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是一本由[美]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02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读后感(一)：恐婚？别害怕，勇敢爱吧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一度沉浸在“恐婚”情绪中。

　　也许是看多了婚姻不幸的故事或报道，也许是看多了女孩成长为母亲后殚精竭虑投身于育儿事业（完全失去自己的生活），总之，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可以说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反抗“婚姻”，甚至“恋爱”（因为“恋爱”总是容易发展成“婚姻”）。

　　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并没有觉得婚姻这件事必不可少，至少到目前为止的单身生活，并没有什么让我难以忍受的地方。

　　所以当家人们催婚的时候（主要是外婆），我总是油然而生一个灵魂之问：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啊？！

　　有一次午餐时间，我和同事曾激烈地讨论起婚姻这件事，我们异想天开地猜想（我俩都是单身），婚姻这种社会关系，是否最终会走向消亡？毕竟很多传统社会里男女结亲的理由，在现代社会里已经不适用了。

　　所以当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喜不自胜，心想下一次被催婚的时候，可以拿出更有力的论据来反驳了。

　　读完之后，我发现我错了。

　　我认为这本书不是消极论，不是让我们对婚姻和爱情绝望，反而响亮地指出：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人类对爱情的原始冲动，百折不挠。

　　为了论述这个观点，作者从人类400万年的历史说起，试图揭开恋爱和配对的神秘面纱。

　　男人和女人为什么相爱？为什么会结婚，又为什么离婚？恋爱双方如何利用肢体语言和眼神交流表达爱欲，如何调情、约会；不同文化中关于理想情人的标准；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等不同的婚姻模式；背叛、出轨、离婚背后的文化和心理动机；异性恋与同性恋；男女双方在心理上的性别差异；双重性标准；性别政治与权力……

　　作者不仅从心理学上分析了这些两性问题，还做了大量相关的研究工作，比如她凭借自己的生物人类学背景，分析了很多动物、昆虫配对交往的行为，并以此与人类比较，试图找出所有生物共通的、天生的恋爱法则；她观察记录了世界上不同国家、地域、部落中男女之间的婚配习俗、现象，搜集了很多样本事例；她设计了一些有趣的实验和调查，比如让恋爱中的男女带上特殊仪器，观察他们脑内的激素变化；此外，她还援引了很多历史文献中、文学作品中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段落、句子，以此支持她的论点。堪称包罗万象。

　　不得不说，我有点被作者说服了：不管我们怎么追求自由、追求新鲜和刺激，我们体内的基因决定了，相爱和相守，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而婚姻最本真的意义，也在于此——相爱、相守。

　　有句话说，恐惧来源于无知。也许自己一直以来的恐婚情绪，都是因为对婚姻的认识过于局限吧，只看到了它悲观的一面，所以才以偏概全。

　　当然，一下子从恐婚情绪里走出来也不现实，但是很感激作者，至少在看完这本书后，我没那么排斥婚姻了。

　　《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读后感(二)：【转】前言：这就来爱吧！

　　记者: 您的写作为何只涉猎情感关系方面的话题？ 诺拉·艾芙隆: 世上难道还有其他话题？

　　前段时间在新几内亚旅行时，我搭乘一辆皮卡翻山越岭，坐在车后兜里，我与一名娶了3个老婆的男子攀谈起来。我问他想要几个老婆，他顿了一顿，用手揉揉下巴。我好奇地想：是5个？10个？还是足足25个？然而他却靠过来对我耳语道：“一个都不要。”

　　人类是异性相吸的物种，世上约85%的文化体对“一夫多妻”持许可态度，不过真正做到妻妾成群的男人少之又少。要想多娶老婆，男人就得牛羊成群、田多地广、腰缠万贯或坐拥其他可观的资源。即使符合条件，娶不止一个老婆也可能徒增烦恼。妻妾间会争斗，有时甚至会毒害对方的孩子。人类生来就是男女搭配养育后代——当然身旁缺不了一群帮手。

　　本书讲述的不光是爱情这一人类非凡情感的故事，也回答了人类基本繁衍策略的所有衍生问题：我们如何求爱？会选择怎样的伴侣？如何结合到一起？为何有人出轨有人离婚？爱情的冲动如何滋长？我们为何需要庞大的亲友团来帮忙带孩子？男女为何如此不同？随着农耕用具的问世，两性关系和男女交往发生了怎样的剧变？最后一章则阐述了对未来两性关系的新看法。

　　当出版社邀请我参与这本书的再版工作时，我欣然答应，深感这是我的荣幸。我花了整整十年写就了第一版；此次的修改工作也许只要十天时间。然而读了读旧版后，我很快意识到几乎全部内容都需要更新。

　　于是，我新增了大量的数据与观点，具体如下：当人处于浪漫爱情、被人拒绝和长久相处这三种情境时，对他们进行脑部扫描实验而得出的数据；我收集的针对个性形成的生物学原理，以及为何某人会爱上甲而不是乙的新数据；关于偷情、爱恋成瘾、性选择和配偶选择方面的新资料；世界各地离婚情况的最新数据；我个人提出的关于人一生道德发展的理论；我关于现代人约会习惯的假设—我称其为“慢爱情”；与Match.com合作收集的预测未来两性关系的海量新数据。同时，我还为新增内容补充了注释，保留了原先大部分注释，并附了两份调查问卷。

　　记者大卫·格根曾称我为“美国最后一名乐观主义者”。世间有许多令人垂泪的事，也有不少值得赞美的事——其中就有我们永不枯竭的爱情冲动。技术正在改变我们求爱的方式，却无法改变爱情本身。浪漫的情感和爱恋受控于人脑中最原始的区域，紧挨着管理口渴和饥饿感的反射区。另外，正如柏拉图在《会饮篇》（The Symposium）中精妙的论述：“爱神栖于爱欲之国。”爱是一种需要、一股热望、一份想要找寻人生至宝——一位爱侣—的渴求。我们为爱而生。此言不虚，如果人类生生不息，一百万年后我们仍会坠入爱河，比翼双飞。

