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记》是明代文学家张溥创作的一篇碑文。文章的前半篇重在记叙，后半篇重于议论。通过记叙五人之墓建立的缘起、五人的功绩、为五人请求建墓立碑之人，热情洋溢地表彰了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五位市民的英雄形象，他们不畏强暴、伸张正义，具有“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精神品质。热情歌颂了五位烈士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
　　当时宦官魏忠贤专权，排斥异己，欺压人民。在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周顺昌后，市民奋起反抗。事后，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人们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将他们合葬在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作者于崇祯元年写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艺术上的精彩之处是运用夹叙夹议之法，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既描写事件的经过，又穿插了作者的爱憎态度。
　　就全篇来说，前半篇重在记叙，后半篇重于议论，而这两篇又不是截然分开的。借事发挥、明道正义，褒贬分明，语语从肺腑流出，感慨淋漓，激昂尽致，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全文以“义”为总纲，统摄叙事和议论。叙事是显其“义”，议论是明其“义”。叙事是议论的根据、基础；议论是阐明事迹的本质意义。两者形成有机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赞美歌颂五人（即市民）、周公、贤士大夫；抨击批判阉党、缙绅、苟且偷生的士大夫。文章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开头两节）叙述五人的死因、墓碑的由来，赞扬五人“激于义而死”，舍生取义的光荣显辉，直接点题。
　　开头叙写“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这里首先提出“义”字这个纲领。点明舍生取义，维护正义的三种人：即五人、周公和贤士大夫。也带出了所要抨击的主要对象：“魏阉”，“即除逆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这说明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横行一时的宦官魏忠贤“阉党”所建立的生祠，已被清除，而成为五人归骨之所，建墓立碑，“以旌其所为”。这本身就是大快人心之事，已显示了所要歌颂的三种人的光荣显帜，而作者还要加上一句：“呜呼，亦盛矣哉！”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件事也够盛大的了！对“阉党”也是极大的讽刺。借以突出正义得到伸张，令人感到扬眉吐气。
　　接着写从五人牺牲到今日墓葬还不到一年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何也？”这是说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为追求名利而附和“阉党”，同流合污的人，有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一说的，也已是很多的了，何况乡间普通无名的人呢！这是直接批判苟且偷生的士大夫，以及与“阉党”同流合污取得了一官半职的人。“独五人之��，何也？”这一叙述和设问，发人深思，引人遐想。既突出了五人死于义的光荣伟大，也是对那些“不义而生”、“不义而死”的批评。在行文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段（3、4两节）追叙五人死难，即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的经过。
　　先写周公被逮的具体时间，群众为之声义、送行和怒打魏阉派来捕人的爪牙。中间插叙主使逮捕周公的毛一鹭竟然躲藏到厕所里，才免去被打。体现了人民力量的伟大，魏阉的爪牙灵魂的丑恶。“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然在墓者也”。这说明“阉党”如何迫害五人的经过，揭露了“阉党”卑鄙无耻，说明五人正是苏州市民抗暴斗争的带头人与文章开头相呼应。列出他们五人的姓名，使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进一步体现作者对五人的赞扬。
　　接着写：“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赞颂五人死后亦无所损，也是对贤士大夫的表彰。
　　第三段（最后两节），论说五人死义，荣于身后，遗爱人间，对国家人民作出了一定贡献；有力抨击了变节易志的缙绅；点明作记的目的。
　　先以“嗟夫！”一声长叹引人注目，接着用两个反问句，把大阉之乱中易节变志的缙绅和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五人相提并论，突出五人死义的难能可贵。接着摆事实讲道理：魏阉假托皇帝命令，大肆逮捕有牵连的东林党人，终以苏州市民发愤之一击，不敢再以牵连之罪捕人，使魏阉犹豫不决，害怕正义，妄想篡夺帝位的阴谋，也难以立即发动。不能不说是五人力量所致。突出抗暴佳绩与前文“独五人之��，何也？”相呼应。
　　接着又以高爵显位者“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烘托五人品质崇高，强调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溢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又从反而设想：“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这正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冤案得到昭雪表彰，感到异常兴奋，以及对他们英雄行为由衷的仰慕与热情颂扬。意在说明高爵显位者，一旦抵罪的无耻行径，和五人相比，他们的身份极其卑贱，轻如鸿毛，而五人英雄行为，重如泰山。正因为这样作者进一步指明“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从而点出文章主旨。最后补写贤士大夫的姓名，不只是首尾呼应，也是对贤士大夫的表彰。
　　这篇文章最大特点，是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如实记录，议论是就事论事。例如说高爵显者，一旦抵罪的“佯狂不知所之”。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个名叫张瑞图官至大学士，是著名书法家。魏阉大造生词，找书法家题匾。当时有“南张北奎”之称的张瑞图是福建晋人。董其昌假托骑马跌伤了手，写不好。而张瑞图却感到受宠若惊，以至各地生祀碑文，大多是他写的。崇祯帝即位，张被列入逆案。他逃到家乡，御林军追捕紧急，他佯装已疯，衣衫褴褛，披头散发，满口胡言。在猪圈里爬来爬去，浑身猪屎，臭不可闻。当着御林军的面边走边拾事先放在路上的用粮食、芝麻、红糟拌制成的“猪狗食”。于是追军放过了他。（见湖北大学办的《中学语文》1986年第8期）
　　第二个特点，开头以“义”统摄全篇，记叙、议论以“义”为中心。通篇贯串着对比、映衬的手法，“义”本身就含有义和不义的对比。接着就以正义和邪恶对比，并穿插两者之间的斗争。比的结果是正义一面，生前伟大，死后光荣，有重于泰山；斗的结果先受残害，终得平反昭雪；精神长存，名留千古。邪恶一面，生前卑微，死后耻辱，轻如鸿毛。斗的结果，顿时身败名裂，永远消失。
　　第三个特点，是融叙事、议论、抒情、描写于一炉。如“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是叙事，而饱和着对阉党讥讽之意和鄙视之情。“呜呼，亦盛矣哉”是议论，亦充满赞扬之情。“意气扬扬，……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烈士头颅满是血迹，而颜色未变，是描写五人牺牲时的情态，也表现了作者对五人虽死犹生的赞颂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