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爱极了开场那美丽的风景，但是我依然希望《the shooter》（生死狙击）选择一个冰冷的幕布做背景，那样，一个人更显有限，生命却尤其顽强和宝贵。

　　当然，美景可以带来一丝温情，尤其是一个人与一条狗之间的默契相伴，让绝望似乎留着缝隙。但是，我所见的未必真实，因为当主人公史瓦格选择离去的时候，这条缝隙彻底闭合了，不会说话的良伴被无情地抛弃至死，在他的所谓爱国主义信仰面前，后者的生命极显卑微，当然他自己的生命也成为别人或自己利用的工具。灵魂没有苏醒，内心没有真理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一样，很轻易就会迷失自己。

　　我们往往坚信自己眼睛所看见的一切，然后选择类似史瓦格的爱国主义为信仰，因为国度给予了你生命以及衣食住行是如此附和逻辑；或者选择好莱坞大片倡导的英雄主义为信仰，因为英雄往往有坚毅善良而正直的品格并且最重要的是勇于复仇。

　　因着内心高尚而执着的信，史瓦格义务反顾地承担起拯救祖国不被交入恶者之手的重任，完美地诠释了好莱坞英雄主义的宿梦。他相信军令，然后瞪大悲伤的双眼眼望最好的朋友因为被后方抛弃而死于非命；他相信说客，然后被其所骗差点丧失性命被举国通缉；他相信法律，然后眼睁睁看着罪犯得意洋洋地走出司法部长办公室。双目所见的现实如此残忍地毁掉了他曾经单纯的生命，直至选择痛快复仇以至于这个故事显得酣畅淋漓，总算有一个大快人心的结局。

　　我们能相信这样一个英雄主义的结果吗？如果我们用想象力把剧本再往后拓展，会发现终究是一个更大的悲剧：英雄接受他所爱的祖国的法律的审判；或者，掌权者故意留他生路。第一种可能的悲剧英雄主义的追随者不能接受；第二种结果的悲剧则是一个国家权力与法律公信力的丧失，这一重悲剧是否更大？其实，当司法部长无奈地暗示史瓦格一种处决罪犯的途径时，这种悲剧已露端倪。

　　史瓦格坚持的信仰是如此脆弱，以至于说客约翰逊对他的软肋了如指掌，说：“有些人一旦信仰破灭，生命就会无所适从”。而史瓦格之所以要坚持这样一种信仰的原因从他与约翰逊的一组对话清楚可见。

　　史瓦格：我不喜欢现任总统，前任同样不喜欢。

　　约翰逊：但是你喜欢自由，你喜欢自由制国家。

　　喜欢—拥护—相信，这是他的信仰产生的逻辑，如此正常，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选择不是吗？我喜欢金钱，就会拥护能够产生金钱的各种工具（包括人、权），然后就会相信这些工具甚至崇拜。盛行于中国久治不下的传销活动是否可以用这一逻辑来解释？以此类推，我们凭着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自己的信仰。

　　可是，有一个人说：“信是所见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要从内心乃至灵魂深处信一个东西，一定要信的是它的实底或者说根源，同样这样的信可以为我们所有不能见之事提供毫不会动摇的确据。如果史瓦格的信仰可以成立，那么他所信的实底一定是这个国家足以完美，且国家可以为之提供生命与灵魂来与归的去向，显然，它做不到这一点。英雄主义亦然。

　　这个人之所以能说出不能出自第二人口的话语，因为他的身份是基督——救赎主，名字叫耶稣（即“受膏者”），他是谦卑至可以为人受死，却高贵至可以施救赎与审判的神。我们信他是三位一体的神，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三十三岁上十字架受死，用自己的血救赎所有的罪人（sinner），即你我他们，死后三天复活，并且要再来施行审判。

　　这样的信给我们所见之万事的实底就是，神创造万有，以完美圣洁的爱吸引罪人与他恢复和好的关系，而在世上的一切都可以回归圣洁的次序直至象起初他造我们赋予我们毫无罪性的样子一样。我们看不见创造我们的太初，也看不见我们死去之后的天堂与地狱，但是他用道给了我们信的确据。信给了我们圣洁无暇的爱，同样给了我们永恒的盼望，且永不破灭。

　　电影的结尾，史瓦格的车在原野上飞驰，意味深长——他要去哪里？前面是越来越近的茫茫高山，我们的好莱坞英雄完成复仇之后何去何从？如果没有救赎，我们的奔跑实在就是绝望不是吗？跑的愈快，距离那令你窒息的绝望就越近。

　　但是，眼见未必为实，因为救赎是真实存在的，当我们谦卑接纳，那比高山还巨的绝望感就如海市蜃楼，等你倍感无路可走，偏偏有一条康庄大道为你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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