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的冲突》是一本由（美）道格拉斯·欧文著作，中信出版集团 比较出版的2019-7图书，本书定价：168，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贸易的冲突》精选点评：

　　●有关贸易的政策诞生200多年了，期间数不清的争论和博弈，积累了无数经验，也无怪美帝这套体系确实玩的转。国力弱的时候高关税高壁垒安稳发育（最高时平均关税达到60%以上），强的时候低关税“互惠”收割。不过调起来也不容易，调高人民喜闻乐见，调低工人就要跳脚也是很真实了。

　　●在史安斌老师门下参加读书会的第一本书，可惜读书会有可能没办法到场。

　　●高关税不是美国制造崛起的原因，自由贸易也不是美国制造业萎缩的根源。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贸易战并不能挽救美国制造。

　　●Thomas Sargent 推荐用书

　　●得到APP每天听本书分享：第一，美国历史上的两场战争都和贸易的冲突有关。英国对北美的贸易政策引发了独立战争和美国新宪法的诞生；而美国南北双方在贸易政策上的深刻分歧，为南北战争埋下了伏笔。第二，贸易政策一直是引发美国国内政治冲突的源头。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贸易理念也不同，造成两党在贸易政策上长期尖锐对立。第三，高关税不是美国制造崛起的原因，自由贸易也不是美国制造业萎缩的根源。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贸易战并不能挽救美国制造。

　　●一句话概括美国贸易政策：稳定中有冲突。1860-1934为保护限制阶段，此后为互惠阶段，整体政策稳定，期间有逆风，当时影响大，但事后看又归于稳定。历史经验看，互惠环境下的中美冲突要以十年级别跨度来度量，除非出现产业结构的重大转变或重大历史事件，如内战打垮南方势力、二战使美国鹤立鸡群全面领先，否则互惠环境不可能变。但我们这个时代一定冲突频发，波折不断，参考上世纪70年代。

　　●2019最后一本书终于看完，美国贸易的历史其实应该结合美联储的历史一起看，综合去评估三权分立的美国为何需要在目前这个阶段对全世界开火；在经历了高关税的19世纪前后，互惠的美国贸易政策延续至川胖上任；其实并非他开火，结合美联储的态度转变，或许更加能够体会美国背后的深谋远虑。2020希望回到每周2本的速度。

　　●高关税不是美国制造崛起的原因，自由贸易也不是美国制造业萎缩的根源。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贸易战并不能挽救美国制造。

　　●“冲突下的稳定”，大方向是消除贸易壁垒，但是时不时走点回头路。作者絮絮叨叨说了好多细节，看起来有点累。

　　●从贸易利益冲突塑造了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角度去看，贸易冲突是战争导火索，也是政党观念分歧和博弈的工具。政策在保护幼稚工业和牺牲下游经济体和消费者之间不断摇摆，最重要的挽救措施还是拥有核心技术或者短期内进行技术革新的力量。

　　《贸易的冲突》读后感(一)：议员席位，由于选民决定，区域产业不同，意味议员要坚持的立场不同，屁股决定脑袋

　　议员席位，由于选民决定，区域产业不同，意味议员要坚持的立场不同，屁股决定脑袋

　　母国航海条例限制了殖民地贸易，及要加征国内税却不允许代表就这样大家起了冲突

　　殖民联邦政府开始是征税权力，由各州批准了海关税，因为一是对外，二是征税成本才4%

　　国内税征税成本比较高，又影响切身利益一直没有通过

　　早期立国者，对美国的定义是希望成为一个农业国，希望工业都留在欧洲、除了必须的一些打铁之类工业，他们对商人的印象不太好，太狡诈。

　　《贸易的冲突》读后感(二)：《贸易的冲突》（道格拉斯·欧文）

　　跨国贸易深受政治影响。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政策也会因为顺逆差、国内经济或政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而是波动的、不确定的、因时制宜的，一旦产生贸易摩擦或冲突，好像更是难以琢磨的。然而，如果将时间拉长，回到历史长河中，往往也能看见一些相对稳定的规律。　　

