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爱》是一本由[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4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黑暗时代的爱》精选点评：

　　●相当于是一份书单。有些章节浅尝辄止了一点。关于寻找共鸣，当然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首先需要找到自己，与自己共鸣之后才能与他人共鸣。社会与政治把灵魂分成了几大块色调，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色彩，人类是酷儿，只有认识到这一点世界才会形成共振。我相信艺术是达成这一途径的绝佳方式。

　　●浏览

　　●一条从隐喻暗藏到宣泄控诉的时间线 书写自我的同时亦是映射时代痕迹

　　●小小的亮着灯光的缮写室，故事和灵魂永远存在，黑暗和孤独也不会消失。

　　●考证、论述和漫谈，交织成一幅漫长的文学地图。对于作者来说，个人意义远大于文本意义，对于读者也是。关于道格拉斯和曼的评价我颇有微词，很多时候创作之下是性格、经验，而身份则起到了基调式的作用，但考虑黑暗时代中同性恋身份对于作家性格的深刻影响，倒是可以一并谈论。越往后的论述愈发精彩。

　　●嚼不太动，除了王尔德外对其他讨论对象和背景都不是很了解，看来需要配合托宾的另一本《出走的人》一起阅读。

　　●“我知道那些傍晚对他们而言是多么漫长。”

　　●「他在巨大的画室中面对混乱，但在生活中并不是。」高度模糊的准确性

　　●原来纪德与王尔德之间还有这么一层关系，托马斯·曼和他的家庭可真是令人目瞪口呆……不过种草了好多作家

　　●托宾真的是水了一本书哈

　　《黑暗时代的爱》读后感(一)：那些黑夜里的星辰

　　如果你喜欢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又对佩德罗·阿莫多瓦的电影感兴趣，那么大概会同我一般被一本书的标题所吸引——《黑暗时代的爱：从王尔德到阿莫多瓦》。该书为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短篇人物评论合集，关于同性恋作家和艺术家的私生活揭秘与作品解读，从十九世纪末的王尔德到二十世纪末的阿莫多瓦，以详实的材料、清晰的逻辑、动人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剖析这些传主的创作与时代及自我的关系，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各个时代中经历着从被惩罚到被宽容的历史时刻，这些交织着歧视、欺骗、恐惧、挣扎、疾病等等的时刻即同性恋的黑暗时代，而他们则是黑夜里的星辰，至今仍熠熠生辉。

　　托宾本身亦是一位同性恋者，起初不敢在作品中直面自己的性取向，因为会涉及到“那部分不安、胆怯、忧郁的内心世界”，然而在受《伦敦书评》之邀为诸位同性恋作家作品写评论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相比用作品“为读者释疑解惑，为同性恋者铺平道路”的当代作家们，托宾显然对更早期的一些留下模糊遗产的作家兴趣更浓：“他们或因同性恋而深受痛苦（奥斯卡·王尔德、罗杰·凯斯门特），或对此敏感不安（托马斯·曼、伊丽莎白·毕肖普），或让性取向滋养而非主导其作品（詹姆斯·鲍德温），或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弗兰西斯·培根、佩德罗·阿莫多瓦），或在艾滋病灾难中写下挽歌和回忆录（汤姆·冈恩、马克·多蒂）。”当然，我很好奇，为何托宾没有提及一样有过同性恋情的毛姆和伍尔夫，难道是因为相关研究论述已多如过江之鲫？

　　同为擅长洞悉人性并解构当事人心理的作家，相比毛姆的刻薄和幽默，托宾下笔则显得克制而有分寸感，且多能提出自己不流于俗、不同于传记的见解。对于王尔德这么一位深情又自私、坚定又脆弱的神经质天才，托宾的字里行间不自觉流露出几分哀婉与同情。理查德·埃尔曼在《王尔德传》里以金钱来衡量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多年感情——“既不执行也不要求性忠诚，金钱就是他们的爱情戳印。”这一厢情愿的论断显然触怒了托宾，于是他不惜花费大量笔墨为这段感情“辩诬”：“他们的爱情戳印来自他们对彼此巨大的吸引力，来自他们对彼此的需要，来自在同性恋解放前的年代难以界定和解释却对同性恋体验至关重要的东西……”不仅如此，他甚至搬出了异性恋者的“常态幸福”的一面——情感上的爱恋与肉体欲望的满足二者的合二为一——作为佐证，论述这种“常态幸福”在大多数社会中的大多数同性恋者身上难以实现，而一旦罕见地发生了，“就能产生异常强大的情感力量，由此引发的爱恋大抵是强烈而持久的，哪怕肉体上的吸引力逐渐消失，哪怕这种关系对外界没有意义”。除了王尔德与道格拉斯，托宾将奥登与切斯特·卡尔曼、詹姆斯·梅里尔与大卫·杰克逊也归类于此。

　　托宾指出传记作品的一大问题在于“牺牲了平常和真实，追求趣味性和戏剧性”。对于弗朗西斯·培根的三部传记，他同样评价不高，认为其不约而同之处在于一种不得不为的叙事手法：若要为任何一个对自己的性取向毫不掩饰的同性恋者作传，都必须花费大量笔墨描述其糟乱的私生活和戏剧性的人际交往——“培根被描写成一个怪人，他的作品被描写为承载了他暴力而痛苦的童年、他的同性恋取向、他的受虐兴趣，以及他那些坏朋友。他的生活在她们笔下成了传记者对同性恋的想象……他的生活也充满了奔放的逸闻、无度的酗酒，巨大的成功伴随着难以想象的悲剧。”托宾通过大量的资料阅读，发现培根“不是那种青少年期对镜自问‘我为何不正常’的同性恋者”，他似乎也有过许多愉快的时光。而种种新发现，正是撰写这些文章的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托宾认为“同性恋的历史并不单纯，它具有欺骗性，难以捉摸，需要极大的同情和理解”。一些同性恋作者迫于社会环境与公共舆论，无法正视自我，内心深处充满对压力的逃避，并将这种挣扎的痕迹留在了作品里，在阅读的过程中需要谨慎对待。在托宾的另一部著作《出走的人：作家与家人》中，详细评论了另一位同性恋作家约翰·契弗，提出需要把他的日记与其自我厌恶放在历史语境下看待：“这些看法是一个已婚男同性恋会寻常采用的手段，佯称——即便只是作为短暂的喘息——其他同性恋是古怪不正常的，而他只是碰巧喜欢与他们发生关系，借此与那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时社会对性少数的接受度正如福柯所言：“人们能容忍自己看到两个同性恋一起离开，但要是次日他们彼此微笑、牵手、温柔拥抱，他们是无法被原谅的。无法宽容的并不是离开去寻欢作乐这件事，而是幸福地醒来。”

　　至于探讨这些作家的性取向的原因和意义，托宾恰如其分地指出：“当同性恋读者和作者渐趋公开而自信，同性恋政治渐趋稳定而严肃，同性恋历史也成为同性恋身份的重要内容，正如爱尔兰历史之于爱尔兰，犹太历史之于犹太人。这不单单是寻觅历史上同性恋的晦涩踪迹（尽管确实存在），而是寻找某些作家——他们确凿无疑是同性恋，其性取向被大多数批评家、教师所忽视，但对其作品有巨大影响。……异性恋批评家倾向于将同性恋作家写成异性恋，或认为性取向对他们的成就无关紧要。”就像我们熟悉的那首《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在异性恋话语权下被解读为女子对暗恋男子的心声，实际上这是一首男子写给另一男子，即乘船的艄公吟唱给楚王的弟弟鄂君子皙的诗歌。

