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是一本由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口述 / 所罗门·伏尔科夫 整理著作，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30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见证》精选点评：

　　●斯大林对某某说，你看我在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对方回应，是的，你在克里姆林宫实现了社会主义。在专制的环境下，连沉默的权力都没有。

　　●迄今看过的传记或是回忆录中，还没有哪本像这本一样，让我如此频繁地大笑，而且笑得那么透彻。当然，笑不等于开心或欢乐。就像肖在谈及犹太民间音乐所说的，所谓含泪的笑，在喜中表现悲，舞蹈中表现绝望。尤其对于曾被社主义专政乃至独裁政体蹂躏过或者仍在遭受蹂躏的生灵，哪怕对音乐一无所知，哪怕完全不了解苏俄的社会历史，你也能捧腹大笑，也能黯自神伤，也能捕捉到这位苏俄音乐家想要表达的主旨，只要，你对世相有基本的感知能力，并且抱有诚恳的兴趣。真的是连篇的尖刻的讽刺、揶揄。读着读着，我会恍惚，会怀疑这世界出了问题：地球上怎么可能出现两片完全相同的葉子，苏联与裆辖区，就是两片相同的葉子，而这，不符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知。要么，修正认知，要么两片葉子中有一片必须死去。 很遗憾，先死去的这一片葉子，不是我们。

　　●生活的快乐来源于一点，就是在不那么重要的时候不讲原则。

　　●抛开此书的真伪性，仅从文本来看，肖斯塔科维奇简直真实的可爱，即便是灰色的基调，你也能感受到他勃发的生命力。

　　●于是我又去听了肖五肖七，听到热泪盈眶

　　●被黑出花的普罗科菲耶夫

　　●跟着见证历史 蛮震撼的

　　●老肖真是病弱的肉体中栖息着坚强的灵魂，而且精神强大的人之间相互吸引，另外他说不想给人塑造天使的形象但格拉祖诺夫就是天使啊

　　●肖斯塔科维奇的叙述生动幽默、是一针见血的讽刺与不露声色的俏皮的结合，这种口述语言的拿捏甚至强过许多作家。

　　●超完美的译作 老肖是个超智慧的人 译者是文革时期翻译的这本书也是很厉害了

　　《见证》读后感(一)：给自己看

　　通篇无断章，是一个老人对自己重要人的回忆，回忆有点乱，主要是老毛子的名字记不住，还有对俄国历史重要人物不怎么了解的话看起来会比较无趣，无头绪，至少对我是这样的，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的，看完后感觉斯大林统治阶段时期的悲哀和社会人性的崩溃。本书我记忆深刻的一句话「要在我们肮脏的时候爱我们，因为当我们一身干净的时候谁都会爱我们的」206页

　　《见证》读后感(二)：所以这书到底是不是伪作啊。。。

　　真好，这本书终于再版了。不过近期在媒体上读到这篇文章，有一搭没一搭地看过几段，当时还没拿到此书，所以看得不够真切，如今再看。。。

　　http://culture.china.com/11170626/20191108/20712408.html

　　《见证》读后感(三)：读《见证》

　　两个月中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它，也了解了一下几十年来对此书真伪的争论。我还是相信它的，编者肯定做了许多加工，但那个大时代下的人与事的记载非常有认识价值。表面风光的苏联大作曲家，却自认为“一直在等待着被处死”的压抑、悲惨心理也是可信的。

　　对我们这些几乎与他同代的人来讲，从他的眼中重新看看前苏联那些大师、领导的不为人知的一面，特别是对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等，对电影导演爱森斯坦、齐阿乌列里等的看法，都很开眼界。

　　几点印象深刻的体会：1、肖斯塔科维奇对以交响乐为首的纯音乐之痴迷，对格式、和声、配器技法的讲究，确实是大师（读书期间我也再次聆听了他的几个交响代表作）。只是他最为后人、大众喜欢的却是一首通俗、优美的《第二圆舞曲》，是他最看不起的歌舞团、流行曲节目。可叹！2、他曾为《攻克柏林》、《牛牤》、《哈姆莱特》等几十部电影配乐，但他看不上电影，认为“电影只是个行业，不是艺术”。为“正确”的电影配乐，挽救了他的艺术生涯，他最看重的是他的十五部交响乐作品。

