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人》是一本由[意] 吉奥乔·阿甘本著作，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神圣人》精选点评：

　　●阿甘本——说卡夫卡的故事与福柯和阿伦特听；比涂尔干的社会更政治，比福柯的政治更原始。

　　●前面高度理论化的内容实在读的费劲，从中篇开始会稍微轻松些，到后面能感受到作者对现实的关怀。 当然了，我还是觉得如果前面有做稀里糊涂的感觉，对于全书的理解会大打折扣。生命政治是个有趣的研究内容，以后还会二读的。

　　●高一。吴冠军老师的导读非常有用，读过的第一本阿甘本。

　　●神作。

　　●“活着的存在以何种方式拥有语言”这个问题，与如下问题完全一致：“赤裸生命以何种方式居住在城邦中？”通过在城邦中取得和保留自己的嗓音，活着的存在拥有了逻各斯，甚至是当它通过让自己的赤裸生命被排除在外——作为城邦内部的一种例外——而居住在城邦内时。因此，只要政治占据着活着的存在与逻各斯之间的关系得以实现的那个起点位置，它便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真正根基性的结构。在赤裸生命的“政治化”——一项卓绝的形而上学任务—中，活着的人的人性，是既定了的。通过承担这项任务，现代性只不过宣告了它自己对这个形而上学传统的根本结构的忠诚。西方政治的根基性的二元对立范畴，不是朋友/敌人，而是赤裸生命/政治生存、生命（zoē）/生活（bios）、排除/纳入。之所以存在着政治这样东西，是因为人正是这样一种活着的存在。

　　●现代生命政治之至高主权建立于以（生物性）生命为对象的不间断的价值判断之上（生物性生命的政治化/“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医学的逻辑综合”/生命与政治之不可区分化），核心逻辑为生命之存在与其（生物/物理性质的）存在方式之无区分性，可视为某种庸俗化的海德格尔主义（生物性事实成为政治决断的实施领域）。两种例外状态，一者为当今被常态化的例外状态，亦即政治主权悬置法律并与赤裸生命发生直接关系的领域;二者为本雅明的弥赛亚式时刻，亦即对第一种例外状态的颠覆，重新恢复存在与存在方式的无关系性，确认永远拒绝在场并因此不可能被实在性所穷尽的潜在性，拒绝任何一种政治决断背后的价值判断并揭示、颠覆任何价值判断的虚伪的自明性。

　　●阿甘本把现代政治中生命管理分成了自然生命（zoe）和政治生命（bios）两个部分。在现代政治中，自然生命通过获得身份的方式进入到政治领域和政治生命结合。当一个人主动放弃或被剥夺政治生命的情况下，生命退化为赤裸生命的状态，此时的人不再受到政治的保护，处于随时可以被杀死的状态。在政治生活中，主权通过“例外情况”将法律悬置，从而使人暂时处于被剥夺政治生命的赤裸状态。

　　●非常厉害的分析 很喜欢

　　●按照此叙述，只要有分隔性结构，一种不把“生命”政治化的统治形式就不可能存在的。那么问题在于什么样的共同体和统治形式能够没有这套分隔性结构？？

　　●20世纪的赤裸生命bare life，没有政治生命的纯粹的动物，古罗马时期的“牲人”homo sacre. 延续了福科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对大屠杀的思考，是对是生命政治的一个补充。

　　《神圣人》读后感(一)：写一些感想

　　你的身份你的资产负债你在人群中的关系，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生。而本质上是一种生物上的生，政治上的生是为你生物上的生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

　　但是统治者也可以通过剥脱你政治意义上的生，进而剥夺你生物意义上的生。

　　自杀的人，是因为政治意义上的生被剥夺后，代替想象中的统治者对自己执行了死刑。人在社会中应该增加自己政治意义上的生，进而生命意义上的生服务。

　　不要为了政治意义上的生而否定生命意义上的生。

　　而面孔则是政治意义上的生和生物意义上的生的中间线。

　　政治上的生和社会认可的生是现在保障生物上的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大多数可以这么说 隐居的那些什么的不算） 那如果政治上的被剥夺了 生物上的该怎么维持恩？

　　这和贪官被抓后哭泣后悔，是一个道理，通过这一举动他们找到了新的政治意义上的生。犹太人作为一个德国公民被剥夺后，他们只能开展作为一个犹太族群的政治意义上的生。

　　如果这个人是因为杀人而被无期徒刑，把他在监狱里依然可以找到政治意义上的生。不过我觉得你问的问题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不认可自己政治意义上的生的形式，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已经死了，他应该怎么自处？