　　关于性向身份与创作的关系，托宾一语道破：“从莎士比亚到当代的广告，这个世界充满异性恋的意象，以致无人还会在意，但这些意象潜移默化进了至为隐秘的内心深处。同性恋自我隐藏的部分仍然渴求这类被认可的意象，充分认清这种需求之时，正是当这种需求被满足之时，沉默被打破，这句话说出来了，‘写得很自然，没有丝毫顾虑’。”

　　在同性恋者身处西方世界而不再大规模遭受困难和歧视、在同性婚姻合法化逐渐于全世界遍地开花的今天，我们可能无法想象过去的同性恋者们在历史上的种种行为和态度，无法感知他们所经历的那个黑暗时代。格雷戈里·伍兹在《粉色三角形》中揭露了同性恋者们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二战时期当联军“解放”集中营后，那些因同性恋被拘禁而佩戴粉色三角臂章的获救者仍然被当作罪有应得的普通犯罪分子，而粉色三角形也被剔除出大屠杀纪念碑，甚至战后一度没有废除反同性恋法。这一点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情》和《隐藏的恋情》等电影中皆有所体现。因此，托宾才认为“发掘一段历史、一份遗产是每个人的分内事，是通往自由之路或至少是知识之路上的一程，对于不太关心同性恋身份的读者和批评家而言，也具有严肃的意义”。

　　一系列作家评论的撰写过程也是托宾逐渐面对自身性取向的过程，并帮助他接受一些事情——对神秘的情欲力量和天主教和爱尔兰新教徒的兴趣、对无畏者的敬仰以及对悲哀和悲剧的永恒爱好。而此书也反映了作者对发现许多喜欢的作家原来也是同性恋者的兴奋之情，以及带着新认知探索他们作品与生活的兴趣。碍于篇幅，多数章节浅尝辄止，缺乏深刻探讨，有意犹未尽之憾。倒是每章后面附有作为延伸阅读的书目，可供进一步的知识获取。

　　在本书最后一章，托宾简单描绘了天主教信仰之于爱尔兰国民生活的意义：天主教不仅是代代流传的信仰，也是塑造爱尔兰社会的基本力量。而出版该书的目的之一，正在于让多数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民不时想起，“被他们长久以来排斥和边缘化的那些人”。其实对于全世界人民，又何尝不是如此？

　　《黑暗时代的爱》读后感(二)：《黑暗时代的爱》：哪里是什么铁骨柔情，不得已才这么埋声晦迹的

　　幽暗封面上的这几个字，"黑暗时代的爱"，作者又是文笔细腻的爱尔兰汉子科尔姆·托宾，我就自以为是地觉得，这是一本讲述发生在中世纪欧洲的一个跟爱有关的故事；或者，是发生在19世纪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一个爱的故事。

　　但，都不是。

　　黑暗时代，由作者科尔姆·托宾定义为当同性恋还不被世人所接受的时代。

　　当然是在读完书的首篇文章《徜徉于绿林》后才确认了科尔姆·托宾笔下的黑暗时代意指什么。《徜徉于绿林》，一个多么春意盎然的短语，文章中却荆棘丛生。除了这是全书中阅读难度最大的一篇文章外，还因为作者在其间埋了好几颗能炸得人顿觉天昏地暗的"雷"。

　　只举两例。

"（卡夫卡的）短篇和长篇小说戏剧化了孤立的男主人公的生活，这些人被迫不能将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活在身份被发现、被揭露的危险中（《变形记》），遭受不公正的私议（准是有人诬陷了约瑟夫·K），他们与其他男性的关系充满了半遮半掩或毫不遮掩、明白无误的渴求（《争吵》或《城堡》中的某些场景）……"（第10页）

　　托宾先生的这一小段关于卡夫卡作品的议论，前半截没有疑问，这也是在布拉格羁绊了一辈子后被全世界永远遥望的原因。可后半截，谁会将卡夫卡的神秘归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托宾先生不容我们质疑地祭出了美国犹太裔文学和社会批评家、思想家欧文·豪的话为自己作证："这并不是说同性恋读者希望卡夫卡被解读为同性恋作家，而是他的作品受到自身性取向的重大影响，作品中许多方面可被解读为一则关于同性恋者在充满敌意的城市中的寓言……" ，是不是言之凿凿？

　　我这边惊魂未定，又一个"雷"炸响了："异性恋读者将此书（《一九八四》解读为未来的噩梦，这在同性恋读者看来是某种程度的偏执和无知，因为那太接近当时英国的同性恋生活真相……"（第12页）

　　有没有《一九八四》的忠实粉丝立马咆哮起来，说那是科尔姆·托宾的偏执和无知？那我要告诉你，引文由托宾先生引自格里高利·伍兹的一篇文章，后者是英国诗人、教授，被公认为专长同性恋研究。托宾先生所引，来自格里高利·伍兹一篇对《一九八四》精彩解析的文章。

　　被两颗"雷"炸得有些晕眩后，我又将以为读透了的自序又读了一遍。

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伦敦书评》显然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来引诱我在印刷品中面对自身的性取向……但更早期的一些留下模糊遗产的作家，他们或因同性恋而深受痛苦（奥斯卡·王尔德、罗杰·凯斯门特），或对此敏感不安（托马斯·曼、伊丽莎白·毕肖普），或让性取向滋养而非主导其作品（詹姆斯·鲍德温），或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弗朗西斯·培根、佩德罗·阿莫多瓦），或在艾滋病灾难中写下挽歌和回忆录（汤姆·冈恩、马克·多蒂）。"

　　也就是说，《徜徉于绿林》绝不是科尔姆·托宾兴之所至匆忙草就的一篇关于同性恋作家的文章，而是其长期研读奥斯卡·王尔德、托马斯·曼、詹姆斯·鲍德温等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后谨慎笔耕的成果。而紧随《徜徉于绿林》的一篇篇长文短章，《奥斯卡·王尔德：黑暗时代的爱》、《罗杰·凯斯门特：性、谎言与（黑色日记）》、《托马斯·曼：被传记者追逐的退场》等等，无不在深入骨髓又形象生动地诠释着托宾先生对他们的惺惺相惜。

无论是伊丽莎白·毕肖普的敏感不安，还是詹姆斯·鲍德温是如何用性取向滋养自己作品的；无论是证伪罗杰·凯斯门特的《黑色日记》，还是唱给死于艾滋病的汤姆·冈恩的挽歌，能将小说写得情感丝丝缕缕就是绵延不断的科尔姆·托宾，都给读者奉上了感情充沛、论证充分的好文章。尤其是奥斯卡·王尔德的《黑暗时代的爱》，因为与同性情侣的关系已成一段公案，作家在世的时候因着闻名一时的诉讼而衍生出的檄文或颂歌，就不计其数。奥斯卡·王尔德身后，关于这段往事的追忆，就更加汗牛充栋了。可是，占了全书几乎四分之一篇幅的《奥斯卡·王尔德：黑暗时代的爱》，托宾先生写来依旧引人入胜。