　　一生的回忆，有趣、有内容的具体实例太多，值得反复阅读、琢磨。

　　《见证》读后感(四)：[翻译]关于《见证》一书真实性的争议

　　1、Volkov（注：本书作者）的声明

　　Volkov说肖斯塔科维奇是在1971年到1974年间他俩的一系列会晤中向他口述了这些内容。Volkov每次都会记笔记，之后便会转录与编辑这些材料，然后在下次和肖氏会面时向他呈上。肖氏接着会在每章的首页上签字。然而没有接触到原稿的办法（据作者称已经丢失）的话，很难去确定肖氏是在什么时候停止了他的讲述，而Volkov又是在什么地方开始的。

　　2、最初的手稿

　　《见证》最初的打印稿从来没能被用于学术调查研究。被Haper and Row（注：该书出版商）影印过后，这份打印稿被直接还给了作者本人，他将其保存在了一个瑞士银行之中，直到在90年代“被卖给了某匿名收藏家”。Haper and Row在刊行的版本里做了好些修改，这些私自传播手稿的行为中显示了在编辑的整个过程中有许多中间人的插足。

　　虽然有超过30种语言的翻译，此书的俄文原版从来没有出版过。1997年，Dmitry Feofanov在American Musicology Society的一次地方会议中说到，出版合同根据习惯是将版权与出版权赋予出版商而不是作者本人，假设Volkov签署了一个标准合同，编辑或是出版的语言是他不能决定的，这些决定是由出版商自己决定的。

　　3、循环使用的材料

　　关于这本书的质问由Laurel Fay在1980年提出，2002年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她发现前八章的开头的句子都是从肖氏1932年到1974年发表的文章里一字一句扒下来的。据她得到的打印稿来看，在肖氏签名那些页码里，含有的都是这些一字不差（甚至到标点符号）的内容。其他的页码并没有签名，也没有这些相似的材料。引用会在后一页之前突然中断，然后突然换成另外一种语调与性格来讲述（这种现象更容易在没有发布的俄文版里找到）。这本书的批评者由此表示情况可能是Volkov说服肖氏在含有他自己写的内容的页码上签字，然后再在手稿上添加上Volkov自己编造的内容，这种说明可以通过对原稿的纸张页数来进行研究调查，但是Volkov严格地禁止此类调查。

　　支持这本书的真实性的人们针对循环使用的材料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他们断定肖氏高深的音乐的记忆能让他可以一字不差地复述出这些长句子。第二，他们注意到并非所有的肖氏签过名的页码都是有循环使用的材料的。特别的是，他在本书的第一页签了字，里面没有循环使用的材料并且还有争议性的内容，同样的还有第三章的第一页。

　　这两处额外的签名在Fay女士2002年出版的书里得到了解释说明。根据她的说法，肖氏并没有在第一页签名。他的签名直到第三页才有，而第三页是含有那些材料的。然而，当Henry Orlov在1979年的8月检查所有的原稿时，他声称所有的签名都在每一章的第一页：“很重要的是，除了他在每八章开头的签名以外，手稿没有任何他的手迹，没有任何修改，甚至最细微的改正都没有。”Fay并没有对原稿进行检查，她检查的可能是一份私自流通的、编辑过的拷贝版本，这个版本来自《见证》芬兰语的翻译Seppo Heikinheimo。

　　同样重要的还有Volkov自己声称编辑这份手稿的方法。在《见证》的前言里他写到，他和肖氏的访谈中，一些问题只有“简单”或者“抵触的”的回答，这些回答他是用“成堆的速记”编写的。这些碎片之后被“或许合适地分开然后粘合”。因此，即便我们接受肖氏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的说法，我们也要了解到Volkov转录了肖氏的记忆，并且是以个人速记的方式，这些“铅笔般的潦草字迹”（Volkov的说法）被移过来又被移过去，最终结合之前出版的材料里的整个段落，才有了最初的排印以及排版。在流通、影印的打印稿里，被涂黑的句子，粘贴重叠的句子，被修正带遮住的句子都能通过对最初的打印稿进行检查被重构或是研究，但这种行为是被作者严格禁止的。

