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由于他的手稿和笔记未能全部保存下来，为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而对他的评估也往往反映出评论者本人的意识形态。
有些人认为他过于理想主义或思想僵硬，缺乏实际行动能力，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够抓住适当时机采取行动。批评者称他自我中心、疑心过重、不通人情，支持者则称赞他廉洁正直、目光敏锐，以国家和革命为重。一些人批评他见风使舵，不断改变立场，但也有人认为他坚持的原则和目标始终未变，只根据形势选择达到目标的不同手段。一般认为他在热月期间表现失常，引起国民公会恐慌，造成自己的失败。一些人猜测他当时对革命丧失信心，因此采取自毁行为，也有人批评他愚蠢无能，自作自受。
罗伯斯庇尔在恐怖统治时期扮演的角色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批评者认为他是恐怖统治的理论家，极端残忍，双手沾满鲜血，应为恐怖时期大量无辜者遇害负责。部分支持者指出富歇和俾约-瓦伦等人杀人如麻，远远超过罗伯斯庇尔，认为他在公安委员会实际起到了节制激进派的作用。包括拿破仑在内的一些同时代人认为他在热月期间本打算节制恐怖，惩罚滥杀无辜的富歇等人，才导致后者与右派联合，但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一些支持者认为法国当时内忧外患，实施恐怖专政不可避免，但批评者则认为恐怖开创了危险的先例，得不偿失。
整个罗伯斯庇尔研究的文集就是一个摆满镜子的大厅，对他的评估也反映出评论者本人的意识形态。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在《法国革命史》中写道：“不言而喻，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他们经历的恐怖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而同时代另一位法国历史学家阿·索布尔不无同情地说“罗伯斯比尔成了他那个时代的矛盾和他自身矛盾的牺牲品”。
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和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19世纪很多欧洲革命家都对他怀有敬意。一些批评者则认为雅各宾专政是从法西斯独裁专制政权及共产党民主专政的前身。罗伯斯庇尔与法西斯之间是否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尚无定论，但鉴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便为罗伯斯庇尔立碑，布尔什维克领袖根据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创造人民民主专政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至今尚未消除，对罗伯斯庇尔做出客观评价仍然遥遥无期。
罗伯斯庇尔认为“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此一个人无权随意剥夺另一个人的权利除非它享受了超越“法”规定的限度，而这种剥夺也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有如此思想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冷酷无情的，绝对不可能在短的时间内成为暴力的支持者。而罗伯斯庇尔就是一个“珍爱人类鲜血的人”，一直以来他就是恐怖的反对者。罗伯斯庇尔没有参加巴黎人民第二次及第三次武装起义，没有参与“九月屠杀”，尽管人们都认为在这几次实践中他扮演的是鼓动者的角色，是他在积极激起人民心中的愤怒，是他在唆使人民犯罪。但是在1792年9月2日的“九月屠杀”中丹东是司法部长；吉伦特派的重要人物罗兰表示对此事的遗憾但又认为是无能为力的。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无行政职务的人，他无力阻止群众的自发行动，除了表示遗憾还能做些什么？罗伯斯庇尔在群众中所谓的“煽动性宣传”，只是为了让群众知道事实的真相，只是尽一个议会代表对选民负责的义务，他无法控制如此众多的群众的思维。罗伯斯庇尔没有违法他一贯的法制主张，在这次行动中人民针对的对象是反动势力，他们正是危害社会公共规范的人应该受到制裁，虽然罗伯斯庇尔无法使他们在法庭得到法的制裁，不过人民执行了这一权利表现的是公共意志。罗伯斯庇尔之所以避免卷入此事，主要是血腥的行为毕竟是不人道的，他当时还没有勇气去面对。但这一次使已经深知群众力量的罗伯斯庇尔对人民的力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感到了人民力量中的危险因素，他应该把这中危险转移到反动势力的身上。而罗伯斯庇尔对两次人民武装起义的漠视，主要是担心内部的斗争会削弱同盟的力量和加速同盟的分化，且他也不希望将法国一次次推进鲜血之中。
