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教程》是一本由郭庆光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传播学教程》精选点评：

　　●真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专业书。

　　●埋葬（不，是充实）我大学岁月的郭庆光老师力作

　　●面面俱到，很扎实的构建传播学知识框架的教科书。 但总觉得差一条逻辑主线，当然了，对一本通用教材来说，这可能是吹毛求疵了。

　　●挺有意思的，属于比较合适的入门书，至少看完后不再怕“传播学”这个名词了。唯一不足是前几章的结尾写得有点强行“政治正确”。

　　●标记一下留个念

　　●fine.又红又专

　　●入门_(:3」∠)_

　　●

　　●还能兼作政治教育

　　●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介绍理论+党性升华

　　《传播学教程》读后感(一)：传播学使我快乐

　　意犹未尽写书评（*/∇＼*） 郭庆光老师这本书用来做传播学入门书再合适不过了，相比于段鹏大大那本框架这本教程对三跨生友好度高很多。 我个人很习惯这本书的结构框架，传播效果部分分专题讲的很清晰。 为什么不读一点传播学呢，传播学最有意思了，无论是各种传播模式还是传播效果理论，读完会有一种“哇是这样啊”的感觉，再之后看问题会试着从别的角度去分析，对很多事情都多了份理解，更多的事情明白了背后运作的原理后会释然也会包容很多。 传播学让我渐渐开始明事理，太多事情的矛盾冲突都源自于不理解和不想要去理解。 我想接下来我会有更大的渴望去探寻更多领域，所谓的过程比结果要重要的多兴许就是经历过其中的挣扎懊丧之后依然坚持怀有热望，知晓自己完全有能力且可以从头学习全新的知识，那么在以后，为什么不试着去探索更多呢。

　　还有就是学科原因传播学内容更新极快大佬们一有新思路立马写书出新版，这告诉我！大佬们都在不断学习跟进！我有什么理由止步不前！

　　《传播学教程》读后感(二)：惊！男女默泪的知识梳理

　　涉及面广趣味横生的传播学入门宝典

　　第一章第一节梳理了一遍传播概念的起源发展，第二节加入了信息的概念扩充了传播学的视野，告别库利皮尔士施拉姆阿耶尔后传播学的定义也被郭老师浓缩成一句话：信息的传递和社会系统的运行。体现了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系统本身。如何克服传播障碍和隔阂保证系统的良性运行是传播学的一大研究目的。第三节的马克思实在是难看进去，生产交往论看一遍忘一遍，心好累。

　　第二章讲到了人类传播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起源于劳动经历四个阶段，目前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觉得处理信息的速度赶不上接收的信息数量。

　　第三四章就开始讲到符号和传播结构图啦，人们语言通过符号传递和交流信息，第三章有说符号的分类，除了语言符号文字符号还有肢体符号。第四章就是几个传播结构图，理解了就会拥有传播小宇宙。

　　几个连续大章展开了第一章里传播的五种类型，其中我认为大众传播挺贴个时代的，可配合勒庞的《乌合之众》理解这章，虽然勒庞真的好偏激呀。

　　后面就开始正式的讲理论了，我觉得十十一十二章非常有趣。

　　这本书唯一不足的地方啊就是学派那章写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写的简而乱，有点不理解。

　　这本书在考研时期是新传学生“男女默泪”又爱不释手的书呢。

　　《传播学教程》读后感(三)：我对当前大众传播存在问题的思考

　　反复曲折的剧情消耗了大众的思考能力与接受真相的能力。 以江城重庆公交车司机案为例。一开始是某当地报在事发一小时左右更新此篇新闻，说事故原因很有可能是对面红色轿车逆行导致，且红色车主为女性，于是网上一片声讨、人肉，大众也随之面向一个固版的社会认知，即女司机上路问题。在一篇舆论下，又得到很多“证据”，说女司机当天是穿着高跟鞋，且之前有违规经历等等证据。当舆论想杀死一个人的时候，总是能找到他们愿意相信的证据。就像药家鑫必须死一样，当富二代的标签贴在他身上时候，司法也会偏向于“民意”，当社会的民粹被激起来的时候，能够压制他的，是更大的民粹。舆论一旦形成，很多时候就不是某一组织、个人能操控了。接下来，让我们看键盘侠躲在电脑背后的勇敢、看微博大V的正义发言、看公众号迎合受众的观点。 紧接着，随着各大媒体的“深入探访与调查”，由相近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发现有可能是司机与一位女性乘客的争执导致这个问题。车主有可能是深夜K歌，导致精神不佳，司机本人不想活了，要带着一车人一起死。于是全国的各大媒体声讨司机这个群体，各种不公，泄私愤都出来。当然，网络大众键盘一转，什么事都没有，不关心女司机、高跟鞋了….人民是很容易健忘的，新旧新闻的区别，就在下一个热点什么时候出来。举个不恰当的例子，3年之后，计划生育这个名词就不会出现在政治课本上了：30年之后，这个名词就会在历史课本里了。而教历史的老师，可能也只是从爸妈那里知道这档子事，然后呢？谁会信爸妈说的话啊！他们不是权威，不是官方媒体，我们觉着爸妈太愤世嫉俗，社会主义是美好的，人民是幸福的。反过来问一句，为什么我从小到大看到的官方报道人民生活都是幸福的，2002年幸福，2019也幸福，2050也幸福，因为说法都是国家富强了，我们的党更有力量了，那，我们都知道，即使是幸福，它也得提升啊。一直幸福是怎么回事？多少年之后，历史课本大概会这么写：“计划生育是我国基于当时国情必须选择，也取得极大成功的政策”。是否还有人记得多少襁褓没有出现，多少母亲为此哭泣，多少家庭为此离婚，多少孩子只有自己的童年…..我们太健忘了，健忘到我们对别人的伤害刚刚形成，我们就迫不及待的伤害别人。大众传媒的任务就是趁大众还在思考的间隙，推送出下一篇引起读者“思考”的热点。大众传媒最可怕的就是，我们曾经都是那个键盘侠，因为，总有人年轻啊，总有人涉世未深，认为世界非黑即白，总有人价值观尚未建立，对这个社会充满敌意。而传媒急功近利的做法，正在自己亲手慢慢毁掉“第四权力”的机会。 事态继续调查，我们最终得知了最后的“真相”。原因是女乘客与司机殴打，导致公交坠江。于是乎，网上更热闹了。我听到的最大的偏见是，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乍一听在理，仔细想一下，理解成的意思是公交车上十五名乘客都该死，好像有哪里不对吧，每个人于世，都是不可或少的一部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有可能接小孩回家的，有可能因工作压力大出去散心的，有工作了一辈子这次去看女儿的….等等诸如此类啊。舆论一说，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负罪而生而行了。所谓言论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不是这样的，最起码不应该是这样的。客观的说，我们确实不能再“事不关己高高起”了，但不是这次去指责辱骂别人。因为人性本来就容不起指责，只能通过章程、意识、先进的技术去慢慢规划，制造理智的文化，让大众慢慢知道，这样的不对。道德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善良，死者就不要谩骂了，这和古代的鞭尸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件事，我们从心里觉着有些事该变了，我们得慢慢去做，去践行。 同时，后期的情况也异彩纷呈，几乎在全国范围内，公交车都在“出问题”，以热点为名，做流量之争。传媒的三大原则是什么？流量、流量、还是流量。各大理智的公众号、大V仿佛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一样，微博一删，推送撤销，落的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静等下次的热点出现。 综上，一个事件，“事实”在变，舆论关注的对象和议题也在变，但不变的是基于情绪激愤的道德批判，和舆论主体自我反思的缺失。我已经不相信谣言止于智者了，我选择卸载今日头条。 以上。

　　《传播学教程》读后感(四)：【小靓仔考研日更】各章节读后小结

　　

写在前面

此文是小靓仔基于《传播学教程》的整体架构，通过10多天的翻看和思考，分章节阐述了自己对每一章的理解和启发。算不上什么鸿篇巨制，甚至没什么严谨清晰的条理，只是一些个性化的理解和心得，对于那些希望更深地理解传播学基础，并且有时间慢下来细细去品味的人比较合适，如果是想看极简的高度概括和脉络整理，请止步于此。靓仔总是孤独.jpg

第一章：传播学的对象和基本问题

　　开篇就是明志。先把传播学研究的问题一点一点地理出来，然后挑明了我们这本教材学习的传播学是基于怎样的范式（作者说的是指导这门学科的哲学观点，但我想用“范式”这个词，因为这让我想起了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到同一学科不同发展方向和视野，这些“门派”或者说“科技共同体”就产生了“范式”，不同的科技共同体享有不同的价值观，所以，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应该不仅是基于一种价值观，其他价值观啥样我就不知道了...）

　　作者先把关键的概念厘清：什么是传播？学者们给的答案众多，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几个和传播密切相关的关键词：社会关系、符号、社会互动、信息属性。在描述什么是传播的时候，可以从把几个关键词分别作为侧重点来理解。

　　然后从信息科学的视野中陈述了传播与信息的联系，首先还是厘清概念：什么是信息，信息有怎样的分类，再从信息的各类中抽出社会信息的概念，我在这自然就把传播理解成社会信息的传递，脑海中会想象光缆内部飞速运行的光线，那就是传播活动过程，光线就是社会信息。

　　作者想说社会信息，我认为，一方面强调了传播学还是隶属于社会科学，理工硬核的信息学虽然和我们沾亲带故，但我们还是文科狗，社会性还意味着人与人的交流互动，是一种联系的、动态的状态；另一方面要理解这里的信息的特点，这里的信息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属性（而不是单一的物理、生物信号一类），关乎于符号的建构和解读。把这两个点联合起来会更好理解“社会信息”这四个大痣。

　　然后我们终于回到最关键的问题：传播的概念。其实前面铺垫了这么多，传播的概念已经大概清楚了，作者还是给了它一个稳稳当当的定义，再总结了传播的特点，其实还是前面几个理解的点：互动、社会联系、开放、双向、共通意义空间、系统性。最后一点“系统性”是一个视野的升维，也是思维的开拓。其实就是说，很多人会把传播限定在一个行为，或者再大一点，即一个过程中，但传播应该是一个宏观而复杂的系统。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像你看到一个细胞，你不能把他当作一个简单的、单一的单位来研究，往小了看：细胞的内部还有形形色色的细胞器、蛋白酶等等在运转协作，这些东西运作、协调、互相生产和交流信息，形成了一个稳定而时刻变化的系统，往大了看，人体的协调也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细胞以及器官等组合在协调运作。如果传播学就是一个人体，我们不但要研究人体的整体状态，并且将人体里细胞层面和器官层面等各个层面拎出来研究，我们还要研究大层面、小层面各类元素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复杂的排列组合问题，还要物质变化等更加抽象的过程和规律，找出各种调节机制、作用效果等复杂的现象，所以，我们要用“系统”的视角来看传播。唉其实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去get一种层层剥离，互相嵌套的感觉。

　　了解了什么是传播，对与传播联系的关键词有个印象，你就能开始和作者走进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了，传播学想要在社会科学中站稳脚跟，必须找出他特别的研究对象，而不至于成为外面那些妖艳贱货，作者列举了我国学界的三种表述，一一批判之后才好说出自己的定义：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这在前面的叙述就能看出作者在强调社会、信息、系统，得出这样的定义并不难理解。