　　4、肖氏和Volkov

　　关于这本书的第二个争议在于Volkov和肖氏碰面的次数是否足够收集到这些材料。肖氏的遗孀Irina声称Volkov只和肖氏见了三到四次。当时肖氏糟糕的健康情况意味着她很少离开他，所以她应该知道他们其他的会面（如果有的话）。

　　然而，其他的一些目击人又支持Volkov的说法。特别是作曲家的朋友Flora Litvinoav，他曾回忆肖氏曾提到一个列宁格勒的音乐学家（没有说他的名字，但Volkov来自列宁格勒）：“我们现在经常碰头，我告诉他我能记起的所有关于我的作品和我的事，他把这些记下来，在接下来的会面里我会看看（他记下的内容）。”

　　Maxim Shostakovich（注：肖氏的儿子）自打1991年起也曾对《见证》和Volkov做了有利于他的评论，当时正值苏联垮台。对Allan B. Ho和Dmitry Feofanov他曾证实他的父亲曾经告诉过他“正在和一个来自列宁格勒的年轻人（指Volkov）会面，这个年轻人极其了解他的音乐”和“Volkov确实和肖氏在一道完成他的（指肖氏）旧事回忆”。Maxim还重复强调到：“我是《见证》和Volkov的支持者。”

　　5、肖氏朋友们的态度

　　争论的双发都积累了各自的说法来反对或是支持这本书的真实性。在1979年，作曲家的六位老相识签署了一封信，意在谴责这本书，他们六人是：Veniamin Basner, Kara Karayev, Yury Levitin, Karen Khachaturian, Boris Tishchenko和Mieczyslaw Weinberg。最初，这本书也被Maxim所指摘，但是后来他和他的姐妹Galina都成为了Volkov的支持者。肖氏的遗孀Irina依然对这本书持抗拒态度。

　　支持这本的书的人们对这些依然身在苏联的人们发表的声明并不完全相信，因为这些声明可能是在被胁迫之下做出或是编造出来的。他们援引了那些流亡者和苏联倒台后对这本书的背书，其中包括Maxim和Galina。

　　一些其他为这本书背书的人甚至都不知道Laurel Fay提出的关于肖氏签名的问题，因此他们在对证实这本书的真伪性的可靠性上也有一定的问题。另外，一些音乐家在私底下和肖氏的接触极为有限（比如Vladimir Ashkenazy）。

　　六位苏联作曲家是在胁迫之下才签署了的对这本书的谴责信的说法也是值得推敲的。六位中的五位作曲家在90年代依然健在，没有一个人在苏联倒台之后出来和这封信撇清了关系。Kara Karayev去世于1982年，但是他的儿子Faradzh Karayev在1999年证实到，他的父亲曾经阅读过《见证》的德文版本，他的父亲告诉家人：“米佳（肖氏）不可能写了这些，更不要说同意出版，这很明显是编造的。”（这种说法也得到了Kara Karayev同时期的日记中的记载的支持）。在同年的一篇文章里《政权与粗俗》（The Regime and Vulgarity）里，Elena Basner在里面谈到Veniamin Basner（她的父亲），Mieczyslaw Weinberg（他们两位都过世于1996年）和Boris Tishchenko在签署这封意在谴责的联名信之前就已熟稔这本书的内容，并且感到义愤填膺。

　　作为《见证》的翻译，芬兰的音乐学家Seppo Heikinheimo（1938 - 1997）自己持有一份俄文的手稿，他声称他曾将这份手稿向几十个俄罗斯音乐家出示过，其中很多音乐家和肖氏都有私交。根据Heikinheimo的说法，Mstislav Rpstropovich（在1979年）就认定《见证》是真实可信的，同样这么认为的还有Rudolf Barshai，Kirill Kondrashin，Yuri Lyubimov，Gidon Kremer，Emil Gilels和Sviatoslav Richter。

