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是一本由(美) 黄仁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黄河青山》精选点评：

　　●黄仁宇南开大学退学，投笔从戎十年，流亡美国刷盘子，34岁再入大学，学术上也是坎坷不平，最后终于在历史领域获得不小成就，与现代中国史交织不断，真是传奇的一生啊

　　●很艰难地啃完了。觉得这本书还是有门槛的。对我来说大部分的史观能读明白但不会辩证。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传记。对作者讲述的简爱，求学，从军，远征，及远居国外的经历兴趣更大一些。中间讲到作者失去工作，《万历十五年》出书遭遇困难，中西方史观难以融合。个人偏见在历史面前真的致命，但有时候真的避免不了！这一部分看得心酸。 历史储备不足，后面读得比较困难。很多历史观点以前没有接触过。总觉得历史离得很远。而黄博士又很喜欢穿插故事来强调论点。篇幅长，絮絮叨叨，反复例证，不是特别友好的阅读体验。 大历史观令人折服，结尾的洞见非常人之能及。

　　●读起来颇有趣味性，可能我也想写回忆录的缘故，但是更多的是关于自己的书籍创作，在万历十五年走红之前遭受的冷眼，看出来对蒋还是比较公正，无失偏颇。

　　●黄仁宇作为博士和美国高校教授，观点和用词都很学术，加上原书是英文写完译者再翻译过来，不属于浅显易读类。提到的事件有在中国印度缅甸美国英国，身份有学生官兵服务生捡货员教授丈夫父亲……场景跳脱。有一些有趣，总体来说看得有点累。

　　●以介绍自己生平经历的形式夹杂着时代背景的历史事件，是比较真实和具有画面感的，尤其是对国共之争的根源和优劣，有自己独特的判断，读史可以明鉴，能把材料运用到作者一般的水平，实在是比较远大的目标。

　　●我工作中最迷人之处，在于找出这个独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个不遑多让的独特文明——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抵抗力，让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时，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让后者进行调适。

　　●读完啦。《万历十五年》时隐约感知的作者的背景，还在羡慕其幸运，读完自传才知道，也是多有困顿的。对照着《红星照耀中国》读，会发现，两边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那些在西北的人，应该从未想过要拥有独立浴室。

　　●到了今天，可算是读完了。前面读的飞快，最近几天完全没有读书的心情，于是这本书用了21天才读完。这本书必须是五星好评，书中不仅包括了黄仁宇的生平细节，在这些细节中夹杂了大量的议论，让我可以真正地去领略他的大历史观，其中让我最为震撼的两点，一是他非常客观地评价了蒋和毛两位，都是改造中国的两位伟人。二是在最后，他写道：“目前东西方的冲突不是极权主义和自由世界的对立。本质上来说，这两方都是不完美的体系。……也许最后的摊牌可以避免，前提是双方都决定不再宣称自己的一方具备道德上的优越，而是以坦诚和互助来解决实际问题。”那时候才是80年代初，就有这样的眼光，实在了不起。

　　●少年投笔从戎，抗战结束继续求学，入美帝刷盘子，游走在哈佛剑桥，谈笑鸿儒。

　　●#16/2019这本书适合看过作者所有重要著作的人读。对个人最吸引的部分是作者在动荡的时代的青年轨迹从南开大学肄业-投奔国民党打战-1946后去美国漫长的求学经历从军官学校刀最后选择读文科博士转向研究历史。书中有回忆到海外汉学研究的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李约瑟，费正清的故事。书的第一部分是作者吐槽62岁一个““终身教授””被大学裁员的情绪低落的经历和一个在美国学术界混的老师学术工作的艰苦。最后还能的读到一些留学经历和对美国的正面评价。

　　《黄河青山》读后感(一)：读过最长的个人传记

　　我是从江才健的杨振宁传的序言中知道这本书的。当时就说在犹豫不知从美国还是中国还是什么视角来看待杨老，结果从黄仁宇的自传中得到启发。一读，果然。黄仁宇由于他传奇的个人经历，游走在中西方文化的交界处，不带意识形态和个人道德，而从技术角度形成大历史观，令人眼前一亮。

　　本书原文英语，由别的译者翻译。

　　不说了，读万历十五年去了，

　　《黄河青山》读后感(二)：遥望黄河青山

　　读着读着我感觉黄仁宇就像《永恒的终结》里的观测师，以个人经历密切观测20世纪中华大地上因管理适应不了变化而发生的社会变革。从大的历史范围来究其根源，技术问题可追溯至明朝，明朝货币管理制度的失败，中国形成大村落聚集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清朝、民国也没改善；道德问题追溯至孔孟，后逐渐使得用道德手段解决技术问题成为传统。国名党的问题在于建立了虚有现代化外壳的上层组织，而缺少中层组织，不能有效管理广泛的散落的还停留在明朝的下层组织；共产党则用土地革命来改造重组下层组织。