然而如此一个亲善的人却由于外界的重压而被迫走上恐怖道路的。当1792年8月开始执政的吉伦特派虽然竭力推行稳定法国的的措施，他们积极对反法同盟作战但没有对外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内企图继续打击保皇党势力并推行斐扬派的土地改革政策，但是拒绝人民要求最高限价的呼声而力图维持自由经济政策，但一系列措施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法国依旧在贫困和外敌入侵之中。吉伦特派无力挽救社会危机，人民只能再去寻求一个统治者，于是激进的雅各宾派被推到了法国革命的最前沿。
雅各宾派执政时情况是极为危机的。由于王党分子和吉伦特派的都希望夺回失去的政权而导致全法国的83个郡有60个发生了叛乱，尤其是旺代的王党分子挑唆当地的农民进行的起义一直得不到控制；不甘失败的反法同盟一面继续支持流亡得法国王党分子一面又攻入法国境内，英国则在海上对法国进行了封锁；同时法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极为恶化，失业人员激增，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极为匮乏，物价飞涨，纸币不断贬值，人民为了迫使当局实行最高限价不断进行武装示威，激进的忿激派、巴黎公社以及内部的埃贝尔派都要求雅各宾派实行恐怖统治。以罗伯斯庇尔、丹东为首的雅各宾派领袖们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恐怖的统治政策，那么法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必将失去，吉伦特派和斐扬派的的政策都暂时无法满足革命形势的需求，那么在非常时期就只能采取非常的手段。不是雅各宾派选择恐怖，而是恐怖选择了雅各宾派！
恐怖统治包含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即政治上的的恐怖政策和经济上的“统制经济”。罗伯斯庇尔作为一个中下层的革命家深知自由经济的重要性，他反对的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但是因为“祖国在危急中”，雅各宾派领导人清醒的认识到只有尽可能的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尽可能的满足人民的限价要求，才能对内镇压反革命，对外打败反法同盟，否则当旧势力反攻倒算时很多人将一无所有。至于政治上的恐怖是以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这在当时反革命气焰嚣张的时候完全是必要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宣判自己的死亡。正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清楚恐怖是形势所逼的暂时行为，所以他们才敢大胆的同意恐怖的开始，一旦形势好转恐怖就会停止，因为恐怖的目的在于恢复秩序和营造符合发展的环境并实现《人权宣言》中的承诺。他们对于恐怖唯一要做的是控制恐怖的发展，使恐怖不要超过控制范围。例如，1793年9月人民的起义迫使雅各宾派实行全面恐怖后不久，代表下层人民的忿激派领导人雅克·卢就因为提出了过分激进的主张被罗伯斯庇尔扔进了监狱，同时忿激派也被镇压。
1793年9月15 日法令重申了谷物和面粉的最高限价，9月29日法令又规定了对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最高限价”以及工资的最高限价。但救国委员会只是迫于需要才推行统制经济的。资产阶级对于限制经济自由的国营化充满了敌意。统制经济对救国委员会来说只能是一种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权宜之计。
同年9月17日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这成为了恐怖政策的代表性法令。此法令的颁布的确使反革命分子心惊胆战，但内容含糊不清使人在理解和执行中容易出现偏差，打击面不仅限于嫌疑犯而且包括可能是嫌疑犯的人，法令中不仅打击反革命分子而且还要牵连家属，加上形势危急处理难免草率难免会出现扩大化。到1794年5月，全国被捕的嫌疑犯总数超过30万。很难想象如果当时法国拥有如此众多的反革命嫌疑犯，专制势力没有复辟成功！