　　6、此次争论的意义

　　在相信《见证》的来历和相信肖氏是一个异见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反之亦然。在关于众多议题的观点当中，其中一些观点有人认为是Volkov在《见证》里无中生有的，但是其实这些都反映了肖氏自己的看法（比如Elizabeth Wilson就这么认为）。他们援引到Volkov和肖氏会过面的事实，然后他可以接着从作曲家的其他熟人身上获取更加准确的消息。音乐学家Richard Taruskin写到：“Volkov的书（尽管一些被此书吸引的人还是广泛地相信这本书里宣传的故事）已经被证实为是肖氏生前同意出版过的循环使用的材料和在肖氏已故之后插入的编造的材料的大杂烩。”

　　《见证》的成功促使了对后来被证实为伪造的希特勒日记（Hitler Diaries）的怀疑，日记的始作俑者是Konrad Kujau，他和记者、共产党间谍Gerd Heidemann一道密谋在1983年完成了这份伪作，这是现代新闻史上的一大丑闻。和《见证》一样，希特勒日记的真实性也是由一位被一家颇有声望的出版公司聘请的“专家”确认的。在《见证》之后，大众要求对原始材料的检验应该由可靠的第三方进行。

　　原文来源：Wikipedia Testimony词条

　　《见证》读后感(五)：红场上的癫僧

　　肖斯塔科维奇最初打动我心的，其实是一首小曲子。

　　在看德国纪录片《俯瞰德国》，伴随着德国美丽的大地，一首乐曲作为背景乐响了起来。如此怪异，而又如此迷人。这是一首舞曲，欢乐之中满是忧伤，喧闹之处尽现落寞。虽是首古典乐，却有着浓烈的爵士风味，走调很偏，往往朝着你意想不到的方向。同时又有着非常明显的社会主义特色，空旷又渺远，低沉而浮夸。仿佛并非现世之曲，有着一种未来之感。听着这首曲子，让我想起了贝拉·塔尔的电影《撒旦的探戈》。

　　我马上就喜欢上这首曲子，觉得与那部纪录片的镜头，既很协和，也形成反差，显示出非常强烈的效果。看完电影之后，查找这首曲子的来源。原来竟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

　　肖斯塔科维奇并非我所喜欢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我听得亦不多。几首著名的交响乐倒都是听过，但也就一听了之，未留下深刻印象。无他，只是不喜欢他的音乐，觉得围绕着他音乐，有太多的政治意味，以及音乐之中郁积的情绪。

　　我对肖氏由此关注起来，他的乐曲也时不时地静听，倒也慢慢地听出了一些以前所未感觉的味道。前些日子，又看了德国关于肖氏的纪录片《战争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对抗斯大林》。片子从名称到内容都嫌有些夸张，不过也向观众展现了一段史实。影片叙述了肖氏几部交响乐创作过程，其中多部皆是在二战前后，因此名之为战争交响曲也错不到哪里去。而这段时期，苏联正是斯大林主义盛行之时，且几乎每首曲子都不可避免地有着斯大林的阴影。肖氏对抗斯氏？有些夸大其词了。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体制之下，谁敢对抗？只能说，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皆是与斯大林缠绕在一起而已。

　　看完纪录片，后面附得有片子中所提到的肖氏几部交响乐乐章，于是我静静地躺在沙发上，将其一一地听完，体味着肖氏的情绪，并且思索着那段历史。听着听着，有了进一步了解肖斯塔科维奇的强烈兴趣。

　　《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一书，其实躺在我在购书网站收藏夹里已有时日。于是赶紧下单，到手即读。