　　本书追溯了人类坚不可摧的情欲的发展轨迹，并在高潮处画上了休止符。我坚信，倘若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我们有机会结成恩爱伴侣，眼下正是时候。

　　这就来爱吧！

　　——[美国]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 PhD）

　　《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读后感(三)：在情人节聊离婚：深爱如斯，为何却难白头偕老？

　　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性别平等、经济独立能够让我们更自由地追求爱情，但这份自由也是有代价的。

　　原文首发于界面文化

　　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现场，颁奖嘉宾史蒂夫·马丁和克里斯·洛克用获得最佳影片提名的《婚姻故事》调侃了一把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他离了婚也还是世界首富，他看《婚姻故事》还以为是喜剧呢。”

　　虽然《婚姻故事》最终只收获了最佳女配角一个奖项（劳拉·邓恩），但它的确是这个颁奖季热议度最高的影片之一。该片讲述的是一对三十多岁、有个八岁儿子的夫妻在异地分居后协议离婚的故事。片中屡屡暗示这对夫妻依然相爱，婚姻依然有挽回的可能，而其令人唏嘘之处也正在于此：明明相爱的两人，却依然无法避免分手的结局。

　　深爱如斯，我们为何还是会离婚？现代人是否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这是在这个离婚率不断走高的时代中我们困惑不已的问题。在这个情人节，我们用美国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的《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一书，尝试为上述问题作出解释。

从一而终：农耕社会与一夫一妻制

　　离婚这件事令人诧异，首先是因为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不怎么会离婚。在工业革命之前，斯堪的纳维亚、英伦群岛、德国、法国、低地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俄罗斯、东亚、印度和北非穆斯林农业社会的离婚率始终保持在很低的水平。

　　这里固然有文化的规训作用使然。在欧洲，基督教对性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从一而终，至死不渝”的婚姻习俗。根据历史学家维恩·布洛（Vern Bullough）的研究，西方历史中最早将通奸与罪恶联系起来的是古希伯来人。犹太教教义最初对性行为的规定十分简单，但在希伯来人流亡巴比伦后，即公元前516年至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的这段时间里，犹太人的性习俗越来越严苛。根据摩西法律，女人在新婚夜前必须守贞，并在婚后只侍奉丈夫一人；男人却不必遵守这一规定，唯一的禁忌是不能与已婚妇女有染。

　　包括通奸在内的一些特定性行为在上帝的眼中是恶——希伯来人对性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的西方习俗，这些观念与希腊-罗马禁欲思想结合，融入了基督教教义中。比如在《新约·马可福音》（10：11）中，耶稣将离婚和再婚也视作淫乱：“凡休妻再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

　　随着时间流逝，基督教领袖对教徒性行为的约束也在不断加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圣奥古斯丁（354-430年）。这位基督教史上最重要的神学家年轻时也曾荒淫无度，但因良心有愧皈依了基督教，开始终身禁欲。从此他对性深恶痛绝，认为一切涉及性的行为都是非自然的，终身未婚乃至善，夫妻之间的鱼水之欢只能服务于生育这一个目的。久而久之，大多数基督教领袖都逐渐认同了他的观点。根据天主教教义，夫妇缔结婚约后不得离婚。虽然在宗教改革后，新教国家放松了对婚姻的管制，将之变为一项民间契约，人们可以向民政当局提出离婚，但即便如此，离婚率依旧很低。

　　费舍尔指出，工业革命前离婚率低下还有着很现实的原因：在农耕社会，由于生产力的落后，绝大多数人口勉强维持温饱，夫妻两人需要相互依靠才能生存，当人们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的时候，离婚率自然就很低。

　　经济因素也决定了即使没有法律规定，一夫一妻制在历史上也是绝对的主流。虽然许多农耕社会（比如前现代的东亚地区）允许一夫多妻制——男性可以更好地传宗接代，女性则能获得繁衍后代的好处——但研究发现，真正实践这一机会主义繁衍策略的人其实很少。在大部分允许多妻制的社会里，只有约5%-10%的男性拥有妻妾，当然，这些男性是占据地位和财富金字塔顶端的群体。在考察了250种不同文化后，人类学家乔治·彼得·默多克（George Peter Murdock）得出结论：“即便绝大多数人倾向于多妻制，且发生频率还挺高，但一位运用数量优势标准进行研究的中立的观察者却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都是一夫一妻制。”

偷情成性：出轨的生物学解释和心理学解释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们会因为各色各样的理由离婚，但总结起来，全球各地夫妻的离婚主要原因也大同小异。在研究了160个社会的情况后，人类学家劳拉·贝齐格（Laura Betzig）发现，婚外情，尤其是女方出轨，是人们离婚最常见的理由。在离婚理由排行榜上位列二三的分别是不孕不育和家庭暴力。

　　从古至今，偷情都让亲密关系中的痴男怨女们心碎不已。美国一项2007年的调查显示，大约20%-40%的已婚男性和20%-25%的已婚女性曾有过婚内出轨的历史。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崇尚“一夫一妻制”的物种实际上都无法百分百对伴侣保持忠贞，鸟类学家就发现，在上百种“一夫一妻制”的鸟类中，依然存在偶外交配的行为；结对养育后代的哺乳动物，比如长臂猿，偶尔也会“沾花惹草”。“对偶匹配只是人类最基本的繁衍策略中的一部分；婚外情与性往往在我们的混合或双重求爱技巧中扮演一个次要和补充性的角色。”费舍尔指出，所谓的一夫一妻制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社会意义上的——伴侣双方会按照一夫一妻制的原则生活，但与此同时也保留“出轨”的可能。

