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局观》是一本由何帆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局观》精选点评：

　　●偶然下了何帆的《阅读笔记》来翻，只看了序言的两段文字就被吸引住了——这是一个写作高手，很少用长句，节奏舒服，不知不觉就能勾着你往下读。朋友圈里好像至少有三人关注了他的公号。 他出的几本书好像都是读书笔记，做一个导读还是不错的，如果不能自己去读他解读的那本书，他总结的信息也只能带来一时的快感，很快就会消失。这也是碎片化信息的通病吧。

　　●找不到

　　●登高望远，大局观顾名思义就是要一览众山小，海拔3000米即便还没到人迹罕至但也可以说高原地带，会当凌绝顶之处别有一番风景。本书可以说是一本经济学著作的读后感，涉及人、市场、政府、经济增长、创新、不平等、人口、金融、地缘政治等领域，博览群书这一点很喜欢很认同；感悟有了，但缺乏结论，作为一本著作没有经典结论这一点不喜欢。希望能尽快有智慧，成为一个有大局观的人。文末提出学习的榜样富兰克林，这点也赞同。

　　●格局很大

　　●很多书的读书笔记组成。三星半

　　●里面很多东西值得一读，读了之后还是记不住

　　●推荐！有一些独特的视角，并且简单易懂。会让人停下来写写画画，记录自己的思考。 习惯不断背叛过去的自己，忘记曾经相信过的真理。 有人说得到是知识的二道贩子。阅读别人“咀嚼”过的知识并不能获得系统性而且深刻的洞见。但是，在我看来，对于很多门外汉来说，这是获得知识比较直接和简单的方式了。就像一个学识渊博的教授在给我们上通识课，除了基本知识的导读，也有他们思考与见解。我们要做的不是悉数照收，而是吸纳与思考并存。通过这样一种导读，也许能引发更深的兴趣从而可以有选择性地决定是否在深入了解下去。

　　●其实这本书还挺辣鸡的

　　●虽然有些还不错的点，或者没看过的内容，实在是太碎片化，这个年代逻辑思维推荐的东西都是自己风格的那种碎片化浅尝辄止的东西么？不是很系统。如果总结的话，就是拿个海平面看到的大众认知，和实际认知的对比这几节抽出来就总结完了。

　　●确实是一堆书的读书笔记。

　　《大局观》读后感(一)：不成体系的东西很难叫做书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列出来的书单。

　　作者书真的看了不少，推荐的也都是名家经典，但真的没有什么逻辑性，没有自己的框架和模型。

　　你可以在海边用沙子和贝壳铸成各种雄伟的城堡，但经过岁月的冲刷，留下的还有什么？

　　而且说实话，第一章里作者讲的行为经济学的书我也看过两本，感觉作者其实没说到每本书的精髓，估计就是草草翻了翻而已。

　　《大局观》读后感(二)：读书笔记也能出书的话，我也可以

　　何老师是一个很有辨识度的作者，连续拜读完变量和大局观以后，何老师的招数已经非常清晰了。

　　两本书都是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吹牛，然后用一点点证据证明吹过的牛。就是这样。变量比大局观还要好一些，至少前者是自己亲自吹出来的，后者更像用别人的牛来论证自己的牛。

　　我的愚见是，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作者，起码要对自己写的东西脉络是清晰的。何老师估计是在政府机关做高知久了。写的东西又愚又腐，没有中心思想，没有论点论据，就是读书笔记混合。甚至对自己的读书笔记也不整理一下，估计就是平常看微信看到好的就剪切到有道云笔记，然后用上自动整理功能输出一本书。

　　如果这样都能出书，那我也可以。

　　不信的话，我给你举个例子。这篇文章是本书346页，讲美国移民问题的，原文很明显是一个西班牙籍的作家。何老师居然直接摘抄。

　　所以看起来，就像是在看以前中央台的译制片。

　　《大局观》读后感(三)：大局观读书心得

　　大局观读书心得

　　整本书介绍了很多经济名词和现象，用国内国外的历史案例分析，以及给出当代人应该怎样学习和应对的措施，并提出了无法解决的问题

　　比较有意思的点：

　　1. 取走校花的兄弟，你过得还好吗？选择最优的选择不一定得到最好的结果

　　2. 如何在考试中蒙答案？通过概率学和出题人的心理学分析的

　　3. 流寇坐寇定理。坐寇就是在特定的地点范围称王，剥削当地人民，不能一次性都剥削完了，不然以后就没得剥削了。流寇就是一次性买卖。当地人民对这两者都有微妙的亲和感或是敌意，因为各有好坏

　　4. 投资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元素。有了更多的钱，不仅仅是日常所需的钱，有了闲钱才能不仅仅是活着，才能进步

　　5. 旧的旧思想、旧的新思想、新的旧思想、新的新思想。区分这些就要用知识和经验做出最合理的判断从而去选择你认为正确的选择。

　　6. 对外开放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要看当时国家的和平状态，经济状态，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

　　7. 贫富差距。认真对待自己在哪一个位置，利用该利用的资源

　　8. 丈母娘提高了房价。中国男女人口比例是120:100。女方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在本来就竞争激烈的男方，房价也被拉高了

　　9. 金融危机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有时认为正确或错误的决策受当时的国家状态影响会起相反的效果

　　10. 地缘政治。处在国家竞争之间的国家要学会左右逢源才能有更快的发展

　　《大局观》读后感(四)：重要的经济类图书的读书笔记：4星|何帆《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

　　作者在得到APP的专栏的文稿集。看内容基本是读书笔记加上少量作者个人的感想与发挥，介绍一些重要的影响比较大的经济类图书的主要思想。全书按作者的思路分为10章，每章又分许多小节，每节介绍一本书，偶尔多节介绍一本书。

　　内容相当不错，信息量比较大，没见过的新思想比较多。

　　几乎每一小节后面都有一两条“阅读链接”，多数给出书名，偶尔是文章名，一两篇没给出阅读链接的，数据与信息相对少很多，估计是作者原创。

　　但是读书笔记的说法是我的猜测。作者在前言中没说这本书主要是读书笔记，只说是经济学思想的普及。如果不是读书笔记，书中的大量思想与数据没给出信息来源，有失学术风范。

　　其中有些书我读过，看本书相关章节，作者还是有少量的发挥与感想，但是又没明确说出来哪些是作者的想法，哪些是原书的思想。

　　读后我有3个疑问：

　　1：有没有一些重要领域没有面向普通读者的书或者有书但是作者还没读因而没含在书中？

　　2：书中哪些细分领域作者是专家因而可信度极高？哪些领域相对来说作者只是一般涉猎？

　　3：哪些内容学术界还有支持率更高的反对思想没被包含在本书中？

　　从以上3个疑问来看，我认为本书的一个小缺陷是缺乏大局观，作为一本经济学思想介绍读物很不错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品有点偷懒了。

　　总体评价4星，很好。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1：我们要提防的是第二种骗术。这些经济学家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的观念。为什么说这些经济学家会“骗”大家呢？他们不是真的想骗大家,而是坚信只有自己的理念才是对的,别人的都是错的,他们要“启蒙”大家。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何况经济学家已经往前走了不止一步。P引言2

　　2：学术界的传奇人物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很早就说,人是有限理性的,而有限理性的个体在决策的时候,会更多地使用“启发法”(heuristics),追求的也不是最优解,而是差不多就行的结果。P6

　　3：他们很吃惊地发现,这些工人在失业之前更容易患病,因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导致工人始终处于焦虑之中,而这影响了工人的健康。失业之后,不确定性消失了,工人反而不再担心了,他们转而关心该到哪里去找工作。当紧张和焦虑的情绪消失之后,工人患病的概率下降了,失业之后的工人比失业之前的工人更健康! P34

　　4：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越是团结的小群体,越容易出现“小集团思维”。小集团内部的人相信,只有紧密团结,才能一致对外。他们会高估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团队是一支无往不胜的“超级团队”,而对手则是不堪一击的。P44

　　5：多读严肃小说的第一个好处是能锻炼我们的移情(empathy)能力。……这是一种能够从全局出发、由小见大,见微知著,能够在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事物之间找到相互联系,能够在看起来不合情理的现象中发现规律的能力。成功人士各有特质,有的执着,有的胆大,但有一类人不仅成功,而且睿智,他们的秘诀就是具有强大的移情能力。P47