　　这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中有做总结：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是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我没有看完，不说了。

　　看了下各名家对黄仁宇的评价，褒贬不一。其中（台湾）刘季伦说：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我想是不是跟《黄河青山》里他说自己接受了命运预定论的原因。

　　《黄河青山》终究是本自传、回忆录，是黄仁宇先生数十年的生活中，所历经长久的旅行、阅读和自我探索，而造就的大历史观的展现，是对自己人生的探索与对祖国命运何以至此的思考。其中我最喜欢对范长江和黄仁宇父亲黄震白的回忆。范长江从原来落魄到自暴自弃地跳长江水自杀，到奋斗在革命运动前线，想要改造新闻业却被新闻业踢除，后来成为周恩来总理的新闻官；黄震白原来是国民党前身同盟会成员，可以说是国民党元勋，在参加数次革命后想要回归家庭，变成一个顾家的人只希望保护好一家老小平平安安。再说回黄仁宇自己，他是国名党军官，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30多岁到美国读书，而后留在美国，在大学里教授中国历史，又在快退休的时候被大学裁员而失业。

　　中间提到了命运预定论与自由意志对他想法的改变， 我想他在回忆亲友与自己的过去时，也在思考命运的问题，个人命运在社会历史下如何发展，如果说历史的必然性使社会结构强加到个人身上，使个人命运是既定的，那自由意志的用处何在。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方向是宏观的，大历史观也是宏观的，个人命运与自由意志是微观的，个人命运逃不出历史结构，最后还是很俗地说，找到个人价值，实现它就好了吧。

　　《黄河青山》读后感(三)：大历史观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1.只有单纯和一致才能精确操控大规模的人力,如果容许产生个人优点、个人身份甚至个人意识，人人可能都会从不同角度来评估当前局势。2.经济，事实上，左右我们的命运。列宁有一次形容孙中山“天真如处子”，该评语确切揭露，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由派分子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劝说能力足以填补本质上的组织漏洞。3.现代西方在经济推动下产生治国政策，中国却长期实施类似文化导向的政治形态。中国之所以能维持低效率、自我管制、不多元化的经济，主要是享有非竞争的地位。这个体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和外国的接触必须小心过滤，以免破坏微妙的平衡。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期间，政治史上的突出特色就是朝廷努力抗拒西方的影响。4.受过现代教育的精英甚至很难和农业人口交谈，鲁迅在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中，沉痛而哀伤地刻画出这种文化的差距。在本质上，以传统方式管理的土地税，只能勉强维持传统型态的地方政府，成本也很低，因为行政的功能不过是维护古代的社会秩序。无论村民享有何种社会正义，都必须受到社会习俗的约束，其中包括服从权威，具体化成简单的公式就是女性听从男性的命令，年轻人模仿长者，农民遵照读书人的指示。整个运作都不值得保存到现代。朝廷来的命令一旦瓦解，没有其他措施可以凝聚村落社群。个人的军事力量成为唯一选择，并设法控制和省一样大规模的领土。这就是军阀背后的逻辑。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所有层面中，都贯穿一个基本议题，就是中国由文化主导的政治体必须转化成现代国家，其基本要求为可以从经济上管理公共事务。5.黄河治理的需要和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需要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管理体制。中国整套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受到环境压力而诞生。第一帝国确定中国历史的主调；第二帝国尝试货币管理，但功败垂成；第三帝国的退缩符合历史模式。由于各朝代无法未卜先知，只能尽力避免前人的错误。接受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之后，我更加相信，地理具有长期的力量，可以影响人类事务。6.入侵者及其同党总是占有技术上的优势；防卫者的技巧在于扩大冲突，形成群众运动，用量来弥补质的不足。7.在巨大的时空之下，个人有多渺小。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只能在曲线运动上施加短期的推力。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其实现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虽然看起来像是失败，实际上却只是偏离所宣称的目标。考虑到代表一般转型的曲线时，每个人都贡献一小段弧度，一个接着另一个。8.由于科技的进步，各国之间服务和商品的交换势必扩大范围。压力驱使所有的国家重整自己，以符合需求。目标不只是更高的生活水准或更公平的商业交易，而且还牵涉到组织的问题。除非一个国家可以在数字上进行管理，否则就不可能在今日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全球地理和不同的文化模式可能引导不同的国家走上不同的调适之路。但面临更商业化的国际关系时，中国的转向证明，长期趋势是朝向各国间的整合而非分裂。9.目前东西方的冲突不是极权主义和自由世界的对立。本质上来说，这两方都是不完美的体系。也许最后的摊牌可以避免，前提是双方都决定不再宣称自己的一方具备道德上的优越，而是以坦诚和互助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黄河青山》读后感(四)：命，运，人的大历史观