　　然后他再来对社会传播进行分类，这几个类别在后面的章节会有详细的叙述，接着围绕“社会信息系统”进行叙述，它的功能、特点、与社会发展的联系（它的重要性），其中提到了“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的两个概念，我对传播障碍的理解是：你难以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改变的硬伤：传播制度啊、信息技术啊（手机自由和寄信自由）传播隔阂就是基于个人和群体了，比如1136和凤凰传奇是有隔阂的。

　　接着作者正气凛然地说出了传播学要解决的问题：为了维护世界（社会信息系统）的和平！不要说人家信息科学哥哥给传播学妹妹提供了信息视角哦，其实传播学妹妹也提供了价值了呢：亲亲这边建议你从信息系统的视角看待问题哦～

　　终于说到这里的传播学价值观了，那马克思主义妥妥的啊，这一章只需要牢记24真言，呸，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了，后面的内容就是作者从这两角度进一步解释传播学是怎么吸收这两个主义了。作者先强调了马克思把“交往”（传播）与物质生产等同价值，然后通篇都是物质和精神的搏斗。反正牢记几个思维方式：1.辩证：没有绝对，物质可攻可受，精神也是。2.唯物：就算你精神能变攻，你也不准离开物质这个霸道总裁（区分形而上学）

　　最后说了下我们国家传播学的重任，我觉得这个应该和前面我国传播学的界定一起说，总之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要因地制宜，制造本土化的传播学任重道远。其实我觉得这里暗示了我们今后的学习方向：我们要了解西方的传播学史，结合历史背景才能更加独立地看待那些理论。

第二章 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

　　说是传播历史，其实是高度概括的媒介发展史，作者一开始还通过对比动物之间的传播，突出了人类传播的特殊性：劳动创造语言（其实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个人不是很同意），这人类语言可不得了，比动物语言强多了，强就强在高效低功耗，独立自主有逻辑，还有能动性和创造性。

　　然后就说了那几个耳熟能详的传播时代：口语、文字、印刷、电子。作者在电子传播时代的叙述比重不小，是为了引出后面关于信息社会的介绍与思考，信息社会是伴随着电子传播时代而来的，引用了几个大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划分，比如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里面的提到的巨变看起来很“渺沧海之一粟”，所以成为了很多成功学贩卖焦虑的开头：朋友，时代在剧变，加入我们，带你成为风口上的飞猪。我并不是想黑这两个大佬，只是觉得这种明明一本正经给你传输宏大架构的知识框架与思维方式，却被成功学当作洗脑的工具，真实无奈。

　　作者对高度信息化社会的阐述其实已经成为现实：微型信息终端的普及（手机）、媒介融合，不过结尾的启示依旧十分值得注意：麦克卢汉老爷子的那句话“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作者做了进一步理解：延伸出去的媒介，将有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让我想起了AI本I，我感觉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还会引发很多伦理和社会的问题，到时候技术和伦理谁先行一步，就不好说了。

第三章 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

　　这是一个概念很多，需要慢慢梳理和回头看的章节。作者依次讲解了这几个概念：符号、信号、象征符、意义、符号意义、象征行为、象征性社会互动、文化象征化。先通读一遍书，再把这几个概念拎出来狠狠捶打，找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再画个图，一直盯着看，大概就能明白了（反正我是这样看的），然后再回到书本，文章的逻辑就很清楚了。

　　需要理解的几个名词：索绪尔提出的“能指”与“所指”、米徳的“主我”与“客我“构成“自我”。个人经验：这些名词最好放在文中的语境下去理解，比如米徳的”自我“理论，单独拎出来看真的不知道和这一章有几毛钱关系，我最初知道这个概念是老师在课堂上单独拎出来讲的，我只知道它很重要，却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你放在书本中，就知道它是在米徳提出的符号互动论（象征性互动理论）背景下，用来说明符号互动的意义：”主我“与”客我“相互制约与协调，从而形成”自我“，这是人类社会化的过程，所以你才能理解，哦，原来这个理论是符号互动系统下的一个小系统，同时自我也能反作用于社会，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人文学科里探讨人和社会的问题，物质与精神的问题，总是会有这种“水舟”思维。

　　最后的部分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讨论：现代文化的象征化。总之就是，象征性从历史最初的很少被人感知，你可以理解为那时候都忙着六便士，哪有时间看月亮，到现在物质充裕，象征性就浮出水面，开始笼罩这一切了。拿这些现象去理解：消费层面：从过去的消费实体，到现在消费体验、感受、意义，就好比我问直男为什么把粉色叫做乳腺癌色就能表示关爱妇女了？直男问我为什么化个“炫雅妆”就和平时那“桃花妆”不一样了？（在这里也能看到资本和商家在背后操纵着象征性文化引导大众消费）不只是消费层面，还有政治、经济、生活等领域，也呈现了象征化的趋势。我在这里突发奇想，不仅是实体象征化，我觉得有些抽象的东西还被实体化，或者说物化了，比如我经常在快手看到人们用金钱去衡量感情，用醉酒衡量悲伤，我觉得这是人对抽象事物处理的一种惰性与麻痹。

　　最后的最后，作者从利弊两面权衡了文化象征化，好处是体现了社会进步和活力，缺点是：如果转变太快太多，社会得乱：意义和价值不稳定，社会成员的认知判断能力也会被搅乱，这样矛盾就会激化（想想情侣吵架分手：你变了！你不是那个爱我一辈子的男人了！渣男！）所以说，还是循序渐进的好。

第四章 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这一章主要讲社会传播的过程，作者先把传播过程的概念理清后，在第一节用过程管的视角向我们介绍了几种传播过程的模式，并且加以评价，首先，发展某个模式只是为了我们拨开传播过程模糊的云雾，将过程简单化、结构化的手段，所以看待模式不必死记硬背，只需要记住这些大佬在描述传播过程时的侧重点就好了，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5W，拉斯韦尔是传播过程模式化的开创者，后来的模式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但社会化、能动性、双向互动的传播观不允许它就这么简单，所以后来做了很多补充和改动。

　　第二节用系统观的视角，再次阐述了传播过程的研究，总之还是强调社会形态、结构等外部因素对传播过程的影响。

　　第三节名字很晦涩：“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理论”，其实你只需要抓住“社会”和“总”这两个关键词就好了，“社会”指的是社会形态或结构对传播过程的影响，有哪些影响呢？现在我们套上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也就是从“交往”的概念出发，就有物质、精神、能量的交往，在这几种交往下，意识形态、阶级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技术都会影响整个传播系统。“总”指的是联系的视角，把传播过程，尤其是大众传播，用宏观的视角联系大众结构。

　　y the way，田中久义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还在上面的基础，强调了传播双方的独立能动性，以及都会收到环境制约的一视同仁。

　　最后就是diss一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播过程了，其实不必去diss谁，见其不足反思自身才重要，看下他们diss的点，对于我们所处的国度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我甚至觉得是指桑骂槐。首先，资本主义大众传播下传播者们被“异化”，异化就是我命由天不由我啊～其次，大众传播与权力的融合，让其提供给大众的信息具有”麻痹神经“的效果，所以日本学者研究大众传播，也就是想打破这种传播权力的不对等，打破这种麻痹神经的控制，将广大被动麻木的大众从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中解救出来，成为理性的公民，看起来挺批判的哈～

第五章 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

第六章 群体传播、集合行为、组织传播

　　我想把第五章第六章放在一起讲，作者的这一章内容很长，我看了很久，其实作者的意图我觉得，就是充分理解这五个关键名词，以及这五个分类背后的理论背景。

　　人内传播的提出有米徳的“主我和客我”理论，还有布鲁默的“自我互动”理论，个人信息的基模理论，理查德·佩蒂的“详尽分析可能性”理论还有人内传播的形式之一：内省式思考，也是米徳老爷子提出的。这几个理论都是在强调，人内传播不是纯生理上的信息处理，而是具有社会性的自我互动，基模概念的提出主要是把人内传播的过程细化了，并且强调人的主观意识决定了对信息的不同处理方式，而这种主观意识还会受到社会的影响，不是唯心论者与社会隔离的“绝对精神”。

　　人际传播可以作为个人层面的传播互动，也可以作为个体系统层面的传播互动。这一节讲了人际传播的特点以及其动机，任何动机归根结底都是两个字：利己，那么在动机里，我们还要知道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强调”以人为鉴“的镜子决定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把握。后面还细化了人际传播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姿势呀、外观形象呀等等，其实也是我们平时感同身受的例子了。

　　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有几个共同的关键词：共同目标、集结力量、团体认同与归属、制约个人。但组织比群体的目标、分工、等级更明确，更加“去个性化”。集合行为是一个很飘渺的“群集”，因为它是临时的，非常不稳定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不属于群体，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超常的群体罢了。

　　群体传播指的是群体里的信息交流机制，要了解什么是群体意识、群体规范、什么是群体压力，什么是趋同心理，关于群体压力，可以联系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集合行为的传播机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暗示”，我把它理解成那种看鬼片时，鬼即将出现，一堆人面面相觑的氛围，鬼一出现就集体高声尖叫，这就是暗示引发的群体感染；还有一种是群体模仿，主要是出于安全本能的，对周围人的一种无意识模仿，这种模仿还和“匿名性”有关。关于“匿名性”引发的众多大型暴力事件，比如爱过砸日系车呀，比如网络暴力呀，这些本能地宣泄原始冲动的事件我们都能往这个理论上靠。

　　集合行为里面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形式，就是流言传播，其实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和集合行为挂上边，因为挺多流言传播是长期流传的，感觉这个和临时的集合行为有点冲突。最后，对集合行为中的“信息流”进行特点归纳，并且区分了谣言和流言。作者阐述了流言是什么，并且提到了学者对流言流通量的公式归纳，对于流言的控制有借鉴意义。

　　关于组织传播，其实我感觉比较偏管理学，作者说了组织的特点和组织传播的机制，比较有意思的是组织内传播的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的互补，非正式渠道让成员意识到自己不仅是“组织人”，也是“社会人”，所以有些企业会提供很多健身房啊、咖啡厅之类的办公福利，也是营造更多的“非正式渠道”供成员更高效地工作。组织外传播就耳熟能详了，广告、公关、CIS。我对CIS的理解就是设计出一个logo啊，歌曲啊以加强对内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对外的形象树立（我竟然想起了国旗国徽和国歌。。。。）

第七章 大众传播

　　这一章对大众传播的概念和理解进行了一个界定，还在历史的维度进行了大众传播的演变分析，前面的讲述都比较空泛吧，最后的一节比较有趣，是关于大众传播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讨论，这里有积极和消极的两种态度，而且作者也在最后给我们介绍了信息环境的一些理论，其中包括很“拟态环境”、“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都是基于人们认知环境并改变环境的前提提出的理论，也很符合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大众传播的定义比较有意思，强调了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多么多么高大上，和社会上的很low的一般大众对比，“大众”这个词在西方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大众”往往和理性自主的“公众”二元对立，也就是“乌合之众”，所以早期的传播学研究都会把受众放在一个被动、消极的存在，其传播链也是单向性极强的。其次大众传播还强调大规模、产业化，这也就让大众传播像现在的流量明星一样，不仅有流量，还得想着法子把流量变现。