　　6：输家阵营团结一致,赢家阵营各怀鬼胎,政府就很可能会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很早就说过,之所以会有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它“使少数人获得很大的利益,而只造成多数人很小的损失。” P60

　　7：奥尔森认为,正是分利集团的寻租活动导致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P67

　　8：奥尔森发现,欧洲的王朝基本都是“流寇定居”这一故事的不同版本。奥尔森说:理性的、自利的“流寇”头子好像是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变成坐寇,戴上皇冠,自封君主,国王,天子或者皇帝,以政府取代无政府状态。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奥尔森称为“看不见的左手”,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右手”相对应。P70

　　9：按照这一理论,所有的政治党派到最后都会选择更为中庸的立场,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同样,按照这一理论,处于中间的投票人总是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为左边的党和右边的党都要拉拢你。站在中间,左右逢源。P75

　　10：问题出在哪里？其实还是因为偏好的“单峰性”。甲乙的偏好都符合“单峰性”,但丙的偏好并非如此。所以,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个体理性无法推导出集体理性,即使每个个体的偏好都是“可传递的”,社会的偏好却不是“可传递的”,也就是说,社会的偏好是不符合逻辑的。P78

　　11：什么是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证明了,当一个社会中的个体数目确定,面临的是不少于三种方案的选择时,不可能同时满足帕累托法则、无限制定义域和无关备选项的独立性以及非独裁这四个条件。P81

　　12：我跟大家推荐过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海特(Jonathen Haidt)的书:《象与骑象人》。他用了一个比喻,将直觉比作大象,而意识是骑在大象背上的人。跟大象相比,骑象人的力量是弱小的。骑象人无法违抗大象的意愿,要是大象就是不听骑象人的话,骑象人一点儿招都没有。但骑象人比大象看得远,能够更好地引导大象。骑象人的作用就是为大象服务。P88

　　13：打个比方来说,道德犹如味觉。你对哪一种味道更敏感决定了你的政治口味。海特教授讲到,如果仔细辨认,道德至少能够尝出来五种不同的“味道”。第一种味道是关爱……第二种味道是公平……第三种味道是忠诚……第四种味道是权威……第五种味道是圣洁。P92

　　14：不幸的是,西方逐渐征服了世界,也就将民族主义的毒芽播种到各个地方。巴尔干号称是“欧洲的火药桶”,这里有异常复杂的民族和宗教。但是,当西方没有到这里之前,当地的民族认同相当淡漠,大家都能相安无事。当民族主义被传播到这个地区之后,战火才开始绵延不断。P99

　　15：或许,有一个古老的国度能够为西方世界提供智慧。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民族的概念,汉族人口中包含了人类学意义上完全不同的人种,包含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包含了异彩纷呈的语言、习俗和文化。有种说法讲,北方人是蒙古人种,南方人是马来人种, P101

　　16：美国也曾长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林肯总统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的进口关税。美国在经济增长初期的时候,大量盗印英国的书籍,还派工业间谍到欧洲窃取技术秘诀。杰弗逊总统有一句名言,他说奴隶是可以私有化的,但知识怎么能私有化呢？知识本来就应该让大家一起分享。P117

　　17：如果我在河上修了一座桥,向过往的车辆行人收过路费,大家应该觉得是公平的吧。那么,如果我规定,禁止任何人再修其他的桥,到河对面都要走我这座桥,是不是就很无理了？很多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是保护某种特定的生产工艺,而是保护最终产品,也就是说,哪怕你用其他的生产工艺,只要你生产的东西跟我的相似,那都是不可以的。P120

　　18：钱颖一、许成钢等经济学家受到钱德勒的启发,将中国计划体制下的科层制经济组织称为“M型经济”,而苏联更接近于“U型经济”。换言之,中国经济是根据地域原则运用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也是分散的,地方政府的力量很大,从来没有出现过苏联那种严密的垂直计划体制。P125

　　19：其次是M型经济能够在相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形成竞争,调动经泳体的积极性。M型结构比U型易于进行经济绩效的评估。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以比较不同省份的诸如GDP等经济产出指标,但苏联却无法进行这样的比较,因为煤炭部与钢铁部的经济活动是不可比的。有了经济指标的衡量,就可以在地方政府层面形成有效的竞争关系。P126

　　20：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的大部分地方政权都被南下干部控制了,他们从土地改革运动中提拔年轻干部以取代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只有在游击队力量较强的浙南地区,如温州乐清,宁波慈溪、金华等县,基层干部队伍还是以地方游击队干部为主。P129

　　21：因此,为了保证自身的政治生存,地方干部只有从基层中获得广泛政治支持才能消解这一潜在危险。所以,地方游击队干部在当地默许和包庇地下经济活动,其实是在以保护群众的经济利益来交换不被群众运动清洗的政治保障。P130

　　22：他分析了1960-1987年间十几个富国和穷国的数据,结论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教育发展和人均产出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教育越发展,经济增长就会更快。P152

　　23：但是,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生活,只有不到100年的时间。就连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是在“二战”之后才过上了现代生活。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认为,在1870年到1970年这100年的时间内,出现了对人类生活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大创新”。P159

　　24：促进美国国内市场繁荣、铁路运输繁荣的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就是这种原始的冷藏车厢,其核心技术秘诀就是把冰块放在肉的上边。你觉得这种技术能申请到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吗？引发重大变革的技术,不一定是最先进、最复杂的技术,可能一个小小的改进,就能引发市场的巨大改变。P165

　　25：为什么经济增长会出现退潮呢？因为高速经济增长从来就不是常态,只是特例。只有在一国出现经济起飞和赶超的阶段,才会有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过了这个阶段,一切都要回归常态,就像抛到空中的球会落到地面上一样。全球经济如此,中国经济亦然。P185

　　26：到底哪里出错了呢？因为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太快了,很多人赶不上剧烈的变革。这些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人会要求停车,他们要下车。不是说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不对,但变革的方向和变革的速度共同决定变革。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P243

　　27：四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事实证明,安吉尔的观点才是“大幻觉”。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933年,他的《大幻觉》修订之后再版,再一次成为畅销书,比第一版还要成功。这一年,安吉尔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安吉尔再度被重重地打脸。五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P252

　　28：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处游说发展中国家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把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但是,1997年和1998年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没有解救这些国家,反而火上浇油,这动摇了人们对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信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学者们更是全面反思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利弊。P259

　　29：他们用大量的数据显示,在一个收入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会活得更为快乐、健康。P294

　　30：他们认为,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要比实现短期的快速增长更难,而收入不平等程度加深,会缩短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时间。P297

　　31：魏尚进和张晓波的计算表明,中国家庭储蓄率在1990年至2007年间的上升,有一半能被失衡的性别比所解释。他们还用2000年的城乡数据检验男女比例与房价的关系,发现性别比更高的地区不仅房价更高,而且房子的平均面积更大。这一作用在城市地区更为明显,当地的性别比每升高0.1%,房子的单位价格就会增加3.7%,面积增大3.7%,从而使房子总价上升7.4%。P327

　　32：当大家讲到美国的收入差距时,很多人会关注最富有的1%,其实,还有一个逐渐扩大的鸿沟,就是上过大学的人和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多支持特朗普的选民,是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蓝领工人, P335

　　33：牛顿曾经当过英国皇家铸币局的局长,当时英国实行的是黄金和白银并用的“复本位制”。牛顿在计算黄金和白银的比价的时候估算有误,结果导致白银退出了流通,只剩下黄金。P357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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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局观》读后感(五)：非理性人

　　经济学告诉你，人都是理性人，每个人根据自己能够掌握的信息和资源，寻找能够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法。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些不按照最大化原则行事的企业和个体，都将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被淘汰。由于每个人都能够理性地找到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法，所以政府没有必要干预个人的行为。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在追求自己的私利，但在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追求私利的个人行为反而能带来互利共赢的和谐结果。