　　这是由肖氏晚年口述、由所罗门·伏尔科夫记录并经肖氏最后审定的回忆录，肖氏与伏氏约定，此书得等到他死后方能发表，想来肖氏是将其作为自己的盖棺之论的。当然，关于此书的真伪也有质疑，但肖氏的儿女却力证其真。至少他们认为，此书中肖氏的说法，应与其父亲的看法相一致。最大的反对者来自其遗孀，亦是肖氏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夫人。肖氏逝世时，已是当时苏联标杆式的人物，葬礼算是备极哀荣。肖氏绝非宽厚之人，他在书中，对苏联当局及各位圈内人物均有诋损。他已盖棺论定，不管身后之事。但作为未亡人，定有诸多顾忌，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这本《见证》全书既不分章节，也无简单的归纳，基本上是由肖氏从头说到尾，看起来就像肖氏的意识流一般，没有一定的逻辑线条，肖氏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什么样的话题触动了他，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上一通；他对哪个人物有了想法，也随时臧否，说上一大段关于他的趣事。肖氏一生经历很多，所接触的人物亦不少，光是他圈子里的大师级音乐家，亦是煌煌一堂。从肖氏音乐学院的院长格拉祖诺夫，到与其同时代名气相颉颃的普罗科菲耶夫，他均有非常精彩且尖刻的点评，也有关于其人让人莞尔的逸事，读来也是兴趣盎然。

　　当然，《见证》一书并非只有逸闻趣事，更多的是肖斯塔科维奇对于自己人生的叙述，对于作品背景的分析及自我评价，以及对于那个时代那种体制的感触。书中充满了肖氏的情绪：讥讽、愤懑、甚至恐惧的情绪。

　　正如伏尔科夫在书的前言中所说：“在苏联，最难得和最可贵的毕竟是‘回忆’。它已被践踏了数十年，人们知道比记日记或写信更妥当的办法。”确实，类似的情形我们在索尔仁尼琴的书中，在曼德尔斯塔姆夫人所写的回忆录中，都见识了许多。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体制之下，任何文字性的记录，都可能会让你百口莫辩，成为进入古拉格群岛的通行证，或者走向刑场的判决书，曼德尔斯塔姆仅仅写了一首关于斯大林“肥胖手指”的诗，最后惨死于遥远的西伯利亚寒冷之中。肖氏的这本《见证》，亦来之不易。

　　肖氏想留下一些“见证”时，已近人生的尾声，当时的苏联，早已从斯大林严酷体制之下“解冻”出来，进入了勃涅日列夫漫长的沉闷时期，总体的气氛及对异见的宽松度，远远高过了斯大林时期。且肖斯塔科维奇在苏联社会甚至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算得上是相当尊崇了。但他对他一生的回忆，对于时局的评论，还只能悄悄地进行，并且告诉记录者，要将这些“见证”放在其身后发表。

　　肖斯塔科维奇的一生，应该是在苦闷之中度过的，压抑着绝望与愤懑，对于世事颇多的不满与嘲讽，对于死亡有着一种深入心腑的恐惧。这一点，无须看他的自述，仅从其音乐中就可以听出来。不过在这本《见证》中，肖氏自己的说法当然更为可靠。对于世人对其音乐意蕴的误解，尤其是对给他带来世界声誉、且让他当时境遇骤然变好的《第七》与《第八》的误解，肖氏在数十年之后仍是充满着愤怒。在书中，他声称：“《第七交响乐》和《第八交响乐》是我的安魂曲。”

　　肖氏无疑是个音乐天才，聪颖早熟，早早就成名。在如此动荡且严酷的时期，能有如此的成就，也算是难得的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惹祸，源于他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这部天才之作是他的第二部歌剧，既让他声名大噪，也让他如临深渊。斯大林兴致勃勃地来观看这部引起轰动的歌剧，却给肖氏带来了灾难。不知是斯大林觉得音乐太刺耳，还是他对于剧情的极度反感，或者两者皆而有之，斯大林看了一半，拂袖而去。第二天的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发表评论《不是音乐是混乱》，对该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将肖氏贴上了形式主义的标签。肖氏由此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应该说，在此之前，斯大林与肖斯塔科维奇并未有过多的交集，而此剧却开启了斯大林与肖斯塔科维奇之间长达近二十年的纠缠。用上面所提到了那部德国纪录片的说法，是肖氏对抗斯氏；按照《见证》作者的说法，则是暴君与癫僧之间的互动。“癫僧”是伏尔加科夫授予肖氏的，但肖氏却在回忆中将此称号加在了穆索尔斯基的头上。肖氏说：“穆索尔斯基大概是俄罗斯作曲家中间——其实还不止俄罗斯作曲家——最类似癫僧的人。他说出了惊人真实和新颖的思想，虽然用语古怪、不自然、枯燥。”伏尔加科夫在引言中却言：“他不能，也不想公开顶撞当权者，但是他很清楚，完全的屈从有扼杀自己创造力的危险。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肖斯塔科维奇成了第二个佯作癫狂、假托神命的‘癫僧’式的伟大作曲家。”穆氏与肖氏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穆氏的境遇应该说比肖氏幸运得多。