　　尽管偶有论著行世，但科尔姆·托宾的主业是小说家，这恐怕无可非议吧。那么，他的性取向和他呈现在《黑暗时代的爱》里关于至少有同性恋倾向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研读，又会怎样影响到他的作品呢？

　　科尔姆·托宾的《大师》，主角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记得当年读《大师》前，特意选读的亨利·詹姆斯的代表作《一位女士的肖像》，对这位美国作家缱绻、粘滞的文笔略有了解，可读到"（亨利·詹姆斯）赤裸着身体与表兄在床上紧紧相拥"这样的细节，我还是有点责怪科尔姆·托宾：既为小说，为什么要这么写实另外一位作家？直到读完《大师》，"科尔姆·托宾根本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忠实地再现了伟大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一段生命，这位当世杰出的作家，用创作一个世纪前的一个伟大作家的一段生命的方式，来猜测和爬梳亨利•詹姆斯创作理路，以此获得与一个伟大的同行跨越时空的心灵感应"这一段当年的读后感看来是保守了，科尔姆·托宾其实是想通过《大师》的写作，来纾解因自己的性取向带给自己的压力。

　　《诺拉·韦伯斯特》，写了一个4个孩子的中年妈妈，在丈夫突然撒手人寰后如何生活下去的故事。都2019年代了，科尔姆·托宾怎么还中意如此老套的故事？尽管，作家让故事发生在自己的家乡恩尼斯科西。"莫里斯·韦伯斯特病逝对韦伯斯特家来说是一件大事，托宾完全可是揪住艾滋病、猝死、病逝等等平淡生活中的大事件大做文章，他却避重就轻地津津乐道于突遇变故的家庭嗣后的日常生活"——看来，我当年的理解忘了关联上作者的性取向，"在她（诺拉·韦伯斯特）当家庭主妇的二十一年中，她从未有过一刻的厌倦和灰心，现在她的好日子就要被夺走了"，当时读着觉得异常平淡的一句家常话，现在再读——那不就是是为不得不面对艾滋病灾难的诺拉·韦伯斯特写的一首挽歌吗？

　　至于《布鲁克林》，因为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而更为人所知的《布鲁克林》，表面上写的是爱尔兰姑娘艾莉丝离开家乡初到纽约时因难以融入当地生活而倍觉彷徨和无措的故事，"这些人被迫不能将任何事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活在身份被发现、被揭露的危险中……"解读卡夫卡小说的这句话，何尝不是艾莉丝初到纽约时的心境？所以，艾莉丝为什么不是改头换面的托宾先生？描述的是他这些年来因自身的性取向而时时感受到的掣肘？

　　科尔姆·托宾的肖像，骨骼坚硬、线条直接、肌肉紧绷、表情似铁……这个人却喜欢在家庭生活的细部里镂刻切削琢磨。一直以为那是科尔姆·托宾铁骨柔情，读过《黑暗时代的爱》后我的感慨是：与生俱来的性取向，竟逼得铁汉只能埋声晦迹地吐露心声。

　　《黑暗时代的爱》读后感(三)：在黑暗时代，也要把故事讲下去

　　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的《王尔德传》里，使用了“爱情戳印”一词来形容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之间绵延多年的感情。

　　“1894年，道格拉斯的父亲威胁截断他的经济来源，他不以为意，只依靠王尔德的慷慨大度。因为王尔德和道格拉斯都既不执行也不要求性忠诚，金钱就是他们的爱情戳印。”埃尔曼在传记中这样写道。

　　没有性忠诚的两个人，为何还能维持如此深厚的情感，埃尔曼无从解释，便用了金钱这个假设——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也许只是我们外人最简便的自圆其说。

　　科尔姆·托宾显然不同意这样无端的揣测，使用“金钱”两个字甚至稍稍有点冒犯到他某些最想要保护的东西。他打足精神，在《黑暗时代的爱》里，花了两页纸的功夫，来为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的情感“辩诬”。

　　他把金钱两个字扔回给了埃尔曼，他认为这“更多地展现了埃尔曼自己”，然后他根据自身的经验——他是一个公开出柜的同性恋，认为“爱情戳印”来自一种很难清晰定义的情感：对彼此的吸引、对彼此的需要、一种同性恋解放前“难以界定和解释却至关重要的东西。”

　　这样模糊的描述难以说服读者。托宾转而叙述了异性恋世界中的“常态幸福”，即一种情感上的爱恋与肉体欲望的满足二者的合二为一在异性恋中是常见的。但是在“大多数社会”的同性恋身上，这二者是很难合二为一的，肉体欲望的对象往往难以成为恋爱情感的对象。正由于这种重合的罕见，一旦同性恋能够寻找到二者的结合，“就能产生异常强大的情感力量”，“由此引发的爱恋大抵是强烈而持久的”。奥登与切斯特·卡尔曼、詹姆斯·梅里尔和大卫·杰克逊、以及王尔德与道格拉斯，这些维持长久的同性恋关系，都被托宾归因于此。在托宾看来，精神与肉体爱恋的重合所激发的“爱情戳印”，让很多同性恋人即便在肉体吸引力消退之后，依然能保持长久的的羁绊，“哪怕这种关系对外界没有意义。”

　　《黑暗时代的爱》收录了托宾的一些短篇传记，从十九世纪末的王尔德一直到20世纪末的阿莫多瓦，主角们都是同性恋，他们在20世纪的各个时代，经历着同性恋从被惩罚到被宽容的历史时刻。法律、恐惧、疾病，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附着于滋生它们的社会，使20世纪的某些时刻成为同性恋的黑暗时代。但是托宾的重点显然不是铺陈痛苦，或者呼喊绝望，他要挑战的是描写同性恋在战斗姿态与平凡的欲望之间来回摇摆的暧昧、撕扯与勇气。福柯意识到同性恋的幸福是一种严重的“越界”，那么追寻这种幸福就是一次边界的扩张。

　　黑暗时代的“博爱”与“爱情戳印”

　　托宾的书名《黑暗时代的爱》（Love in Dark Time）很难不让人联想起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甚至“爱情戳印”这样特定时代的情感，也曾被汉娜·阿伦特所谈论。

　　汉娜·阿伦特所论说的“黑暗时代”，有其特定的政治关怀——公共领域的遮蔽、人们不再关心和谈论政治、退回到私人生活的所谓“思想自由”，这样的时代被其称为“黑暗时代”。生活在这些时代的人们，要么厌恶“世界”（汉娜·阿伦特的“世界”一般指的就是人们交往的公共领域），要么将世界变为一种仿佛与自己的生活好不相关的背景而不是真正可以谈论的东西。

　　阿娜·阿伦特自然对“黑暗时代”有着自身的生活经验，她体验过最糟糕的时代，并给这些时代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诗人立传，“如果这样的情况过于糟糕，那么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就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人性’。”她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社会，遭受着“非人”对待的的人们创造性地发展出了“博爱”——当时的一种“特殊的人性”——汉娜·阿伦特敏锐地抓住这一点，来论述当“世界”撤退后的人类场景。