　　但是事实上，政治意义上的生是为了生物意义上的生服务的，如果真的有作为生物的自觉的人是可以为了生物意义上的生随时随地改变自己政治意义上的生的。

　　真正的问题是有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活人，只看到政治意义上的自己，才会酿成悲剧。

　　《神圣人》读后感(二)：对吴冠军先生与黄乐嫣女士关系的发问

　　1.《神圣人》第45页，首个注释如是：“中译者注：Pindar是古希腊的著名抒情诗人（约公元前552-前443），国人亦将其译或品达者。”在这里，让人疑惑的是不是古怪的注释方式：如特意点出“中译者注，而是为何吴冠军先生弃通行的翻译“品达”不用，而刻意地将其译为“平德尔”。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许能够从先生诸如此类的表达如“国人”、“译或”等看出。我丝毫不怀疑先生深厚的古文修养，乃至于需要将“知识”用“识知”替代（P61）、将“马拉美”译为“马拉梅”（P76）、将“详细探讨”转换为“探详细讨”（P132）……这毕竟是一位译者的翻译自由。 2.以上，反映出的正是吴冠军先生思维的“谨严”性（对不起，我也染上了这个“病症”）。因而，当看到折页上所展示的“左翼前沿思想译丛”书目时，《忧思中国》这本书不可能不跃入眼帘。且不论这本书的内容属不属于“左翼前沿思想”（书名便令人怀疑），只说作者黄乐嫣（Who？）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何以能够跻身于诸如阿甘本、巴迪欧、齐泽克、加塔利等已经功成名就的先锋哲学家行列。实在不能不引人小小地思考一下吴冠军先生与黄乐嫣女士之间的关系？因为吴先生正是丛书主编之一。 3.在《译后记》中，我想我们找到了一条有用的线索。在最后一段文字中，吴先生感谢了“提供了温暖的帮助”的“前辈和朋友”，开列的第一个人名正是黄乐嫣，而齐泽克被排在了第二。原文如下：“黄乐嫣、齐泽克、童世骏、严搏非、许纪霖……”。按照中国人的排序方式，排在最前的自然是最重要的，因而可以将齐泽克（吴先生偶像）、童世骏（党委书记）挤掉的人物，绝非一般。 4.那么，吴冠军先生与黄乐嫣女士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不如把这个八卦问题留给那些爱解密的朋友，我，只负责提出问题。

　　《神圣人》读后感(三)：生命政治

　　祭祀通过将俗世与神圣分隔开来的方式，不只是确立了政治权威的神话，并且包含了确立政治权威所必需的暴力。—祭祀性的神话因子 在现代国家实践中，普通民众的生命同样可以随时被转化为供主权者在例外状态中“独享之物”，阿甘本将人类的此种共同体实践称作为“生命政治”：创造一个生命政治性的身体是至高权力的原初的活动。 神圣人包含了一种双重排除：他们不仅被排除在俗世法律之外，并且同时被排除在了神法之外。 生命的神圣性被当作与至高权力相对立的绝对根本性的权利。生命的神圣性同时表示了：（1）生命对于一个掌控死亡的权力的臣服，（2）生命无法挽回地暴露在弃置面前。 在阿甘本眼里，权利，只是“生命的神圣性与法律的权力之间的一个秘密共谋”人道主义政治与至高权力之间存在着一个“秘密的团结”。根本问题在于：“人权”是在现代主权国家中被“承诺”而那里又恰恰正是生命被政治化的场所。人权政治提出人是神圣的，它要求道德尊严。然而，当今移民、政治难民这类“无国家的人民”所遭遇的困境，使我们看到“人权的主体”恰恰随时可以转变为赤裸生命。而“神圣性”的原始含义，便正是指人随时可以被从共同体中排除出去，可以被杀死。 至高的例外，就是在司法关涉之悬置的形式中，预设了司法关涉。 集中营诞生于例外状态和戒严法。保护性拘留的起源是1851年6月4日颁布的关于紧急状态的普鲁士法，德国的首批集中营不是纳粹政权的杰作，而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的杰作。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于1923年根据“保护性拘留”把数以千计的共产主义战士拘留起来，并且在科特罗斯-西罗建立了主要收容东欧难民并因此可能会被视为20世纪第一个犹太人营地。 “保护性拘留”的司法基础是宣称围剿状态或例外状态，并且相应地悬置保证诸项个人自由的德国宪法条款。于是，例外状态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关于事实性危险的外在的、暂时性的状态，并且变得同司法常规本身混淆了起来。集中营是一个当例外状态开始变成常规时就会被打开的空间。