雅各宾派似乎一开始就无法控制住局势了，巴黎的断头台似乎格外的忙碌，每天都有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的反革命叛国者被送上断头台，这个法庭只要一经宣判就不得上诉，在这个法庭上被告失去了一切的权利像一只羔羊一样任人宰割。罗伯斯庇尔、丹东对此都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只能尽可能少使人在巴黎上断头台，为了安抚民众，征得他们的支持牺牲人类的鲜血是必要的。在恐怖一开始就有如此多的鲜血，人民的疯狂是重要的因素。从一开始，群众的惩罚行动中便夹杂着公报私仇的成分。无可否认，当人民看到过去骑在自己头上的老爷夫人们在自己手中结束生命无疑是一大快事，也使他们产生了雅各宾派是他们的救世主的错觉。
如果说罗伯斯庇尔从一个温和派在经过四年革命的洗礼后成为一个暴力革命者，那么至少在一开始他的心里还存有对人类生命的珍爱。1793年10月国民公会被清洗了，有136名吉伦特派及其支持者被开除，其中不少人可能会以叛国通敌的罪名处死，但罗伯斯庇尔据理力争认为只应该处死首恶分子，从而挽救了63条生命，但这却成为埃贝尔派指责罗伯斯庇尔对革命动摇的口实。当然在这一事件中罗伯斯庇尔也表现出冷酷无情、残忍以及用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如果说处死玛丽·安东内特是为了取悦人民的话，那么把布里索、维尼奥、罗兰夫人、巴伊、巴纳夫等一大批法国大革命中的卓越领导人推进断头台则属杀害持不同政见的同志。如果这些领导人的罪名成立，那么法国人民是在一群叛徒、反革命、卖国贼野心家的领导下开始并取得了法国大革命的极大胜利！难怪丹东从一个兴奋万分的农民那里得到布里索等22人被处死的消息时会感到双重的悲哀。不幸的是不久以后，布里索的命运就降临到丹东和埃贝尔等人的头上。从肉体上进行消灭无疑是最简单最彻底的，当然罗伯斯庇尔也免不了成为断头台下的主角。
由于缺乏对恐怖执行者的限制，恐怖特别是在政治上逐渐变得疯狂起来。大权在握的特派员随心所欲的主持恐怖。1793年11月7日富歇和科罗。德布瓦来到里昂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处死1667人，断头台不够，还辅以步枪排射。7截至9月份，260名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犯中有66名被处死刑约占1/4。8在1793年的最后三个月里，395名被告中被判死刑的有177名，占45%。1793年8月底，被拘于巴黎个监狱的囚犯有1500人，到10月2日增到2398人，到12月21日有猛增到4525人。9尽管恐怖出现了扩大化，但恐怖政策的确起到了严厉惩治敌人，震慑反革命势力的作用。这正如圣茹斯特所说的:“……但是在人民和敌人之间除去宝剑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对于那些不能用正义来管理的人，必须使用铁棍来统治。”尽管死者中有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但正如勒费弗尔说的:“但我们应该理解，在这场斗争中，背叛者比原来的敌人更难得到宽恕。”
伯恩斯和拉尔夫认为:“虽然他（指罗伯斯庇尔）在发起恐怖统治中只起了很少或者说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要对它的扩大它的范围负有责任。”对于恐怖政策罗伯斯庇尔认为革命是为了实现宪法，革命只是实现自由、平等和持久和平的手段，恐怖是消灭人民公敌，保护善良公民的合法权益。尽管罗伯斯庇尔坚持认为在对待嫌疑犯上要进行甄别，要严厉打击首恶之徒而不是惩治一片，但是如果不出现恐怖的扩大化就不能称之为恐怖。在恐怖的执行中会有一批人成为这一政策的牺牲品，恐怖本来就是突破常规的措施，缺乏限制的机制；恐怖中有一大批无套裤汉参与其中，群众的热情很容易转换成政治上的狂热，而恐怖又无法离开人民；再则实现恐怖为的是达到保卫脆弱的共和国的目的，恐怖在当时是一种责任因此恐怖的控制问题就十分的棘手，无论是罗伯斯庇尔还是丹东对此都无能为力。因此在这个非常时期由此而对罗伯斯庇尔加以非难，显然有失公允。