　　卢梭把法国大革命精神中的“博爱”视为人性的完满实现，他看到了时代了症候，为大革命精神塑形。这种底层的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爱（博爱的本意就是兄弟之爱，fraternité），来源于当时底层人民对压迫阶层乃至对整个世界的憎恨。“当时代变得极其黑暗，以至于对某些人群的洞察力和选择能力来说不再能够从世界中撤离时，这样一种人性的出现，事实上就成为必然了。”这种人性，从表面上来看，带着人类的“永恒的博爱”，在被奴役的人群中扩散开来，最终被思想家提炼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但是对当时拥有这种“博爱”的人来说，其代价就是对“世界”的极端的丧失。如同一种物理现象，在极大的压力（迫害）之下，被迫害者不得不靠得如此之近，他们之间的摩擦所迸发出来的情感与人性的光芒，其浓烈辉烂足以让后世铭记——但他们之间的空间消失了。

　　如果把同性恋之间的“爱情戳印”放在这样的历史经验之中来看，就大约能理解“黑暗时代”的深一层含义。托宾将“爱情戳印”视为一种同性恋之间的特殊纽带，这条纽带与同性恋在早期历史中所受到的压迫密不可分。这种压迫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个同性恋原子一旦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即兼具肉体欲望与情感的对象），就只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连时间也无法将其分离。但是同性恋同样也要为此付出失去“世界”的代价。他们被这样的“光”所吸引，或主动或被迫撤出了“世界”——汉娜·阿伦特称之为“内在移民”，这些同性恋（在她的口中，是那时候的某些德国人、犹太人）的行为和情感仿佛不再属于这个国度，他们搭建起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公共议题，退缩到“思想与情感的个体性”之中。“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永远都是一种人性的丧失。”——这句话乍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很多同性恋并不承认自己与现实之间存在抛弃或被抛弃，也不承认“爱情戳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背对现实的产物，但托宾决定直面这个问题。

　　天主教、爱尔兰人、同性恋

　　1993年，《伦敦书评》的编辑安德鲁·欧海根怀着一个约稿的愿望拜见了托宾。他想让托宾写写有关同性恋的文章。“我立刻告诉他我办不到。”托宾回忆说。他坦承自己的性取向，但并不觉得这可以诉诸于文，“多少涉及我那部分不安、胆怯、忧郁的内心世界。”

　　托宾生于爱尔兰东南部韦克斯福德郡的恩尼斯克西（Enniscorthy, County Wexford），托宾家族从一百多年前就积极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他了解爱尔兰人的“黑暗时代”。托宾的祖父帕特里克·托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曾参与1916年反抗英国统治的复活节起义（复活节起义是爱尔兰独立运动中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祖父被押解到了威尔士的监狱，和“一战”的德国战俘关押在一起。父亲布里德·托宾也是爱尔兰共和党成员，支持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

　　托宾小时候是个口吃，9岁之前他都无法阅读。（现在他已经克服，各种采访中都能够侃侃而谈，语速颇快）。中学时候的托宾在家乡一家天主教男子寄宿学校就读，他对男性的性意识可能萌发于此时。“我发现一些神父对我很有性吸引力……如果当时他们要对我怎么样，15岁的我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他在接受《卫报》采访的时候说。

　　60年代的爱尔兰，依然是一个被天主教主宰的相对保守的国家。爱尔兰社会学家米歇尔·麦克·格雷伊的著作《再论爱尔兰的偏见》中提到，直到1996年，才显示仅有12.5%的爱尔兰人认可自己的家人是同性恋，认可同事可以是同性恋的人也只有15%。60年代虽然没有相应的数据，但托宾记得那时的氛围。他记得那几年，他们镇上有两个年轻人住在了一起，后来他们被送进了监狱，罪名是“不当行为”。这是托宾十三四岁时候的事情。

　　托宾说那是一个“专权的教会、和孱弱不安的政府联手打造的黑暗时代。”但是，罅隙也正好从最坚硬的那个地方裂开。90年代，各种同性恋绯闻困扰着爱尔兰的天主教会——都柏林的的一个神父死在了同性恋桑拿浴室、高威郡的神父性侵了年轻男子……为什么反同性恋的天主教会反而会成为同性恋们的隐蔽之所？进入神学院以逃避婚姻的压力也许能解释一部分原因，天主教不允许神父结婚，“如果他们不是同性恋，也许便不会进入神学院。”托宾说。而在神学院以至后来的神父生涯中，这些同性恋将不被允许谈论他们的性取向，因为这是一道“禁忌”。

　　这道禁忌如今已经解体。1993年爱尔兰将同性恋除罪化，2019年全民公投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一切都变得像陈年往事。但就像汉娜·阿伦特要为曾经黑暗时代的哲人们立传一样，托宾在用这本《黑暗时代的爱》和“世界”展开对话。“世界并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人类所造而有人性，它也不会仅仅因为在其中有人的声音就变得有人性，它只在人们把它作为谈话的对象时才会如此。”

　　要真正将“爱情戳印”从一种特殊的情感“拯救”回到“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谈论它。在这一点上他完全继承了汉娜·阿伦特。他开始接受《伦敦书评》的邀请，不停地开始写同性恋作家、诗人的传记。他的双重身份——爱尔兰人和同性恋，让他将目光聚焦于除王尔德之外其他的爱尔兰同性恋身上。“罗杰·凯斯门特”这一章写得尤其惊心动魄，一位被确认的爱尔兰民族英雄会不会是同性恋？在“黑暗时代”，谈论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如今托宾旧事重提，他要将这一连串的同性恋们的历史书于竹帛，流传后世，“有必要不时地让他们想起，被他们长久以来排斥和边缘化的那些人。”

　　很明显托宾是抱着著史的心态在写这本书的。为什么要像犹太历史之于犹太人、爱尔兰历史之于爱尔兰人一样，编撰这么一本传记体的小史书？与其说这是20世纪后半叶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开始崛起之后的一种历史建构的内在需要，不如说这关系到如何理解“黑暗时代”之中被压迫的人。

　　要将“博爱”或者“爱情戳印”重新拉回到“世界—公共领域”之中，唯一的途径就是和别人谈论它们。这种在“黑暗时代”形成的人性的高度，不应成为某个人、或某个团体的私人生活。犹太人、爱尔兰人通过理解他们的历史来理解压迫与人性，但“大多数同性恋在孤独中长大”，没有历史，“没有诉说历史上的不公的民谣”。

　　甚而可以说，不仅仅是爱尔兰人、同性恋，对于任何被压迫者而言，讲出一个故事，并和别人谈论他们，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几天前，一位学历史的朋友发微信给我，说这几天她觉得很愤怒，想哭，但又不知道做什么，问我“学历史到底有什么用！”我不能回答这么终极的问题，但我的本能却使我脱口而出对她说：“有用的。”那些发生着的事情，需要有人去记住并讲述，那些黑暗时代所发生的爱或荒诞，需要通过讲故事的人来传递给未来。“编成故事，讲给下一代人听。”一旦有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不会轻易灭绝，它像风一样充实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隙，并将人们联系在一起。