　　经济史学家欧文（Douglas A. Irwin）将美国的贸易政策从独立战争一路梳理下来，横跨两百余年，在那些历史细节中就描绘出了三个时代：从联邦政府成立到南北战争，创造关税收入是贸易政策的核心目标；从南北战争到大萧条，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厂商；从大萧条至今，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互惠贸易协定成为优先考虑对象。而在这些时代内，贸易政策相对稳定。之所以会表现出稳定特征，在欧文看来主要是由国家经济地理和政治制度决定的。比如，棉花集中于密西西比州、钢铁集中于宾夕法尼亚州，产业不同，对进出口诉求也不同，而不同产业所在州的国会议员通常根据自己的选民给贸易法案投票。产业分布的稳定，加之联邦立法的通过难度，让对外贸易政策趋于维持原状。而只有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才可能产生改变。

　　罗东（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年7月20日-书情）

　　《贸易的冲突》读后感(三)：两党角色的来来回回

　　得到听书:

　　美国从开始因贸易政策产生分歧，分为两派。

　　汉密尔顿——联邦党~辉格党~共和党——反对自由贸易支持调控关税(重商主义)——二战前代表北部工业州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我70年代后代表南部和西部；

　　杰斐逊/麦迪逊——民主共和党~民主党——自由贸易主义者反对操纵关税——二战前代表南方农业州反对贸易保护主义，70年代后代表北方老制造业基地；

　　所以，如果共和党形成了统一政府，也就是说，共和党拿下了总统和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那么关税就会一路走高；反之，如果是民主党形成了统一政府，那么关税就会一路走低；而如果是分立政府，也就是说，总统及参议院和众议院多数席位分属不同的党派，那么就会形成政治僵局，关税税率保持不变。

　　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和党认为，高关税能够保护国内厂商的利益，让他们有机会发展壮大；同时，也保障了本国工人的利益，让他们可以拿到高工资。虽然高关税会短暂提升国内物价，但同时也能刺激国内生产，加速国内经济发展，最终让国家变得强大，全体国民都能获益。共和党声称，支持贸易保护就等于爱国主义，提倡自由贸易者都是代表国外利益集团的卖国贼。

　　民主党坚决反对这种说法。民主党认为，高关税等于是对国内消费者和农民加重税，是以牺牲大多数国民的利益为代价，为特定利益集团捞取高额利润，从而催生了一大批效率低下的垄断组织，进一步剥削消费者。高关税体系不但造成了腐败，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在资本与劳动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造成严重对立。

　　但到了1970年代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民主党的支持力量转向北方的老制造业基地，这些地区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下落后了，成为了著名的“锈带”，锈是铁锈的锈；而共和党的支持力量转向南部和西部。于是，在贸易问题上，两党从合作重新走向对立，但有意思的是，这次双方的立场掉了个个儿：民主党主张以贸易保护扶持“锈带”地区的制造业，而共和党则倾向于自由贸易。当然了，特朗普的上台，再次打破了这个规律，贸易问题与大国博弈交织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复杂。

　　《贸易的冲突》读后感(四)：美国贸易政策200年杂谈

　　作者欧文认为引发政坛激烈争议的贸易政策却是“冲突下的稳定”，尽管微观时点上政治与经济上的各种冲突不断，但由于美国经济地理与政治体制的特性，使得从较长期历史进程来讲美国贸易政策是稳定却不易发生变化的。在两百年中，美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导致贸易政策重大转向的突发事件:南北战争，政治权利在国内不同地区转移使得贸易政策由增加政府税收转向限制进口；大萧条，政治重组导致从限制进口转向互惠贸易。

　　一、对以“获取税收”和“限制进口”为主要目标的两个时期的一些思考和整理

　　1、难以对贸易政策所带来的福利或无谓损失进行判断

　　许多关税采取从量税形式，作为衡量政策结果的应税产品平均关税率会受到进口价格大幅波动而大幅波动。

　　关税制定过程缺乏客观与科学的标准，政策制定者在操作层面无法获得进口品需求价格弹性，同时这一制定过程本身是政治活动的属性，使得政策结果是大量不同意见以及不同目标之间的妥协和权衡，同时在立法与投票过程中存在相当大不确定性。

