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站在到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科学决策部署，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经济转型、社会转轨、利益多元、矛盾多发，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正本清源，厘清法治要义，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推动国家和社会各项工作法治化。
　　一是着力制定善法，实现善法之治。王安石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善法是法治的根基。如果法律是恶法，如同源头活水遭受了污染，法治便无从谈起。纳粹德国在希特勒集权统治时期，法律在形式上较为完备，并且得到了近乎苛刻的执行，实现了“形式法治”，却偏离了“实质法治”轨道，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场巨大灾难。判断法之善恶的标准，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因为，人权是法治的第一要义，法治的真谛是人权，法治的魅力也是人权。只有人权得到法律的足够尊重和保障，才具备了现代法治的主要品格和“实质法治”的基本精神。我国各级立法机关应当把人权作为一把标尺，重新审视立法思路，全面梳理既定法律，确保我国现有和即将制定的法律是善法，建设中的法治是善法之治，逐步实现“实质法治”。
　　二是加快推进立法，健全法律格局。通常法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法律体系较为完善，无论国家还是社会的任何大事小情，都会被纳入法律框架内，法律“定纷止争”的目的能够在社会很大范围内得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快速发展，目前已有239部法律、690多部行政法规、8600多部地方性法规。全国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完成了全部立法，相反，今后的立法任务仍然艰巨而繁重。因为，社会立法较为薄弱，民生立法相对落后，法律冲突比较普遍，法律滞后现象较为明显、法律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迫切需要我国要加快形成以宪法为基础、部门法律齐全、配套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支撑。
　　三是提升法律信仰，培育社会基础。美国学者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地深入推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但也由于内在道德教育、外在法律制约、违法惩戒机制相对不完善，衍生了诸多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有因强拆引发的血案，有因宝马撞人后的殴打，有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肆无忌惮，有弱势群体的求救无门，等等，已数不清有多少这样血淋淋的个案在刺痛世人逐渐麻木的神经，法律信仰到了丧失的边缘。放任这种现象，法律就会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变成一纸空文，法治就会更加遥远。建设法治国家，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手段，着力使每一个公民都自觉做到，信仰法律、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绝不能遇到问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至通过不法手段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四是强化法律实施，保障法律权威。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再好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实施，其价值得不到落实，只能是文字的堆砌，毫无意义可言。公民自觉守法，是法律实施的基础。苏格拉底拒绝越狱的故事告诉我们，他着力把法律推定为人格化的存在，无论法律本身或其执行公正与否，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每个人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基本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方面，即守法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不但推迟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也给政府威信带来影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加快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切实做到违法必有责、违法必追究、加大违法成本，让法律的阳光普照大地。
　　五是推动司法独立，促进司法公正。司法独立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目标。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公正司法，也就没有现代法治国家。我国由于特殊国情决定，不可能实行西方三权分立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必须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制度。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特别是要限制官员、限制权力，把权力置于有效控制之中，禁止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司法妄加干涉，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关于法治观后感

　　法治观后感怎么写，法治之理想需要以理想之法治加以充实，而理想之法治只有在法治理想的驱动下才能得以实现，法治理想与理想法治。以下就是我整理的法治观后感，一起来看看吧!

　　一、法治—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重要理想目标

　　所谓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① 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是一种民主的治理模式。与法治相对应的是德治，其乃是指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的实现。② 法治之理念起源于西方，其根源于古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之人性恶论。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中就提出了“服从法律的统治”的理念，而随着社会关系的契约化，人们更以追求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为目标;而基督教哲学的人性恶理论促使西方人优先选择客观公正的法律而非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社会的治理准则。古代中国的先秦哲人也曾提出过“法治”之思想，但纵观中华历史，人治乃为主流。因为传统儒家 以“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为其法律哲学，同时其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君主才能治理好国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治的结果是专制，是社会运作的极度混乱和低效，因为个人的命令主宰了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命运，因为整个社会缺乏一套统一的治理规则。

　　那么德治呢?德治之“德”是个人之“德”还是社会整体之 “德”?若为个人之“德”，那么其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治，其与中国传统人治理念毫无本质差异，只不过于现今社会其有一套相应的选拔机制更加保证了德治者具有高尚的道德，这与世袭制相比显有进步，但难免百密一疏，而且人在不断发展变化，今天的我还是明天的我吗?德治之“德”若为社会整体之“德”，也即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有高尚之道德情操，那么可以说这种德治是全体社会成员道德的统治，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治理模式，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他们知道自觉的去遵守相应的规则，这比法治要进步的多，但这未免太过理想化了，法学论文《法治理想与理想法治》。于现实看来，中国不具有这样的大土壤，这种德治毕竟离我们太遥远了，其只不过是我们的最终理想，而法治才是理想的现实。