　　首发于《上海书评》3月4日

　　《黑暗时代的爱》读后感(四)：黑暗时代，那些不能说出口的爱

　　原文刊载于《Vista看天下》第486期

　　1895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阿尔及利亚遇见了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与他的“波西”，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

　　在咖啡馆里，王尔德突然问纪德：“想不想要（波西身边的）那位男孩？”纪德紧张地、肯定地回应。他那遮遮掩掩的同性恋身份被王尔德证实了。

　　“屋里一支正在聚会的研究生板球队沉默下来。他没在意他们，只是伸出手指划过墙壁，什么话也没说，心里勾勒着那个无畏的身影，五十多年前，那人曾猜测过他的真实身份，并改变了他的人生。”作家科尔姆·托宾把这些吉光片羽都记录了下来。在《黑暗时代的爱：从王尔德到阿莫多瓦》一书 中，他写下了王尔德、托马斯·曼、弗朗西斯·培根等人为同性情欲所困的时光，以及他们的创作如何受此影响。“在其精神世界中，欲望的法则改变了他们的一切。”

　　禁忌之爱

　　科尔姆·托宾不愿意写关于自身性取向的书。

　　1993年，在爱丁堡艺术节上，托宾明确拒绝了《伦敦书评》编辑安德鲁·欧海根的这一想法，但后者却不死心，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来引诱托宾剖析自身的性取向。“他们开始给我寄关于同性恋作家或由同性恋作家写的书，其中有些非常有意思，我没法不读。”于是，从1994年到2000年间，托宾就一直在写同性恋者的作品与生活，且有所针对：他最感兴趣的不是珍妮特·温特森等人，尽管他们的作品“为读者解释疑惑，为同性恋铺平道路”，托宾更想聚焦于早期的一些“留下模糊遗产的作家”，他们或因自身性取向而深受痛苦，敏感不安；或迎难而上，写下挽歌与回忆录。

　　在书中，托宾着笔的第一位作家是王尔德。他与波西的曲折爱恋早已成了一段文学逸事。两人相识于1891年，随即展开热恋。“他就像一株水仙花——肌肤胜雪，发色如金。他躺在沙发上的样子像一束风信子，我爱慕他。”王尔德沉迷于波西的美貌中，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当时，王尔德早已成名，出版过诗集、剧本，在美国旅行时做了150场演讲，同时又因服装惹眼、谈吐机智等特质而闻名于伦敦上流社交界。但另一方面，王尔德早已成家，他只能在婚姻与禁忌中摇摆、游走。

电影《王尔德》剧照

　　同样的暧昧出现在了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生活中。终其一生，培根谈过数次恋爱，而自他开启画家生涯后，彼得·拉西、乔治·戴尔、约翰·爱德华都是他重要的同性情人。但不幸的是，前两位都早早地意外离世了。这让培根感到极度的抑郁与遗憾：“我这方面不太走运，许多我爱的人都过世了。”

　　除了死亡，失恋还有许多形式。对于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来说，马德里不仅是个神秘、魅力与兴奋交织的地方，还是个“伤心之地”。年少时，他来到马德里，与一位青年相识、恋爱。在阿莫多瓦执导的最新自传电影《痛苦与荣耀》中，他与过去的恋人游走于这座城市，却又屡次被他所伤。对方总在吸毒与戒瘾中重复，这使得阿莫多瓦最后忍痛与他分手。电影中，他甚至还为此又导了出“戏中戏”，邀请演员以独白的方式再现过去的这段爱恋，而昔日的恋人巧合地来到了剧场，含着泪看完了整场演出。

　　“他在作品中运用了对立、重复和隐秘的身份。”托宾评论说。

　　黑暗时代

　　“只有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每日来访才让我有了生气。”1895年春天，王尔德从霍罗伟监狱里给波西写信。五月时，他正式入狱，因“有伤风化罪”被判两年苦役。庭审时，他没有逃避。“我认为留下来面对庭审更加高贵，也更为美好。我不想被叫做懦夫或逃兵。”

　　19世纪末的英国还没有“同性恋”这一概念。当时，波西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对王尔德与波西的恋人关系不满，公然斥责王尔德是一个“鸡奸者”，并到处散播不利于王尔德的话语。波西怂恿王尔德诉讼，一方面是为了他的名誉，一方面也是借此与父亲做斗争。结果，王尔德不仅败诉，还反被诉“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收到了逮捕令。朋友们劝王尔德立即逃往法国，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火车已经开走了，太晚了。”

　　“不敢说出名字的爱……而这个世界却不能理解，这个世界嘲笑它，有时竟然让这爱中之人成为众人的笑柄。”王尔德为自己与波西辩护，最后却仍然落得入狱的下场。这场审判是英国司法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后来成了同性恋平权运动中被引用得最多的案件。而在同性平权运动愈发盛大的现在，王尔德本人也成了一位耀眼的、带有悲剧色彩的“Gay Icon”。

　　作家罗杰·凯斯门特的人生终场比王尔德更为潦倒、悲惨。1916年，他因参与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被判叛国罪。这时，他的著作《黑色日记》被发现。这个日记篇幅短小，每天的记录不超过150字，多为一些私密的性事。“阿戈什蒂吻了很多次”，诸如此类。即使这本日记有伪造的嫌疑，但它仍然使得当局发怒。他们不能容忍一个英国官员有着诸多如此放荡的同性性行为。

　　但事实上，《黑色日记》与他的另一本著作《白色日记》一同理应成为凯斯门特对非洲历史的见证。《白色日记》记载了他在非洲工作时的每日见闻，《黑色日记》只是生活的另一面而已。托宾坦诚地说：“我因为凯斯门特的日记而更欣赏他。我欣赏他丰厚的欲望、激情、复杂的性欲、他的直率、他的两面性、他的性能量。”但英国政府欣赏不了，也抛不开对同性恋及同性性行为的偏见、甚至是敌意。随后，凯斯门特因《黑色日记》被剥夺缓刑，当即被绞死。

　　针对同性恋的歧视与非难，曾经、现在仍遍地都是。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以《向苍天呼吁》等作品出名后，人们终于盼来了一位“既能写出漂亮的文章，又有政治和种族意识”的黑人作家。然而，当他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以《乔瓦尼的房间》影射自己与吕希安·哈博斯伯格的爱恋时，鲍德温被很多人告知“不该写这书，如果出版此书，会毁了自己的事业”，甚至被人歧视地评论“更适合去领导同性恋运动而不是民权运动”。但鲍德温没有对这些人动怒，他只是说：“我确实是一个异类。我们所有人都是。”

作家詹姆斯·鲍德温

　　爱与自白

　　1913年，英国作家E.M.福斯特开始写《莫里斯》，一开始他就想要写一个圆满的故事。“圆满故事是必需的。我不该再去写别的结局。我决定让小说中两个彼此相爱的男人在小说允许的范围内相爱到永远。”四十多年后，他仍然在思考如何把结局写得更好。但或许因为这种圆满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直到1971年，福斯特死后，《莫里斯》才得以出版，成为了一部经典作品。