在经济方面，1793年10月初组建了征粮的革命军，迫使农民交出粮食。国民公会于11月12日授予食品供应委员会武装征用一切工场和全部农业收成的权利。食品供应委员会严格按照限价法令规定物价，制定了各地生活必需品的价目表。典型例子，特派员圣茹斯特在在只有四万人的斯特拉斯堡下令征发了五千双靴子、一千五百件衬衣和两千多张床。征发主要是针对富人进行的，霜月1日（11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派汇报圣茹斯特执行任务的情况时指出:“你们看，它为穷人的生计搞垮了富人。这种做法唤起了革命的力量，鼓舞了爱国者的斗志。贵族都被推上了断头台。”
恐怖统治的成效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法国国内由于有效抑制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实行生活必需品的征发配给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问题得到了控制，在巴黎再也不见排长龙买面包和抢购生活必需品的现象了。由于惩治嫌疑犯条例的公布处死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革命军队，充分的后勤保障及一批优秀军官的涌现，鼓舞了军队的斗志增强了法军的实力。对内，在年底基本上镇压了保王党和吉伦特派的的暴乱，特别是平定了旺代保王党煽动的的农民起义；对外，1793年10月16日儒尔当在瓦迪尼战胜了奥地利，1793年12月19日拿破仑收复了被英军占领的土伦，1793年12月26日奥什和皮什格律打败了普鲁士军队，到1794年初法国的领土上不再有战争，战争的胜利保证了法国的安全，捍卫了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应该公正地说，是恐怖使得法国从危急中走出来。
恐怖统治恢复了国家的权威，用强制力克服利己主义和服从纪律，使他们能自觉的团结对敌。15恐怖赋予了革命政府无限的权力，无限的权力保障了恐怖政策的顺利实行，恐怖的成功又极大的增强了革命政府的威信，也将罗伯斯庇尔的威望推向了顶峰！
当敌人远离法国境内的时候，法国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恐怖也应该渐渐的逝去。索布尔认为“向往和平生活的人、向往经济自由的人，都希望救国委员会放松约束、削弱权限。然而，还在持续的战争和春季重新发动的战役却仍然需要这些保障胜利的条件。如果救国委员会向日益公开的宽容派攻势退让，他还能保持无套裤汉的信任这一胜利的基本条件吗？革命政府刚刚站稳脚跟就受到了反对派的两面夹攻。”
罗伯斯庇尔清醒认识到自己不属于无套裤汉，自己也不属于中上阶层，雅各宾派得执政是因为得到了无套裤汉的支持，得到了下层人民的拥护。由于军事行动的继续还必须继续执行统制经济，还必须牺牲农民们的利益，在广大农民看来还在受剥削；尽管广大的市民阶层欢迎限价法令，但是当限价落到自己头上时又会产生不满；资产阶级由于被限制了价格和利润，无法实现他们希望的自由贸易，对统制经济极为不满。如果取消限价，自己的同时就失去了最可靠的基础，如果继续限价择优违背了利益。最后罗伯斯庇尔选择了中间政策。无套裤汉对放松物价而不取消工资限价的行为极其不能理解，资产阶级对不能对统制经济进行根本上的调整而对罗伯斯比尔失望至极，这样埃贝尔和丹东就有机会跳出来同罗伯斯庇尔较量。
刘宗绪指出：恐怖统治是大革命中的非常措施，其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同他革命的目的相违背，也不符合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在恐怖基本完成历史使命后应该迅速的退出历史舞台，而把革命的主要任务转移到会符合发展生产力上来，并为发展创造最有力的条件。于是丹东就竭力主张恢复社会秩序，实行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从根本上改变统制经济的原则，同时要求结束政治上无原则的恐怖实现社会的法治。这无疑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的发展要求另外一种政策。同时埃贝尔派所代表的无套裤汉等下层人民要求继续统制经济继续限价。罗伯斯庇尔派被夹在中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罗伯斯庇尔既不能违背利益，又不愿已失去统治的最有效的力量——下层人民。