　　如果说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纲领，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与此相对应，德治(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统治)就是我们的最高纲领(理想目标)，而法治就是我们的最低纲领(理想目标)。因为共产主义社会虽然仍然有“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笔者注：即一种全体社会成员公认和共同遵守的道德)，但它不是法，因为它没有法所特有的阶级性，就像原始习惯一样，只是一种公共生活的社会规则，而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将与国家一起消灭在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中③;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完善，需要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而这一切都必须与法治社会的构建为基础，必须与法治模式的完善为契机。因此应该说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重要理想目标，但它不是我们的终极理想目标。

　　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理想的法治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那么该如何理解法治的.内涵呢，也即我们理想的法治是什么样呢?对于法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一种把法治看作实现国家秩序或社会治安的手段(笔者注：东方法治观)，另一种认为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笔者注：西方法治观)。④

　　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法治模式，因为我们有着自己的社会现实;我们亦不可因西方思潮的大举“入侵”而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以维护民族特点为借口而一概否定西方文明的科学合理性。我们只有在强调自我或本土的经验基础的同时也强调他者或域外的经验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以保持自我在与他者相遇时的精神结构上的弹性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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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须更新观念。依法治国是我国在治国方略上的根本转变，它必然要求我们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观念加以更新，尤其是"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30)"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3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以及主要靠政策、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办事的方式，根深蒂固。在观念上，亦有与之相适应的一套，如不加以更新，就很难在言行上自觉投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事业中去。对于需要更新的观念，有些前文已经涉及，如树立法律至上的原则，就是要改变法律"很不受重视"的观念等。这里，要着重论述如下几点：
第一，要改变重人治轻法治的观念。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法制有"不少是属于'人治底下的法制'，其所制定与实施的法律与制度，主要是为了加强行政权力对社会主体的管理、控制。"(32)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由于"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内在要求，治理国家的方式也将产生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原来多年形成的主要以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为转移的人治体制，转变到主要依据民主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来办事的体制上。治理国家靠什么？邓小平同志认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3)
只有从观念上、体制上和具体的制度程序上完成由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才能最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切实保障人民民主。
第二，要改变重义务轻权利的观念。权利和义务是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是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对推动依法治国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根本上讲，权利是属于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人民的，但在旧社会，人民的权利被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却要承担被强加的无数义务。后来，人民通过革命斗争，夺回了自己的权利。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重义务轻权利的观念，仍在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在相当一部分公职人员头脑中作怪，在实践中就表现为漠视以至侵犯人民的权利，而对加重人民的义务、负担，却习以为常。法治国家一个全局性的、根本性的要求及其价值取向的重心，是要保障人民的权利，一切非法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都是法治秩序的大敌。因此，必须树立权利观念，享有权利是人民承担义务的前提。当然，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要否定义务。马克思说："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享受权利就要承担义务，承担义务是为了更好地享受权利。
第三，要改变官贵民贱的观念。官与民是自有国家以来的一对矛盾。官与民的矛盾在旧社会常常表现为尖锐的对立，历史上"官逼民反"的事件屡见不鲜。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和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理论和宪法、法律上，官与民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和惯性的作用，有的干部、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一讲依法治理，就把治理的重点和对象放在老百姓身上，只想让老百姓严格守法，把老百姓管住，而自己则是居高临下的执法者、管理者。这是官贵民贱观念余毒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官"的地位和权力都是人民给的，"官"的衣食和工作、生活条件都是人民纳税、纳粮供给的，民是"官"的衣食父母。推行依法治国的方略，必须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官"要奉公守法，恪守职责，勤政廉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民的拥护和爱戴。
第四，要改变道德与法无关的观念。道德是以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来评价人们的各种行为，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并由人们的内心驱使和舆论压力发生作用的社会行为规范。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共道德和各种职业道德等之分。从观念形态和行为规范的角度说，它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立法时，人们的道德观念、意识形态、法律意识等通过立法者的立法活动渗透并且表现到法律中，影响着法律价值的道德取向，使法律呈现出良、恶状态。良法是实行法治、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之一。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执法主体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才能使其执法活动和结果合法、合理；执法客体亦须有良好的道德素养，才能使其行为不越法定界限一步。
第五，要改变无所作为的观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项艰巨而困难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全体公民、包括全体公职人员，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工作，亦不论是在什么行业、什么岗位上，都要为实现依法治国尽匹夫之责。现在，我们有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有中央已经确定的、经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姿态的热情支持和参与，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我们义无反顾地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打消无所作为的观念，充满必胜的信心，努力工作，积极参与，争取早日实现人民所期望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宁、人民幸福的法治状态。
简介：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1]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