　　人的感知器官和认知模式是不完善的。在大部分日常决策中，我们是靠直觉而非理性做出判断。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经济学所说的那样，一切决策都要追求最优化，反而会更容易感到后悔、沮丧。人确实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但人性远比经济学所设想的更为复杂，更为丰富多彩。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自己，学会和狡猾的感情共存，我们还需要共同建立一种社会机制，能够尽可能地把人的善良意愿释放出来，同时遏制每个人仅仅追求自我利益的冲动。如果我们把人性想得最坏，就会得到最坏的结果。

　　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原本是为了建模更为方便，因为这一假设背后的数学模型就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但是，当理性人假设变成一种信仰之后，我们会产生偏执的傲慢，这种傲慢反而会陷我们于无知。

　　行为经济学承认人并非完全理性，这就像哥白尼发现地球并非是宇宙的中心一样。行为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多与生俱来的缺陷，我们易于冲动，难以自控，时常懊悔，有时也会欺骗，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承认这一点，不会让我们变得自暴自弃，而是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谦卑和诚实。

　　有些人一定要找最优的结果，有些人则选择差不多就好。常言道，知足常乐，和知足者相比，最优化者往往事后更容易后悔，生活满意度更低，更容易有抑郁的倾向。

　　人的行为不是由其所谓的本质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环境会影响人的行为。我们往往律己很宽，待人很严，不妨多做些换位思考。想要设个局去考验别人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我们的情感可以控制，却无法根除。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坦然接受各种狡猾的感情，了解情感和理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这样才能减少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

　　假如我们是一群人决策，会更难做到理性，因为我们会相互影响。如果一个团队里允许不同的声音，.时刻保持警醒，集体的智慧会大于个人；但如果一个团队里不允许异见，那么，团结起来只能犯一个更大的错误。

　　老子说："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也就是说，知道自己有所不知，这是很高明的，不知道却自以为是，这是有病，药不能停。老子说得多好啊。不过，2000多年前能看清的道理，到了最近200年，我们却看不清楚了。

　　但是，人真的是这样决策的吗？很多决策过于复杂，超过了我们的认知和计算能力，非要去求出最优解，会把我们自己折磨死的。学术界的传奇人物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很早就说，人是有限理性的，而有限理性的个体在决策的时候，会更多地使用“启发法”(heuristics),追求的也不是最优解，而是差不多就行的结果。

　　理性人假说符合我们的直觉，也能满足我们的虚荣心，它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所有决策都是经过理性的选择做出的。所以，我们是不会错的，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搞定，不需要别人插手。从知识上讲，理性人假设发展出了一套精妙的模型，而且可以搞得越来越复杂；实际上，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确实自认为已经把西蒙的批评都解决了，凡是西蒙担心的，经济学家都能在最优化模型中搞定：不就是再增加一些小的“本轮”吗？

　　陷我们于无知的是我们的所知。正如美国作家阿蒂莫斯•沃德(Artemus Ward)说的：“令我们深陷困境的不是那些我们不懂的事情，而是那些我们自以为理解的事情。”

　　由于每个人都是理性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决策一定会导致所有的资源都得到最优的配置，因此，市场经济是完美的。

　　弗里德曼曾经举过职业台球选手的例子。他说，人们之所以是理性人，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理解复杂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因为他们本能地会按照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行事。台球职业选手在击球的时候，并不需要把计算进球路线的数学公式在头脑中都演算一遍。棒球手在投球的时候，也不需要知道空气动力学的知识。同样，你在购物的时候，并不需要知道“预算约束”“斯拉斯基方程”这些玩意儿。你在经营企业的时候，也不需要为“规模报酬”“古诺模型”这些东西操心。

　　弗里德曼成功地说服了他的同行。经济学家都认为自己智商很高，所以就认为别人的智商也应该和他们的智商一样高——这是典型情商低的表现。在现实中，不是每个人都像职业台球选手一样挥洒自如，我们更像是刚刚站在台球桌旁边的菜鸟，动作笨拙、毫无头绪。

　　20世纪40年代，有个美国经济学家干了一件让同行很惊讶的事情，他居然写信给制造业企业的经理，询问他们是如何管理企业的。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说法，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要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定价。所谓边际成本，就是再多生产一个产品新增加的成本，所谓边际收益，就是再多生产一个产品新增加的收益。要是按照这样的原则，企业必须不停地改动产品的定价，但事实上，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大部分时间考虑的并不是产品的价格变化，而是能卖出去多少产品、怎样开发出新产品。

　　我会一层层为大家揭穿经济学家的谎言。我们会讲到：第一，经济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并非完全理性；第二，人们之所以不能完全理性，是因为我们的感知、判断、决策和记忆都受到大脑、神经系统的影响，而负责我们认知的器官是有“缺陷”的；第三，这些缺陷其实未必是坏事，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些本能的东西，比如直觉、厌恶感、嫉妒心、拖延症，这些东西的本意是想在特定的情境下保护我们。

　　托勒密相信地心说，哥白尼相信日心说，而后来的天文学发现宇宙并无中心，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知道自己不再是宇宙的中心，我们变得自暴自弃了吗？没有，我们变得更加谦卑和诚实。主流经济学告诉我们人是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告诉我们，人不是完全理性的；我们有很多与生俱来的缺陷，我们易于冲动，难以自控，时常懊悔，有时也会欺骗。知道自己不再是完全理性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我们会变得自暴自弃吗？不会的，我们会变得更加谦卑和诚实。即使我们无法通过理性选择做出最优决策，也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得到幸福和自由，相反，当我们承认自己的无知，学会拥抱理性之外的直觉和本能，反而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平静。

　　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讲到，人的大脑中有两套系统，他将之称为系统1和系统2。系统1的运行是无意识而快速的，它依靠的是本能与直觉，处理问题的速度很快，但也经常会岀现系统性的偏差。系统2的运行是缓慢的，它需要我们努力地调动自己的逻辑和计算能力，寻找事物内在的统计规律，从而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它出错的时候较少，但最大的缺点是运转速度太慢。

　　再说系统1,虽说系统1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系统性的偏差，但从长时段，也就是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错误是情有可原的。比如，为什么我们更容易轻信呢？因为和不信相比，轻信能够增加你的生存概率。当你是一个原始人的时候，草丛中忽然发出声响，可能是藏着一只狮子，也可能只是一阵风，你该相信有危险，还是不信呢？轻信的结果，最坏也不过是跑了半天回头一看，是一场虚惊。而不信的结果，就可能是被狮子叼走当了早餐。

　　没有系统1,我们寸步难行。我们每天需要感知的事物、需要做出的判断和需要决策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应付这一切似乎很轻松，那是因为大部分的决策都外包给了系统1。系统1帮助我们处理了大量的信息流，它依靠的是数千年、数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进化过程中积累的记忆。有意识的理性思维似乎会让我们做出不太满意的决定，就好比我们有意去想如何骑自行车，有意想要自然的微笑，效果却往往不及无意识行为的效果。

　　当弗洛伊德提出“潜意识”的时候，很多科学家都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种伪科学。弗洛伊德学说的问题在于，它很难被证伪。弗洛伊德有很好的直觉，但他的观点更多地来自自己的感悟，而非科学论证。随着脑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现在逐渐明白，在意识的岛屿之外，有浩瀚的潜意识的海洋。卡尼曼所说的系统1,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认知方式。对这套认知方式，我们不能菲薄和藐视，反而要有更多的敬畏。我们为什么会健忘？我们为什么会拖延？我们为什么会忧郁？其实这都是一套自我保护的机制。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你还是要相信和尊重自己的直觉，这是进化送给我们的造福祉。这套系统已经运转了数百万年，而且成功地保护了我们生存下来，繁衍不息，它让我们不去推理就能决策。反而是系统2的出现，却是很晚近的事情。人类学会数学才有多久？人类学会逻辑推理才有多久？概率论的出现才有多久？所以，系统2的运转很慢，也是情有可原的。

　　你怎样选择，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有一种人是最优化者，他们很像经济学家讲的理性人。最优化者的特点是总要确保自己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最佳选择。可是，怎样才能知道哪一个选择是最优的呢？你只能把所有的选项一一试完。选项越多，这样做的难度就越大。另一种人是满足者。满足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得到之后就立刻收手。满足者的行为模式更像赫伯特•西蒙所描述的。以找对象为例，有的人要把所有的候选人都挑一遍，生怕错过了最好的选择。有的人，比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妻子芭芭拉，16岁时遇到了老布什，两人一见钟情。多年后，芭芭拉告诉家人，自己嫁给了曾亲吻过的第一个男人。