　　“癫僧”亦称“圣愚”，是俄罗斯东正教一种特有的现象，亦可谓是俄罗斯一种社会特征。其实在基督教及佛教中也有类似的角色，只不过在沙俄社会中王权与宗教紧密地结合，让这种现象更为突显而已。他们有着宗教的狂热，也有着对理想社会的梦想。在残酷的环境中，他们以一种怪异的方式行事。貌似痴愚，实则大智；虽不多言，言则天启。他们有着污秽的外表，却又有纯洁的内心。他们或佯狂或假痴，内心充满了圣德。暴君与癫僧的关系，其实最可玩味。既厌恶又畏惧，容之无量，杀之无胆，他们就这样互相憎恨又相互依赖地存在着。

　　斯大林与肖斯塔科维奇的关系，庶几近之。他们远非对抗：在肖氏看来，斯大林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肖氏对斯大林认识得非常清楚。“斯大林是一只蜘蛛，凡是走到他网上的人非死不可。”“斯大林喜欢把人逼到死亡面前，然后叫这个人按着他的调子跳舞。”但肖斯塔科维奇同时又认为，“斯大林是个病态的迷信者。所有无仁恕心的建国之父和人类的救星都有这种毛病，这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习性，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对癫僧有一定的敬畏。”并且断言：“但是癫僧仍然存在，暴君们也仍像从前一样害怕他们。”而在斯大林的眼中呢，也许他认为像肖氏这样的人既不能威胁到其权位的安危，且没有直接针对自己与体制的行为，同时又有着一定的用处。等到二战中肖氏声誉日隆，斯大林更是有些投鼠忌器了。

　　肖氏一生，死亡始终笼罩着他，这也是那个时期人的共同命运。肖斯塔科维奇在《见证》中也承认，他一生都在等着被枪决，而在《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之后，他感觉到死亡更向他临近了。伏尔加科夫也说，他此时的作品是以越来越强的力量只说了一件事：迫近的死亡。死亡的恐惧，是萦绕于其所有作品中的一个共通主题，即使是第七第八，都可以强烈地感觉出这一点。肖氏在此书中也毫不讳言。他说：“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他相当偏爱《第十四交响乐》，认为它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此部作品他一言以蔽之：“死亡的权力无比。”

　　在此书刚开始时，肖斯塔科维奇也谈到了死亡。他说：“我也害怕痛苦，但是对死亡并不怎么感到寒栗。不过我知道我会活得很长，因为我已经学会比较冷静地对待死亡。在我小时候，死亡使我感到恐怖。”这是他在人生终点时的静悟，因为他已经见证了过多的死亡。从其亲人到其朋友，再到其同事，他们不是死于刑场，就是死于战场。肖斯塔科维奇在书中，就讲述了他许多师友或者同事的故事。他们穷其一生似乎也就是在等待死亡。就连肖氏的保护者，那位既懂音乐而又英俊的图哈恰夫斯基，昨天还是位极人臣，今天就被斯大林枪决。在那样的时代，死亡是件稀松平常之事。因此，肖氏在其回忆录结尾中，不禁感慨：“我在回忆朋友们的时候看到的只有尸体，堆积如山的尸体。”

　　当然，肖氏作为“癫僧”，作为“暴君”的斯大林，却并未有让人死去的意思，只是拧紧了套在他头上的绞索，让其感到恐怖，并且将其边缘化，但又时刻感受到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而这一时期，也是苏联历史上最为恐怖的时期，大清洗马上来临，对于异端思想的清剿正酣。但肖斯塔科维奇虽经斯大林的一闷棍，却并未屈服，依然履行其癫僧的角色，像他所敬仰的音乐界的第一号癫僧穆索尔斯基那样，不断地嘶吼着：“黑暗的黑暗，穿不透的黑暗！”记录当时让人不堪忍受的惊恐气氛，进行自己深入的思考。