　　作者按照理论的成熟程度由低到高给我们介绍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拉斯韦尔的说法、赖特的补充、施拉姆的概括、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说法，其实这些理论的风格和这些大佬的人设是很有关系的，拉斯韦尔、施拉姆一般提出比较初级和开创性的理论，比如之前的传播模式的研究，拉斯韦尔单线，施拉姆简单的大众传播模式后来被日本人加以改进，拉扎斯菲尔德相对来说还是不那么把受众“大众化”的（在后面我们会看到他著名的“伊里调查”以及基于相对能动受众观的“政治既有倾向理论”和“选择性接触理论”），而且比较批判主义的（大众传播对人们的麻醉功能、研究儿童受到社会因素制约寻求媒介“代替的满足”）

　　我们把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作为两种极端的看法去了解：极端乐观、极端怀疑。乐观总是把大规模的传播当成民主的推动力，当成社会关系的连接力。库利更是一语惊人“印刷即民主”，其实把这句话改一下放在现代，变成“互联网即民主”，听起来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这和边沁寄希望于公共舆论和社会监督形成民主透明的政治一样乐观，这是一种极端的“善”，我们不妨从极端的”恶“来反驳之：在竭力愚民的政府体制下，如何形成公告透明的舆论环境？当政府信息公开变成意识形态的宣传，公共舆论是否有被操纵的可能？

　　怀疑主义是我比较喜欢的思考方式，批判并不是把人家批的体无完肤怀疑人生，也许这样的批判有点空泛，但总归要引以为戒。批判大众传播主要是批判他的媒介内容和他的功能定位。比如大众传媒要顾及普遍的大众需求，那就离不开”黄赌毒“（某产品经理好像说过最好推广的产品就要涉及这几样？）功能定位方面，比如说成为政府的舆论机器，成为金钱的奴隶。

　　郭老师在这一章还加了关于”信息环境“的论述，我感觉他是没其他的地方装”信息环境“，所以丢在这里啦，有点违和，但也可以和之前的联系。我们在看了大众传播这么多功能和影响力的时候，”信息环境“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大众传播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还是基于人的认知模式，这里就提出了”信息环境“的概念，然后引出了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其实豆瓣就可以理解为我们的拟态环境，我们观影的时候，会将豆瓣评分作为一个是否看这个电影的参考，然后再结合自身情况权衡去不去看这部电影，这就是人们基于信息环境分析后得出的观点、态度和行为结果，而我们的行为结果也会作用于拟态环境，豆瓣评分就有你的一票哈哈哈。”拟态环境的环境化“也好理解，有些人通过给电影刷分，让人们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好看，于是会有更多人参考这个分数，给了这个电影更多的赞美。

第八章 媒介技术与媒介组织

　　这一章观点的交锋比较多，还是基于上一章大众传播的巨大影响下，对媒介组织和媒介技术的辩证讨论。这里是几个关键问题：技术是“善”还是“恶”？技术决定社会还是社会决定技术？谈到媒介技术，就不得不提到麦克卢汉，作者介绍了他的两个核心理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他的很多预言都被产品经理们活化利用，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准确的，但我们也要注意，麦克卢汉也被神化了，至少我们有些老师会觉得麦克卢汉就代表着技术统领世界的预言之神，也有各种“电子乌托邦主义”。朝圣者们将之神化即忽略了朝圣者们自身的主动性和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对世界的把控，其实想想去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和转基因食品普及在科学家和民众几乎两极分化的立场，我们就不会对强大技术一味地顶礼膜拜了。关注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感慨，也有人在批判反思，日本学者们“电视人”和“容器人”的理论，似乎在通过技术之于人的初来乍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化活动，个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受到了影响，因为媒介的存在让“容器人”们与万事万物打交道时都惯于隔着一层膜，但我并不觉得这种不同于过去淳朴时代的界限感是由于日本学者对媒介的这样的奇特想象，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社会因素，更多地和社会的经济状态、政治制度有关，媒介的形态变换，说不定是人们的“果”，而非“因”。小靓仔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实在是不好理解文中提到的“网瘾症”，也许是自己见识浅薄，也许是自己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一同出生，将之视作平常之物，没有媒介技术发展变迁的沧桑感。但我经历了从人们对青少年使用网络的口诛笔伐，到青少年奋起反驳以杨教授为代表的网瘾偏见与虐待，再到国家意识到电子竞技带来的经济效益便大肆宣传，这三个阶段我觉得都有各自的立场，如果各执一方纠缠不清，很难得出理性的思考，书中对“网瘾”的阐述还比较客观，看完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学者们强调网瘾的点在于沉浸虚拟忽略现实的身心病态，而焦虑不已的家长们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媒介的形态上，这也是出于对新事物的无知引起的本能提防甚至是敌视，当然也有思维上的惰性。就像如今对网约车空前的制裁与批判，也有上面的原因在内。我只想说，能从“训练基地”杀出来的人，野外的人也就没什么威胁力了，所以更容易“吃鸡”。技术这里我讲了很多，也是因为传播学效果研究在现今的焦点就是探讨媒介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现在到了“文科生”对世界的影响——媒介组织对社会的作用。作者阐述了大众传媒的三个目标：钱、宣传、公益。钱为了活，宣传为了精神、公益是承担社会责任，为人民负责。后面关于大众传播影响的讨论，都是基于这三个目标。在传媒组织信息的生产过程中，卢因提出了“把关人”的概念，怀特把这个概念运用到新闻领域，把关人并不限于编辑和记者，还有无形的市场标准、组织规则和宣传标准等。说到宣传这个词，在西方国家的‘“宣传”有贬义之意，认为宣传破坏了个人的意志自由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就很常见且没有贬义，反而还有点自豪？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的新闻业就多么多么自由公正客观了，虽然CNN成天和特朗普撕逼，但它们也会受到资本和垄断集团等方面的制约，总之，不存在客观独立的新闻媒体，从大众媒体巨大的影响力就知道，它一定会被当成工具控制同时服务社会的。这一章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比较辩证地看待了一些值得辩论的问题，不论是媒介技术还是媒介组织对社会的两面影响，都有我们值得深挖的点，记住这样的思考模式，将之对应到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中去分析问题，想必收获会不少。

第九章 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这一章是上一章议论的延续，重在思维方式的建立。传播制度对社会的作用属于“控制研究”领域，以后梳理论文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分类。大众传播的影响力是不可小觑的，所以要建立一系列制度规范之，并让之为国家所用。作者在这一章讲了一些传播制度的规范理论：极权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下、社会责任理论下、民主参与理论下）社会主义社会的（渊源、苏联、我国）还有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制度的渊源都有一定的哲学依据，所以这一章也激起了小靓仔看哲学书的兴趣。这一章整体给我呈现的感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自由主义，新闻是不需要审查的，同时民众在和垄断资本干架，国家强调新闻媒介的公益性是一种缓兵之计。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肯定了新闻媒介的教化性（指导性），审查制度也要杠杠地立起来，也算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上下团结一心，同时还要关注新闻的经济效益。发展中国家对新闻的审查更加严格，还要优先本国文化的传播。（这样说仿佛我们国家不是发展中国家了）

第十章 社会转型与受众变迁

　　这一章主要讲的传播学里受众观的变化，还介绍了大众社会理论和与之对立的分众理论，前者强调受众是乌合之众，后者强调受众的能动性和不同需求。还有著名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这在现在看起来平平无奇，对当时打破大众社会理论的受众观可是开创性的，同时它也矫正了“有限效果论”里媒介的无力，反驳意义大概就是：世上所有的内向，都是因为聊错了对象。这一章比较简单，了解一定的受众观发展（作为乌合之众、作为市场、作为权利主体（虚）），为受众翻身农奴把歌唱。

第十一章 传播效果研究

　　传播效果研究一直是传播学的重中之重，谈到传播，我们也多会着眼于传播效果的讨论。这一章讲了传播效果的研究领域、研究历史、以及效果如何产生，又受到什么制约。传播效果作用于受众主要由三个层面：认知、态度和行动，引申开来就是作者说的：环境认知、价值形成和维护、社会行为示范。突然想到了伦理学里的一些道德分析也是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比如当你看到救陌生人结果自己牺牲的新闻，你会觉得这是一件道德高尚的事情，但你觉得那个人太傻了，为什么不报警什么的，所以自己不会那样做，这就是在道德判断上产生的三个效果。

　　在这三个层面上还加上了时间维度的考察，戈尔丁对大众传播的划分就是基于时间和能否预期两个维度。传播效果的研究经历了从“魔弹论”到“有限效果论”再到“宏观效果理论”的发展，视角越来越宏观且系统，给我的思维方式上比较有启示，我们不能满足于片面的强调，但为了系统而不假思索地追求中庸，以辩证搪塞之，其实也是一种懒惰，应该理清的是不同倾向背后的视角，以及这样的视角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思考意义。

　　比如“魔弹论”在当时的风行和战争的特殊环境以及大众传媒的初尝甜头有关系，和当时本能心理学理论的弥漫也有关，“魔弹论”当然是唯意志论的、夸张的，但我们由此也重视了信息的传播效果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应该被合理管理，如果再回到战争那样的极端年代，“魔弹论”也许就不是现今这么不堪一击了。

　　“有限效果论”是“魔弹论”的反转，这个时期主要考察了一些传播效果产生的机制，比如拉扎斯菲尔德的“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罗杰斯提出的“信息流”和“影响流”，用到“流”这个词，和之前直直发射的“子弹”对比，实在是羸弱的多，并且流的方向不是一根直肠通大脑的一步到位，而是散漫流向多级。经由人际传播等各个环节才给受众。这样的视野背后不仅是效果受到制约，也暗示了受众地位的崛起。

　　“有限效果论”的研究进行了实证考察，听起来好像有那么点道理，但我们之前也看到郭老师剧透了，大众传播作用效果的三个层面之认知层面，如果媒介在受众的认知成长过程就进行干预，那么长出来的受众认知真的是自己原生独立的吗？这是有限效果论忽略的一个方面，以及拉扎斯菲尔德和霍夫兰他们做的研究都是微观的，时间较短的即刻效果考察，所以肯定难以发现宏观和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今的宏观效果理论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具体的研究会在下一章呈现。

　　传播效果的研究领域不仅仅着眼于单一的效果如何，还会看传播效果与其他变量的互动，比如和传播主体的关系、和传播对象的关系、和传播技巧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维框架。捞一下传播效果研究领域的几位大佬：一个拉扎斯菲尔德：意见领袖，还有卡尔霍夫兰的一系列实验法研究，他的劝服研究大礼包，很有广告宣传的实用性。休眠效果、一面提示两面提示、明示与含蓄、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情、恐惧诉求这些传播方式与对应的效果，广告里case应该很多。

第十二章 几种主要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

　　这一章是我real喜欢的一章了，花了好几天看了好几遍，把书本的每一句话都吃透，这几个理论都在从不同过程说明大众传播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但我们看完这一章，一定要谨记系统的分析方式和避免把大众传播的影响力绝对化。

我对这一章各小节标题的重新命名

　　如上，结构已经非常清晰了，我在后面就分享一下各个理论对我的一些启发吧。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大众媒介对客观现实并非“镜子式”的反映，它们会通过报道规模、顺序等方面强调或淡化某一个事件，从而形成大众的议程，影响着我们对重要性的认知判断，这种对事件的强调和淡化，一方面是媒介内部组织的信息处理规范、报道方针等，也有社会文化的规范和媒介载体版面的要求；另一方面就是巨大的“阴谋”了——占统治地位的信息源（你懂我意思吧）它们会利用大众传播的影响力操控舆论（详见第九章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所以说，议程的设置（我国用舆论引导更贴切）是传播媒介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学关系。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博弈。作者还探讨了网络传播环境下议程设置是否被削弱的问题，我们可以自己多联系事件，多琢磨琢磨。