　　在以财政收入为主要目标的历史时期，由于缺乏相关货币政策以及刺激经济的手段，贸易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可以看做是前者是对后者的响应，繁荣带来的财政盈余给予国会下调关税的空间，而衰退引发的赤字则对国会施以获取财政收入的压力。

　　2、政策的稳定性何以自我加强

　　美国宪法构架者设计的三权分立有助于制衡各集团控制整个政治体系的能力，立法过程中潜在的三个“否定点”使得政治制度有维持现状的固有强烈倾向。

　　经济地理特征相对稳定加之贸易构成变化缓慢，使得各洲有长期延续经济利益的倾向，这也直接导致了国会投票结果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地理格局。同时资本与劳动在各产业和地区间调整成本较高，国会关税辩论以产品与产业分类更是强化了以某个产业生产商协会为基础的利益团体，使得政策支持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倾向。

　　进口限制政策由分散的消费者承担，且涉及诸多产品类别，使得消费者难以有强大动力反对限制政策。而少数利益既得者拥有组织以及力量维护限制措施。另外，推行保护性关税过程中“互惠不干涉”做法意味着反对其他群体谋求的关税调整不合理也不公正，使得保护性关税“在政治层面无可匹敌”。

　　不同政党在不同时期主宰美国政治，同时多数情况下又难以实现一党执掌下的统一政府，即政府分裂基本不可能发生重大的政策改变。

　　3、美国追求“互惠”的传统

　　作为启蒙运动的学生和英国重商主义的对手，美国的建国者支持国家间的自由开放贸易，希望废除妨碍贸易的所有束缚和特权。这里的开放贸易不排除国家征收进口关税以及对航运进行管理，而更强调的是采取非歧视的方式。

　　1877年上台的海耶斯私下曾表示，“实践和理论也许相去甚远，事实上也往往如此。我倾向于自由贸易……大规模资本投资和众多劳动者就业依赖于贸易保护政策，我们不应该贸然放弃它。”

　　4、进口保护和制造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于制造业发展问题，最早由汉密尔顿在1791年《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政府的刺激与庇护”来克服制造业发展的各种限制。汉密尔顿并非“保护主义支持者”，他赞成对进口品适度征税而非过分的高关税，保护性高关税会不加分辨地保护低效和高效生产商，损害消费者利益并且刺激走私，同时他认为奖励或许是好于关税的方式。

　　南北战争前美国经历了快速且稳定连续的工业化，制造业规模从GDP的15%上升至21%。客观来看，美国工业化并未因保护高关税而受到过分激励，也未曾因温和的低关税受到冲击。保护性关税诚然是早期工业化增长的一顶保护伞，但不能忽视更为重要且利好制造业加速发展的国内市场以及政治环境等。同时也需要看到许多制造产业（皮革、木材和食品加工业等）不受进口产品的影响，以及进口增加依赖于出口增加，不可能出现进口完全依赖而放弃国内生产的情况。

　　虽然美国对进口产品实施了较为严苛的限制，但与处于全球技术前沿的国家保持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可以轻松习得各种创新。缺乏劳动技能的移民从事制造业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以及技能工人移民对美国吸收先进技术所发挥的作用，是美国工业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19世纪的美国政府规模相对较小而国内市场庞大，较少对经济发展予以干预。

　　5、政策制定中的短见与荒唐做法

　　1803年英法战争中，美国航运业受到袭击，杰斐逊决定以贸易禁运这种“和平强制”措施以避免军事冲突，并受到18世纪六七十年代禁运对英国改变对美贸易政策的历史激励，在位总统试图以此方式迫使英国再次改变政策。然后这次禁运可谓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贸易政策实验之一”，直接导致外贸瘫痪并使得经济陷入巨大困境。

