城市崛起史这些重要人物的巨大历史性作用。

　　《新政之后》读后感(五)：被作为工具的城市管理和变革的成都

　　作者研究中国近代城市改革的进程，切入点选择了成都这座城市的两次城市改革运动：晚清由周善培主导的新政改革，以及1920s军阀杨森发起的城市管理运动。大致采用了时间顺序，既是在讨论成都这座城市空间、物质、形态、精神变化的过程，也是借官员、革命党、哥老会、五老七贤、基督教青年会、军阀等各色角色上场，反映了从清末到抗战爆发（1895-1937）短短几十年内，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

　　本书的一大优点是可读性强，作者善于发现人物、描写人物，并且借助人物的言行来讲史，将那些枯燥的文件教条化为一个个生动的案例故事，串联起城市社会的变化，殊为不易。同时这种手法也很适于化用到人物报道写作中，通过档案、日记、报道的史料，构建起了那个时代的成都。然而翻译的拙劣和校对的失职让阅读的愉悦感下降太多，辜负了原书。

　　全书分为八个章节，第一部分对那个时代的成都及其特殊性做了背景介绍，应当说成都偏居西南的位置既让它得以稳定搞发展，又让它难以和时代潮流接触密切，丧失发展先机，以至于在日后的几次城市改革中，都差一口气。而且成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又让它缺失了在中国其它地区同时代起到重要影响的三个因素：外国人管理区的存在，工业化和与之相对应的人口的增长，以及国民党的兴起。而这种缺失让我确实怀疑其通过成都城市改革反映近代中国城市管理改革的典型性。

　　第二部分讨论了新政实施的历史背景以及城市管理这个概念作为强国手段在晚清的兴起，并引出新政改革的重要主导者——周善培。第三部分开始具体讨论新政改革的内容，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警察制度的建立，周善培从日本学习的警察制度被他满腔热忱地引入成都，在其全力支持下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为其它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部分具体讨论了新政改革对社会结构以及有形机构的冲击，包括“四昌“制度的建立（乞丐习艺所、管理嫖娼、戏曲改良、劝业场）、公共秩序肃清、行会改革、商业文化的建立，其中又涉及改革群体、治理对象、改革主导者以及对城市面貌、传统陋习的改变。第五部分从社会制度上对新政改革进行延伸，晚清的宪政让新政改革出现了议会这一参与者，然而其作用很鸡肋；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同时发展起来的革命党，他们煽动政治危机，引导舆论，塑造文明化和改革氛围，并最终领导保路运动致使周善培落荒而逃、新政改革失败。

　　第六章是两次新政改革之间的过渡：清朝统治结束后，各色军阀上场对成都这座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百姓生活民不聊生，所谓的城市管理更是形同虚设，只为维护秩序而存在，而维护秩序的重要力量就是袍哥，也就是哥老会的存在，其对成都的影响飞速增长，覆盖成都甚至达到90%，凭借兄弟义气和非法收入而维系的江湖组织以另类的方式守护着成都，但这严格说来并不能算为城市管理。在军阀和哥老会之外，五老七贤所代表的道德力量和基督教青年会所代表的外国资本则在另一方面影响了成都，虽然程度有限。

　　第七章对成都近代第二次城市改革——杨森领导的城市管理运动进行介绍，杨森也是近代军阀的代表性人物，他热忱于城市建设，不仅在全市范围提高文化程度，还建设了春熙路、积极进行过拓宽道路等城市项目。杨森的城市管理运动同样受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这也是在全世界兴起的城市改革的一部分，着重在社会基础结构和城市形态改造。然而杨森的个人风格太过于凸显，其专制主义和低级民粹主义的管理风格造成了成都市内各阶级的强烈不适，其结果自然也可想而知。

　　从作者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虽然周善培和杨森的改革都失败了，但她对于周善培主导的改革褒扬有加，虽然也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但对其认可要远胜于杨森的改革，对于后者，作者基本持嗤之以鼻的态度，将改革视为完成其个人虚荣的工具，虽然周善培的改革也同样如此，即便以实现政治理想、实践治国本领为名。二者最大的不同可能还是在于治理风格的不同，周善培毕竟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同时家学渊源，受儒家传统影响较深，最重要的是他并不是城市治理中独一无二的话语人，这也就要求他在治理中必须要尽可能笼络各方势力，获得各方支持，以最小代价实现改革，如果不是因为保路运动，其成果可能会更为显赫。而杨森作为占领成都16个月的军阀，城市唯一的统治者，以及受哥老会、军旅争战等经历的影响，风格更为激进且求成，作者说他是过度自信，可我想这其中又怎能不透露出其急于求成、求认可的自卑。

　　幸运的是，周善培和杨森的城市管理理念以及他们对城市的改造都得到留存，更重要的是，即便视为工具，对于城市管理本身，进入统治者的视野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也为之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而且这不仅代表着城市管理本身的进步，更意味着自晚清以降，现代化观念和改革革命行动在真正影响着这个国家，即便是偏居一隅的成都。

　　但不幸的是，这始终是一场管理者的游戏，无论在哪一场改革中，规则的制定者仍旧是官员和少数人，街正、警察的加入只是官僚统治的一只手，而所谓的市议会更是昙花一现，到了后期，市政府的工作也只局限于光鲜亮丽的城市工程上，市民的参与微乎其微，只能被迫承受、如同浮萍。更不用说因为连年战乱和国家衰落而导致的民不聊生。这也使得他们很难接受那些根本上的行为、态度、行事方法的变革，而这比建设收容所、商场、道路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