　　《神圣人》读后感(四)：从奥斯维辛到北京大兴

　　人类共同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 阿甘本早年出版的《语言与死亡》一著的核心论题，就是人类共同体的无根性：人的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只能是基于其他行动上，不存在一个超验的基石或神圣的王国。从这一后基础主义视角出发，阿甘本提出其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通过祭祀仪式而形成的“神圣”之域，实质上只是通过“排除”的方式，而在共体内建立起一个只有少数人能进入的特权空间；而这个空间以“神圣”的名义，恰恰为没有根基的俗世法律（人间法）秩序提供了一个绝对的“基础” ”（译者导论）

　　如果这不够清楚明白的话，我很愿意来“翻译”一下。人类共同体的无根性，一个类似的说法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人在这上面吃尽了苦头，但是没有办法。那么怎么办呢？没有根，硬要造出一个根。没有种，硬要长出一个种。那么就有了一个“神圣暴力”的主权者，也就是一个大哥。这个大哥是怎么成为大哥的？这个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不是阿甘本这里要讨论的。关键是，一旦他成为了大哥，他用什么方式来做这个大哥？答案就是“排除”这个神一样的操作。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先假设有一个秩序已经存在。这个秩序的轮廓如何显现出来呢？就来自于秩序之外，也就是例外。把某些人排除出这个秩序：一类人是主权者（大哥），一类是“神圣人”（这些可以是罪人，也可以是敌人，比如腐朽的资本主义）。凭什么来排除？需要一个“神圣”的名义，一个在秩序之外又在秩序之中的名义（比如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这两类人，其他所有人都包含在秩序之内了。这个秩序就这样貌似合理地建立起来了。可惜它是不稳定的。它的不稳定来自于它的边界。一方面，主权者需要不断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也不是阿甘本所要讨论的；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秩序内的人都可能重新被排除出秩序之外，而成为神圣人。

　　和人类共同体的无根性同构，法律的制定也是一样。法律的建立必须依据宪法，但宪法的建立依据什么呢？这个是没有办法正面回答的。那就让主权者以神圣的名义来建立吧。“主权者就处于司法秩序之外，但仍属于司法秩序，因为正是由他来决定是否要完全悬置宪法的有效性”（第一章引用施密特）。神圣人的概念有点绕，读者可以先理解为“赤裸生命”。比如“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就“赤裸”了，可以暂时这么理解。一个赤裸的生命是没有任何保护的，甚至已经失去了人的本质，而是一只待宰的猪羊。集中营里面的犹太人就是如此。在那里，秩序被悬置了。它不是无效，而是被搁置起来。它不作用于这些犹太人，也可以说，它的反面（也就是例外）作用于这些犹太人。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不是被杀死了，而是像“虱子”一样被灭绝了。

　　阿甘本的一个主要论点是，集中营是现代政治的典范。这里的典范不是模范，是一个不好的翻译。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典型，一个常态，一个主要表现方式。他发现，我们不需要去集中营里面寻找赤裸生命，因为赤裸生命无处不在，它来源于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任何时候都可以是例外，任何人都可以被排除出秩序之外。在上一秒还是公民，下一秒就成为低端人口。“我们所有人潜在地都是神圣人”。很可惜，这个问题在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都牢牢地存在：

　　只要人类共同体的原始结构得不到变化，生命永远随时被赤裸化（神圣化），被任意捕获与征用。正是这个意义上，现代民主“成为它最无法和解的敌人的同谋犯”（译者导论）。

　　《神圣人》读后感(五)：笔记

　　1.作者区分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者zoe和社会学意义上的bios。

　　2.政治权力的起源发端于对生命政治性身体的构建，主权者在司法秩序之外，同时又在司法秩序之内，通过“例外状态”形成“至高约法”，主权者创造和确保一个整体在总体性中的情景。至高的例外在司法关涉悬置的形式中，预设司法干涉，这一干涉，如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论述语言，内部性（interiority）和外部性（exteriority）耦合在一起，如同一个“莫比乌斯带”，在这个意义上，法通过语言结构，构成了“言说法律”。