　　很多情况下，人们出轨恐怕不是“理智和情感”博弈的结果，而是出于某种更本质的生物学原因。生物学家发现，多巴胺系统内的特定基因同高频率未婚性行为（比如***）和高频率出轨存在直接关联。人们会不自觉地被免疫系统中特定区域的基因相异的人所吸引。也就是说，当一对夫妇免疫系统基因重合度很高时，他们就更有可能面临婚外情问题。

　　脑部结构也可能诱发不忠。费舍尔认为，人类进化出了三种引导求偶和繁衍的基本脑系统：一种控制性欲，一种反射浪漫爱情，一种掌管依恋情绪。这三种基本神经系统之间有互动，产生大量灵活组合，并酝酿出一系列调控复杂的人类繁衍策略所必需的动力、感情和行为。然而这三种脑系统之间的关联度在很多情况下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你有可能深深依恋着自己的正式伴侣，却对另一个人产生性冲动，或疯狂地爱上更多的其他人。“这三类神经系统之间相对的生物独立性使我们能够在行使一夫一妻制的同时，偷偷摸摸地搞地下情，”费舍尔得出结论，“我们的脑结构对出轨行为很是包容。”

　　与此同时，心理学家也举出了一系列会导致出轨的心理、社会和经济原因。第一，对婚姻的满意度。当配偶之间缺乏沟通，屡屡产生龃龉，性生活不和谐，就有可能导致出轨。第二，自我膨胀的欲望。人们通常会被一个能拓展他们兴趣、目标和自我价值的人所吸引。热恋期是自我膨胀最显著的阶段，恋人之间频频分享想法和资源，但随着某人自我膨胀倾向的减退，TA或许会因为渴望思想或身体上的新冒险而出轨，也就是说，那些比较擅长接受新事物的人出轨率更高。第三，童年时和父母关系不佳的人更难与对象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第四，社会权利不平等的伴侣，比如在经济上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男性和受教育程度比丈夫高的女性，也可能更风流。

　　美国性学家阿尔弗雷德·C·金赛分别于1948年和1953年出版了《男性性行为》和《女性性行为》。金赛和他的同事发现，婚外情还有年龄和阶级的因素。比如蓝领阶层男性在年轻时更喜欢出轨，但到了40岁性欲会减退。反之，拥有学士学位的白领男性在20多岁时不太会参与婚外性行为，但到了50岁却几乎以高达每周一次的频率“猎艳”。在女性受访者中，35-40岁是出轨率最高的年龄段。至于当下，40-45岁的已婚美国女性和55-65岁的已婚美国男性显著比其他年龄段的群体更容易“劈腿”。

“三年之痒”：我们时代的离婚蓝本

　　如前文所言，前现代社会的离婚率低迷有人们难以独自撑起家庭的现实原因，在进入现代社会后，这一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学界公认，女性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是我们时代离婚率上升的最重要因素。在农耕社会，由于采用了需要力气的犁，农活逐渐由男性承担，生产资料和经济来源由男性掌握的后果就是“男尊女卑”意识形态的兴起。女性是很难向不合心意的伴侣提出分手，离开家庭的。

　　然而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开启和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步入职场，男女平等的程度正在逐步提高，离婚率也随之攀升。以美国为例：1960年代美国爆发了女权运动，从1960年到1983年，美国职业女性的人数翻了两番，1966年到1976年，离婚率也翻了一倍。1981年，离婚率创下了历史新高。如今美国离婚率虽然稳中有降，但依然在41%到50%的高位。在《婚姻故事》中，女主角妮可之所以向丈夫提出离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的事业，而她的付出并没有得到丈夫足够的尊重。

　　除了经济因素以外，还有许多文化因素在影响着婚姻的稳定性。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婚姻稳定是有一些前提的，比如夫妇二人价值观契合，有共通的兴趣爱好和朋友圈；在较为成熟的年级成婚；彼此能够妥协退让，等等。

　　当然，很多时候天不遂人愿，婚姻依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碎的结局。费舍尔在研究了从1947年到2019年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后总结出了当代社会离婚的三大规律。

　　第一，离婚通常发生在婚姻早期，尤其是婚后三到四年的时候，之后离婚率会逐渐回落。也就是说，俗话中的“七年之痒”并不存在，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三年或四年之痒”。当然，这条规律不一定在所有国家适用，在埃及等穆斯林国家，离婚高峰发生在婚后的几个月内。这或许是伊斯兰文化风俗使然：在许多穆斯林国家，要是儿媳妇无法融入新家，新郎的家人是可以把她送回娘家的，而且发现两人不合适就应该趁早分手。

　　第二，人们通常在年轻的时候离婚，女性的离婚高发期是25-29岁，男性是30-34岁。也就是说，人们通常在生育力旺盛之际和升任父母的高峰期离婚。

　　第三，离婚夫妇往往没有子嗣或仅育有幼子。根据联合国1998年到2007年的人口数据，43%的离婚都发生在未育夫妇之间，29%的离婚夫妇有一个孩子，18%的离婚夫妇有两个孩子，另外5%的离婚夫妇有三个孩子。

　　虽然“白头偕老”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成了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梦想，但费舍尔提醒我们不应对爱情太过绝望。事实上，根据她对单身美国人的调查，人们依旧渴望爱情，希望能够与情投意合之人步入婚姻：86%的人追求“共度一生的忠诚伴侣”，90%以上的人希望找一位“尊重自己”，可以“信赖、托付终身”“让自己快乐”“抽时间”陪伴自己的意中人，超过54%的人相信一见钟情，56%的人认为应该修改法律，方便他们嫁娶，89%的人相信白头偕老。