　　自出现以来，同性恋作品就有种写悲剧与不圆满的倾向，而这正是福斯特及之后的一些作家想要抵制的。此前，同性恋作家及其作品大多有着一种悲伤、痛苦的气质。

　　熟读王尔德的人应该都不会错过《自深深处》。1897年1月至3月，王尔德在雷丁监狱给波西写了一封封长信，直到1949年这些信才得以完整出版。信中，王尔德的语句一如既往地优雅动人，有时是倾诉爱慕与思念之情：“如果曾有一刻你的眼中充盈泪水，如同我们在狱中那般哭泣，白天和夜晚一样流泪。”有时是控诉情人的不堪：“在你心里，恨比爱始终强烈。”有时是一些发人深省的哲理：“浅薄是至高的恶。”

电影《莫里斯》剧照

　　出狱之后，王尔德写了长诗《雷丁监狱之歌》。托宾说：“他的诗歌一直有所欠缺，直到《雷丁监狱之歌》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他最好的诗。在诗中，王尔德借已故的骑兵伍尔德里奇的身份，为所有定罪者呐喊：“他们现在把我们吊在什鲁斯伯里监狱里，哨子吹得寂寞。”

　　但王尔德自此再也没有创作出新的戏剧，不会再有《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这样的作品。他哀嚎着：“强大的创造力已经离我而去。”出狱后，他生活潦倒，最终与波西分手，妻子也离开了他。1900年，王尔德因病逝世。在他的墓碑上，刻着《雷丁监狱之歌》中的诗句：And alien tears will fill for him，Pity's long-broken urn，For his mourner will be outcast men，And outcasts always mourn。（异乡异人泪，余哀为残瓮，悼者身孑然，悲歌长久远。）

　　弗朗西斯·培根与美国诗人马克·多蒂的作品一样有着真切悲伤的力量。在恋人彼得·拉西死后，培根把他的脸画在了一幅三联画的左右两侧，把自己的脸画在了中间。他还在《坦吉尔-马拉巴特的风景》中画下了拉西的埋身之地，有草地、风沙和灌木丛，还有黑色的天空，像沙尘暴袭来。

弗朗西斯·培根所作的一幅三联画

　　多蒂的诗歌没有那么阴郁，只是透着一股摆脱不了的无奈与悲痛。在男友沃利身患艾滋后，病毒就入侵了他的诗歌。

　　至于托马斯·曼，早已将自己那威尼斯的旅程“写”进了《死于威尼斯》中：一个中年作家沉溺于对美少年的肉体、灵魂的想象中，最终因此而丧命。而在《魔山》《浮士德博士》等作品中，托马斯·曼将自己与爱慕的人们幻化成一个个角色，一同穿梭于同性情欲之间。

　　有些作家的“同性恋情节”或许隐藏得更为隐蔽。弗兰茨·卡夫卡因其作品中的阴郁色彩与畸变而被评论界怀疑为同性恋。《变形记》里突变为一只甲虫的男子、《城堡》里半遮半掩的渴求……“他所有主人公的困境都基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都是同性恋……他们同时需要隐藏与展现自我。”批评家鲁斯·布芬说。但这是不是过度解读呢？

　　熟悉一位作家的性取向有助于读者了解其创作意图与内核，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别主宰着一切。创作正如鲍德温所说，它更与自身的自白有关：“一切艺术，都是一种直接或不直接的自白。所有艺术家，如果想要流芳百世，最终都得被迫讲述整个故事，倾吐痛苦。”

　　《黑暗时代的爱》读后感(五)：在黑暗时代相爱的人们：同性恋历史与身份认同的叙述

国外版封面科尔姆·托宾

　　这本书在2001年就已经在国外出版。

　　在序言中，托宾说《伦敦书评》的编辑想要他写一本关于他自身同性恋的书。但是，托宾回绝了这位编辑，说在这个话题上自己没有“个性和争鸣”；他的性取向“涉及部分不安、胆怯、忧郁的内心世界”。那位编辑孜孜不倦，给托宾不断寄去关于同性恋或由同性恋作家写的书。在1994到2000年，托宾已经写下了不少关于同性恋者的作品和生活。

　　这本书所讲述的不是同性恋艺术家的平权斗争史，而是那些在“早期留下模糊遗产的”，充满挣扎和痛苦的同性恋作者的故事。同性恋意识的挣扎让他们的作品“以奇特而迷人的方式潜入语言、意向和政治”——Gay Identity对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的影响：他们的情欲、悲剧、和无畏。

　　书名里的Dark Time可以理解为同性恋不被主流社会接受的那段时间，那段“前进中的曲折历史”。从王尔德所在的1850年代，到和托宾同时代的阿莫多瓦。那段黑暗时期中，Gay被污名化、妖魔化。如果是Gay，那么就要被社会抛弃，就算个人成就再辉煌，也要背上道德堕落的污名。只能带上面具，隐藏这个身份；柜子中躲藏，把自己对同性的爱隐含在作品中。到20世纪末，开始有了自由表达同性欲望法则的阿莫多瓦，和为爱情写下哀歌的汤姆·冈恩和马克·多蒂。从这些艺术家的故事，也看到“彼此和此时之间宽容度的变迁”。

　　至于这本书想要传达的，是对同性恋身份和历史的一种铭记和肯定。我很喜欢“徜徉于绿林”这一章，里面提到同性恋的身份认同和历史的空缺。“同性恋是在孤独中长大的，没有历史，没有诉说不公的民谣，牺牲者已经被遗忘。”“你看着镜子，却什么也看不到。”——“因此，挖掘一段历史、一份遗产是每个人的分内事，是通往自由之路上的一程，对于不太关心同性恋身份的读者和批评家而言，也具有严肃的意义。”不过，这本书没有作为一本同性恋艺术家的编年史来写，而只是几篇个人小传，讲述他们时代身为同性恋艺术家的故事。托宾完全可以把更多的故事扩充成一本更严肃的关于同性恋艺术和艺术家的记载史书，几个短篇只是提供了几段断面。

　　对于LGBT群体而言，这些关于同性恋表达的作品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是很必要的。这些同性恋艺术家提供了一个精神寄托，告诉这个群体自己是有被表达的价值的。艺术家有表达同性恋的欲望，写成文字，画成图像，拍成电影；同样，LGBT读者希望看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我们自己的故事，被表达出来，被别人看到。通过对同性身份的表达，把这个“同性恋”标签常态化。

　　同性恋标签在过去的艺术作品里总是充满挣扎和阴暗，尤其是在电影里面，刻画同性恋的时候总是极为苦情，而不是像普通异性恋电影那样，可以有平淡和乐趣，可以是浪漫而圆满的结局。这本书里提到的艺术家的作品，不是充满压抑，就是暗含痛苦。

　　我很喜欢的一部美剧——《威尔和格蕾丝》，在一个主创采访中，有提问说“你们不担心这样一个以gay为主角的题材在主流电视频道播出会受到争议吗？”，“这个剧并没有把同性恋作为一个需要突出的地方，而是讲一群好朋友的故事，只是他们碰巧有人喜欢的是同性。”而这部剧也做到了，把4个住在纽约的友情故事拍得即幽默又感人。