　　当我在欧洲旅行时，总喜欢去各式博物馆，其中有不少博物馆都会涉及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历史，每次在馆内总觉得心情沉重的说不出话来，直到出馆才又觉得透得过气。而最令我感到压抑的，当属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我们带着温煦阳光给予的温暖进入幽暗曲折的地下空间，满目素混凝土墙面，一片清冷的深灰。耀眼的阳光在馆内变成了若有似无的游丝，宛如犹太人扭曲破碎的命运。据说博物馆整体的三角形造型代表大卫星的下半部，这是为了纪念由于大屠杀而死去的全球半数犹太人。那些衣物、黑白照片和影像向我们展示一个智慧、勤劳、富裕的群体是怎么被驱逐、用各种方式杀害的。在馆内走着看着，渐渐进入一个圆筒状的空间，向上，挂满了一幅幅犹太人的照片，他们也开怀笑过，认真努力的工作、学习过，和乐融融的过着家庭生活。可是，一低头，脚下却是深不见底的黑洞，我们是站在时间悬梯上的过客，匆匆一瞥历史，仓皇而逃。是什么吞噬了他们？是命运？是时局？还是人性的恶？

　　屠杀犹太人及东西德分裂、统一的剧情，好似纯麦威士忌，味厚、干冽，而中国人的两岸三地分离剧情，则除了威士忌，还混杂了米、高粱酿造的烈酒，更浓烈更呛鼻，一口喝下去直入五脏六腑，令人涕泪纵横，却无法言语。我的祖辈、父辈，对这段历史总是三缄其口，生怕表述不当，误了小辈。我们这一代，只能借着好奇不断窥视历史的痕迹，却发现这个故事比表面复杂得多。而再往下呢，更年轻的孩子们，他们用理直气壮的口吻，高调的声音，谈论着民主与自由，尊严与人权。他们对这军阀与革命者厮杀的过往又了解多少？然而，那段造成千百万人生离死别的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好在还有黄仁宇，用客观陈述帮我们还原了那些历史片段，使我们像亲历其境一般，目睹这部内战剧。成王败寇，是非对错，缘起因果，后人自有评说。

　　《黄河青山》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爱国青年、国民党军官是怎么转型成为一个旅美的明代史学家。他的父亲黄震白，曾任许崇智将军的参谋长，青年时期的黄仁宇与颇多政要、名人打过交道，中年的他却背井离乡打着多份零工，执教的他临退休时，却面临被辞退的窘境。从失恋到失业，从东亚战场到美国的生存战，他经历了无数失败。他成为拿破仑的光辉梦想在现实面前灰飞烟灭，个人在时代进程的滚滚车轮下零落成泥碾作尘。

　　正因历经了如此种种，触动他思考个体在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黄仁宇对历史的解读角度异于常人，他把人物放到整个社会框架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中国的内战不只是信仰或恩宠，不只是救赎和诅咒，而应该被认定是现代史上惊人且空前的事件之一，其过程牵涉许多意外和料想不到的曲折。但是内战结束时，许多条件再也无法还原。这些条件再掺杂平凡正常的因素一起驱策中国踏上不归路。起初整个发展似乎显得离奇古怪，难以理解，但随着时间演变，那些意想不到的特色全变得较为可信，比较可以和中国的过去并存。这些在在使我们相信，这就是成形中的历史。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其力量无法抗拒。这些行动就肩负起这个力量，试图突破一百多年来的僵局，因此将超越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以及任何的口号。这个解决之道已注定好了。凌驾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之上。”

　　在黄仁宇看来，现代（70年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其实早在帝制社会的明代就已达到了极点——“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替代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造成一切问题的症结"，后来的一切新的举措无非都是为了从社会结构上解决这个问题，使中国社会达到一种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状态，为此，就必须对社会的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进行改造。而这种改造是分别通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完成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通过抗日战争的动员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毛泽东和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它们都对历史起了促进作用。现在的关键是要在中间地带建立体制上的联结，这样才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对照从80年代至今中国的发展，黄仁宇先生应该能欣慰了吧。