如果由于战时的继续统制经济还有进行下去的必要的话，那么在法国国内继续实行恐怖政治则是没有充分理由的。连罗伯斯庇尔也承认:“革命政府所以需要非常的行为，那时因为周围的环境是动荡不宁和变化无常的，特别是因为，为了对付新出现的和严重的危险，它必须不断采取新的迅速的手段。”18也就是所这时恐怖政治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但正是由于雅各宾派内部反对派势力的迅速兴起，使罗伯斯庇尔感到了威胁。五年的革命斗争是他充分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权力是如此具有吸引力，谁掌握了它，不仅能牢牢掌握自己的的命运，也能主宰他人的命运。只有拥有它，罗伯斯庇尔才能实现他建立一个民主平等的小康共和国的梦想。罗伯斯庇尔看到是恐怖实现了法国从危急中走出来，那么恐怖也可以是他的共和国的梦想在法国成为现实。他沉浸于一种想象之中，但埃贝尔和丹东成为他获得至高权力的障碍，他只能用大革命中人们能普遍接受的方式处置他们，那么他就愈加不会放弃恐怖政治。罗伯斯庇尔不容许有人侵犯他的权威，他认为自己是法国大革命原则的唯一最好的执行者，谁违背了他的意愿就是反对法国大革命，他已经陷于个人中心的黑洞。于是他将两派都送上了断头台。革命统一战线彻底崩溃了。接下来就是大恐怖。
罗伯斯庇尔从埃贝尔和丹东派的反对中产生了反革命势力依旧强大，而且不仅存在与外部还存在于革命政府的内部的观念，这样他就积极支持并促成了库东提出的牧月法令在1794年月10日的通过。法令取消了辩护人制度和预审制度，在没有证据的时候可以用推理判案，大恐怖开始了。从1794年3月—6月10日巴黎有1251人被判死刑，而6月11日—7月26日有1376人被判死刑，其中原第一二等级占5%，原第三等级占74。5%，其余是军政官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雅各宾派后来是把恐怖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这是法国革命的悲剧。
人们在恐怖后期见到的是一个矛盾的罗伯斯庇尔。一方面罗伯斯庇尔竭力赞同牧月法令，一方面又召回一些恐怖时期的主要滥杀无辜的特派员，要求建立甄别委员会，没有将埃贝尔和丹东派杀绝。他的内心又反对恐怖又要求恐怖就连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2月5日的国民公会上也承认:“如果在和平时期，人民政府的力量是美德；在革命时期，这种力量就既是美德，又是恐怖。没有美德，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美德就是无力的。”20他到底还是主张有节制的恐怖，他和丹东的主张没有本质的冲突，但是他也是人，他有自己的缺陷，这种缺陷会在一定条件下暴露出来，恐怖成就了罗伯斯庇尔，也埋葬了罗伯斯庇尔。用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看似有理，但事实上同样是违背大革命原则的。

罗伯斯庇尔把一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他为人作风正派，生活异常俭朴。他担任国民公会主席，已经享有崇高威望的时候，仍住在巴黎的一个木匠的旧板房中，过着清廉的小资产阶级生活，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不可腐蚀的人”。他一心为公，很少顾及私人生活，一直到死，都未能同自己的恋人结婚，成为历史名人中又一个终身未娶的典型。

罗伯斯庇尔他出生在法国等级森严的时代，他是法国著名的律师与政治家，更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之一，他信仰自然神论。罗伯斯庇尔的家族在法国“七年战争”后走向衰落，罗伯斯庇尔的母亲因难产过世，继而父亲又离家出走，一系列的事情在年幼的罗伯斯庇尔的心灵上留下阴影，造成了他一生孤僻的性格。他是不幸的，但他也是幸运的，罗伯斯庇尔在11岁时得到了一笔奖学金，让他可以在巴黎路易学校学习。他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处处争强好胜，爱出风头，说话刻薄，不给他人留任何情面。这是罗伯斯庇尔简介中突出强调的内容。

　　1781年罗伯斯庇尔在巴黎大学以法学硕士毕业，回到家乡的省法院当律师，直到1788年。在巴黎的几年学习对罗伯斯庇尔的影响很大，带给他活跃的思想的同时更是让他受到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影响。特别是卢梭的思想让他在法国大革命时一直在为建立一个没有等级，没有贫富差异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从罗伯斯庇尔简介中人们可以看出，罗伯斯庇尔一直在用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有人评价他的时候称他是暴君、大独裁者。因为他在执政期间大搞白色恐怖，侵害了一些平民的利益。但史学家却给了罗伯斯庇尔客观的评价，认为在那个背景下，罗伯斯庇尔做的并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