　　1928年由政治家和制造商促成的“可憎关税”，并非像为应对1819年金融恐慌后的经济萧条所通过的关税法案，而是国内生产商为维护自己免受外国竞争而转化成为政治家得以利用的政治利益工具。

　　在高进口关税下，庞大的财政盈余成为共和党人的极大威胁，为维系保护性关税所得到的政治支持，共和党人首次在1862年为退伍老兵及家属推出残疾人养老金计划。这一政策可谓一箭双雕，既消耗了财政盈余，又将大量选民特别是联邦军士兵极其家人与共和党人紧紧绑在一起。

　　关税保护政策后期受到民主党人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威胁，同时面临经济家的种种抨击。共和党人将反对保护关税的人归类为代表外国利益的特工，并认为经济学家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在毒害青年。

　　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并首次成为制造品净出口国，贸易模式转变下通过互惠协定推动出口的模式成为很多大型企业的利益所在。但共和党自1896年以来连续控制了七次国会，也错失了多次改革贸易政策的机会。

　　6、关税是怎样的一种工具

　　詹姆斯·布莱恩曾将林肯的胜利归功于其关税立场；“如果共和党未能拿下宾夕法尼亚州，毫无疑问林肯先生将输掉大选……因此，关税一体非但对政治权利的竞争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且关系到联邦命运的更为重大的斗争。”

　　下调关税常被用做是仅有象征意义的，用以缓解对立党威胁和平息民愤的手段，有时甚至是挽救保护主义体系而必须采取的政治行动。

　　南北战争后，两党在争夺对政府完全的控制权的过程中，共和党宁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削减关税也不想丧失对这个问题的控制权，转而将权力送于民主党。

　　共和党在内战后利用经济地理打造出强大的联盟支持极高的保护性关税，特殊利益群体不同于内战前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进行游说，而是更加明目张胆地用金钱开道。海耶斯曾在卸任后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企业所有、企业治理和企业享用的政府。”

　　二、多边贸易体系与全球化将走向何方

　　大萧条之后，罗斯福上任宣布银行业停业整顿，同时由于放弃金本位使得美联储可以更为灵活地制定货币政策，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带来经济复苏。《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将贸易谈判权授予行政部门，使得关税政策不再受利益集团影响，同时相应提高了出口商的地位，在这一法案指导下美国开始向倾向于实施低关税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说贸易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涉及诸多利益群体的复杂博弈过程，但是可以说根本改变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贸易政策走向至今的互惠贸易协定框架的是科德尔·赫尔这一个人。其对于某些思想观念的执着与在参众两院的极大威信推动了贸易政策的新走向。当然，获得重大制度性变革还与指导政策的主导观念变化有关，1930年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政策效果的偏离、难以符合现实需要，同时出现的可行的替代政策都使得集体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扭转。

　　二战后，两党对立状态缓和，主动放弃孤立主义并合力参与全球事务，这包括积极制定宏达的多边协定计划，以期减少世界各地的贸易壁垒并消除歧视性贸易政策。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与试图建立的国际贸易组织都是二战后美国积极领头向多边贸易体系迈进的尝试。在新秩序构建后，美国经历诸多冲击和挑战：20世纪60年代出现战后恢复的西欧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威胁，80年代的严重衰退和美元升值双重挑战下的要求国内限制进口的政治压力，90年代美国继续致力于削减贸易壁垒且不断深化美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不断提高、国家间贸易与政治联系更为紧密，2008年经济危机虽未转化为贸易政策危机但使得美国经济陷入长久的缓慢复苏阶段。