　　“沉默的螺旋”理论：出现在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舆论”、“社会皮肤”，是沉默的螺旋理论最贴切的表述了，传统对“舆论”的理解是把它作为政治民主的体现，强调理性公开的自由讨论从而达成共识，有点像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说的那样理想，诺伊曼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舆论的理性提出了挑战：舆论真的是理性的吗？与其说舆论是一种理性共识，不如说舆论是人们感知意见气候的体现，在网络环境中，我有时也会被支持率最高的观点雷到，比如由于欢的辱母杀人案提出的杀人犯无罪，甚至要修改法律条文，而支持这样的大多数人，有几个能完整地复述出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呢？从诺伊曼的角度去理解舆论，我们会发现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强大影响，它都能大多数人沉默，甚至是倒戈相向。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诺伊曼的理论建立在“人们都害怕被孤立”的前提上，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环境，多数意见不会以压倒性的优势消灭了少数意见，而少数意见如果有影响力强大的中坚分子，也很难被扭转，甚至少数意见会被反转。这个理论对我们的启示：似乎要把我们都囊括进去的舆论也许并非事实上的多数意见，或者多数人的想法，我们要警惕舆论对我们独立认知判断事物的影响，不能轻易被卷入风里去。

　　“培养分析”理论：这个理论强调大众传媒对我们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格伯纳认为，大众传播根据客观现实有偏差地构建符号现实，我们浸润在大众媒介的环境中，从符号现实感知客观现实，从而形成我们的主观现实。基于这样的观点，“培养分析”研究的是大众传媒倾向性带来的社会后果。比如说媒体经常报道女司机出车祸，会给大多数人造成大多数车祸都是女司机造成的印象，实际上女司机引起车祸的比例明显小于男司机，媒介扩大了我们的认知偏差，造成了刻板印象。“培养分析”研究与“制度分析”研究、“讯息系统分析”研究一起构成了文化指标研究，思考大众传媒倾向性为什么形成？是制度制约，还是符号建构的价值体系？以及影响人们感知世界而带来的具体社会结果。

　　“框架效果”理论：这个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有点像，我觉得，议程设置理论是开创性的，它指出了媒介并非镜子式地反映现实，并且通过设置议程告诉大众想什么，而“框架效果”是“议程设置”的进阶，议程设置理论说：新闻的生产需要固定的信息处理规范和符号编排机制，另一方面也有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博弈，“框架”更加明确地说明了这种机制是什么，“框架”和“认知基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基于“框架”理论的研究多用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法，找出文本背后的倾向性和意识形态。但值得注意的是，“框架”的加工机制必须要和受众的框架形成友好的互动，才能有很好的传播效果，换句话说，精准的“建构”还要配匹配的“解构”。我突然想起快手上哭着唱情伤歌曲的自拍视频，我看后毫无波澜，甚至有点尴尬，但评论区基本都是真情实感地与之共鸣，这说明我不是这个视频的同向“解构”者，有时候还会像旁观者一样，戏谑、消费建构者与同向解构者的互动。

　　“知沟“理论：这个理论是我最喜欢也觉得最有实际教育意义的了，因为它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平等主义，媒介的存在应该是普及众生，提供让个人实现价值和社会进步的信息和指引。它想消灭阶级上的信息不平等（“知沟”），从而防止阶层距离拉大造成的阶级固化。但我又觉得这个理论太模糊，既然“知沟”是知识上的差异，那么你该怎么去定义知识呢，所以这个理论一直有很多分歧，比如“上限效果”假说对它提出的异议，如果知识是特定领域的某个知识，那么这个知识一定是有上限的，越接近天花板获取知识的效率就越低，后来者也能跟上。就好像《三体》里危机纪元年代，囿于基础物理学知识已经饱和，科技发展很难再进步飞快。但是从整个社会的总知识来看，似乎不存在饱和，个人也难以接近总知识的饱和。不过这种平等主义的理论对现实的实际应用也很有启发性。比如“数字鸿沟”理论的衍生，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们在使用互联网时的差异，不管是物理条件层面，还是技能和动机，优秀的资源似乎一直为高阶层人士服务。我自己对此深有其感，上了大学以后，我才慢慢地发现身边那些优秀的同学，对新媒介的理解和操控已经比我熟练太多，我甚至还停留在智能手机的频繁使用会带坏自己的想法上，殊不知人家熟练地运用智能手机结合各种高效的搜索引擎和生产工具，更快更好地帮助自己获取信息、学习知识。这也是自从我买了好用的笔记本后，才真正体会到生产工具和使用技能的改变会给你带来多大的时间效益和学习效率。但是我也会怀疑，我们是否夸大了媒介工具的先进性给我们带来的效益，以至于被先进媒介所绑架，或者是我们的惰性使然？比如健身装备不买齐就不运动（这就是我）另一个比较有启发性的就是国外的媒介素养教育了，对于媒介的态度：它给我们提供了三个视角：保护主义的隔离（小孩子不要看哦），引导辨识批判的能力（了解一下媒介的倾向性），培养作为传播者的能力（参与信息生产，提高能动性）

　　“第三人效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它提醒我们，受众对大众传播的反馈有时不是自己直接反馈到传播者的，而是经由对“他”人媒介接触反应的设想，反射给自己的行动的。从反馈环节的转折反映了受众对媒介认知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也许你我都识破了媒体在散播焦虑或者说教，自己不会中招，但比人肯定会中招的心理，便是第三人效果的体现。第三人效果有着自我强化的心理动机，说白了就是一种优越感，鄙视链也是在这样的优越感上产生的，同时这样的优越感也会产生一种保护主义，比如对电视内容的审查，有时候也会是一种自作聪明，比如抢盐事件。但是第三人效果也是出现在具体情境中的，切不可当成解释一切现象的万金油，毕竟，第三人效果也是出于一种心理动机，把心理动机看成引发事件的绝对，那就太本能心理学了，就像“魔弹论”一样有失偏颇。

第十三章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我对这一章最初的理解是：这一章的“小白鼠”，从“人”变到了“国家”，再在国家和国际、全球的互动系统下来分析和研究，作者主要强调了全球传播技术的普遍带来的不仅是技术进步的成就感，也是各种国家或联盟等主体，通过跨国传播机制和策略，将国际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矛盾加以放大，尤其是传播强国对传播弱国的支配与控制，弱国渐渐注意到了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别人的传播工具更强大，弱鸡的自己连本土的传播资源也会被强国掠夺，所以弱国发出了一次次呼吁与声明，希望建立公平统一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保障每个“小白鼠”的基本利益。学者们也在研究信息的高度垄断以及它带来的后果，怎么在传播大国控制支配传播弱国下，找到具有现实意义的办法维护每个国家的基本利益。

　　这章对我来说难度有点大，传播政治经济学想要说明的问题太过于抽象——谈论国家、政党、主权之类的，谈论意识形态的斗争与经济政治文化的互相勾连......我每次都把这些宏大的抽象概念置换成微观的、实体的人的维度去理解，然后必须回到这个抽象概念，因为从微观理解宏观必定有失偏颇，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去厘清各种概念。这一章的抽象概念很多，但作者似乎并不同情我这种理科狗在政治学科上的涉世未深，我甚至刚刚才发现我潜意识里一直把“国家”和“政党”混淆，以至于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传统界限。总之我建议大家看的时候，哪怕是第一遍看书，也要多看几遍，多问问自己：自己到底能不能掌握这一章、一小节，甚至是这一段、这一个词反映了什么、强调的点在哪里、作者整体的意图是什么，只有把握了作者意图或者这个章节整体的思路和风格，你才不会被“地缘政治”、“殖民时代”、“帝国主义”这些词淹死（反正我是够呛），以至于找不到这一章放在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原因和具体研究问题。

　　作者先讲了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的概念，首先二者都有非常强的政治性。国际传播是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强调“国家”为代表（脑子里虽然知道是国家，但我还是没有把“政党”区分出去）一般来说，国际传播会通过大众媒介输出本国的形象与立场，同时对内输入国外的一些信息，所以国际传播不仅是把自己宣传出去，同时也有国家感知外界环境的功能。全球传播包括国际传播，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国际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而全球传播就是世界社会信息系统的运作了，带有大众传播控制与支配的“原罪”。全球传播体现了这样一幅图景：信息传播强国在全球化的潮流下，通过各国信息传播能力的巨大差异带来的信息流通不对等，间接地控制和支配信息传播能力弱的国家，使之成为一种信息形态的殖民与掠夺。

　　那信息弱国肯定不干啊，我好不容易才解放，你这一搅和，我又得回到解放前被强国牵着鼻子走的局面。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一次次呼吁建立“公平、合理的新世界传播秩序”，于是就来了一场和发达国家的持久论战，弱国的力量集结起来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从不结盟国家发出《阿尔及尔宣言》点破了信息流通的不对等，撕破了强国“信息自由”的面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盘后为了妥协双方而发出的《大众传媒宣言》，再到代表发展中国家取得胜利的《麦克布莱德报告》和西方国家不服安排的《塔罗瓦尔宣言》。我看下来真的非常凌乱，这就像你在立场对立的人群里想通过讨论来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规范秩序一样困难，不论是信息世界的平权，还是性别上的平权，永远是路漫漫而修远兮，敢于发出声音总会有效果，会给我们许多值得思考与借鉴的视角，但是我们不能把权利的平等，寄希望于通过呼吁唤醒人们“共同体”的责任，奔走呼号的同时，自身的实力也要快快强大起来呀。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研究的重要问题，主要是意识到新闻价值的政治倾向性，意识到信息主权问题和文化帝国主义问题。信息主权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在过去，每个国家都会有抵御外界攻击的各种各样的“长城”，比如边关军事守卫，还有海关检查呀，总之海陆空都要保护起来，就像人体的免疫机制一样。通过这些“长城”，可以保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同时也保护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权。而现在跨国传播技术的崛起，比如说卫星呀，互联网呀，是可以越过以前的这些“长城”，外界可以通过这个形式影响到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主权，如果不加防卫，那么我们国家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就会被动摇甚至是被破坏。所以，建立信息的“长城”迫在眉睫，这样的“长城”体现的就是信息主权。

　　信息的“长城”不仅是简单地划清界限：即管理信息在国家的输入和输出。这种界限本身也体现了对本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权利，比如本国文化的保护，对于国家里的人民来说，也是在加强一种对国家团结的认同（所以我喜欢用“长城”这个词来理解信息主权的功能）同时，信息主权是相对于国际来说的，所以有些国家建立了封闭性极强的信息“长城”，其实也是拥有信息主权的体现，这体现了国家拥有自主确立本国的信息生产与流通制度的权利。所以三月半的国家虽然很神奇，但我们还是得尊重别人规定信息制度的信息主权，而且从信息主权对国家独立性影响的角度来看，这也有它的道理。信息主权对我的启发在于，反主流、反统治、大逆不道的小靓仔我，终于从另一个积极的层面——全球传播的角度，瞥见了我国信息制度的设立也有其合理性，也是我国信息主权的体现。这样的“长城”，真是让我又爱又恨啊，保住了我和我家人平安生活的基础，却也给我带来很多思想和行动上的桎梏，所以我必须必须必须变得勤奋而博学，带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去解开困扰我的一个个问题，甚至能让别人也受益，那真是太好了。