　　我很希望同性恋身份也可以像这部剧中描写的那么轻松愉快，说起来可以和异性恋一样平常，成为彩虹色一样的丰富多彩，而不是像这本书里所描绘的“黑暗时期的爱”。

　　以下是本书的一些破碎的摘抄和补充资料——

　　严重剧透警告！！

　　王尔德

　　奥斯卡·王尔德

　　16 October 1854 – 30 November 1900

喜爱华服的王尔德被王尔德“出柜”的安德烈·纪德

　　如果没有那么狂，王尔德会比纪德更高几个段位吧

　　不敢说出名字的爱（来源wiki）：

　　1895年4月26日，对王尔德的起诉开始了，王尔德坚称自己无罪。此前，王尔德请求波西离开伦敦前往巴黎但被拒绝，甚至想要提供证据，然而波西还是被迫逃亡了。王尔德的友人在此期间离开英国。面对盘问“什么是不敢说出名字的爱？”，王尔德犹豫片刻之后自信地辩道：

　　“不敢说出名字的爱，在本世纪，是年长男性对年轻男性的伟大的爱，如同大卫和约拿单之间的，如同柏拉图为他的哲学而做的根本，如同你在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找到的。正是那般深深的心灵的爱才如完美一般纯净。它支配并渗透了伟大的艺术，比如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的，以及我的那两封信。这爱在本世纪被误解了，以至于它可能被描述成‘不敢说出名字的爱’，并且由于这个误解，我现在站在了这里。这爱是美丽的，是精致的，是最高贵的爱的形式，它没有一丝一毫不自然，它是智慧的，并循环地存在于年长男性与年轻男性之间，只要年长者有智慧，而年轻者看到了他生命中全部的快乐，希望以及魅力。以至于这爱本该如此，而这个世界却不能理解，这个世界嘲笑它，有时竟然让这爱中之人成为众人的笑柄。”

　　此辩护引起反效果，因为它仅仅加强了对同性行为的指控。审判结束，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王尔德的律师最后通过一个地方执法官争取到保释。交保后，王尔德避开公众，住在了朋友家。原告律师问当时副司法部长能否宽容对待此案，副司法部长表示肯定，却担心这个案子已经过于政治化而无法放下了。

　　————

　　王尔德被法律判决为“鸡奸者”，犯了“风化罪”，被投入监狱，苦劳监禁两年。那时候并没有所谓“同性恋”这个概念。

王尔德传记电影《快乐王子》剧照

　　性的政治化

　　快乐王子、天才

　　狷狂、沉迷、无节制

　　罗杰·凯斯门特

　　Roger Casement

　　1 September 1864 – 3 August 1916

　　Known as Sir Roger Casement, CMG, between 1911 and 1916, was a diplomat and Irish nationalist. He worked for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as a diplomat and later became a humanitarian activist, poet and Easter Rising leader.

　　民族英雄还是鸡奸者？日记是真实还是污蔑伪造？

　　《黑色日记》

　　我因为凯斯门特的日记而更欣赏他。

　　我欣赏他丰厚的欲望、激情、复杂的性欲、直率、他的两面性、他的性能量。

　　人道主义者

　　却被英国政府绞死，而日记成为“罪证”。

　　通过内容分析法等，有学者指出是伪造。“显然伪造者只是复制了凯斯门特的手迹，但除了表达凯斯门特敌人的肮脏思想以外一无所长。”

　　托马斯·曼（德）

　　aul Thomas Mann，

　　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

　　他一生中仅有几次对男人做了注视之外的事。

　　他将自己的欲望、精力、性秘密都保存起来为写作而用。

　　曼的日记、信件和小说总有一种感觉，他是对他自己生活的观察者，他很早就学会如何置身事外，假装事情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然后把素材存起来为将来所用。

　　...他的沉默已经持续了太久

《死于威尼斯》舞台剧照

　　弗朗西斯·培根

　　October 28, 1909, Dublin, Ireland

　　Died: April 28, 1992, Madrid, Spain

　　Francis Bacon was an Irish-born British figurative painter known for his emotionally charged raw imagery. He produced series of images of popes, crucifixions and portraits of close friends, with abstracted figures sometimes isolated in geometrical cages, set against flat, nondeｓｃｒｉｐｔ backgrounds.

　　创造了一种能被理科辨认的个性图符，

　　花费多年时间不断改进、扩大他们的创造，

　　在自我模仿的边缘摸索前进

　　他们都没有参加过二战，但作品的意向似乎都深受战争的影响。

　　他们作为画家，都是自行其是的孤独者

　　“我讨厌自己的画看起来像是那种不确定的抽象的印象主义画家的作品，我喜欢严密规整的画作，虽然我并不使用严密规整的画法。”

　　他感兴趣的不是心灵也不是情感，而是他所说的神经系统。

　　他感兴趣的是描绘——使用图像空间只为了传递信息或视觉上的相似性——转移到无法描绘的人类感觉领域。

　　论阐释性与非阐释性画：

　　阐释性形式通过智识立刻告诉你这一形式是关于什么，而非阐释性形式首先表达感觉，然后才慢慢浮现事实。事实本身是模糊的，形式是模糊的，所以用模糊记录法来记录形式，更接近于现实。

　　“我经常希望，有一部摄影机来拍摄作画的场面，因为在作画中，当你努力往下画的时候，经常会错过最佳时刻。如果有录像，就能把那个画面找回来。”

　　“一旦要画多个人物，你立刻就会转移到人物关系的讲故事层面。那立刻就会建立起某种叙述性。我一直希望能没有叙述性地画很多人。”

　　“如果我把人画的平淡，那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是想让肖像和真人一样鲜明生动。”

　　他不用模特，也不对作画对象做许多布置。他使用照片，并从记忆中作画。

　　他画的主要是他爱的人，再加上他强烈的作画方式，他的话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氛围。

　　他试图捕捉自身焦虑的情感生活的线条。

　　英国/爱尔兰的殖民梦末日

　　无力感与暴力，寂寞与孤独

　　传记作品有个问题，他们牺牲了平常和真实，追求戏剧性和趣味性

弗朗西斯·培根（L）和乔治·代尔（R）在SoHo的一家餐厅

　　1963年，一个英俊又愚蠢的小偷戴尔从房顶上摔下来，被54岁的培根抓了个现行，弗朗西斯·培根上下打量着小偷，说：“现在你有两个选择，和我走或者被警察带走。”自此他们开始了一段10年的同性恋情。

　　培根画笔下的爱人戴尔：

左图为戴尔（Dyer），右图为培根（Bacon），中央图则显示了两个抽象人物从事激进的做爱。培根还是个喜欢sm的女装大佬

　　伊丽莎白·毕肖普

　　Elizebeth Bishop

　　orn: February 8, 1911, Worcester, MA

　　Died: October 6, 1979, Lewis Wharf

　　美国著名女诗人

　　“

　　我想在这儿休息，什么都不做，

　　或不做什么，永远地，呆在这两件空荡荡的屋里；

　　瞅瞅望远镜，读无聊的书

　　”

　　她对罗威尔说：

　　“等你为我写墓志铭，你一定要说我是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人。”

　　詹姆斯·鲍德温

　　詹姆斯·亚瑟·鲍德温（英语：James Arthur Baldwin，1924年8月2日－1987年12月1日），美国作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作为黑人和同性恋者，鲍德温的不少作品关注20世纪中叶美国的种族问题和性解放运动。代表作有小说《向苍天呼吁》、《乔瓦尼的房间》、《另一个国家》等。