　　与满足者相比，最优化者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反复琢磨，举棋不定。他们还喜欢把自己的选择跟别人的选择做对比。即使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最优化者也更容易事后后悔，因为新的选项又会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总体来说，最优化者对结果总是不那么满意，他们对美好的事物缺乏敏锐的体验，对糟糕的情况也缺乏应对能力。在出现了糟糕的情况之后，最优化者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恢复。相比之下，最优化者的生活满意度更低、更不快乐、更不乐观、更容易有抑郁的倾向，总是会陷入无止境的焦虑、后悔和怀疑。

　　能否有自我控制能力，一是看我们有没有自律的能力，二是看我们所要面对的环境是否太过复杂。现代人的困境在于，我们的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我们的自律性又太差。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带给我们的不是幸福，而是放纵；选择带给我们的不是更多的自主性，而是焦虑。以美国而论，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美国人的离婚率翻了一番，青少年自杀率是原来的三倍，暴力犯罪率上升到原来的四倍，囚犯人数是原来的五倍，未婚生育的子女是原来的六倍，婚前同居率是原来的七倍。自由并不自动地带来解放，而选择更多也不意味着我们会更加幸福。

　　我们应该学会做一个满足者，而非最优化者。最优化者非常在意机会成本。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有得必有失，每一个选项的价值都不能独立于其他选项。你做出一项选择，就必须放弃其他选择，那就是你的机会成本。选择越多，机会成本就越大，因为不可能有一个选项在所有的方面都优于其他选项。你可以找一个长得帅的男朋友，但他可能更花心；你也可以找一个事业成功的男朋友，但他可能很忙；你或许会找一个特别顾家的男朋友，但他可能比较木讷无趣。于是，选择的机会越多，被选中的选项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就越低。我们总是会想，山那边的草更绿。

　　满足者不同于最优化者的根本之处，就在于他们不去想那么多，不要那么多的选项。如果没有那么多的选项，简单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会失望吗？会的。但你会后悔吗？不会的。所以，智者奉行的哲学是少即是多。你应该学会把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减少为了琐事花费的选择时间。比如，你可以规定自己买衣服的时候最多只逛两家店，谈男朋友最多只谈五个。弱水三千，但取一瓢饮。那种期待着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唯一一个最爱自己的人的想法，都是言情小说看多了，看傻了。好的人生伴侣只需要一个好的毛坯就行，怎么把这个毛坯打磨成美玉，是需要在共同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塑造的。

　　不要把时间花在对过去的选择的追悔上。从长时段来看，那些都是不重要的。无论你在买新车的时候多么激动，请你放心，两个月之后你肯定不会还那么有激情。平平淡淡才是真，自己好才是真好。你无须跟别人攀比，幸福并不来自别人的赞赏和羡慕，而在于你内心的真实感受。每一个想过上真正自由自在、特立独行生活的人，无一例外，内心里都有一个强大的自我。不要把自我限制视为一种束缚，恰恰相反，克制才能带来真正的解放。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如此热衷于理性人假设呢？一个原因是出于做研究的考虑，如果选择了理性人假设，做模型会更顺手。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即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人们是理性的，那么他们的选择就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个人的选择是不会犯错误的，因此也就不需要政府出面校正。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写过一本书，叫《自由选择》。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做出自由选择的权利，即使你觉得他们的选择是不对的，也不能横加干涉。

　　在一个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既然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自然会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比如，如果开车的人不系安全带，骑摩托车的人不戴头盔，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政府非要规定大家系安全带或戴头盔，是不会有效果的，大家不会听政府的话。如果有人吸毒或是卖淫呢？在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也是你无法干涉的。反对吸毒或是卖淫，只会使吸毒或卖淫转入地下，反而更难控制，对社会的危害更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吸毒或卖淫合法化。

　　我想，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反对政府的直接干预。政府来规定我的孩子必须学什么知识，这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谬的。政府来规定我的饮食搭配，也是我不能接受的，即使政府说这样的饮食搭配是更健康、更合理的。但是，跟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不相信人们的理性选择都是合理的、对个人最为有利的。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误，也很容易做出其实不利于自己的选择，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帮助个人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

　　2008年，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和法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合著了《助推》。这本书很快成了全球畅销书，也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书中提到，我们可以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方法”，改善人们的最终决策。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听起来是水火不容的，却能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自由主义是指我们要保留人们做出自主决策的权利。温和的专制主义是指，我们可以适当地影响人们做决策的过程，好让他们做出对自己更为有利的选择。

　　举例来说，如果政府强制规定人们不能吃垃圾食品，只能吃健康食品，这就是一种粗暴的干预。尽管政府的用心可能是好的，但结果一定很糟。这种粗暴的专制主义在现实中随处可见。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呢？比如，我们可以把新鲜的水果用更低廉的价格、更方便地提供给消费者，那么，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消费者主动地选择健康食品。这就是泰勒和桑斯坦所说的“助推”。

　　吃不吃健康食品，其实还是小事。像养老金计划，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件大事。美国的养老金保险制度非常复杂，员工需要在各种五花八门的方案中做出选择。正如我们说过的，选择的机会越多，人们越不愿意做出选择。于是，很多美国人就放弃了参加养老金保险计划。这一选择对自己不利：因为到了退休之后员工的收入水平会下降；对政府也不利：因为到最后还是得由政府埋单。有一些美国公司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以前的方案是你要主动选择，才能加入养老金计划，如今的方案是如果你不反对，就默认你同意参加养老保险计划。

　　在泰勒和桑斯坦看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要做出小小的调整，就能极大地改变决策的结果。比如，总是会有人把尿尿到公共厕所的小便池外边。但是，如果在小便池里刻上一只苍蝇，男士们就会自动地瞄准那只苍蝇尿尿，于是，尿到小便池外边的现象减少了80%。如果你想让人们节约能源，仅仅在墙上张贴一些“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标语是没有用的。如果让每个家庭在收到账单的时候，都能够从账单上看到自己的用电量和邻居的用电量的对比，那么，出于“同伴压力”，很多人就有更多的自觉性去注意节约资源。这说明，帮助人们改进其行为的最好方法是提供反馈。

　　对于是否在政策设计中采用“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方法，我持谨慎的保留态度，因为我们必须先相信政府是无私而善良的，才能相信它们会为了我们的利益，帮助我们改善决策。但是，这一方法也在日常生活中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家长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也是发自内心的，为了让孩子和学生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们是该奉行毫不干预的自由主义原则、粗暴独裁的专制主义原则，还是找到一种中庸的“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呢？

　　我们习惯于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好人干好事，坏人干坏事。如果有人的表现不好，那一定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缺乏道德感，而如果一个人是正人君子，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在所有的场合都会言行一致。我们假设人性是不变的，人的行为只能受到其本人的理性选择和道德判断的影响。

　　事实上，人类的道德行为是十分易变的。无论我们讨论的是遵守信诺、慷慨助人、公平正义，还是嫉妒、猜忌，每个人道德行为的变化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人们的道德行为，易于受到情景的影响。如果外部环境变化不大，某种行为给我们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容易预测，那么，我们道德行为的一致性就会更明显。但是，如果外部环境出现了改变，人们的行为就会随之改变。道德不是完全由人品决定的，还受到瞬息万变的环境影响；信任不是完全由理智决定的，还受到我们无从知晓，也不能完全避免的潜意识影响。

　　第一，对待别人要宽容。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随便考验人性，因为人性这个东西，真的是经不起考验的。不要轻易地去评判别人的道德水平，而是要学会体察人性中的幽明互现之处。“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这在现在仍然适用。

　　第二，不要对自己过于自信。别人会不守信，你也一样。别人会偷懒，你也一样。别人有时候会情绪失控，你也一样。我们的人性中有追求个人私利和即时满足的欲望，对此不必感到羞愧，但我们需要学会增强自己的克制力。意志是需要付出努力才能获得的，我们必须坚持不懈。一个人如果考虑的长远利益更多，他会更有自制力，更容易坚持道德准则，相反，如果总是想着投机取巧，就会朝三暮四，与节操成为陌路。