　　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性别平等、经济独立能够让我们更自由地追求爱情——当你不再将另一半视作“长期饭票”或“生育工具”的时候，你会更关注对方本身，寻求某种灵魂的共鸣。当然，这份自由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恩断义绝后劳燕分飞”的可能性。正如费舍尔所说：“早在44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制定了一条双重生育策略：表面上一夫一妻，暗中私通。因此，我发现21世纪男女关系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如何处理这些相互冲突的欲望：相爱和相守的原始冲动，以及追求自由和新鲜刺激的欲望。”

　　《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读后感(四)：婚姻很幸福，依然会出轨？

　　原文首发于 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孙若茜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出轨。 在美国，上世纪20年代，性研究领域的先行者、精神病学专家吉尔伯特·汉密尔顿就表示，他发现100位受访男性/女性中各有28人和24人出过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十分著名的《金赛性学报告》也透露，在抽样调查的6427名男性中，超过1/3的男性曾背叛妻子，而在6972名已婚、离异和寡居的美国女性当中，有26%的人在40岁前有过婚外性行为。纵然在堪称“性革命”高潮的60年代和70年代，数据也没有出现很大的变化。到了80年代，一项覆盖12000名已婚人士的民意调查显示，25岁以下的被调查者中有1/4背叛过配偶。

　　美国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在《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一书中写道：如今，上述数据变化甚少。位于芝加哥的国家舆情调查中心公布，约25%的美国男性和14%的美国女性在婚姻存续期间有过“外遇”。其他关于已婚夫妻的研究则显示，已婚男女一生中曾有过一次婚外情的比例分别是20%〜40%和20%〜25%。另有研究发现，有30%〜50%的美国已婚男女存在偷情行为。近期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受访的美国人中有50%透露自己曾“偷猎”已婚对象，80%的人曾有婚内被人勾引的经历，另有25%的人曾遭遇过横刀夺爱。

　　不过，这些数据至少说明，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出轨。海伦·费舍尔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就重申过这一点：“并不是只要有机会，人就一定会出轨，这不是大脑运转的方式。不管是宗教原因还是社会原因，有些人就是不会出轨。”她研究了全球42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在每一个文化群体内都有出轨的现象，但是也总能找到很多不出轨的人群，即使他们有机会出轨。她说，这就像是城市的每条街道上都有酒吧和餐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酗酒一样。

　　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不过，相比那些不出轨的原因，我们总是更想知道人们出轨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当偷情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往往会说，“因为情欲”“因为爱”，或者“我也不知道”。心理学家也许能不假思索地罗列出一串会导致背叛的心理、社会和经济因素。首先就是某人对其婚姻的满意度。显然，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的需求未获满足，对方不爱他，得不到理解，性生活不尽如人意，认为自己不结婚也许会活得更好，都会增加出轨的概率。相反，出于对丧失大笔家财、朋友或人脉的担心，出轨概率相应会降低。但这并不能作为出轨的全部解释。一篇来自1985年的调查报告就曾显示，出轨的人当中，56%的男人和34%的女人评价自己的婚姻“很幸福”或“十分幸福”。

　　如果婚姻幸福，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冒险出轨呢？婚姻、子女、社会地位、财务自由和身体健康等等，都是出轨时极有可能作为代价统统失去。 海伦·费舍尔指出，出轨之所以在世上频发且顽固，背后很可能有生物学原理支撑。首先，人类出轨的天性很可能是在漫长的史前时期形成的。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出轨是一种能带来下一代基因多样性的适应性机制。对此，她举了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比如有一个女人和她的丈夫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成了心理学家，另一个成了诗人，然后她和另一个男人有了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成了一个科技精英、亿万富翁，这便是出轨带来的一种结果，这个女人为自己创造了基因的多样性。这是一种原始倾向。

　　此外，费舍尔认为，人类进化出了三种引导求偶和繁衍的基本脑系统：一种控制性欲，一种掌管浪漫爱情的感受，另一种掌管深深依恋的情绪。这三种最基本的神经系统之间有互动（也会与其他脑组织勾连），产生了大量灵活的组合，并酝酿了一系列调控复杂的人类繁衍策略所必需的动力、感情和行为。可是这三种脑系统之间的关联度并不总是很高。因此，一个人在对他的伴侣表达深沉的爱慕时，还会对另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浪漫爱情，同时，他还可能对更多的对象萌发性冲动。换句话说，“脚踏几条船”的情绪组合，在生物学上是可行的。这三类神经系统之间相对的生物独立性使人能够在行使一夫一妻制的同时，偷偷摸摸地搞地下情。我们的脑结构对出轨行为很是包容。