　　他接连写出了第四第五第六交响乐，尤其是第四交响乐，这是一部让人惊异的作品，庞大的结构，狂暴的情感，与混乱的音响，但又极其迷人。他表达出命运的悲剧性，却又毫不妥协，展现着希望。肖氏喜爱马勒，他的作品都有着马勒音乐的影子，但第四尤深。他比马勒少一些宿命的色彩，但更多一分政治的影响。与马勒温润而认命的抗争不同，肖斯塔科维奇有一种不屈服的辛辣嘲讽。但也许肖氏自己都觉得这样的作品，在当时高压局势下太过于危险了，首演之后即将其撤下，借言需要修改，将其整整隐藏了二十五年。

　　第五交响乐是一部复杂的作品，有人认为这是为取悦斯大林而作，除了对命运的思考之外，末乐章中有着太多的欢乐。但细听之下，仍可体会出肖氏的用心，其实此曲也隐讳地表现出了暴君与癫僧的微妙关系。

　　真正让肖斯塔科维奇舒了一口气的，却是战争的来临。这并非所谓的“国家不幸诗人幸”的无聊感叹，对于处于严酷环境之下的整个苏联来说，都是如此。肖氏在书中说，“战争来了，这成了大家共同的悲哀。我们可以诉说悲哀了，可以当着众人哭泣，为失去的亲人哭泣了。人们不再怕眼泪流下来，终于，习惯于流泪了。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并非每个人都有，至少不是每个人始终都有。由于战争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人不止我一个。”战争让所有的人从政治的高压下解脱出来了。肖斯塔科维奇也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气氛下，有了表露感情的机会，有了继续做癫僧的机会，有了借另一种死亡的威胁而诉说缠绕他一生的死亡恐惧的机会，更由于描写战争的《第七交响乐》而拥有了世界的声誉。

　　“我是在《第七交响乐》之后恢复生命的。”肖氏说。第七交响乐历史被视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力作，其中铁蹄之声被时人也被后人解读为是纳粹军队入侵苏联的脚步声，认为这首交响乐展现了苏联人民抗击德国侵略者的决心。这首曲子可谓肖氏最为有名的交响乐，也将肖氏的音乐在苏联也在世界上定了位，同时让其脖子上的绞索有所放松。客观上来看，《第七》确实也为当时的苏联以及斯大林的世界形象加分不少。此曲之后，暴君与癫僧的关系，暂时也没有了剑拔弩张的势头。

　　但肖氏对于此曲的解说，却最为在意。在《见证》一书中，他不停地做出解释，甚至含着一种愤怒的意味。“《第七交响乐》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他怕人不明白，下一句话则直接点明：“希特勒是个罪犯，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斯大林也是。”

　　“其实，我毫不反对把《第七交响乐》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是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描写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因此，第七只能是肖氏第四的延续，只是继续着他癫僧的角色，他心中的暴君并非希特勒，仍然是斯大林，他正好借着纳粹的铁蹄之声，将其郁积已久的满腔愤懑发泄了出来。

　　不知肖氏表现得太过隐晦，还是斯大林及其亲信确未听出，肖斯塔科维奇与斯大林的关系显著好转，这是不争的事实。甚至他还给肖氏打电话，甚至亲自将肖氏召至他的办公室里，劝说他去美国旅行。到国外旅行，这是肖斯塔科维奇最为痛恨的一件事，但在斯大林的劝说下，他代表着苏联去了美国，也引起了旋风般的对其的迷狂。但战争结束之后，两人的关系本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肖氏癫僧病又发作。斯大林急需一部赞颂他的《第九交响乐》，如同贝多芬的第九一样，以衬托其救世主的尊崇地位。“他们要我写一首热闹的曲子、一首颂歌，要我写一首雄壮的第九交响乐……要用四倍的管乐、合唱和独唱来赞美领袖。”肖氏虽然写出了他的第九，但远非斯大林所希望的那种“欢乐颂”，而是带着强烈的反讽。肖斯塔科维奇又一次在暴君面前，露出了他癫僧的面目。