　　第三，没有一条万能公式帮助我们识别别人是否值得信任。与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选择合作，并不是最好的策略：你不可能讨好所有的人。不要轻易地用人品去判断别人是否值得合作，也不能完全依赖别人的信誉。所谓的信誉，也只是他过去的行为的历史记录。但是，过去的历史不代表着他未来能做出什么样的行为。你要问的问题不是“他值得信任吗”，而是“在特定情况下，他有可能会选择合作吗”。

　　你我皆凡人，对自己的道德评价不要过高，也不要站在道德高地上去指责别人。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因为我们的感知和认知系统是有缺陷的，所以会乱入一些后期的加工。我们在内省的时候总会想方设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因为不是每个人在所有的时候都能做到足够的克制。一言以蔽之，我们的本能和直觉是有缺陷的。

　　但是，这种本能和直觉是在至少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这套系统看似简陋，经常出错，有时候会死机，但已经经历了漫长进化过程的考验。因此，当理性和直觉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先相信直觉，随后，我们要让理性去做纪检书记，而非辩护律师，仔细地核实直觉可能与现实不符的地方。即使理性完成了自己的审计工作，回过头来，还是要听听直觉的意见，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错亦是对：直觉在用一种很执拗的办法保护着我们。

　　再说拖延。我们之所以会拖延，跟家庭和性格有关，但也跟大脑内部的保护机制有关。人们对恐惧和焦虑的反应极其强烈，这是在长期进化中为了生存下来所必需的。如果你碰一下自己的手臂，大脑大约需要400—500毫秒能够感知到这种触摸，但如果你感到恐惧，大脑只要14毫秒就能接到信号。从感受到恐惧的脑扁桃体，到位于大脑皮层的思维中心，信号要强于从思维中心传到恐惧中心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感知恐惧更容易，但克制恐惧情绪更难。为了避免感到恐惧和焦虑，我们会有选择地忘记不愉快的事情，也会采取逃避的办法，眼不见为静。我们越是害怕失败，自尊心越低、注意力越分散，越是讨厌被别人委派任务，就越容易拖延。

　　人会愤怒，会拖延，会有集体情感，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产生这些情感的初衷是为了给我们带来进化的优势。当然，这些情感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利，可能会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体内会分泌不同的荷尔蒙。一种荷尔蒙是催产素，母亲在哺乳期会分泌更多的催产素，催产素有助于建立更亲密的母子联系。两性在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也会分泌这种荷尔蒙，因此催产素又被称为“爱的荷尔蒙”。但是，催产素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当催产素分泌过多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识别他人意图的能力，我们会变得更加轻信，更容易上当。

　　我们体内分泌的另一种荷尔蒙是多巴胺。多巴胺与我们从成功中获得的满足感有关，也激励我们更积极地去面对挑战，但如果多巴胺分泌过多，会导致我们过度冒险。比如，在参加拍卖的过程中，每一次当我们没有赢得拍卖的时候，大脑中的纹状体区域就会更加活跃，而该区域是大脑边缘系统的一部分，是人体分泌多巴胺的部位。激烈的竞拍导致我们的多巴胺分泌更多，于是，在下一轮竞拍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冲动、报价更高，这才有了所谓的“赢家的诅咒”

　　如果让你闭上眼睛，去想象一下5年之后、10年之后，你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你会想到什么？大部分人都会想到幸福和愉快的事情，没有结婚的会想到自己的婚礼，没有孩子的会想到自己有了可爱的小宝宝，我们会想到自己更有钱，社会地位更高，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周游世界，享受生活。很少人会想象那些不好的事情：失业、破产、亲人去世、离婚、生病。

　　如果没有乐观的偏见，我们每个人都会是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清醒过来吧，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多么风光，终有一天要死亡，化为乌有。极端地讲，对死亡的认识有可能导致进化的终结。如果我们意识到人生是如此虚幻和无聊，又怎么可能每天打起精神，高高兴兴地生活和工作呢？

　　窍门在哪里呢？如果抛200次硬币，在真正的随机数据中，几乎肯定会出现6次连续的正面或反面，但是，几乎没有人在编造随机数据的时候这样做。你越是努力地想编造出随机数据，越是不像随机数据。这就像侦探小说的鼻祖、美国小说家爱伦•坡(Allan Poe)说的：“当人们越是努力不想被猜中的时候，越是容易被猜中。”

　　多读严肃小说的第一个好处是能锻炼我们的移情(empathy)能力。移情不是同情(sympathy),同情是跟别人有同样的感受，移情则是能够在不同的境况中理解别人的感受。这是一种能够从全局出发、由小见大、见微知著，能够在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事物之间找到相互联系，能够在看起来不合情理的现象中发现规律的能力。成功人士各有特质，有的执着，有的胆大，但有一类人不仅成功，而且睿智，他们的秘诀就是具有强大的移情能力。

　　我们只需要关心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应该由其他学科，比如政治学来解决。如果一定要关心政治问题，那么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充分保护经济交易自由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一样，都是最完美的。经济自由主义，或许再加上一点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大致就是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的政治信仰。

　　从经济学朝前再迈进一步就是政治学。经济变革会带来赢家和输家，而赢家和输家会试图通过集体行动，影响政策决策，这就会使得政策决策变得更加复杂。民主制度不是最完美的制度。决定一个人持什么样的政治观念，受到更深的心理因素的影响。我们的本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政治观念，我们的理性为其充当辩护人。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大局观，就不能只看经济，不看政治。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既要看经济，又要看政治。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极简的政治经济分析逻辑。首先，我们要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经济变革（比如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等）会带来赢家和输家，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这些赢家和输家。接着，我们再换政治学的分析工具。这些赢家和输家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试图影响政策。政治家会听取或利用这些不同的意见，哪一种政治力量占了上风，政策就会顺风而倒。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什么是极简的政治经济分析思路。最经典的案例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能够给交易双方带来好处。如果对外开放，一个国家能够获得的收益更大，胜过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一个国家会选择自由贸易，有时候会选择保护贸易呢？这就不是仅仅用经济学能够解释的，我们还得学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思路。简单地讲，贸易会带来赢家和输家，这些赢家和输家都想让政府听自己的，那就要看谁的影响力更大了，这种政治力量的均衡会影响经济政策的决策。政治经济分析，始于经济学，终于政治学，当然，政治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由此引发下一轮政治经济博弈。

　　为什么说国际贸易能给大家带来好处呢？最浅显地讲，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中国过去没有辣椒，也没有玉米、土豆、红薯和西瓜。有了国际贸易，才有交换，才有好吃的川菜，引入高产的红薯之后，中国的人口才出现了快速增长。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能够带来“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提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说，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定理中，在理论上重要的往往在现实中不正确，在现实中正确的往往在理论上不重要，要是有个经济学理论选美比赛，能够夺冠的很可能是“比较优势”理论。

　　假设我们已经找到了赢家和输家，比如中国出口衬衫，美国进口衬衫。中国获益的是出口企业的资本家和工人，美国受损的是生产衬衫的资本家和工人。中国也有受损的，假设这些衬衫出口企业的工人，本来是生产劳动服的，然后都跑去生产出口的衬衫了，中国的劳动服企业就不开心了。专供国内的劳动服企业就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和工人，相应的劳动服价格就会提高，要买劳动服的就不高兴了。美国也有受益者，一部分是跑到中国来投资的美国资本家。还有跟在后面获益的，比如说，美国的衬衫生产不景气了，工人都失业了，养老院里正好缺人，就能趁机以较低的价格雇用一批转岗的工人，来做护工。当然，最重要的受益者是美国的消费者，他们可以用更为低廉的价格买到中国制造的衬衫。