　　最后想提一下文化帝国主义问题，其行为主要体现在，靠着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以软性方式进行强国的文化扩张与支配，核心思想便是同化二字——破坏全球文化的多样性，让其他的文化都在自己文化的渗透掌控下。这对整个文化生态肯定是极其有破坏力的一种想法，很像过去统一天下，统一思想的皇帝老爷子，我们能怎么办呢，那当然是警惕的同时变强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帝国主义给我带来另一种思考，那就是文化生态的变化和抗衡，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弱小的一方遭到不平等的对待其实是人人为己之势，也就是必然的，但我们不能因其必然任其发展而让不平等加剧，当整个生态被破坏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样的说教真的很干巴巴，但不管是从国际的维度来看，我是仰视美国等强国的人，我要保护我们国家自己的文化；还是从国内的维度，此时此刻我是一个站在主流文化高地的俯视者，我也应该默许那些未曾触碰道德底线和法律的亚文化，让之独立存在。（可能是最近看了“大春哥”的人物故事，我会有这样的感想。虽然现在很多人对“女装大佬”从偏戏谑的说法转向了包容的态度，但我不希望大家从“女装大佬”这样的泛娱乐化形式来包容默许不一样的存在，我想强调的是独立性）

第十四章 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

　　这一章比较简单系统地为我们介绍了传播学的发展脉络上，那几个“大写的人”，关于社会观完全对立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也介绍了一番，其实把批评学派和经验学派的相爱相杀整篇看下来，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三观不正的对错，多是利弊的权衡，可惜郭老师没有说批判学派的局限性，对经验学派的讲述也更加侧重，这也和整本书的风格相符合，传播学很多开疆辟土的理论多是经验学派的成果，但批判学派也一直在提醒我，尽管传播学是一门让人头脑焕然一新的学科，但千万不要忘了传播学的原罪，学习传播不应该为了支配别人而让自己变得聪明；尊重大众的多样性和能动性，缩小信息社会带来的数字鸿沟，才应该是我学习传播学的宗旨。

　　我们先来看看起源，传播学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基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对信息传播的研究是必然的，加上世界大战中对宣传带来的实际效益，让人们更快地聚焦于传播学研究，这是传播学诞生的产房，也是它要永远承载的原罪——改变或强化人的认知、态度甚至是行为。而且传播学一出生就有较好的营养供给：社会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学科都为传播学提供了诸多借鉴，传播学缓慢地摸爬滚打的时间便得以减少。

　　作者先给我们阐述了传播学思想源流的提供者，此时的传播学还是形成了即将出生的方向，只是顺口一题的亮点，然后是奠基人和学科建设者，传播学成为一个学科离不开这些大佬的努力，最后还说到了传播学的两位“工程师”，如果说思想源流的提供者为传播学注入血液，那么信息论和控制论为传播学建构了骨骼。先看思想源流，我对于这几位大佬的理解都在于他们的职业或者哲学倾向，比如塔尔德，他本身是一位法官，也是社会心理学模仿理论的创始人，联系到社会心理学，就会想到人在社会互动中形成自我，塔尔德认为，社会互动的大多数形式是复读机，呸，是模仿，而模仿的渠道便是传播。

　　其实现在看互联网上关于“复读机”的调侃，我觉得，模仿不仅通过传播而实现，还能被传播的强度加以放大，联系到“六学家”戏谑的解构带来的重复的快感和群体归属的认同感，再回到塔尔德的观点，就可以大胆猜测：人类的四大本质归根结底是人们社会互动和群体认同的过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六学家”最初对“复读机”的戏谑式反向解读，也就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不满和嘲讽（嘲讽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不明白自身权力的来源于社会的支持和认同，却还像“两开花”一样狐假虎威式的傲慢自大和无知）可以看出网友最初的戏谑背后，藏有对现存某些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但到了后来却演变成一种更侧重娱乐向、轻松向的解读意味——“复读机”和羡慕但止于羡慕的美好“柠檬精”、普遍拖延而自嘲的“鸽子精”、口体不一致的“真香怪”并驾齐驱，好像少了点当时藏有批判色彩的反向式解读，多了一点一呼百应的娱乐狂欢。

　　再回到塔尔德，他还对“舆论”和“公众”有着很清晰的界定和阐述，同时从政治民主的角度对舆论寄予理性的期望，不仅是塔尔德，还有许多哲学向的学者都会用政治哲学的视角看待舆论，包括后面看的批判学派的哈贝马斯，同时我们可以联想到前面看“沉默的螺旋”理论，是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从社会控制的视角认为，舆论并非开放的理性，而是个人感知意见气候的“皮肤”，也是维持整合社会的“皮肤”。

　　塔尔德这里说的比较多，齐美尔是最早研究群体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的学者，当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时，一般会具体分析这个人的各种生理、心理要素，而齐美尔认为分析一个人的行为应该聚焦于这个人在传播网络中的位置，也就是与他人的关系。分析传播以得其人的观点背后反映了这样的前提：人的行为决策很大程度会受到他与他人传播关系的影响。

　　比起欧洲的思想源流，美国的思想源流更多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有讨论社会效果，也有将传播视作变革的工具。

　　作为教育学家的杜威便有造传播之工器以改造天下的观点，强调大众传播是变革社会的重要工具，他自己也创办了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报纸，但因经营困难而停刊。

　　库利这个人之前已经在人内传播出现过：“镜中我”，还提出了“初级群体”对个人社会化的影响力，他是最早系统研究传播现象的人，但多关注人际传播，而非大众传播。

　　帕克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领袖，同时拥有新闻工作经验和学术研究能力，他对传播的理解多侧重于个人依靠传播推测他人的态度和看法，从而达成社会互动，并且高明地指出了新闻是社会上个人讨论的素材，这没有强调新闻提供新近信息和观点的功能，而是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新闻的又一作用，所以从这个定位去理解“议程设置”理论，也就不难理解议程设置对社会的影响力了。

　　米徳老爷子，也是一个强调人内传播的首尾连接社会的互动性，“主我”和“客我”从而形成人的自我，这种划分比较偏心理学，但米徳更想强调的是二者的不断互动，以及对外界的互动作用于“自我”的形成，这与齐美尔的判断一个人的行为要从他在传播网络中的位置的观点有一定联系。

　　李普曼是政治学家和新闻工作者，主要提出了“拟态环境”和“刻板印象”，你会发现老李和前面那些大佬相比，他的野心更大了，前面的人也只是说说人内、人际传播在人和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影响，李普曼直接着眼于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拟态环境”的提出更是“培养”理论的认知前提，而且大众传播维护强化着“刻板印象”是我们都能切实感受到的。

　　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他们四个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了早期微观的传播效果研究上，拉斯韦尔的5W模式对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意义重大，也是一种很适合分析一个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卢因的贡献主要在于“把关人”理论揭示信息传播过程内在的控制机制，区别于许多通过调整外在变量测试传播效果的研究，比如霍夫兰的说服效果实验。霍夫兰将心理实验法引入传播学，考察严格控制实验条件的环境下短期微观的传播效果，得出与传播效果的形成有关的条件。拉扎斯菲尔德的“伊里调查”得出了“两级传播”和“意见领袖”的理论，他和霍夫兰的研究也在推动着从“魔弹论”到“有限效果论”的转变，拉扎斯菲尔德也为传播学研究方法做了改进的贡献，他惯用的套路就是抽样调查一类的量化分析法。学科开创者施拉姆，主编了传播学最早的一批教材并进行推广，他数次访华，为我国传播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同时关注国际传播、第三世界与传播的关系，这点来看他还是很有国际主义的，而且别忘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提出大众传播的模式、三大功能，同时研究了儿童和媒介接触的关系，认为儿童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得不到满足，就会寻求媒介的接触以获得“代替的满足”。

传播学的主要分为两大学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种学派的范式基本上是对立的，在社会观上也是如此。经验学派强调用精准客观的量化的方法做研究，而批判学派认为量化方法不可能客观，而且还是一种结构功能主义，人作为被观察的对象被扁平化，忽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不仅没有人文主义关怀，还难以上升到宏观地维度去反思传播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关系。经验学派整体的倾向是偏右的，媒介的竞争和发展是自由的，受众的选择也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应该在维护现存制度的前提下管理改良社会。而批判学派偏左，他们认为经验学派的思想前提就是错的，拿自由回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打着改良社会的幌子进行操纵与愚民，大众传媒成为了支配阶级洗脑的工具，大众由此将支配阶级的特殊利益当作所有人的普遍利益，从而沉浸于自由的幻想。批判学派还细分为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学派和哈贝马斯的批判学派。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侧重点不一样，我也在下图做了归纳，因为郭老师对批判学派的阐述较少，那小靓仔也就不过多赘述了。预告一下小靓仔后期还会专门把批判学派拎出来打

　　《传播学教程》读后感(五)：《传播学教程》主要内容总结

　　前言：由于《传播学教程》这本书介绍的内容相对比较客观，因此我在这里仅仅只是将我认为的书中的重点内容总结下来，以供我自己和其他人参考。

一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传播与信息

　　广义的信息概念认为，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它在物质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表述它所属的物质系统，在同其他任何物质系统相互作用（或联系）的过程中，以质、能波动的形式所呈现的结构、状态和历史。

　　在这个概念下，一切“表述”（或反映）事物的内部或外部互动状态或关系的东西都是信息。自然界的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生物界的扬花授粉、鸡叫蛙鸣，人类社会的语言交流、书信往来，都属于信息传播的范畴。根据信息系统和作用机制的不同，有的学者把信息分为两大类，即非人类信息和人类信息；也有的学者将其分成三类，即物理信息、生物信息和社会信息。这里的社会信息，指的是除人的生物和生理信息以外的，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有关的一切信息。

　　而社会信息是传播学考察的主要对象，毕竟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类的社会信息及其传播活动。

　　社会信息，指的是人类社会在生产和交往活动中所交流或交换的信息。同时社会信息及其传播又有其他信息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质，它就是它伴随着人的精神活动。

　　我们知道，自然信息的传播通常表现为一定的物理或生物条件的作用和反作用，满足了一定的条件，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应。而社会信息则不同：

第一，它并不单纯地表现为人的生理层次上的作用和反作用，而且伴随着人复杂的精神和心理活动，伴随着人的态度、感情、价值和意识形态；第二，即便是作为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符号系统本身，也是与物质劳动密切相关的精神劳动的创造物，人对符号意义的赋予和解读，与人的社会属性是分不开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社会信息看做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符号和意义的统一。社会信息的传播，具有与其他自然信息不同的特殊规律。

传播的定义和特点

　　社会互动理论的创始人库利认为：传播指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存的手段。他突出强调了传播的社会关系性，把传播看做是人与人的关系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基础。

　　符号学的创始人皮尔士认为传播即观念或意义（精神内容）的传递过程，而观念或意义只有通过“像”或者符号才能得到传达。他更强调符号作为精神内容的载体在传播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人类社会传播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社会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将单人或少数人所独有的信息扩散为多人所共有的过程。同时，这里的共享概念意味着社会信息的传播具有交流、交换和扩散的性质。

　　第二，社会传播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关系是人类传播的一个本质属性，通过传播，人们保持、改变既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第三，从传播的社会关系性而言，它又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这就是说，信息的传递总是在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进行的，任何一种传播——无论其参与者是个人、群体还是组织——都必然是一种通过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而展开的社会互动行为。