　　《黄河青山》读后感(五)：“大历史观”的缘起

　　黄仁宇（1918-2000）的学术生涯不像大多数学术人按部就班的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他在1936年就读南开大学时参军，自此先后在驻缅甸的远征军中任翻译、副官，1946年又以东北保安副司令郑洞国副官的身份前去接收东北，内战前夕成为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副官，在吴文藻等代表团左派发动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之后朱将军被解职，黄仁宇前往美国就读密歇根大学，此时他已三十出头了。他在密歇根的老师之一是余英时（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1946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黄与之常常见面，真巧！），彼时刚从费正清门下毕业不久，黄的学术生涯直到1960年代初才缓缓拉开，可称得上是大器晚成型的学者。

　　黄氏在这本回忆录前半部分中回忆了自己十余年的从军经历，他与他的家庭本身就亲历了大历史。黄仁宇的父亲在清末福建省立军校读书，一度任许崇智的参谋长；黄在军队中与廖沫沙、田汉成为很好的朋友，也曾在郑洞国、朱世明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多年，他也听到亲人讲述杨开慧牺牲的经过（杨开慧是黄仁宇三舅母的亲戚）。由于亲历，黄对中国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譬如他形容“中国内陆到底有多落后……不仅血量不足，更糟的是连血管都没有”，这段话不仅在描述交通状况之差，也用来说明基层组织的脱节；又如蒋介石投入战争最有力的工具法币在1935年末开展，但很快引起日本人的担忧，一年半以后就开始了全面抗战（p.244）。

　　比如，黄在国军中任职时发现：“国民党管理军队的方式是，在缺乏军队的地区，军政部会给高阶将领一大笔钱，让他们自行解决（军饷及后勤）问题”（p.20）；抗战后内地领到的法币，可以在上海享受到难以置信的汇率差（p.50），不禁使我想起许多书上所称国民党高级官员利用公务之机倒卖黄金，非常生动的例子。黄在云南的经历让他体会到中国广大而难以管理的农村地区，与上层管理机构的脱节，从而形成日后所谓“潜水艇夹肉三明治”的观点：上层是巨大的官僚体制，底层有庞大的农民人口，而中间组织结构毫不复杂，完全无法与本身的规模相称。（p.357）；他认为传统时代的中国“只是一堆村落的组合而非国家，只有社会价值而没有法律”（p.221）

　　这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作者博士毕业後的职业生涯，他所记叙的与费正清、李约瑟、Perkins、Arthur Wright的交往有趣，最引起我兴趣的是黄与Perkins的争论。1966年黄仁宇开始动手写作《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计划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出版，其时所长费正清找来Perkins做审稿人。Perkins是以计量史学闻名的研究者，黄仁宇转述他认为研究者“如果没有附带指数或不能进行回归分析，就是‘印象派’，这个标签多少带着不屑的意味”（p.294）；而不幸的是，黄仁宇就是这样的“印象派”。通读近两百册《明实录》的黄仁宇已发现传统中国的数据表面上看起来很有秩序，实际上很多是靠不住的，譬如他发现“15世纪初期官方统计的马匹数量已有数百万之谱，而制成图表画在纸上时却发现每年的数量曲线几成直线，有一飞冲天之势，显示原始的资料并不是一匹匹的清查，而是从每年固定的繁殖率累进而来”（p.278），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传统中国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的问题。又如黄对明清运河的功能持非常负面的看法，他认为大运河决不能与如今的铁道系统相比，因而与那些强调运河正面效益的学者吵得不可开交。此外，他也详述了与李约瑟这位富有卓见、雄心勃勃的学术领袖的交往，这一类的人物真的具有人生导师般的效应，让人神往。

　　最后指出本书人名翻译中的一点问题：p.305 John Lossing Buck一般译为卜凯，Sidney Gamble一般译为甘博；p.369 Owen Lattimore 原书译为赖德懋，一般译为拉铁摩尔，Karl A. Wittfogel原书译为魏复古，另译为魏特夫，供参考。

　　说实话，读这本五百多页的书体验并不很愉快，一方面是作者的叙述往往随着思考而跳跃，没有呈现清晰的时间线索，需要读者时时回头拼一拼才接得上；另一方面，作者常常就一个现象伸展几页甚至十几页的评论，很多并非回忆录的内容也放入其中，读的比较辛苦，或许压缩到五分之三的篇幅体验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