　　美国纺织行业会跑到华盛顿抗议。中国生产劳动服的企业也会跑到北京诉苦。政府该怎么办？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帮助纺织行业，可以设置门槛，减少进口中国的衬衫。比如，美国可以直接提高中国衬衫的进口关税，这叫关税壁垒；或者，美国可以说，要提高对中国衬衫的质量检查标准，这叫非关税壁垒；或者，美国可以规定，所有出口到美国的衬衫都必须拉到阿拉斯加的一个小镇里接受寒冷天气的考验，这叫欺负人。美国纺织行业可以通过贿赂政客，或是威胁政客(不同意就不给你投票)，或是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说服政府。

　　再看看赢家的这一阵营。在中国投资的资本家已经赚了很多钱，如果美国减少进口中国衬衫，他可以把衬衫卖到别的地方去：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待吸收失业工人的其他部门看起来像是要占别人的便宜，在道义上没法占据高位。广大的消费者是一个人数庞大的利益集团，但也是最为无能的利益集团。如果政府提高了关税，每个美国人买进口中国衬衫，要多付出15%的成本，比如说原来100美元的衬衫现在是115美元。你心疼吗？当然心疼。但为了这15美元去华盛顿抗议一下？想来大部分消费者都没有这样的兴趣。

　　输家阵营团结一致，赢家阵营各怀鬼胎，政府就很可能会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很早就说过，之所以会有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它“使少数人获得很大的利益，而只造成多数人很小的损失”。所以，大家还要记住，在修炼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时候，另一个重要的动作要领就是，要进一步去看这些利益集团会如何采取行动。他•们的人数是否众多，力量是否团结，是否和其他的利益集团有结盟，是否在为生死存亡而战。这在经济学里叫“集体行动的逻辑”，即一个利益集团如何行动起来，发挥作用。回头我们专门讲讲集体行动的逻辑。

　　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谈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按照奥尔森的解释，由于集体行动所产生的收益由集团内部每一个人共享，但成本却很难平均地分担，每个集体成员在做个人的成本-收益分析时，都会选择让别人去努力而自己坐享其成。王朔在小说里写过，一个小痞子对几个姑娘讲，你们的思想觉悟真不高。我本来还指望你们去堵机枪眼，留下我过幸福生活呢。这就是奥尔森所说的“搭便车现象”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人数越多，所有人一起协商如何分担成本就会越困难，搭便车的行为越不易被人发现，人们搭便车的动机就会越加强烈。一个和尚不需要跟别人合作，自己去挑水就有水喝，不挑水就没有水喝，自然会乖乖去挑水。两个和尚就麻烦一些，需要彼此合作，因此就需要考虑如何分担成本、如何监督别人的行为的问题。但在两个人的时候，这些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水桶放在扁担的中间，大家轮流走在前面或是走在后面，这就能保证公平。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对方有没有卖力，彼此心知肚明。三个人就复杂多了。怎么确保公平地分担成本？怎么监督其他人？责任无法明确落实，积极性就不会高，扯皮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所以，三个和尚就没水喝了。正所谓：“人少好办事，人多好吃饭。”吃饭的时候，一喊都来，干事的时候，大家都磨磨蹭蹭。

　　奥尔森提出了一个概念，叫“选择性激励”。第一，对不同的人来说，偏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否认，有的人就是爱当英雄。《西游记》里写到，一群猴子发现一股瀑布飞泉。“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大家都想看看瀑布后面是啥，但都不敢。一个石猴跳进去，发现瀑布后面是个“天造地设的家当”，于是，大家都搬到了这个宝地：花果山水帘洞。为什么石猴要冒这个险呢？因为猴子们有约在先：“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也就是说，为了达成集体行动，必须向积极分子提供额外的激励。这个激励不是大家能够共同分享的集体利益，一定得是他们自己独享的特权。没有特权，就没有革命。当然，革命之后就该收拾特权了，这是后话。

　　第二种“选择性激励”是负向的，也就是说，谁不参加集体行动就惩罚谁。美国钢铁工会的前任主席戴维•麦克唐纳(David McDonald)就曾经讲过，工会早期实行过一种“形象教育”。啥是“形象教育”？说白了就是让工人纠察队收费。一群已经缴纳了会费，而且身高马大的工会成员，手持铁锹或是棒球棍，站在工厂的门口，在工人上班的时候盘问他们是否缴纳了会费。

　　这是为什么呢？请容我先宕开一笔，讲讲做蛋糕和分蛋糕。经济学里有个很流行的比喻：经济增长就是把蛋糕做大，而收入分配就是分蛋糕。你是关心把蛋糕做大呢，还是关心分蛋糕？经济学家的主流看法是，先把蛋糕做大，然后再考虑分蛋糕。这就是所谓的效率和公平之争。经济学家担心，如果大家都关心分蛋糕，为谁分的多、谁分的少争吵不休，就没有工夫把蛋糕做大了。

　　谁关心分蛋糕？各个利益集团最关心分蛋糕。之所以会有很多利益集团，是因为它们十有八九是为了团结起来，分更多的蛋糕。所以，利益集团太多了，就会阻碍经济增长。

　　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来抢蛋糕，于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来越深，管制变得越来越复杂，让市场参与者寸步难行。这时候，这个国家就得了制度僵化症。出现制度僵化症之后，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打碎既得利益集团，而打碎既得利益集团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出现革命或战争。回想奥尔森在欧洲所观察到的，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发展，他认为主要得益于战争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破坏。

　　近年来，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今天中国的改革比起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更困难，是因为改革进入了“深入区”，指的就是改革会触及广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我们要澄清一下，奥尔森可不是鼓吹革命的造反派，但他相信，经过“震荡”后的国家往往有比较快速的经济增长，如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二战”后的日本与德国，“文革”后的中国。不过，奥尔森可能也会承认，既得利益集团的崩溃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

　　那么，—能在位50年的专制者，和一位只能在位5年的民主国家统治者，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专制者身体健康，而且有雄才大略，他愿意提供的产权保护可能不亚于民主政治能够提供的产权保护。专制统治和民主统治最大的差异发生在要换届的时候。对于专制统治来说，国王的更换很可能会伴随着宫廷密谋、军事政变、甚至是内战。新的国王和老的国王或许性情完全不一样。换言之，专制统治下，不确定性太大。民主统治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民主统治不一定能够带来最伟大的统治者，但有助于避免最糟糕的统治者。在奥尔森看来，富裕的发达国家之所以都是民主国家，根本上是因为民主制度能够在长期内有效地提供共容利益，使得统治阶层的决策与社会长远发展的利益一致。

　　“平等”观念一样，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这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出现的新鲜事物。当时，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种变化。他讲到，法国大革命让法国社会“变平”了。大革命“并非仅仅定义了法国公民的权利，而且也试图改变公民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影响其中的每个个体，以及公民作为政治群体成员的权利”。他指出：“法国大革命用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取代了原有的简单而统一的体制，这种新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所有的人一律平等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的。”

　　那么，如果你把观点稍微温和一下，也就是说，你把你的政治立场稍微往右边挪一下呢？那么，比你左的人还会支持你，但在你右边的人会有更多支持你的。再往右挪一点呢？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人。最后，你会发现，可能最佳的位置是在中间。按照这一理论，所有的政治党派到最后都会选择更为中庸的立场，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同样，按照这一理论，处于中间的投票人总是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为左边的党和右边的党都要拉拢你。站在中间，左右逢源。

　　在正常情况下，空间投票理论的结论是对的。你有没有发现，西方国家在竞选的时候，候选人好像吵翻了天，但仔细一看，其实他们的政治主张都差不多？在很多情况下，空间投票理论也能解释其他一些有趣的现象。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小国很狡猾，在北京和台北之间耍滑头，等着两边都给大笔的银子？你有没有发现刚出道的学者往往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成名之后，会变得格外慎重，说话总是面面俱到、四平八稳？

　　肯定会有人讲，你看看，我早就说过了吧，哪里有什么民主制度，民主制度都是有缺陷的，是虚假的，是骗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民主制度确实是有缺陷的，但民主制度什么时候声称过自己是一种完美的制度？丘吉尔说过，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它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有些支持民主制度的人会把它神圣化，他们认为，只要是投票投出来的结果，就肯定代表了民意，而民意是不可能错的。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投票无非就是投票而已。民主作为一种信念，是不能轻易动摇的，但作为一种制度，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的。