　　直至2019年特朗普当选，以推行“美国优先”贸易政策为旗帜，相继发生了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再到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等事件，一系列表面看起来是孤立、偶然的“黑天鹅事件”，若将视角放至美国来200多年贸易政策史的长期逻辑上，同时关注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话，可以说这更是一系列“灰犀牛事件”。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一次系统性停摆，完全超越了传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范畴，这是一场供求急剧收缩伴随人们对经济预期及疫情扩散的巨大不确定的冲击。当然，总体来看当下处于美国“互惠”贸易政策时期，美国及世界各国都积极采取了财政及货币政策，以防范疫情短期冲击化为更为系统性和长期的冲击。对于美国未来贸易政策的走向，我认为的确难以预测，“以史为鉴，鉴往知来”，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政策将沿袭过去的路径同时继续充满各种冲突和挑战。

　　三、对经济和经济学的一点思考

　　经济与经济学诚然是两个不可以简单相比较的范畴，沿袭西方新古典范式对经济现实作出的模型化、概念化甚至简化的处理，进而试图理解或解释经济事实是经济学者一直在做的事情。当然如果可以以此为基础，对经济规律或逻辑加以预测或是在某种意义上指导现实，那便是经济学对于经济的馈赠了。而经济是现象背后众多因素的互动与交织，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制度、政党、利益团体、意识形态、地理历史因素、国际局势、外交政策、偶然因素等。这一事实不免会使经济学研究者感到沮丧，因为这使得难以利用工具简单对经济进行刻画。不过，由于存在众多因素的制衡与消涨，拉长时间范围对经济特别是经济政策进行考察确也能够“读史明智，鉴往知来”，寻找其中较为稳定的逻辑线索，可以说探寻经济现象背后的这众多因素对于洞察经济以及进行经济学研究都大有裨益。

　　《贸易的冲突》读后感(五)：美国贸易政策200年杂谈

　　贸易，在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外交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美国在建国初期便开始了贸易，然而在两百年纷繁复杂的贸易历史中，贸易政策一直是痛苦的政治冲突的来源。

　　作者欧文认为引发政坛激烈争议的贸易政策却是“冲突下的稳定”，尽管微观时点上政治与经济上的各种冲突不断，但由于美国经济地理与政治体制的特性，使得从较长期历史进程来讲美国贸易政策是稳定却不易发生变化的。在两百年中，美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导致贸易政策重大转向的突发事件:南北战争，政治权利在国内不同地区转移使得贸易政策由增加政府税收转向限制进口；大萧条，政治重组导致从限制进口转向互惠贸易。

　　一、对以“获取税收”和“限制进口”为主要目标的两个时期的一些思考和整理

　　1、难以对贸易政策所带来的福利或无谓损失进行判断

　　许多关税采取从量税形式，作为衡量政策结果的应税产品平均关税率会受到进口价格大幅波动而大幅波动。

　　关税制定过程缺乏客观与科学的标准，政策制定者在操作层面无法获得进口品需求价格弹性，同时这一制定过程本身是政治活动的属性，使得政策结果是大量不同意见以及不同目标之间的妥协和权衡，同时在立法与投票过程中存在相当大不确定性。

　　在以财政收入为主要目标的历史时期，由于缺乏相关货币政策以及刺激经济的手段，贸易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可以看做是前者是对后者的响应，繁荣带来的财政盈余给予国会下调关税的空间，而衰退引发的赤字则对国会施以获取财政收入的压力。

　　2、政策的稳定性何以自我加强

　　美国宪法构架者设计的三权分立有助于制衡各集团控制整个政治体系的能力，立法过程中潜在的三个“否定点”使得政治制度有维持现状的固有强烈倾向。

　　经济地理特征相对稳定加之贸易构成变化缓慢，使得各洲有长期延续经济利益的倾向，这也直接导致了国会投票结果有相对稳定的政治地理格局。同时资本与劳动在各产业和地区间调整成本较高，国会关税辩论以产品与产业分类更是强化了以某个产业生产商协会为基础的利益团体，使得政策支持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倾向。

　　进口限制政策由分散的消费者承担，且涉及诸多产品类别，使得消费者难以有强大动力反对限制政策。而少数利益既得者拥有组织以及力量维护限制措施。另外，推行保护性关税过程中“互惠不干涉”做法意味着反对其他群体谋求的关税调整不合理也不公正，使得保护性关税“在政治层面无可匹敌”。

