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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游心影录(节选)
欧游心影录(节选)
梁启超
七 科学万能之梦
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最大的原因,就是过信“科学万能”。原来欧洲近世的文明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封建制度,第二是希腊哲学,第三是耶稣教。封建制度规定各人和社会的关系,形成一个道德的条件和习惯。哲学是从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理及人类精神作用,求出个至善的道德标准。宗教是从情的意的两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那现世的道德,自然也跟着得个标准。十八世纪前的欧洲,就是靠这个过活。自法国大革命后,封建制度完全崩坏,古来道德的条件和习惯,大半不适用于欧洲人的内部生活,渐渐动摇了。社会组织变更,原是历史上常态,生活就跟着他慢慢蜕变,本来没有什么难处。但这百年来的变更却与前不同。因科学发达结果,产业组织,从根柢翻新起来。变既太骤,其力又太猛,其范围又太广,他们要把他的内部生活凑上来和外部生活相应,却处处措手不及。最显著的就是现在都会的生活和从前堡聚的村落的生活截然两途。聚了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市场上或一个工厂内共同生活,除了物质的利害关系外,绝无情感之可言,此其一;大多数人无恒产,恃工为活,生活根据,飘摇无着,好象枯蓬断梗,此其二;社会情形太复杂,应接不暇,到处受 *** ,神经疲劳,此其三;劳作完了想去耍乐,耍乐未完又要劳作,昼夜忙碌,无休养之余裕,此其四;欲望日日加高,百物日日加贵,生活日日加难,竞争日日加烈,此其五。以上所说,不过随手拈出几条,要而言之,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内部生活,本来可以凭宗教哲学等等力量,离去了外部生活依然存在。近代人却怎样呢·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变而来,那里有什么上帝创造·还配说人为万物之灵吗·宇宙间一切现象,不过物质和他的运动,那里有什么灵魂·更哪里有什么天国·讲到哲学,从前康德和黑格尔时代,在思想界俨然有一种权威,象是统一天下,自科学渐昌,这派唯心论的哲学便四分五裂。后来冈狄的实证哲学和达尔文的《种源论》同年出版,旧哲学更是根本动摇,老实说一句,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依着科学家的新心理学,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不过物质运动现象之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对待,就根本不成立;所谓宇宙大原则,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试验得来,不是用哲学的方法冥想得来的。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这种法则,其实可以叫做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不过旧派的前定说,说运命是由八字里带来或是由上帝注定,这新派的前定说,说运命是由科学的法则完全支配,所凭借的论据虽然不同,结论却是一样。不惟如此,他们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根据实验心理学,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什么相干·如此说来,这不是道德标准应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新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象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诸君又须知,我们若是终久立在这种唯物论的机械的人生观上头,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同是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总之,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无奈当科学全盛时代,那主要的思潮,却是偏在这方面。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自注)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原载1920年3月上海《时事新报》
〔鉴赏〕 1917年,梁启超辞去段祺瑞 *** 财长之职后,决心脱离官场,赴欧进行考察。1918年12月,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出游欧洲,历时一年多。对英、法、德、意、比等国作了实地考察,于欧洲的经济与文化有所了解后,梁启超在1919年10月写下了《欧游心影录》。《欧游心影录》分上下二篇,上篇为《大战前后的欧洲》,下篇为《中国人之自觉》。因涉及梁启超对东西文明关系的基本立场,所以引人注意。尤其是他对科学万能说的抨击,格外耀眼。《欧游心影录》对当时学术界思考东西文明关系问题和科学与人生观关系问题,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因而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一部重要论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问题有了充分的暴露。西方有些人想从东方文明中寻找精神支柱,中国一些学者也跟着讲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了,认为东方精神即将复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就是反映此种心态的代表作。从时间上说,梁启超倡导于前,而梁漱溟响应在后。梁漱溟将《欧游心影录》的部分内容,作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附录之一。梁启超引用了美国名记者赛蒙的话:“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拨救我们”。梁启超起初“还当他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梁启超以为,人总要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但近来欧洲人却没有了这一精神支柱。“最大的原因,就是过信‘科学万能’。”照梁启超的说法,欧洲文明原先有三个来源:一是封建制度,二是希腊哲学,三是耶稣教(基督教)。自法国大革命后,封建制度崩溃了。由于科学的发展,把宗教冲掉了:“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并把道德也冲得一塌糊涂了:“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是“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托庇于科学而建立的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占据了统治地位,形成了“强肉弱食”的局势。在“强权主义越发得势”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的人生观,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科学的成功与物质的进步,“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比沙漠中迷路的旅客,远远望见前面有个大影子,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走出迷途。不料赶上几程子,影子不见了,于是陷入无限的凄惶失落之中。“影子是谁·却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的强大压力下,以伦理道德为本体的传统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至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再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新文化运动,赛先生(科学)一直被国人奉为座上宾,很少有人对它进行过全面深刻的反思。梁启超在欧洲转了一圈后,认为科学的昌明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却造成了无数的灾难。