　　有趣的是，音乐史上对于第九交响乐魔咒由来已久的传说，让很多作曲家唯恐避之不及。马勒就是典型。肖氏轻松地写出了第九，但死亡却并未落在他的头上，反倒是八年之后，斯大林死去了。肖氏还继续写着他的交响乐，一直写到了第十五交响乐。难道癫僧与暴君还会有如此的对应关系？一笑。

　　当时的苏联，文艺界的癫僧，还真不止肖斯塔科维奇一个，肖氏在《见证》中亦多有叙述。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反复提到的玛丽娅·尤金娜。这是当时苏联名声很响的女钢琴家，但却未为外界所知。她比起肖斯塔科维奇来说，更像癫僧。她本人笃信东正教，有着强烈的宗教情感，内心充满了圣洁，且行事怪异。她与斯大林也有很多的交集，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见证》里肖氏有叙述。斯大林曾在电台里听到她所演奏的莫扎特的第23号A大调钢琴协奏曲，一个晚上他亲自给电台打电话，问有无这次演奏的唱片。电台不敢说这是现场演奏，只好说有，第二天就给他送过去。于是，电台当晚忙了个底朝天。连夜叫来尤金娜与乐队，马上演奏并录音，并制作成唱片。第二天送给斯大林之后，他非常满意，并奖给了尤金娜两万卢布。尤金娜收到卢布后转手捐给了教会，并且还写了一封信告诉斯大林，语颇不恭敬。按照肖氏的说法，斯大林的亲信们见过信后颇感紧张，紧盯着斯大林的脸，只要看到他皱一下眉头，就马上下令枪决尤金娜。但斯大林表情平静，尤金娜逃过一劫。

　　肖斯塔科维奇继续叙述：“当领袖和导师被发现已经死在他的别墅里的时候，唱机上放着的唱片是她所演奏的莫扎特协奏曲。”这位暴君是仍在琢磨着与癫僧们的互动，还是在莫扎特钢琴里逃避内心的孤独呢？不过死于莫扎特的音乐之中，对于尤金娜这个笃信者来说，也许会觉得这是上帝的意志。

　　肖斯塔科维奇对于斯大林，对于苏联社会，应该说是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人是无足轻重的，唯一要紧的是要使国家机器无情地运转。机器只需要齿轮。斯大林惯于把我们所有人叫做齿轮。”有着这样的看法，怎能见容于统治者？这也是他深深所恐惧的东西。他想做肖斯塔科维奇自己，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大约只有统治者才有权做自己，在他们的眼中，谁都只是这个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将你安放在哪里，你就在哪里起着作用。而且，别以为你无法替代，在他们看来，每个部位的齿轮都是一样的，这个齿轮坏了，再换一个齿轮让机器运转起来。

　　基于此，肖斯塔科维奇直到晚年已经名高位重，但仍担心着自己被取代。不是怕地位与名声被取代，而是害怕思想与情感被置换。他说，“我不是把自己比作贝多芬，但是我不可能忘记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个新的‘红色肖斯塔科维奇’，而我自己将消失。”但在一个如此的社会中生活久了，一切都可能发生。

　　他扮演着癫僧的角色，在黑暗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正如布尔加科夫所言：“对于这些现代癫僧说来，世界已成废墟，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企图显然已经失败。”他无法去改变现实，相反却被现实所沾染。他在为那种苦难的命运唱挽歌，但挽歌中却有着那个体制浓郁的风味。他不想成为“红色肖斯塔科维奇”，但当他溘然长逝时，官方悼词给他戴上的帽子却是，“共产党的忠诚儿子，杰出的社会和国务活动家，人民艺术家”，并称赞他“为苏联音乐的发展献出了他的一生，坚持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想”。他的葬礼上，主管意识形态部门的高官云集，而许多人多年来以罗织他的罪状为业。《泰晤士报》评价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坚定信徒”；《纽约时报》说他是“一位有时受到严厉的思想意识批判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直到死，他仍是“红色的肖斯塔科维奇”。其实，历史上“癫僧”，大半皆是这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