　　基因也对出轨发挥了作用。一项对橙腹田鼠进行的实验表明，由于雄鼠体内后叶加压素受体里的特定基因组成各有异同，使得雄鼠对偶匹配的力度也不尽相同，其中一项指标包括雄鼠对雌鼠的性忠诚度。而人类和鼠类后叶加压素受体的基因相似。费舍尔在书中引用了科学家们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该调查目的是了解其中一种基因是否会影响552名瑞典男性的配对行为。所有参与调查的对象要么已婚，要么至少与伴侣同居了五年。结果，有这种基因的男人，在测量对配偶依恋程度的问卷中得分很低，并且，拥有这种基因的数量越多，得分越低。相反，没有这种基因的人对伴侣的忠诚度最高。 这项研究虽然并未直接针对出轨，但指出了可能诱发出轨的某种生物系统。此外，别的基因很可能也对“出轨”发挥了作用。由生物学家贾斯汀·加西亚和同事在最近共同发起的一项覆盖181名年轻男女的研究显示，多巴胺系统内的特定基因与以***为主的高频率未婚性行为，以及高频率性出轨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当我把这些观点转述给一位正愧疚于婚外情的朋友时，他表现出的释然就好像自己已经被科学赦免。于是，我不得不提醒他，海伦·费舍尔并不认为他的妻子会因此原谅他。事实上，我们生来就不容易原谅出轨，费舍尔说，因为数百万年前我们就是嫉妒的动物。97%的哺乳动物是群居生活的，它们不会配对成一个“家庭”去抚养自己的孩子，但人类会。随着配对或伴侣关系的发展，人类发展了许多大脑系统来维持这种伙伴关系，其中之一就是嫉妒。我们是嫉妒的物种。我们不会轻易分享。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在出轨时往往会撒谎，他们不会告诉伴侣实情，因为那样会引发嫉妒，以及其他问题。

　　再者，生物学原理本身也并非在为出轨者开脱。“我们不是DNA的傀儡。”费舍尔提醒我们，一个人会成为怎样的人，40%〜60%由基因决定，但剩下的40%〜60%是由文化环境等因素共同构建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也应该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

　　当然，面对伴侣出轨，有人会试图原谅，选择放下，尤其在长久的婚姻关系中，这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人的大脑并不会真的忘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重归于好，费舍尔给出的建议是，以下几件事是必须做的：

　　第一，出轨的人必须要诚实回答对方的每一个问题。

　　第二，当这些问题问完后，没有出轨的那一方必须停止提问相关的问题，并且再也不要提起。很多时候，出轨一方抱歉认错，尽一切努力挽回关系，而另一方总是不让他忘掉这件事。

　　第三，双方要做的是重建信任。比如，出轨的人不能再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如果确实要加班，需要定时和对方联系。再比如，如果女方上一次的出轨发生在周六购物的时候，那么她以后在周六出门时需要带上她的丈夫。

　　我很好奇，人们在出轨时通常会爱上那些与他们原来的爱人迥然不同的人，还是那些与原配相似的人？海伦·费舍尔并没有以调查数据来回答我，而是说，一样的，人们要新鲜感。出轨的人或许就是想冒险体验某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当一个和原配完全不同的人出现，有着不一样的幽默感，会做一些原配不爱做而你爱做的事，这些都会促进你大脑里多巴胺的分泌。通过脑部的扫描和调查研究已经证实，多巴胺是产生爱情的基本激素。当我们爱上某个人，多巴胺系统会变得活跃起来。反过来说，新奇的事物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这会使人疯狂地爱上某个人。即便是那些和原来的伴侣非常像的人，对那些面对陈旧生活的出轨者来说也有可能是新鲜的，或者说是全新的。

　　然而费舍尔也向我指出了这二者的不同之处：如果出轨者爱上的是一个与原配非常不同的人，这个人很有可能并不适合出轨者原有的社交世界，这意味着永远无法将他/她介绍给家人，或者永远无法与他/她生个孩子，那么，他们大概就不会有长久深入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当然有可能疯狂地爱上与原配差别很大的人，但为此离开原配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当人们与原配相似的人出轨时，则有更大的可能去离婚。

　　（感谢实习记者印柏同对本文的帮助。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4期）

　　《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读后感(五)：爱、婚姻和机器人

　　一

　　我喜爱的作家王小波爱引证的罗素称对爱情的渴望是支配他一生的三种激情之一。我喜爱的作家王小波笔下的王二坦言自己热爱异性，热爱性生活。为什么爱这么吸引人？就我自己的体验来说，我以为这是因为，爱，是一种让人心醉神迷的体验。虽然如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所说，每个人都会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是也如Helen Fisher所说，我们常说不清什么是爱，尽管我们都会或都曾或早或晚堕入爱河。

　　我们常不由自主陷入爱里。不是说，当我们进入了相爱的年龄，就从一大堆潜在的对象中，根据某种标准选择最好的那一个，或者挑选一个感觉不错的去爱。爱情不仅不经意地到来，而且也并不受我们控制。最初，我们以为爱上的是白晶晶，不料内心深处真正印刻着的却是紫霞。有时，我们也会爱上不该爱的人，甚至爱上不想爱的人。于是王家卫的周慕云说爱情是有时间性的，太早太晚都不行。

　　爱情的魔力显而易见。当阿尔芒看到玛格丽特的时候，他“脸色泛白、心头狂跳”，于是他知道自己恋爱了。Helen Fisher描述了中了丘比特之箭的人常见的反应：做白日梦、痴迷、着魔、疯狂、沉醉、神魂颠倒、坐立难安，满脑子持续萦绕，注意力完全聚焦，不仅打扰一个人的生活、学习或工作，让人无心做别的事，甚至还会引发一个人身体和精神状况甚至人格的变化。

　　然而，爱情并不神秘，爱的魔力也不神奇。显得神秘或好像有魔力，只是说背后的原因尚且不被理解罢了。我们当然能感受到爱，但是感受不等于知道。Jonathan haidt在研究道德时强调了这种现象，他说人们往往直截了当作出道德判断，但是一问他们理由是什么他们就开始支支吾吾，他引用Howard Margolis的观点提到“双系统”，即我反复提到的kahneman和Stanovich所详细分析过的自动直觉系统和理性分析系统，当然也可以类比Gazzaniga和Sam Harris所提到的潜意识的自动系统汪洋之上浮动着的意识中理性的小船。如Kahneman所说，我们日常生活主要受欲望、直觉、感受、情绪的直接推动，但是对于这些驱力从何而来、用以实现什么目的所知甚少。