　　第四，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信息的传播要经过符号这个中介，这意味着传播也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符号化即人们在进行传播之际，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意义）转换成语言、音声、文字或其他形式的符号；而符号解读指的是信息接收者对传来的符号加以阐释、理解其意义的活动。反馈也包括在符号解读基础上的再次符号化活动。共通的意义空间，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传播过程本身就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导致误解。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第五，传播是一种行为，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行为、过程、系统是人们解释传播时的三个常用概念。当我们将传播理解为“行为”的时候，我们把社会传播看做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在此基础上考察人的传播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的关系；当我们把传播解释为“过程”的时候，着眼于传播的动态和运动机制，考察从信源到信宿的一系列环节和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关系；当我们把传播视为“系统”的时候，我们是在更加综合的层面上考虑问题，这就是把社会传播看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的集合体”，不但考察某种具体的传播过程，而且考察各种传播过程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引起的总体发展变化。

社会传播的基本类型

　　传播学通常把社会传播区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即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这五种不同的传播类型实际上也是五种不同的传播系统。传播系统，也称为信息系统。

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阶段

　　根据媒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人类传播活动区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口语传播时代；（2）文字传播时代；（3）印刷传播时代；（4）电子传播时代。不过，这个历史进程并不是各种媒介依次取代的过程，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的进程。

二 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

　　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由以下要素构成：

　　（1）传播者。又称信源，指的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即以发出讯息的方式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在社会传播中，传播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

　　（2）受传者。又称信宿，即讯息的接收者和反应者，传播者的作用对象。作用对象一词并不意味着受传者是一种完全被动的存在，相反，他可以通过反馈活动来影响传播者。受传者同样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

　　受传者和传播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角色，在一般传播过程中，这两者能够发生角色的转换或交替。一个人在发出讯息时是传播者，而在接收讯息时则又在扮演受传者的角色。

　　（3）讯息。讯息指的是由一组相互关联的有意义的符号组成，能够表达某种完整意义的信息。讯息是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社会互动的介质，通过讯息，两者之间发生意义的交换，达到互动的目的。

　　（4）媒介。又称传播渠道、信道、手段或工具。媒介是讯息的搬运者，也是将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连接起来的纽带。现实生活中的媒介是多种多样的，邮政系统、大众传播系统、互联网系统、有线和无线电话系统都是现代人常用的媒介。

　　（5）反馈。指受传者对接收到的讯息的反应或回应，也是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作用。获得反馈讯息是传播者的意图和目的，发出反馈讯息是受传者能动性的体现。反馈是体现社会传播的双向性和互动性的重要机制，其速度和质量因媒介渠道的性质而有不同，但它总是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几种主要的传播过程模式

　　（1）传播过程的直线模式：

　　在传播学史上，第一位提出传播过程模式的是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1948年，他在一篇题为《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并按照一定结构顺序将它们排列，形成了后来人们称之为“5W”模式或“拉斯韦尔程式”的过程模式。这5个W分别是英语中5个疑问代词的第一个字母，即：

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拉斯韦尔"5W"模式

　　除此之外，香农和韦弗在《传播的数学理论》一文中也提出了一个过程模式，称为传播过程的数学模式或香农—韦弗模式。

香农—韦弗模式

　　由于香农—韦弗模式描述的是电子通信过程，而且是一个直线单向过程，缺少反馈的环节，如果把这个模式完全应用于人类的社会传播是不行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传播中，传播的双方都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互动是社会传播的本质特征，离开了反馈便不能说明这种互动性。因此在考察人类的社会传播活动，反馈的因素和环节便不容省略。

　　（2）传播过程的循环和互动模式：

　　如上所述，直线模式在阐述人类的社会传播过程之际具有明显的缺陷：

它容易把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关系和作用固定化，一方只能是传播者，另一方只能是受传者，不能发生角色的转换；而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这种转换是常见的，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直线模式缺乏反馈的要素或环节，不能体现人类传播的互动性质。

　　认识到直线模式的这些局限性，一些传播学者又开发出了其他类型的过程模式。比如以下的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的循环模式：

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的循环模式

　　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的循环模式强调了社会传播的互动性，并把传播双方都看做是传播行为的主体，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模式也有其本身的缺陷。首先，它把传播双方放在完全对等或平等的关系中（至少从模式本身看来是如此），则与社会传播的现实情况有不符之处。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传播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传播资源以及传播能力等方面通常存在着差异，这种完全对等或平等的传播关系与其说具有普遍性，不如说是极少见的。其次，这个模式能够体现人际传播特别是面对面传播的特点，却不能适用于大众传播的过程。

　　施拉姆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于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又另外提出了一个大众传播过程模式。

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

　　构成传播过程的双方分别是大众传媒与受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传达与反馈的关系。作为传播者的大众传媒与一定的信源相连接，又通过大量复制的讯息与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相联系。受众是个人的集合体，这些个人又分属于各自的社会群体；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都保持着特定的传播关系。施拉姆的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传播过程的相互连结性和交织性，已经初步具有了系统模式的特点。

　　除施拉姆之外，较全面地提出传播过程互动模式的还有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

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

　　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是在香农—韦弗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克服了前者单向直线的缺点，明确补充了反馈的要素、环节和渠道，使传播过程更符合人类传播互动的特点。与此同时，这个模式还拓展了噪音的概念，认为噪音不仅对讯息，而且对传达和反馈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要素都会发生影响，这一点加深了我们对噪音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不仅如此，这个模式的适用范围也比较普遍，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传播过程，都可以通过这个模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说明。

　　当然，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严格地说起来，这个模式也没有超出从过程本身或从过程内部来说明过程的范畴。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事物的运动过程不仅仅取决于过程的内部因素或内部机制，还会受到外部条件或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在德弗勒的模式中，唯一提到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是“噪音”，但是，影响传播过程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因素的全部复杂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噪音”概念所能说明的。

三 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也称内向传播、内在传播或自我传播，指的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如果我们把个人看做是社会传播系统中的个体系统，那么人内传播便是个体系统内的传播。社会是由作为意识和行为主体的个人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体系统之活动的人内传播也是一切社会传播活动的基础。

　　人内传播具有典型的系统性，这主要表现在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它既有信息接收装置（感官系统），又有信息传输装置（神经系统）；既有记忆和处理装置（人的大脑），又有输出装置（发声等表达器官及控制这些器官的肌肉神经）；人的身体既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又与自然和社会外部环境保持着普遍联系。人内传播正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组成部分所构成，执行个人信息处理功能的有机整体。

作为能动的意识和思维活动的人内传播

　　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人内传播不外乎个人内部的意识、思维或心理活动，这个过程是由以下几个主要环节或要素构成的：

　　（1）感觉——分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觉是人通过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对事物的个别信息属性如颜色、形状、声音、气味、软硬、凉热等做出的反映，是人内传播的出发点。

　　（2）知觉——即感觉的集合，或在感觉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分散的个别信息属性进行的综合。知觉的过程，就是对事物整体的感性信息进行综合把握的过程。例如，我们关于西瓜这种水果的知觉，就是对西瓜的形状、颜色、味道等各种单一的感性信息属性的综合认知。

　　（3）表象——记忆中保存的感觉和知觉信息在头脑中的再现。例如，我们过去接触过西瓜，头脑中留有关于西瓜的各种特性的记忆，以后提到西瓜时，我们头脑中也会出现西瓜的形象或映象。

　　（4）概念——对同类事物的共同的、一般属性的认识。概念包括外延和内涵，前者是同类事物的范围或集合，后者是对同类事物特征和本质属性的认识。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和工具，有了概念，人类才能进行抽象思维。

　　应该指出的是，表象和概念在人内传播的过程中通常是作为有意义的形象符号和语言符号出现的，因此，人脑中的信息处理过程，同样是一个驾驭和操作符号的过程。

　　（5）判断——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或关系进行定性的思维活动，它是在驾驭表象和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传播学中，判断意味着对思考的对象事物有所断定和做出结论，这是人们决定态度和行为决策的基础。

　　（6）推理——从已知的事物属性和关系中推导出未知的属性和关系的思维活动。推理是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若干个判断之间建立或发现合乎逻辑、合乎规律的关系，得出新的判断和结论，就是推理的过程。因此，推理也是“从已知中发现未知”的创造性思维活动。

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人内传播

　　关于人的自我的看法是不同的。唯心论者认为，人的自我是绝对精神的体现，是一种孤立的事物，其代表性的观点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这种观点下，自我完全是一种超社会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东西，他人的存在受到无视和否定。但是，近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自我并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相反，它是在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中形成的，自我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互动性，而自我的社会性和互动性也体现了人内传播的社会性和互动性。

　　（1）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在研究人的内省活动时发现，自我意识对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自我可以分解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一方是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I），它通过个人围绕对象事物从事的行为和反应具体体现出来；另一方是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me），它是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性的体现。换句话说，人的自我是在“主我”和“客我”的互动中形成的，又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体现。

　　米德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就是在这种“主我”和“客我”的辩证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的。“主我”是形式（由行为反应表现出来），“客我”是内容（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客我”可以促使“主我”发生新的变化，而“主我”反过来也可以改变“客我”，两者的互动不断形成新的自我。

　　（2）布鲁默的“自我互动”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布鲁默在1969年出版的《象征互动论》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人能够与自身进行互动——自我互动。他认为，人是拥有自我的社会存在，人在将外界事物和他人作为认识对象的同时，也把自己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人能够认识自己，拥有自己的观念，与自己进行沟通或传播，并能够对自己采取行动。

　　布鲁默指出，这种与自身的互动——“自我互动”在本质上来说是与他人的社会互动的内在化，也就是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在个人头脑中的反映。不过，自我互动并不是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在头脑中的简单再现，而是具有独自的特点。换句话说，在自我互动过程中，人脑中会出现关于他人期待（如妻子期待自己是个好丈夫，子女期待自己是个好父亲、上司期待自己是个好部下等）的印象，这些期待具有一定的意义，个人会考虑这些期待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是，个人又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这些期待的，在人内传播的过程中，个人会沿着自己的立场或行为方向对他人期待的意义进行能动的理解、解释、选择、修改、加工，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加以组合。经过这个过程的他人期待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他人期待，它所形成的自我也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一个新的行为主体。

　　布鲁默的“自我互动”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传播与个人的自我的关系。它告诉我们，人不但与社会上的他人进行传播，而且与自己本身进行传播，即自我传播。自我传播同样具有社会性，它是与他人的社会传播关系在个人头脑中的反映。自我传播对个人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自我传播，人能够在与社会、他人的联系上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不断实现自我的发展和完善。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内传播并不是孤立、封闭和绝对的“主观精神”的活动，而是一个与人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活动，人内传播在本质上是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反映；与此同时，这种反映又不是对社会关系或实践的消极、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种具有独自的特殊规律的能动的、创造性的活动，人内传播反过来会对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

四 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人际传播与人内传播紧密相连，但又与人内传播不同，这表现在人内传播是一个行为主体（个人）内部的信息活动，而人际传播则是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活动。人际传播是一种最典型的社会传播活动，也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直接体现。

人际传播的动机

　　首先要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中去寻找。个人生活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要保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及时了解环境的变化，并据此不断调节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新的变化。因此，人际传播的首要动机和目的就是获得信息。这里所说的信息是狭义上的，即关于生产、生活和社会的有用情报。在人际传播中，这种信息交流有正式的，如个人之间的咨询和解答；也有非正式的，如聊天、闲谈等，甚至在争吵当中也可以获得有用的信息。