　　3.例外关系，是一种禁止的关系，被禁止的人，事实上并不是简单地被置于法律之外，而是成为法律上的“无用之物”，法律之于生命，就是一种弃置。

　　4.“至高的约法”，建立在暴力基础上，在柏拉图等人看来，法律本身具有“自然的”性格，而非法律对于自然的至高性。跟柏拉图对立的智者派强调自然而轻约法，霍布斯要强调自然状态与暴力状态的同一性。在法律基础上，出现了国家，执行“神圣暴力”理直气壮。

　　5.康德主义伦理学，建立在知识领域的先验对象上，然而，先验对象不是“真实的对象”，只是关于关系的理念。

　　6.国家，最终事件或占用（Ereignis），在该理念中，被占用的是存在本身，通过“本有”，存在的历史终结了，晚年海德格尔在思考“与存在无关的存在”。

　　7.“神圣暴力”被执行的载体被本雅明称之为“赤裸生命”，他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这是一种“禁止”，这也就是神圣生命，对神圣人（Homo Sacer）的杀戮是无罪的。

　　8.主权者需要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身体”，在中古时代，普遍性建立在个体的特殊性上（“神圣的王”）。中世纪的法律是保卫国王“神圣身体”，以对抗社会。启蒙之后，必须保卫社会（“保卫私有财产”），公开的杀戮尽量减少，通过拘禁等手段执行。

　　9.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身体的驯服存在相关联，福柯从微观政治入手，着手论述一种主体是如何在与权力关系绑定在一起进行建构的。然而，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全盘掌控或意识形态迷惑的状态更多存在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身体既屈服于权力，又具有一定自由性。

　　10.到了近代，生命政治在宏观状态上展现，阿甘本语出惊人，“集中营是现代政治的典范”，背后是阶级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战争与革命”的年代。

　　11.人出生于民族国家领土界限内，就被迫成为“国民”，这是被动的公民权利，但政治权利作为主动的权利，却不是自动拥有的，它是工人运动、女权运动和lgbt运动结果。

　　12.西方人道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关怀建立在集中营里例外空间里的劳动人民越来越难以活下去基础上，他们最终得到的只是“哀求的眼神”。这是小资产阶级与政治隔离的“人道主义”。

　　13.主权者与神圣人构成了一种“施虐狂”与受虐狂”、“行刑者”与“受害者”之间的萨德主义对称性。

　　14.神圣人是一种不配活下去的生命，通过集体与社会对个体的孤立，将政治生命降低为牲畜。比如，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日本的“非国民”。现代中国的法西斯分子，也通过构造所谓的“精日分子”来造势。

　　15.极权主义是以生命和政治这一动态合一性为基础，没有这种动态合一性，极权主义将不能理解。

　　16. 在海德格尔那里,神圣人自身生命总是在其每一个行动中构成问题一相反变成了此在，即存在与诸种存在方式、主体与诸种存在方式、主体与诸种品质、生命与世界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此在“自身的存在在其存在本身中构成问题”。如果在现代生命政治中生命直接就是政治,那么在这里,这种统一体一它自身具有一种不可撤销的决断的形式一从任何外在的决断那里撤回，而显现为一种无可销解的凝合,在其中不可能分离出像赤裸生命，在其中不可能分离出像赤裸生命一样的东西。在例外变成常规的状态中,与至高权力相关联的神圣人的生命就会转变成一种权力似乎不再能控制的存有( existence）。

　　17.极权主义把生命政治变成死亡政治，极权主义辩护士认为，国家应该在对人工存活者的干预上排除一切干扰。（甘阳，“主权者以一个政治身体和国格行动于星球上”）。

　　18.阿甘本认为，原初的政治关系是禁止（例外状态作为外部与内部、纳入与排除构成莫比乌斯带）。

　　19.阿甘本认为，至高权力区分政治生命和赤裸生命，神圣人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

　　20.现代西方的生命政治典范，不再是日常生活，而是集中营。

　　21.阿甘本提出嬉戏的污浊化建立新的共同体，这不是革命的方式（不追求摧毁现有法律），而是使得法律闲置，使其完成并放在一边。需要改变共同体的原始结构，如果不去对抗既有权力关系，何以对抗把人变成赤裸生命的现代主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