　　不难理解，如果我们并不了解驱动我们自身行动的因素，或说我们不了解自己据以行动的缘由，就不能说，我们掌控了自身。不了解自身的行动逻辑，但是却径直行动，那么人就是一种自动机。可以说，和其他生命一样，人就是一种生物机器。许多人对这个观点有一种直觉上的排斥，就像Helen Fisher在本书中所说，“我们可不是DNA操纵的提线木偶”。但是，同样就如Helen Fisher所说，问到人们为什么想要孩子，他们会给出一些理由，但都不会说，自己如道金斯所说的那样作为基因打造的机器用于实现基因的生存和繁衍。人们以为自己是在追求自己的目标，但是Daniel Dennett在The Elbow Room中已经指出，没有外在操纵者，并非就意味着个体是自主自由的。还有一种出于一种后果主义视角上的担忧，“这样会消解人类文化中那些独有的美和价值”，就像“诚可贵”的“生命”和“价更高”的“爱情”，害怕打破这些高贵又神圣的“价值”。但是给自己制造幻觉的做法并不可取，火柴微光中的烤鹅和奶奶，只能给人以虚假的安慰，因此克尔凯郭尔才批评安徒生太过软弱。

　　二

　　拉·梅特里写了一本《人是机器》，但是他的论证不仅漏洞百出，而且还延续了依据日常经验进行类比、象征的巫术思维。但这并不妨碍其结论的正确，由错误推理得出正确结论并不鲜见。更为合理却错误的观点是，如先人曾以为的，动物是自动机，但是人有灵魂。这种区分的现代版本出现在Dennett的 The Elbow Room中，他以为像Sphex这种昆虫以及其他一些低等动物就体现出一种自动机的行为，比如海獭在播放流水声的音箱上涂上泥巴，或者火鸡会攻击臭鼬玩具但是却在当臭鼬玩具发出小火鸡的叽叽声时发出保护行为；但是，随着智能的提升，就像人类这样，个体对环境有了更大的控制能力，展现出一种“自主性”和“自由”，使得人看上去仿佛有了“灵魂”。但是，把这种从僵化的自动反应到灵活的选择看作是“自由意志”或灵魂的获得，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就像是认为智能机相比老式机器有了“灵魂”一样。

　　道金斯已经指出其中的区别，他说，在低等动物身上，基因直接写了动物应对刺激的方式，就像火鸡妈妈对发出小火鸡吱吱声的物体作出爱护的反应，Stanovich在《机器人叛乱》中称之为强束缚机制；但是，对于人类，基因不再直接发出指令，而是说：你随机应变。Stanovich称之为弱约束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和其他动物并无本质上的区分。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称人也是自动机，是和其他动物一样的生物机器。道金斯称我们是基因打造出来用于实现基因生存和繁衍的工具，这个说法中的拟人之处值得商榷，但是确实说明了一点，正如Dennett在《自由的进化》中所说，包括人在内的生命对应了一种进化算法，Deutsch称之为一套知识，即用于实现生存繁衍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智能，包括我们主观上的各种体验和认知，在原初的意义上，是指向进化生存繁衍目标的。我称之为原初智能。

　　爱就是这样一种主观体验，背后对应了一种生物机制，用于实现繁衍。我们日常所说的爱，可以来自一种情欲，也可以是不含性的一种情感上的痴迷，Helen Fisher称之为“浪漫爱”或斯腾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中的“激情”，也可以是一种类似亲情的亲密依恋，Elaine Hatfield称之为“陪伴爱”。Helen Fisher说，这三个因素，对应三个生物机制系统，用于引导人的行为。情欲用于推动人寻找性对象，迷恋或浪漫激情用于锁定一个特定对象以结对，亲近或亲情感的依恋用于维持双方的关系以完成对后代的抚养。同时，按Helen Fisher所说，这三个系统相对独立。 三者可能会交迭，对一个可以同时有浪漫和性欲；但也能独立运作，如在对一个人痴迷的时候，对其他人或许照样会产生性欲或亲近。这使得一个人可能会同时对多人产生冲动，实际上对应一种进化来的混合型生殖策略，Helen Fisher称之为“偷情和serial monogamy（实质上的结了又离、离了又结的多次一夫一妻婚姻）”。如Helen Fisher所说，自然在我们本性中埋下了永恒的挣扎，让我们充满了对性、浪漫、依恋的渴望，同时又有难以遏制的花心和多情以及内心盲力推动的不忠或出轨的冲动。

　　由于是用于繁衍，因此在动物和鸟类身上我们也能观察到“爱”的行为，Helen Fisher因此说它们相比也能体会到爱情，想必这就是某些动物或鸟因为配偶的缘故也会死于心碎的原因；出于同样的原因，爱绝非出于随意，即使是动物、鸟类甚至昆虫都在精心挑选对象，如雌性长翅虫找翅膀大小一致的雄性，家燕选择尾部比例刚好的伴侣，公猴偏爱牙齿对称的母猴。不难看出，它们都在挑选优良的基因，就像我们人类偏爱对称的脸型、出众的长相、优秀的智力。在我们身上触发爱情的按钮，都已经被进化所设定；并非是因为高贵或神圣的“价值”，实际上都指向对繁衍有利。就像矮穷矬不会让人心动，黑穷丑也不会触发渴慕。男性喜欢年轻的女性，是因为她们生育能力好；女性喜欢富有的男性，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抚养后代。于是男性喜欢豪车别墅名表来展示自身，而女性则化妆和整形，来让自己更年轻、红唇白面、丰乳肥臀。未发育的乳房和下垂的乳房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它们常常是非最佳生育阶段的表征。