　　我们说民主制度好，是因为每个人都能理性地做出判断，而且规则是公正透明的。既然每个人都理性，那么每个人的意见加总起来，不也应该是理性的吗？

　　理性和情感，到底谁听谁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当然应该奉理性为统治者。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说，理性不过是激情的奴隶，理性的工作就是侍奉和服从激情。美国的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出来劝架。他说，理性和情感是共同的统治者，就像有个东罗马皇帝，还有个西罗马皇帝。

　　我跟大家推荐过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海特(Jonathen Haidt)的书：《象与骑象人》。他用了一个比喻，将直觉比作大象，而意识是骑在大象背上的人。跟大象相比，骑象人的力量是弱小的。骑象人无法违抗大象的意愿，要是大象就是不听骑象人的话，骑象人一点儿招都没有。但骑象人比大象看得远，能够更好地引导大象。骑象人的作用就是为大象服务。

　　为什么不是大象为骑象人服务呢？因为把缰绳直接交给骑象人是很危险的。从寒武纪大爆发算起，生物已经有了5亿年的历史。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自发过程一直操纵着生物的意识：有了食物就吃，遇到危险逃跑，碰到异性交配，生物并不需要什么道德观念和政治信仰。这就像一套经过无数次测试的软件，已经变得相当完善了。人类在近百万年的某一时间点上才进化出了语言和推理的能力。这是这套软件一个刚开发出来的补丁。这个补丁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原有的软件，而不是为了替代它。大脑凭什么要把驾驭自己的缰绳交给一个新的、毫无经验的骑手呢？

　　当然了，你为什么会信仰某一种道德观念或政治信仰，影响因素很多。比如你的家庭出身、周围的环境，你遇见了一位老师，甚至你读了一本书，都能对你产生影响。但还有一种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因素，就是人在基因上的差异。基因决定了我们的性格，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信仰。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信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研究者发现，支持左翼和支持右翼的人，在基因上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大多与神经递质功能有关，特别是与谷氨酸和血清素有关。这是两种涉及大脑对威胁与恐惧反应的物质。简单地讲，有的人更愿意体验新鲜事物，更喜欢差异性，而有的人则不喜欢变化、更愿意维持稳定，在面对危险信号的时候反应更为敏感和强烈。

　　理解别人，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理解别人的政治信仰，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谈论政治话题的时候，大家看起来都文质彬彬、和蔼可亲，可为什么一谈论政治话题，就可能会导致朋友反目、母子离心，甚至夫妻散伙呢？

　　政治信仰在很多时候不过是一种标语口号。它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彩色的问题黑白化。这些标语口号不能全当真，但也不能不当真。好的标语口号要直指人心。政治信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对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观的取舍。

　　人为什么有道德？按照海特教授的解释，这是我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演化而来的。人要生存，生存就要面对种种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经验一层层沉淀下来，就成了我们在选择道德观念时候的依据。由于我们会遇到的挑战不止一种，因此，道德观念的维度也不止一个。

　　打个比方来说，道德犹如味觉。你对哪一种味道更敏感决定了你的政治口味。海特教授讲到，如果仔细辨认，道德至少能够尝出来五种不同的“味道”。

　　第一种味道是关爱。这是因为人们要照顾脆弱的孩子，因此会对弱势者产生怜悯之心。第二种味道是公平。这是因为人们在合作中会遇到欺骗，我们希望惩罚欺骗的行为，讨厌别人揩我们的油。第三种味道是忠诚。我们相信自己的小群体，无论这个小群体是部落也好，还是民族国家也好，我们痛恨那些跟我们作对的敌人，以及背叛群体的败类。第四种味道是权威。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所有的群居动物都天然存在等级秩序，当尊卑秩序确立之后，才能减少内部的摩擦，我们对等级和地位非常敏感。第五种味道是圣洁。这是因为人是杂食动物，吃错了东西容易生病，所以我们进化出来对不洁之物的厌恶，并反映到对某些“不洁”的社会行为的厌恶。

　　因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所有的群居动物都有一个共性：在团体内部会有很多利他主义行为，但在小团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我们会为亲人牺牲自己，我们会热心帮助自己的朋友，我们会为保卫祖国献出生命。但是，要是遇到“非我族类”的“他们”，我们立刻会进入警戒状态。

　　你在海平面会碰到两派经济学家捉对厮杀。一派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是万能的，通过市场的自发交易，经济能够自动地达到均衡；政府干预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另一派经济学家则认为，市场并非万能的，政府可以帮助市场；政府比市场更有远见、更看大局、更有能力聚集资源。

　　政府不是全知，不是全能，也不是仁慈的，同样，市场也不是全知，不是全能，不是仁慈的。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从一开始，市场和政府就处于一种“共同演进”的关系，市场秩序的扩张离不开对政府的依赖，政府的力量壮大也需要借助市场的支持。在这种演进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更为精彩的故事，比如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如何起源、如何演进，最终又是如何消失的。

　　经济学家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杜撰出了各种各样的手。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企业管理是看得见的手。能够帮助市场的政府行为被赞扬为支援的手，干扰市场的政府行为被斥为掠夺的手。公允地讲，政府和市场都不是全知、全能和仁慈的。

　　所谓“凯恩斯的猫”是说，在我们没有揭开政策决策的黑箱之前，政府的政策究竟是好的政策，还是不好的政策，我们是不知道的。公众会对政府的政策做出反应，政府可能会遇到信息不对称，利益集团会影响政府的行为，而政府决策从本质上来讲是应急式的。

　　当今的发达国家处于赶超阶段的时候，无不曾保护过幼稚产业，使用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不怎么注重保护知识产权。但它们却跟发展中国家讲，只有自由贸易、充分竞争和保护产权，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通道。我们要警惕，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是发达国家试图让规则对自己更加有利的私心：当他们上了楼之后，却把梯子撤掉，不想让别人再上来了。

　　最有名的莫过于“看不见的手”。按照亚当•斯密的学说，在某些情况下，追求自利的人们会形成互利的社会秩序。注意，这里说的只是在某些情况下，饶是如此，这仍然能算是我见过的最乐观的社会理论了。“看不见的手”就像重力一样，它无处不在，但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它。你为什么不担心明天早上起床之后，卖早点的不再为你提供早点了，做清洁的不再打扫卫生了，办报纸的突然摇挑子不干了？“看不见的手”帮你把这一切打点得井然有序。

　　全知，是指政府知道一切经济主体的所有信息。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统计数据不准确、统计方法不先进，也是因为很多信息是在特定的情景下产生的，这些信息难以觉察，且又瞬息即变。这就是哈耶克强烈反对计划体制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全能，是指政府可以如其所愿地实现政策目标。但政府想干的事情很多，能够调动的资源却总是有限的。有些事情看似很好，但预算从哪里岀？谁来具体操办？巧妇尚且难为无米之炊。此外，政府追求的政策并不是单一的。想要GDP增长率，就可能会破坏青山绿水；想要减少收入不平等，就有可能会影响经济效率。政府不得不在多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难免会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仁慈，是指政府没有私心，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施莱弗认为，官员都有私利，会腐败变质。我们姑且不像他这样愤世嫉俗，就算我们假设官员们个个廉洁守法，他们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偏差。部门有部门的利益：铁道部会觉得修高铁比什么都重要，教育部肯定觉得教育是百年大计，国家体委会觉得奥运会拿金牌、为国争光最重要，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会觉得，要是纵容大家用GDP、VCD、Wi-Fi这些外来语，简直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亵渎。腐败的危害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但官僚主义、本位主义这些毛病，大家可能最后都见怪不怪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市场同样并非全知，并非全能，也不仁慈。信息不对称告诉我们，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每一个消费者都会知道，买家没有卖家精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无处不在。所谓“逆向选择”,是次货会冒充正品。如果一个二手车商人向你热心地推销一辆汽车，你该不该相信他呢？如果你是二手车商人，你会不会想方设法把问题最多、最不好脱手的车子先推销出去呢？所谓“道德风险”，是指事先的承诺到了事后不再兑现。上这个当的人太多了。怎么结婚之后和结婚之前，人就变了个样呢？正式上班之后的表现和实习阶段的表现，怎么会相差这么大呢？