　　不同政党在不同时期主宰美国政治，同时多数情况下又难以实现一党执掌下的统一政府，即政府分裂基本不可能发生重大的政策改变。

　　3、美国追求“互惠”的传统

　　作为启蒙运动的学生和英国重商主义的对手，美国的建国者支持国家间的自由开放贸易，希望废除妨碍贸易的所有束缚和特权。这里的开放贸易不排除国家征收进口关税以及对航运进行管理，而更强调的是采取非歧视的方式。

　　1877年上台的海耶斯私下曾表示，“实践和理论也许相去甚远，事实上也往往如此。我倾向于自由贸易……大规模资本投资和众多劳动者就业依赖于贸易保护政策，我们不应该贸然放弃它。”

　　4、进口保护和制造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关于制造业发展问题，最早由汉密尔顿在1791年《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政府的刺激与庇护”来克服制造业发展的各种限制。汉密尔顿并非“保护主义支持者”，他赞成对进口品适度征税而非过分的高关税，保护性高关税会不加分辨地保护低效和高效生产商，损害消费者利益并且刺激走私，同时他认为奖励或许是好于关税的方式。

　　南北战争前美国经历了快速且稳定连续的工业化，制造业规模从GDP的15%上升至21%。客观来看，美国工业化并未因保护高关税而受到过分激励，也未曾因温和的低关税受到冲击。保护性关税诚然是早期工业化增长的一顶保护伞，但不能忽视更为重要且利好制造业加速发展的国内市场以及政治环境等。同时也需要看到许多制造产业（皮革、木材和食品加工业等）不受进口产品的影响，以及进口增加依赖于出口增加，不可能出现进口完全依赖而放弃国内生产的情况。

　　虽然美国对进口产品实施了较为严苛的限制，但与处于全球技术前沿的国家保持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可以轻松习得各种创新。缺乏劳动技能的移民从事制造业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以及技能工人移民对美国吸收先进技术所发挥的作用，是美国工业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19世纪的美国政府规模相对较小而国内市场庞大，较少对经济发展予以干预。

　　5、政策制定中的短见与荒唐做法

　　1803年英法战争中，美国航运业受到袭击，杰斐逊决定以贸易禁运这种“和平强制”措施以避免军事冲突，并受到18世纪六七十年代禁运对英国改变对美贸易政策的历史激励，在位总统试图以此方式迫使英国再次改变政策。然后这次禁运可谓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贸易政策实验之一”，直接导致外贸瘫痪并使得经济陷入巨大困境。

　　1928年由政治家和制造商促成的“可憎关税”，并非像为应对1819年金融恐慌后的经济萧条所通过的关税法案，而是国内生产商为维护自己免受外国竞争而转化成为政治家得以利用的政治利益工具。

　　在高进口关税下，庞大的财政盈余成为共和党人的极大威胁，为维系保护性关税所得到的政治支持，共和党人首次在1862年为退伍老兵及家属推出残疾人养老金计划。这一政策可谓一箭双雕，既消耗了财政盈余，又将大量选民特别是联邦军士兵极其家人与共和党人紧紧绑在一起。

　　关税保护政策后期受到民主党人及相关利益群体的威胁，同时面临经济家的种种抨击。共和党人将反对保护关税的人归类为代表外国利益的特工，并认为经济学家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在毒害青年。

　　19世纪晚期，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并首次成为制造品净出口国，贸易模式转变下通过互惠协定推动出口的模式成为很多大型企业的利益所在。但共和党自1896年以来连续控制了七次国会，也错失了多次改革贸易政策的机会。

　　6、关税是怎样的一种工具

　　詹姆斯·布莱恩曾将林肯的胜利归功于其关税立场；“如果共和党未能拿下宾夕法尼亚州，毫无疑问林肯先生将输掉大选……因此，关税一体非但对政治权利的竞争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且关系到联邦命运的更为重大的斗争。”