　　以繁衍为目标也意味着，波霸、肥臀或肌肉男、大阴茎，仅仅是作为一种超强性刺激信号成为一种传说，实际上并不怎么受青睐，或许仅仅是像性行为中反常的绿帽现象作为一种小众的cult或fetish存在。可能对应复杂系统的带来的多态性或竞争相关的niches的产物。就像同性恋基因的存在，是因为同性恋自身也会有自己的后代，并且带有同性恋基因的异性恋往往会有更多后代而存在，一些看似不利繁衍行为的现象之所以存在，或许是一种复杂机制的伴生结果，或者是一种文化上的衍生物。也就是说，人类行为呈现出多样性，是基因和作为人类高级智力产物的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的来说，如EO Wilson所说，文化建立在人的生物本能之上，由于人的智力自身是服务于进化，对应人的智力产生的meme也常常服务于进化，只不过由于智力有限，有些时候一些memes就像道金斯所说会像病毒一样破坏整个“原初智能”，就像伊斯兰教宗教信仰中引导人牺牲性命以获得神的奖赏的说法。

　　三

　　既然人是一种机器，就有一种物理意义上对应着的运行原理。如情欲主要由睾酮testosterone相关推动，浪漫的迷恋主要与多巴胺相关（以及与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和血清素Serotonin低活性有关），而亲密的依恋主要对应neuropeptides、oxytocin和vasopressin水平。草地鼠交配会触发vasopressin和oxytocin接受器，于是它们发展出忠贞的感情；高山鼠没有这种反应，只做露水夫妻，交配完之后各奔东西。女性分娩期间会分泌更多的oxytocin，对婴儿产生爱意。当通过药物调整化学分泌，如抑郁药提高5羟色胺抑制多巴胺，会使一个人感情变得淡漠，磨灭浪漫和冲动。Helen Fisher说，多巴胺系统、5羟色胺、testosterone和estrogen/oxytocin系统的差异，引得人们发展出不同人格，并寻找不同的对象。多巴胺系统主导对应的人格是explorers，好奇心强，精力旺盛，倾向于寻找同类作伴侣；5羟色胺系统主导对应的人格是builders，循规蹈矩，墨守陈规，也倾向于寻找同类。testosterone对应directors，较理性而顽强，多为男性，会找与之互补的女性特质者。雌激素对应navigators，亲社会/共情强，善人际，多为女性，找互补的男性特质者。知道了这些原理，你就能理解萧伯纳的智慧，他认为并不只存在一个Mr. or Ms. Right，而是有两万个你会爱上的人。

　　Helen Fisher说，陷入恋爱的人大脑活跃区在脑腹侧被盖区VTA，控制欲望、意图、渴望、精力、专注力和动机，靠近饥饿和口渴的原始区域，因此爱是一种基本的冲动，与对海洛因等毒品、酒精、尼古丁、赌博、性和食物的渴望相仿，因此也是一种“瘾”。在多巴胺的作用下，爱情使人进入一种癫狂的状态，不仅有Helen Fisher所说的intrusive thinking，甚至还变得异常非理性，或者会作出异常的（危险）行为来赢得对方的注意，或者视野扭曲忽视对方的缺点甚至喜爱其缺点，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原因。就像是说，我们身上，有诸多的回路、进程或机制，当环境中出现某些线索或信息，就会触发我们对应的行为；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对应的行为，是因为这些行为会让我们完成“繁衍”的目标，并不在乎其过程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是为之欢喜还是为之痛苦。正如Bentham所说，自然用快乐引诱我们趋向某种目的，同时又用痛苦让我们远离某种对象。我们有爱情引发的如潮快感，同时也有失恋带来的类似戒毒产生的drug withdrawal的痛苦。并非天地不仁，因为天地就像高山与河流，无所谓仁慈或残酷。一切只是物理定律使然。

　　就像我们身上存在的“爱情地图”，我们爱上什么人，就来自这个地图的指引。实际上，我们所寻求的爱的对象，或我们所寻找的爱情，来自于我们儿时所经历的“爱”的体验。我们习惯了和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交往方式，于是我们凭借这种经验和印象所形成的直觉来寻找这种我们所熟悉的“爱”，但是，我们经历的这种爱，可能因为父母的性格缺陷，融合了某种形式的suffering，比如来自心理脆弱、容易沮丧的父母，来自控制欲强、经常指责的父母，前者会导致个体获得一种“sense that one could never be fully vunerable around the caregiver”, 这使得我们成年后所寻找的对象可能对我们并不友善，不过却能带来一种熟悉感。不奇怪，很多人交往的对象竟然是很难相处的人。很多很好的对象，却并不吸引我们，是因为他们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和我们感受到的“爱”连在一起的复杂感觉，包括折磨。因此，我们可能会无法抑制地被一些difficult people所吸引，尽管他们身上的“刺”（比如挑剔和指责）会让我们受折磨或伤害（同时我们的反应也是儿时的反应方式）。这是我们“爱”的“天然”或“原初”心理机制工作的方式。不是不能改变，改变是要放弃我们童年所发展出来的自动反应模式，而采用一种新的、成熟的反应方式。