　　其次，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协作关系，也是人际传播的一个基本动机。人是社会动物，个人离开了他人、离开了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和协作，同样不能生存。社会协作是广泛的，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角色分担，也包括各种活动中的行动协调。世界上没有纯粹属于一个人从事的活动，许多看起来似乎是个人独立完成的工作，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二人以上的多人合作和配合的基础之上的。要谋求与他人合作，就必须积极进行说明、解释、协商等各种各样的人际传播或沟通活动。

　　再次，个人要与他人建立有效的社会协作关系，一个基本前提是既要了解自己，又要了解他人，还要让他人也了解自己。所以，我们说人际传播的第三个基本动机是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

　　综上所述，寻求关于生产、生活和社会的有用信息从而进行环境适应决策、建立社会协作关系、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以及满足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是个人从事人际传播的基本动机。当然，正如社会生活是复杂多样的，人际传播的动机也是复杂的（甚至会有各种异常动机），决不是仅有以上几种。上面在这里所归纳的，只不过是作为健全的、有理性的人际传播的一些基本动机。

人际传播的特点和社会功能

　　人际传播，特别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人际传播传递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方法灵活。换句话说，传播者不仅可以使用语言，而且能够运用表情、眼神、动作等多种渠道或手段来传达信息；同样，受传者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接收信息。

　　（2）人际传播的信息的意义更为丰富和复杂。这个特点和第一个特点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多种渠道和多种手段的配合，会形成特殊的传播情境，这种特殊的情境会产生新的意义。例如“我很难同意你的意见”这句话如果写成文字，其意义是很单一的，但如果换成面对面的谈话，配以柔和的语调和微笑的表情，它的意义就丰富多了。

　　（3）人际传播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度高。双方的信息授受以一来一往的形式进行，传播者与受传者不断相互交换角色，每一方都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把握自己的传播效果，并相应地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因此，人际传播是一种高质量的传播活动，尤其在说服和沟通感情方面，其效果要好于其他形式的传播。

　　（4）与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相比，人际传播属于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这里所说的非制度化，主要指传播关系的成立上具有自发性、自主性和非强制性，人际传播主要是建立在自愿和合意基础上的活动。在人际传播中，双方都没有强制对方的权利，也没有接受强制的义务，这意味着人际传播是一种相对自由和平等的传播活动。

　　人际传播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它是社会成员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是实现社会协作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社会文化的重要工具。对个人来说，人际传播也是完善和发展自我的重要途径。

　　到目前为止，传播学对人际传播社会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

一是人际传播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二是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效果的影响。

　　所谓社会化，指的是一个人出生后由一个“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从个人角度来说，它指的是个人学习语言、知识、技能、行为准则等以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从社会角度而言，它指的是社会成员形成大体一致的观念、价值和社会规范体系，从而使社会秩序维持、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得到保证的过程。个人的观念社会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观念的形成；二是社会观念的形成（包括对他人和社会的基本看法、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的接受等）。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人际传播特别是初级群体中的人际传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人格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五 群体传播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以群体的形式进行活动，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是群体传播的参与者。

群体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群体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简言之即群体是将个人与社会相联结的桥梁和中间纽带。群体是社会的中观系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局部社会”。个人在参与社会活动之际，首先是作为局部社会——群体的一员出现的，一个人不能做一个合格的群体成员，同样也做不了合格的社会成员。群体帮助个人完成社会化过程，训练和分配社会角色，形成社会规范和准则，调节和控制个人的行为。因此，群体对社会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它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使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得到保证。不仅如此，群体还通过社会分工与协作，将分散的个人力量集结起来，能够完成个人所不能完成的社会工作和事业。因此，群体同样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群体对个人成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是满足个人需求的重要手段。人的许多社会需求和愿望仅凭个人力量或条件是得不到满足的，只有加入到一定的群体中，通过与他人的合作，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得到实现。这些需求和愿望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群体的能力大于参与群体的单纯个人能力的简单相加，群体也能够使成员个人的能力得到增强，这种能力使得他能够实现作为个人所实现不了的目标，这是个人参加群体的基本动机之一。

　　（2）群体是个人的信息来源和社会安全感的提供者。个人离开了群体就会处于消息闭塞和孤立无援的状态，在面对来自自然界或社会的威胁之际，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而在群体之中，不但可以及时获得关于外界变化的信息，减少因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恐惧和忧虑，而且能够通过与其他成员的协作，以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和危机。

　　（3）群体是个人表现和实现自我的场所与手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或成就目标，通过个人和群体的一体化，通过与有着共同关注点的其他成员交流信息和经验，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丰富自己，可以促进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的实现。同时，一个人的才能和成就只有在得到群体承认的情况下才会有实际意义，孤芳自赏不会伴随任何充实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群体是表现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场所，它既是谋求成就的动机，又是实现成就目标的手段。

群体传播与群体意识

　　群体的成立、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些条件，其中最基础的条件有三项：

共同的目标和关心事项，这是群体凝聚力的核心；成员之间的协作意愿，也就是个人参加群体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动机；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间的传播互动机制，即群体传播。

　　群体过程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结构，而这种意识和结构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成为群体活动的框架，对个人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制约，以保障群体的共同性。因此，群体传播是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一条基本的生命线。

　　群体传播在群体意识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群体意识，就是参加群体的成员所共有的意识。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群体目标和群体规范的合意；群体感情，这里不仅指由各成员的密切接触和协作而产生的成员间的个人感情，更指群体成员主观境界的融合（精神上的一体化）所产生的“我们”感情；群体归属意识，即群体成员因从群体活动得到某种程度的需求满足而对群体所产生的认同感。

　　这几个要素越具备，群体意识就越强，越欠缺则群体意识越薄弱。

群体规范在群体传播中的作用

　　群体意识的核心内容是群体规范。群体规范指的是成员个人在群体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在广义上也包括群体价值，即群体成员关于是非好坏的判断标准。

　　一般认为，群体规范的功能包括以下几项：

协调成员的活动、规定成员角色和职责以促进群体目标的达成；通过规范的共有来保证群体的整体合作；通过指示共同的行为方式以维持群体的自我同一性（identity）；为成员个人提供安全的决策依据。

　　在群体传播中，每个群体都有一般成员承认并且拥护的规范体系，成员个人的群体归属意识越强，也就越倾向于积极维护群体规范。群体规范的主要作用在于排除偏离性的意见，将群体内的意见分歧和争论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保证群体决策和群体活动的效率。

　　群体规范的维持通过群体内的奖惩机制来保证。在成员个人对群体做出了贡献的时候，可以得到群体的奖励，包括获得其他成员的赞扬和在群体内角色地位的上升等；当从事了不利于群体或违背群体规范的行为之际，个人成员将会受到群体的制裁，包括受到其他成员的冷遇而陷于孤立状态、各种不同程度的处分直至被排除于群体之外。因此，当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与群体规范发生冲突时，他所面临的群体压力是巨大的。

　　此外，群体规范不仅对群体内的传播活动起着制约作用，而且对来自群体外的信息或宣传活动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群体规范对来自外部的说服活动效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在说服的观点与群体规范一致的场合，群体规范可以推动成员对观点的接受，起到加强和扩大说服效果的作用；在说服的观点与群体规范不相容的场合，后者则阻碍成员接受对立观点，使说服效果发生衰减。不仅如此，在群体归属意识较强的成员那里，它还会唤起一种“自卫”行为，使对立观点的说服活动出现逆反效果。集合行为及其传播机制

　　所谓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指的是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聚集现象。例如火灾、地震后的群众骚乱，出于某种原因的自发集会、游行、种族冲突，物价上涨的流言引起的抢购风潮等。集合行为多以群集、恐慌、流言、骚动的形态出现，往往会造成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干扰和破坏。

　　集合行为虽然是一种自发的反常现象，但它的产生是有条件的。一般认为，集合现象的发生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1）结构性压力。例如，在自然灾害、经济萧条、失业、物价不稳、社会不公、政治动荡、种族关系恶化达到临界点等危机状况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不安、不满、焦虑和紧张情绪，这些结构性因素是集合行为发生的温床。

　　（2）触发性事件。集合行为一般都是由某些突发事件或突然的信息刺激引起的。例如，在人们普遍对经济萧条感到担忧的社会气氛中，一条“某某银行可能要倒闭”的消息便可能引起普遍的挤兑风潮，而一条“今晚可能地震”的流言，也会引发大量居民露宿街头的避难行为。

　　（3）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化。例如，在大众传媒公信力丧失、政府信息封锁严重或公开度极低的状况下，人们与其相信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主渠道发布的正式信息，更倾向于相信来路不明的流言等。

　　集合行为中的信息传播，与正常的社会传播有很大的不同，它受到一些特殊传播机制的制约。说它特殊，主要指它与人类正常的、有理性的传播行为相比，更具有非理性的特点。这些特殊的传播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1）群体暗示与群体感染：

　　集合行为通常是大量人群聚集于狭小的物理空间，人们保持着高密度的接触，参加者通常处于亢奋、激动的精神状态，这样一些情境状态容易使他对周围的信息失去理智的分析批判能力，表现为一味的盲信和盲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认为，处于激动的人群中的个人具有很强的“被暗示性”，周围人的话语、表情、动作乃至现场的氛围，对他都成为有力的暗示刺激，使他的信念、思维和行为方式迅速与现场的人群融为一体。

　　与群体暗示相联系的另一种机制是群体感染。在集合行为中，群体感染指的是某种观念、情绪或行为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的过程。其传播的速度快，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现场亢奋的氛围中，成员失去理性的自控能力，而对来自外部的刺激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反应，如一人大哭，全场便跟着大哭；一人大笑，全场跟着大笑等。经过这种群体感染过程，一种情绪、一种观点会迅速支配整个人群，并迅速引发整个人群的激烈行动。

　　（2）群体模仿与“匿名性”：

　　集合行为中的模仿与作为学习过程的模仿完全不同的是，它更多地表现为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性的模仿。这是因为，在人们面临突然或灾难性事件时，用常规方法很难应付局面，反应一般基于本能进行，而最简单省力的反应莫过于直接模仿周围人的行为，于是便出现了相互模仿。

　　心理学认为，这种模仿与人的安全（或防卫）本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中，每个人都希望与在场的多数人保持一致，把它作为最有效的安全选择。但是，这种失去理性的相互模仿所带来的结果又可能是最不安全的。例如，在电影院失火的场合，一个人向出口跑去，全体观众跟着蜂拥而上造成出口堵塞，所带来的危险要比冷静应对大得多。

　　在其他类型的集合行为中，这种非理性模仿的发生则基于另一些原理，其中之一是“匿名性”原理。研究人员在对一些街头破坏性骚乱中的越轨者进行调查时发现，他们并不都是劣迹斑斑的“打砸抢”分子，相反，其中不少人是平时循规蹈矩的常人。他们之所以做出了越轨行为，是因为集合行为使他淹没在人群中，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份，处于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中，这种状态使他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一种“法不责众”心理的支配下，做出种种宣泄原始的本能冲动的行为。

六 组织传播

　　组织是人类社会协作的群体形态之一，它与非组织群体一样，同属于社会系统的中观系统。

　　与非组织群体不同的是，组织是一个结构秩序更为严密的社会结合体，有着更为明确的目标、制度、纪律，有着严格的分工和统一的指挥管理体系，因此，组织是人们为了高效率地完成分散的个人或松散的群体所不能承担的生产或社会活动而结成的协作体。

　　作为组织的基本属性之一的组织传播，同样体现了它的这些特点。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也是组织传播高度发达的社会。