　　下调关税常被用做是仅有象征意义的，用以缓解对立党威胁和平息民愤的手段，有时甚至是挽救保护主义体系而必须采取的政治行动。

　　南北战争后，两党在争夺对政府完全的控制权的过程中，共和党宁可根据自己的喜好削减关税也不想丧失对这个问题的控制权，转而将权力送于民主党。

　　共和党在内战后利用经济地理打造出强大的联盟支持极高的保护性关税，特殊利益群体不同于内战前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进行游说，而是更加明目张胆地用金钱开道。海耶斯曾在卸任后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企业所有、企业治理和企业享用的政府。”

　　二、多边贸易体系与全球化将走向何方

　　大萧条之后，罗斯福上任宣布银行业停业整顿，同时由于放弃金本位使得美联储可以更为灵活地制定货币政策，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带来经济复苏。《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将贸易谈判权授予行政部门，使得关税政策不再受利益集团影响，同时相应提高了出口商的地位，在这一法案指导下美国开始向倾向于实施低关税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说贸易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涉及诸多利益群体的复杂博弈过程，但是可以说根本改变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贸易政策走向至今的互惠贸易协定框架的是科德尔·赫尔这一个人。其对于某些思想观念的执着与在参众两院的极大威信推动了贸易政策的新走向。当然，获得重大制度性变革还与指导政策的主导观念变化有关，1930年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政策效果的偏离、难以符合现实需要，同时出现的可行的替代政策都使得集体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扭转。

　　二战后，两党对立状态缓和，主动放弃孤立主义并合力参与全球事务，这包括积极制定宏达的多边协定计划，以期减少世界各地的贸易壁垒并消除歧视性贸易政策。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与试图建立的国际贸易组织都是二战后美国积极领头向多边贸易体系迈进的尝试。在新秩序构建后，美国经历诸多冲击和挑战：20世纪60年代出现战后恢复的西欧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威胁，80年代的严重衰退和美元升值双重挑战下的要求国内限制进口的政治压力，90年代美国继续致力于削减贸易壁垒且不断深化美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不断提高、国家间贸易与政治联系更为紧密，2008年经济危机虽未转化为贸易政策危机但使得美国经济陷入长久的缓慢复苏阶段。

　　直至2019年特朗普当选，以推行“美国优先”贸易政策为旗帜，相继发生了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再到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等事件，一系列表面看起来是孤立、偶然的“黑天鹅事件”，若将视角放至美国来200多年贸易政策史的长期逻辑上，同时关注美国自身经济问题的话，可以说这更是一系列“灰犀牛事件”。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一次系统性停摆，完全超越了传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范畴，这是一场供求急剧收缩伴随人们对经济预期及疫情扩散的巨大不确定的冲击。当然，总体来看当下处于美国“互惠”贸易政策时期，美国及世界各国都积极采取了财政及货币政策，以防范疫情短期冲击化为更为系统性和长期的冲击。对于美国未来贸易政策的走向，我认为的确难以预测，“以史为鉴，鉴往知来”，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政策将沿袭过去的路径同时继续充满各种冲突和挑战。

　　三、对经济和经济学的一点思考

　　经济与经济学诚然是两个不可以简单相比较的范畴，沿袭西方新古典范式对经济现实作出的模型化、概念化甚至简化的处理，进而试图理解或解释经济事实是经济学者一直在做的事情。当然如果可以以此为基础，对经济规律或逻辑加以预测或是在某种意义上指导现实，那便是经济学对于经济的馈赠了。而经济是现象背后众多因素的互动与交织，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制度、政党、利益团体、意识形态、地理历史因素、国际局势、外交政策、偶然因素等。这一事实不免会使经济学研究者感到沮丧，因为这使得难以利用工具简单对经济进行刻画。不过，由于存在众多因素的制衡与消涨，拉长时间范围对经济特别是经济政策进行考察确也能够“读史明智，鉴往知来”，寻找其中较为稳定的逻辑线索，可以说探寻经济现象背后的这众多因素对于洞察经济以及进行经济学研究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