　　詹姆斯尚在襁褓中时他的母亲艾玛·乔恩斯嫁给了牧师大卫·鲍德温并搬到纽约的哈林区。詹姆斯从小家境贫寒，他与继父的关系也很紧张。14岁的时候他成为了一名五旬节教派的牧师，经常上台宣讲。

　　17岁的时候，鲍德温放弃宗教信仰，搬到纽约作家艺术家云集的格林威治村，并开始写作（后于1955年结集出版《土生子的札记》）。

　　鲍德温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1948年，由于深感美国对黑人和同性恋的歧视，鲍德温离开美国来到了巴黎。他希望自己的作品不要“仅仅因为是黑人，甚或黑人作家”而受到关注[1]，他希望跳出黑人文学的圈子在更大的世界中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同时他逃离美国也让他得以正视自己性向上的挣扎，也逃离了很多跟他一样的美国黑人青年在纽约感到的压抑和无望[2]。

　　在巴黎，鲍德温很快参与到左岸的激进主义浪潮。他开始在一些文学选刊上发表作品，比如在他的朋友乔治·索洛莫斯（笔名为Themistocles Hoetis）担任编辑的《零：文学与艺术评论》（Zero; A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批评理查德·赖特的“每个人的抗争小说”（Everybody's Protest Novel）一文。

　　1953年，鲍德温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半自传体的《向苍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两年后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土生子的札记》。除了赖以成名的小说和散文，鲍德温也尝试过多种文学体裁，包括诗歌、戏剧等。

　　他的第二本小说《乔瓦尼的房间》1956年甫一出版即引起争议，主要因为文中有直白的同性情色内容，而且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本书的角色全部是白人。接下来的两部小说《另一个国家》和《告诉我火车开走了多久》中进行了更广泛的尝试[3]，涉及黑人和白人的关系，以及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等[4]。这些作品也充分反映了1960年代的动荡和愤怒。

　　相近的时代主题也出现在鲍德温的长文《在十字路口》（Down at the Cross）)里[5]，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纽约客，鲍德温因此登上1963年的时代周刊封面（当时他正在南部宣讲民权运动）。另一篇长文《街上的无名者》也论及了他1960年代后期的亲身经历，特别是他的三位友人麦格·艾佛斯（Medgar Evers）、马尔科姆·X（Malcolm X）以及马丁·路德·金的暗杀事件。

　　鲍德温在1970年代到80年代的作品一直不太受到关注，不过近年来也开始引起一些注意[10]。这段时期鲍德温搬回法国南部，主要的作品是小说《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和《Just Above My Head》，主要关注于黑人家庭的重要性。他同时出版了一本诗集和一些散文集。

　　1987年12月1日凌晨[11][12]（也有部分报道为11月30日深夜[13][14]），鲍德温因胃癌去世[15][16]，葬在纽约附近哈茨代尔的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我应该挪用那些白人的历史，我要把他们变成我的。”

　　“我的生活，我真实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危险并非来自他人，而是来自我内心的愤恨。”

　　“我认为生活在美国的黑人没有一个不曾体验过单纯的、赤裸裸的、无可辩驳的仇恨，区别无非是短暂或长期的、尖锐或迟钝的，程度不同的或作用不同的。没有一个女人不曾想过要冲着某天遇到的白人脸上揍一拳。。。不曾想要打碎白人的身体，让他们矮下去，挨到尘埃里，那正是他出身并一直被践踏的地方。”

　　“他正处在两个时代的夹缝中，在前一个时代中如他的人没有自由，后一个时代尚未到来。城市向他打开大门，但并不足以使他感到自由，只能让他感到危险和遭受威胁。他就好像是一个刚从单人牢房被放到更大的监狱里的囚犯。”

　　“鲍德温对《巴黎评论》说，我不知道我去巴黎会遭遇什么，但我知道我留在纽约会发生什么——如果我留在纽约，就会像我的朋友尤金·沃斯一样，从乔治·华盛顿大桥上跳下去。”“我离开美国（1959年），因为我怀疑自己能否克服肤色问题带来的愤怒......我不想让自己仅仅成为一个黑人，或成为一个黑人作家。”

　　“我在（法国）学到的主要东西，是关于我自己的国家，我自己的过去，我自己的语言。乔伊斯把沉默、流放和狡诈作为一个维持他生活的体系来接受，我也得这么接受——顺便一说，沉默是最难懂的部分。”

　　在法国，作为一个黑人写一部白人同性恋的小书，是一种勇敢的政治行为。然而将谋杀作为同性恋的核心情节，对同性恋的影响，正如他所批评的怀特对黑人的描写，即给一个流行观念扇风点火，使人骇人听闻

　　无论他在巴黎和纽约生活得多么自由，他的命运及其国家的命运总是在南方苦情地展开。

　　“我的家庭救了我......我的意思是他们让我忙于照顾他们，帮他们驱赶老鼠、处理掉下的灰泥，还有各种穷人家，让我没空从屋顶上跳下去...”

　　汤姆·冈恩

　　汤姆森·威廉·“汤姆”·冈恩（Thomson William“ Thom” Gunn）（1929年8月29日至2004年4月25日）是一位英国诗人，他因在英格兰的早期诗歌，与运动的关系以及后来在美国的诗歌而受到赞誉，即使他朝着宽松，宽松的风格。从英格兰搬到旧金山后，冈恩（Gunn）写了一些有关同性恋的话题，尤其是他最着名的作品《 1992 年夜汗的男人》（The Man With Night Sweats）（盗汗是艾滋病的症状之一），以及吸毒，性行为和他的波西米亚式生活方式。他获得了主要文学奖，他的最佳诗歌具有紧凑的哲学优雅。

　　佩德罗·阿莫多瓦

　　edro Almodóvar Caballero is a Spanish filmmaker, director, screenwriter, producer, and former actor. He came to prominence as a director and screenwriter during La Movida Madrileña, a cultural renaissance that followed after the end of Francoist Spain

　　本人最爱导演之一

　　三部曲必看！！

《欲望法则》《欲望法则》结局一幕《不良教育》《痛苦与荣耀》

　　马克·多蒂

　　Mark Doty (born August 10, 1953) is an American poet and memoirist best known for his work My Alexandria. He was the winner of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for Poetry in 2008.[1]

　　...极力描绘艾滋病的意象和节奏，寻求能够容纳它的方案，尽管是以断续和伤感的方式。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被这个疾病吞噬，仿佛即将消逝，My Alexandria (1993)

　　As the son of an army engineer, Mark Doty grew up in a succession of suburbs in Tennessee, Florida,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Arizona. He has described himself as having been “a sissy”; frightened by his emerging sexual identity, he married hastily at age eighteen. After completing his undergraduate studies at Drake University in Iowa, he got a divorce and moved to Manhattan, where he paid his dues as a temporary office worker. He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creative writing from Goddard College during part-time semester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he met his first great love, Wally Roberts. The couple lived together for twelve years in Manhattan and Provincetown. Wally’s illness and death from AIDS in 1994 was the central event in Doty’s young life as both a person and poet. In the interim, however, Doty was publishing his early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