　　我们身上的这些原初的自然机制，由于指向进化上的生存和繁衍，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但是，我们进化出了意识，以及理性认知能力。这使得我们的智能分裂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巨大的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的巨大的自动运行的机器，一个是叔本华、Sam Harris和汉密尔顿等人所说的“孱弱”的理性自我。常常，我们就像奥维德笔下的人物，理性告诉我们一个应该要走的方向，双脚却跟随欲望选择了另一个方向。就像进化来的繁衍策略，使得很多人无法抑制自己自动产生的“不忠”或“出轨”的冲动。。Helen Fisher说，已婚男20-40%女20-25%都有出轨行为。热恋中的人70%承认有不忠行为。出轨的人中，56%的男人认为自己婚姻很幸福，女人34%。为何还会出轨？人类进化来的生殖策略，在人心底埋藏了一股涌动的暗流。并非是说，只有人类才这么堕落。一夫一妻制的鸟类，很多都存在出轨行为。男人出轨的原因很简单，投入很少就能获得更多的后代。女人出轨则谨慎得多，因为她们的代价很大，怀孕和养育后代对女性来说成本很高，但按照Helen Fisher的说法，女性出轨也能获得多种好处，比如备胎保险、获得更多资源、改善后代质量、实现后代基因多样性等。不难想象，本能使然，几乎绝大部分人都会被通过出轨获益的机会所诱惑。同时，爱情也有退潮期，激情最终都会退去，最终感情变得平淡。滕诺夫的研究显示，感情的陶醉期为平均18个月到3年。Helen Fisher说，之所以感情的维持在2-4年，是因为原始社会中女性的分娩周期就是2-4年。也就是说，我们就和很多鸟类或哺乳动物一样，到发情的季节就结对，养一轮孩子之后一拍两散，在下个发情季节来的时候重新找拍档组队。就我们自己的主观体验来说，就是爱上了，然后不爱了。如Helen Fisher所说，一方面，都寻找自己的Mr. or Ms. Right，另一方面，即使找到了，保鲜期一过，又心猿意马。天性使然。因此奥斯卡·王尔德才说，人生有两大悲剧，想要的得不到，和想要的得到了。

　　四

　　王小波曾说，凡人都会热爱智慧，追求有趣。我也想说，没有人会愿意做一个自动机，也没有人会以进化的目标为自己的目标。但是我觉得这么想不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说，做一个不快乐的傻瓜比做一头快乐的猪要好，做一个不快乐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快乐的傻瓜要好。但我也曾耳闻有人声称不愿做痛苦的哲学家，而愿意做一头幸福的猪。也就是说，不该低估人类的智慧，但也不能低估人类的愚蠢。有智慧的人常常也犯以己推人的错误，以为别人也看到了自己所看到的真理。现实往往是有智慧的人很少，这是因为如波普尔所说，获取智慧很难，大部分人都以进化预先设定的原生智能活在这世界上，度过自己短短的一生。

　　现在，相比我们的原始祖先，我们要幸运很多。这是因为，我们所在的社会给我们提供了两个条件，使得我们获得了战胜天性的机会，我称之为升级原生智能，升级为一个新的算法。第一个条件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丰裕社会，使得我们逃脱了辛苦谋生计的枷锁。我们可以用女性地位的变化以及离婚率来作为例子。如Helen Fisher所说，离婚率的比例，和女性是否有独立能力高度相关。在农耕社会或农业时代，由于耕作需要体力，男人在经济活动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同时，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等级的出现，男性作为主要的性资源竞争者，掌控了政治领域事物，使得父权或男权文化发展出来，女性成为弱势性别甚至被看作附属于男性的财产。在这些社会，女性不得不依附男性，除非男性要休掉女性，女性没有逃离糟糕婚姻的机会，因此这些社会的离婚率相对较低。工业革命之后，女性逐渐进入社会工作，她们有了独立自主的能力，离婚率也逐渐升高。女性不再需要把目标定在男性的资源上，她们也不用靠出售自身的性资源（所谓婚姻是合法卖淫）来存活，同样也可以寻找爱情，寻找灵魂伴侣，追求幸福。

　　另一个条件是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知识。知识从另一个维度解放了我们。我们的智能分裂为两个部分，即灵魂和肉体。虽然说，我们的灵魂，或用一个更广泛使用的概念来描述即“理性”，通常被发现缺乏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对应于Aristotle所说的akrasia，比如当我们面对理性上拒绝但是感受上却无法抵挡的诱惑时，所以王尔德说I can resist anything but temptation。但是，并不是说非如此不可，就像我们能修订我们的爱情地图，我们也能修改自身的算法。先人也给我们做出了很多榜样，就像苏格拉底，那个罗素称赞为来自上天的灵魂掌控了尘世肉体的人；或许还有斯宾诺莎和康德。我的看法是，通过知识，我们能够在原生智能上建造一些新的结构，从而修正和更新我们自身的算法。不仅是说，我们可以像Dennett在《自由的进化》中所提到的尤利西斯的例子，他知道自己不能抵抗Sirens的歌声，于是让人把自己绑在柱子上；也不仅如Stanovich在《机器人叛乱》里所说，我们的很多后天学习的知识，能够进入我们的自动反应系统，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重新设定我们行为的准则和标准，并且当这些准则和标准足够完善，如Damasio所说，我们能够从这些新信念群获得足够的意志力，来对抗一些原初的冲动。

　　实际上，完全不必要像Martha Nussbaum排斥苏格拉底和Jonathan担心康德那样，以为当一个人“理性”化了或说被理性主导之后，就变得麻木不仁或情感冷漠。理性实际上会重新指向幸福体验；换句话说，完全的理性化最终依然以幸福为第一根基。理性，实际上仅仅帮助我们获得自律性和自由意志，不仅不做其他人的奴隶，也不做自然的奴隶，不做冲动、欲望、激情这些内心盲力的奴隶。如果休谟的意思和此处相反，或许可以说，休谟错了。这是因为，只有通过理性，我们才能成为我们真正想要成为的自身，我们的存在甚至不再是for itself，而是be itself。在爱情上，我们就变成了对爱情、对幸福的纯粹追求，而不是为了繁衍；我们就会去掉欺骗、嫉妒、竞争、操纵等种种低劣的不道德行为，转而变成一种完全的道德存在。由这种homo moralis所组成的社会，正是我所设想的、或许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