　　市场也不是全能的。有很多市场是空缺的。比如，一个人在读大学阶段，并没有收入，但却需要交学费。按说，大学生可以在这个时候贷款，毕业之后拿自己的收入偿还，但大学生哪里有什么抵押和担保，他们如何才能贷到款？小企业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全球气候异常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我们这一代人总得对子孙后代有个交代吧。但哪里有一个市场机制，可以让我们的后代和我们这一代进行交易？企业污染环境，带来的负的外部性，也是一个经济学里“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市场更不是仁慈的。市场不负责温情和关怀，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一颗仁爱的心灵。哪怕一人独占全球的财富，其他人都无立锥之地，也不是市场经济操心的事情。市场经济既不善良，也不邪恶，它只是冷冰冰地计算，它只知道追求效率，甚至不会考虑到，这种短视而极端的行为是否会葬送它自己。

　　离开了政府，市场经济的扩展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有了政府，政府就会闲不住，总想干预市场经济。有时候，这种干预会有效；有时候，这种干预没有效果，但也不会带来致命的副作用；极端情况下，政府的蛮干可能会让市场经济一蹶不振。政府和市场经济是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彼此相生相克，谁也离不开谁。但总有些学者，一定要辩出个孰是孰非。

　　不太严格地借用薛定帶的思想，我们可以构想出另一种佯谬：凯恩斯的猫。很多人都把凯恩斯视为主张政府干预的代表人物，其实凯恩斯只是主张在特定的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实施政府干预。不管了，让我们将错就错。假设凯恩斯提出，政府就像一只关在黑箱里的猫，在酝酿某一项政策。“凯恩斯的猫”可以这样表述：当我们没有揭开政策决策的黑箱之前，政府的政策究竟是好的政策，还是不好的政策，我们是不知道的，它既是好的，又是不好的。只有当我们揭开了这个黑箱，政策大白于天下，我们才能知道它是好的，或是坏的。我们把这种假说称为“弱凯恩斯的猫假说”。“强凯恩斯的猫假说”可以表述为：即使我们打开了黑箱，也仍然无法判断一项政策是好的，还是坏的。

　　自由贸易是好的，产权保护很重要，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理念已经变得几乎不容质疑。这还有什么好质疑的呢？如果你去看看发达工业经济体，哪个不是支持自由贸易？哪个不是全力保护私人产权？哪个不是实行了民主竞选？

　　但是，在发达国家还处在发展初期的时候，它们采取的政策并不是这一套。德国曾是保护政策的积极支持者。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说，如果让一个幼儿和一"重量级拳击手按照同一个规则同台竞技，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所以要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美国也曾长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林肯总统大幅度提高了美国的进口关税。美国在经济增长初期的时候，大量盗印英国的书籍，还派工业间谍到欧洲窃取技术秘诀。杰弗逊总统有一句名言，他说奴隶是可以私有化的，但知识怎么能私有化呢？知识本来就应该让大家一起分享。就连自由贸易的旗手英国，也曾经长期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后来才改弦更张。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没有一个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历史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时候实行过普选制度。

　　为什么发达国家自己做过的事情，如今却不让发展中国家做了呢？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批评英国的时候说，英国是上了楼之后就把梯子撤掉，不让德国上去。

　　以贸易政策而论，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当然能够促进国际分工，扩大市场规模。但是，当今发达国家在处于赶超阶段的时候，无一不曾保护过幼稚产业，从竞争对手那里挖走技术工人，从更发达的国家走私机器，从事工业谍报活动，还故意侵犯专利及商标权。等它们的竞争力提高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它们才开始倡导自由贸易，大力保护专利和商标，偷猎者摇身一变，成了正气凛然的护林员。

　　再以产权保护而论，从理论上讲，保护私人产权能够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历史上，却经常会出现以侵犯某种既有产权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案例。英国的圈地运动侵犯了共有财产，却方便了人们在侵占的土地上养羊，从而推动了毛织业的发展。“二战”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随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奥地利、法国等国实行工业企业国有化，将某些工业产权从因循守旧、死气沉沉的工业资本家阶级转移到热衷现代技术、热心投资活动的公有经济职业经理人手中，大大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发展。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也渗透到微观层面，公司管理层没有经营自主权，要绝对服从国家经济计划部门的指令。于是，计划体制的形成，是一环扣一环的。首先，价格不能由市场定，只能由国家定；其次，资源配置不能由市场价格指挥，只能有国家调配；再次，生产不能由厂长、经理自主决定，一切都要听国家的。这就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经济制度：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以及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来做个实验。你先给一位经济学家打电话，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一位记者，想要采访各国之间是应该实行自由贸易，还是采取保护政策。我们的这位经济学家马上会条件反射似的告诉你：“当然要实行自由贸易，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如果他的兴致很好，说不定他还会给你上一堂课，教教你什么是比较优势。

　　请你换个装，穿上牛仔裤、T恤衫，背个双肩背书包，假装自己是位研究生，到这位教授讲国际贸易理论的课堂上，再问他：“自由贸易好不好呢？”教授这次的回答就没有那么痛快了。他会略有警觉地看着你，迟疑地说：“这要取决于对谁而言。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有一部分人的福利会有所提高，但有一部分人的福利会不如以前。”他可能会觉得有些愧疚似的，赶紧再补充一句：“当然啦，从总体来看，自由贸易带来的福利改善会大于福利损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赢家那里征税，去补偿受损的一方，那么自由贸易最后还是能够带来更多的福利的。”

　　这下你就糊涂了。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讲的和在课堂上讲的会不一样呢？大部分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都是相信自由贸易的。所谓战略贸易，所谓贫困化增长，都是在一些极其特殊的前提条件下才会出现的现象。经济学家们一向觉得，在公众场合有必要捍卫自由贸易的理念，因为比较优势理论能够带来更多的分工和交易机会，并让交易双方都获得更大的利益。

　　为比较优势理论能够带来更多的分工和交易机会，并让交易双方都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只谈自由贸易带来的总收益，而不关心自由贸易带来的相对收益。自由贸易带来了赢家，也带来了输家。尽管从理论上说，把赢家的一部分钱转移给输家，大家就能都过上更好的日子，但现实中这种补偿机制很难实现。你想对富人征税吗？他马上就会跑路，把工厂转移到海外。

　　所以，资本能够周游列国，劳动者却只能困守一隅。这样的全球化，其实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彻底的。全球化一定会带来赢家和输家，如果输家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他们就会要求停车，半路下车。这才是为什么会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什么时候反全球化的声音会更响亮？谁反对全球化？谁支持全球化？这就需要从经济学进入政治学的领域了。

　　虽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出现收入不平等，但随着经济继续发展，贫富差距就会逐渐缩小。大河涨水，小河也满。如果从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收入不平等是一件好事，有能力的人、勤劳的人才能赚更多的钱，这就鼓励人们个个努力工作。如果让政府去帮助那些穷人，势必会带来更多的懒汉。不管政府如何去做，收入不平等都是不可能被消灭的。

　　19世纪是个贫富悬殊的时代。进入20世纪之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缓和，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贫富差距再度扩大。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21世纪将会出现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不仅对穷人不利，也对富人不利。适度的收入不平等有助于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但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会让人们感到焦虑、愤懑，甚至绝望。单靠市场经济，无法自发地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在自由和民主之间，如果要选择民主，就只能节制资本。

　　如果你听大专辩论赛听得越来越糊涂，那不如离席去换换脑。我们一起打牌好不好？打牌是不是最需要公平呢？如果规定每个选手手中的牌数目不一样、出牌的规则不一样，这样的游戏还有什么意思呢？那么，怎么才能保证打牌的时候大家都心甘情愿地遵守公平的规则？关键在于洗牌。洗牌之后，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下一轮能摸到什么牌，你可能摸到一把好牌，也可能摸到一把烂牌。如果摸到好牌和摸到烂牌的概率是一样的，那么，你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维护规则的公平。

按照同样的思路，你就能从最浅显的角度理解著名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所说的“正义”。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没有对正义的坚持，社会就不成为社会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认同正义呢？罗尔斯说，可以设想有个“无知之幕”。你站在一个幕布的前面，准备投胎了，如果幕布打开，你就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