组织的概念与结构特点

　　组织既是社会群体的一种，又与一般的松散群体有明显的不同。这种区别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辨认一个群体是否属于组织，主要看这个群体中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或管理系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即是否存在着一个“管理主体”。在这个分类标准下，凡是具有中枢指挥或管理系统的群体，如政党、军队、政府机构、企业、社团等，都属于组织的范畴。

　　组织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组织目标而设置或成立的。与一般社会群体的目标相比，组织目标更明确、更系统，它的实现需要严格的制度化措施的保证。这一点决定了组织具有以下结构特点：

　　第一，专业化的部门分工。组织目标大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执行不同功能的专业化部门的协同作业。组织的部门，一般可分成决策部门、管理部门和职能部门等。

　　第二，职务分工和岗位责任制。职务是按照组织目标的需要而设定并由成员个人承担的角色位置，通常称为岗位。职务或岗位伴随着一定的权限和责任，其内容并不因担任职务的人的变动而改变，具有固定性和形式性。

　　第三，组织系统的阶层制或等级制。阶层制是为保障组织的统一目标、统一意志得到贯彻和实施而设立的指挥管理制度。例如，部门有上级部门、同级部门和下级部门，而职务也有上司、同僚和部下之分。

　　现代社会中的常规组织一般都有上述三个特点。组织并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也不是有着一定随意性的松散群体，而是一个有着统一意志的严密整体。正因为如此，组织才比个人和松散群体更有力量，才能完成个人和一般群体所不能胜任的大型复杂作业。

组织传播及其功能

　　组织传播指的是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内传播，二是组织外传播。这两个方面都是组织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保障。

　　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组织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系统，因为组织的任何活动都与一定的信息活动相联系。具体来说，组织传播的功能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内部协调。组织中的各部门、各岗位都由一定的信息渠道相连接，每个部门和岗位同时也都执行着一定的信息处理职能，是组织传播的一个环节。这些环节通过信息的传达和反馈相互衔接，使各部门和岗位成为既各司其职，又在统一目标下协同作业的整体。

　　其二，指挥管理。组织目标和组织任务的实施需要进行指挥管理。在一个组织中，从具体任务指令的下达、实施、监督、检查、总结，到组织活动规章制度的贯彻和日常管理，都体现为一定的信息活动，都是在一定的信息互动的机制下进行的。

　　其三，决策应变。组织是一个永远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的有机体，它不断面临组织内部和外部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就是决策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建立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其四，达成共识。一个组织要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围绕一系列重要问题，如组织目标和宗旨、组织规则、组织方针和政策等，在组织成员中达成普遍的共识。共识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组织内的传播互动过程，必然伴随着围绕特定问题的信息传达、说明、解释、讨论等各种形式的传播活动。

七 大众传播

　　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比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从事的信息传播活动就是大众传播，我们每天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就是在接触大众传播。

　　对于大众传播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大众传播中的传播者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比如出版社、电视台、互联网门户网站。这个特点说明，大众传播是有组织的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组织目标和方针指导下的传播活动。

　　其二，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

　　其三，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用传播学术语来说即“受众”。受众是一个模糊的集合概念，它并不特指社会的某个阶层或群体，而是指社会上所有的“一般人”。任何人无论其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职业、文化层次如何，只要他接触大众传播的信息，便是受众的一员。受众的广泛性，意味着大众传播是以满足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息需求为目的的大面积传播活动，也意味着它具有跨阶层、跨群体的广泛社会影响。

　　其四，大众传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大众传播作为生产信息产品的产业，其产品价值是通过市场得到实现的，人们无论从印刷媒介还是从电子媒介获得信息，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说明大众传播的信息产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但是另一方面，信息产品又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一般物质产品不同，人们对它的消费主要是精神内容即意义的消费。意义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社会的思想、观念、科学、道德、政治、法律、宗教、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等广泛的内容。信息与上述这些内容是分不开的。

八 几种主要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这篇论文是他们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珀尔希尔（Chapel Hill，另译教堂山）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

　　这项研究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对选民进行抽样调查，了解他们对当前美国社会的主要课题及其重要性程度的认识与判断，二是对8家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和全国性电视网）的同期政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在对两者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的过程中，麦库姆斯和肖发现，在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麦库姆斯和肖就外交、财政等15个项目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发现在主要项目上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67，在次要项目上达到0.979。

　　根据这种高度的对应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再构成”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

“沉默的螺旋”理论

　　“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概念最早见于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1980年以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概括。

　　概括起来说，这个假说由以下三个命题构成：

　　第一，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总是力图从周围环境中寻求支持，避免陷入孤立状态，这是人的“社会天性”。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社会惩罚，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他们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觉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

　　第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也就是说，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诺依曼认为，任何“多数意见”、舆论乃至流行或时尚的形成，其背后都存在着“沉默的螺旋”机制，社会生活中的“舆论一边倒”或“关键时刻的雪崩现象”，正是这一机制起作用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为舆论下了一个双重定义：所谓舆论，即针对争论性问题，在没有孤立危险的前提下可以公开表明的意见，或者说是为使自己不陷于孤立而必须公开表明的意见。前者指的是围绕时事性问题的舆论，后者则侧重于指围绕社会传统、道德、行为规范的舆论。

　　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根据诺依曼的观点，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的“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

　　在这里，“意见环境”是一个核心概念。那么，意见环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诺依曼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判断周围意见分布状况（意见环境）的主要信息源有两个：一是所处的社会群体，二是大众传播。在超出人们直接感知范围的问题上，大众传播的影响尤其强大。她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写道：“大众传播一手承揽着向人们提供外部世界信息的活动，并且通过复数的渠道每日每时地、累积地报道几乎相同的内容，这种状况不可能不对人们的意见乃至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

　　诺依曼认为，在以电视高度普及为特点的现代信息社会，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环境认知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三个：

多数传媒的报道内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产生“共鸣效果”）；同类信息的传播活动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重复性（产生“累积效果”）；媒介信息的抵达范围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产生“遍在效果”）。

　　这样，诺依曼通过“沉默的螺旋”理论，重新提示了一种“强有力”的大众传播观。这个假说包括了以下几个要点：

　　（1）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2）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

　　（3）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

　　最后，“沉默的螺旋”假说尽管在理论和实证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它至少在下述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把对舆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从现象论的描述引向了社会心理分析的领域，强调了社会心理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这正是传统的舆论学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它强调了大众传播对舆论的强大影响，并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影响来自于大众传播营造“意见环境”的巨大能力。假说中对传播媒介的“赋予地位”功能、大众传播的公开性和普遍性、报道内容的类似性和累积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选择性接触”的困难性所做的分析，对重新评价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培养”理论

　　按照李普曼的观点，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地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主观现实”亦即人们的现实观，它是人们的现实行为的依据。

　　在传统社会里，主观现实是对客观现实较为直接的反映，而在媒介社会，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那么，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传播媒介在提示“现实”之际具有什么样的倾向性？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的是以美国学者格伯纳为代表的“培养”理论研究。

　　“培养分析”最初的着眼点有两个：一是分析电视画面上的凶杀和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二是考察这些内容对人们的认识社会现实的影响。从第一个方面来说，格伯纳等人除了在一些事例研究中发现电视暴力内容对青少年犯罪具有“诱发效果”外，在整体上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在第二个方面，他们的研究却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的判断，而且，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培养分析”是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出发点的。它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通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

　　提供这种“共识”是社会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传统社会，这一功能是由教育和宗教来承担的，而在现代媒介社会则成了大众传播的一项主要任务。大众传播通过象征性事物的选择、加工、记录和传达活动，向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变化的信息，用以作为社会成员认识、判断和行动的基础。教育和宗教的传播是在有限的规模和范围内进行的，而大众传播则把同一内容的信息传达到社会的任何阶层和任何角落。

　　这样，“培养分析”一方面肯定“共识”是社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存在的前提，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传媒的一些倾向（如暴力内容、对社会弱者的描述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培养分析”的重要目的是揭示大众传播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其观点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现状的鲜明的批判态度和改革志向，因此一些学者也把它称为“美国土生土长的批判学派”。

新闻框架理论

　　在大众传播的所有信息中，新闻是公共性、公益性最强的信息，这是因为，新闻是人们判断环境变化并采取环境适应决策的主要信息依据，新闻报道涉及最广泛的公众利益。然而，既往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都表明，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并不是对现实的“镜子式”反映，而是根据一定的新闻立场和新闻价值标准对各种事实进行取舍选择和加工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对现实世界及其意义的一种重构或者“建构”。媒介是怎样通过新闻报道“建构”现实的？这种“建构”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这种“建构”的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新闻框架理论和框架效果研究所考察的，正是这样一些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框架理论开始引进到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并由此诞生了“媒介框架”和“新闻框架”两个学术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新闻框架：

　　第一，新闻框架是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处理的特定原则（或准则），这些原则来自于新闻媒体的立场、编辑方针以及与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同时又受到新闻活动的特殊规律（如新闻价值规律）的制约。这些原则，规定着一家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基本态度和本质判断。

　　第二，在一定的新闻文本中，新闻框架通过一定的符号体系（定性的关键词或具有特定意义的图像符号等）表现出来，这些符号形成对新闻事件意义的建构。例如，围绕美国进攻伊拉克的战争的报道中，如果一家媒体在报道中较多使用“反恐”、“反独裁”、“解放伊拉克人民”等词语，而另一家媒体则更多地使用“资源争夺”、“入侵”、“霸权主义”等词语，那么很容易看出，前者是用“正义”的框架来定性这场战争的意义，而后者则是用“非正义”的框架来解读这场战争。

　　第三，在新闻报道中，框架的存在是一种必然。一般来说，新闻事件大都具有复杂的多种属性，由于时效性和新闻文本特性的要求，新闻记者不可能在一篇报道中事无巨细地罗列这些属性，而只能抓住事件的若干主要属性，并把它纳入到一定的框架之中（即所谓“打包”）。

　　第四，新闻框架作为媒体为新闻事件定性的主导性框架，对受众认识、理解新闻事件以及对新闻事件做出反应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称为框架效果。受众阅读新闻也是一个基于个人框架对新闻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批判力，因此，我们可以把围绕某新闻事件的受众个人反应或作为集合反应的舆论态度，看做是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对于受众个人经验较为间接或较复杂的新闻事件，特别是在缺少对照性信源的情况下，媒体的主导性框架所造成的先入为主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知沟”理论

　　1970年，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这就是“知沟”理论的诞生。

　　（一）“知沟”假说

　　下图是松伯格为“知沟”假说绘制的模式图。图中横轴表示时间推移，纵轴表示获得的信息和知识量的变化。该图的中心内容是：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

“知沟”假说

　　蒂奇诺等人认为，除了接触媒介和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的因素以外，造成“知沟”扩大的原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播技能上的差异——获得关于公共事务和科学的知识，需要一定程度的阅读和理解能力；

　　（2）已有知识储存量的差异——知识储存越多，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越快；

　　（3）社交范围的差异——社交范围越广，人际交流越活跃，获得知识的过程越能加速；

　　（4）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的因素——生活的水准、层次与媒介的内容越接近，对媒介的接触和利用程度越高；

　　（5）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传播有一定深度的关于公共事务和科学知识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体，其受众主要集中于高学历阶层。

　　在上述无论哪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都处于有利的状况，这是造成社会“知沟”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二）“上限效果”假说

与“知沟”假说持相反观点的是艾蒂玛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