他认为,科学大梦的幻灭,必将成为欧洲思想变迁的一大关键。他向国人宣告,“科学万能梦”再不能做下去了,这实在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不过梁启超并未走向极端,他只是不再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了,并未得出科学本身已经破产的结论。梁启超认为,科学的发展,在造就物质文明的同时,把人们一切的内部生活与外部生活,都归到了“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否认了意志自由。梁启超以为,科学日益昌明以后,一方面冲击了宗教的世界观,把人们的道德标准冲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科学把自身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宗教,企图为世界定下一个不变的标准。科学的“必然法则”,与以往讲运命由八字带来或上帝注定的旧派命定说相比,是“变相的运命前定说”。这一说法,为玄学派的中坚人物张君劢所继承。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是主张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而爆发的。“科学上之因果律,限于物质,而不及于精神……人类活动之根源之自由意志问题,非在形而上中,不能了解。”(《人生观之论战序》)在张君劢看来,人的一切活动,是以自由意志为根源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我”,“我”的活动出于意志自由,人生观具有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单一的特点,决非科学所能解释。因果律就是梁启超说的,“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必然法则”与自由意志的截然对立,是张君劢主张的思想来源所在。在探究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时,不应当忘却前路先驱梁启超。
在欧游心影录中谁提出我们的爱国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提出“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当时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当时最大的进步是什么梁启超对科学的价值深信不疑。他认为,西方所以能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走向现代,归根结底,端在科学的赐予。这不仅是指科学技术造就了令今人目眩的物质文明,更主要的是指它导致人类精神的大解放。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及其进化论的发现确立了人类的真正位置,上帝造人说被打破,人类愈加自信事在人为,对未来寄予无限的希望,“像一盏明灯引着我们向希望路上行”。所以,他说:“现代文化根柢在哪里,不用我说,大家当然都知道是科学。”再顽固的人,现在也不能不承认科学的价值,而民国以来最可喜的“新气象”就是“科学的组织、科学的经营、科学的技术,一步一步的在我们实业界中得地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地认识到“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是必然的趋势。梁启超称科学社是“一个关系中国前途最大的学问团体”,这也足见他将科学的发展视作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他相信中国人不缺乏智慧,定可成为一等的“科学的国民”。同时,他还时常发表演讲,宣传科学。晚年的梁启超因协和医院的误诊,成为严重手术事故的受害者,一时舆论哗然,致有“科学杀人”的说法。但病中的梁启超却发表文章,主动为协和辩护。他说:“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所以,当时有人称梁是“为科学而献身”,看来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在梁启超看来,要推动中国科学发展,还须对以下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其一,重要的是倡导科学精神。梁启超认为,国人对于科学抱有不正确的态度,除了受传统的“道器”观影响而轻视科学外,便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往往将科学研究的结果与科学本身的价值混为一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正因如此,洋务时期有人奖励制船造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至今学校都在教数理化,“但总不见教会人做科学”;更多的人更是错误地认为科学只是从事理工科的人的事,与自己无关。实则,科学本身的意义即在于它体现着一种最可宝贵的精神——“科学精神”。何谓“科学的精神”?梁认为就是求真的精神。“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中国文化正因缺乏此种科学精神,故犯有“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的病疾。中国欲发展科学,必先治固疾,但这“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其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共生并长,相辅相成。梁启超强调,自然科学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科学,二者共生并长,相辅相成。西方现代科学肇端于文艺复兴时代,而文艺复兴的主要任务和最大的贡献却是美术。从表面看,美术是情感的产物,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互不相容,何以“这位暖和和的阿特先生,会养出一位冷冰冰的赛因士儿子”来呢?究其原因,在于二者有共同的母亲,就是“自然夫人”,即源于“观察自然”。梁希望中国将来能有“科学化的美术”与“美术化的科学”。他强调,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间存在的普遍现象。文艺复兴促进了科学发展,而随着19世纪以来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的发展,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等,哪一个人文社会学科不深受其影响?当然,梁的命意所在,更多地还在于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自觉接受科学精神的指导。所以,梁在努力研究国学的同时,复与蔡元培等一起出任中国科学社董事会董事,又常常教导专攻建筑学的梁思成要多读历史、文学方面的书,这显然是出于文理要兼通的思考了。
其三,科学非万能,为避免科学的误用,须倡导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谐调。19世纪末,西方工具理性的发展已导致科学崇拜即“科学万能”论的出现。欧战前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人们反省现代西方文明科学与人文失衡的重要表征。所以,梁的《欧游心影录》所传递的信息确为西方思潮变迁的“大关键”,而非所谓的“谣言”。在其后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中,梁启超明确指出,丁文江的“科学万能”论与张君的“轻蔑科学同一错误”。他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例如,人类的情感生活,尤其是美感与爱意,就难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统一设定,这就不能不尊重人类的主观与直觉。他最后断言“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固然有失武断,但他强调科学非万能却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他在后来曾强调指出,“科学不但应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使“两者打成一片”,那末我们也可以认为,他实际上已经化解了自己的武断。因此,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梁客观地看到了科学自身的局限,而在于他能缘是以进,提出物质生活须与精神生活相调和,即科学须与人文相统一,这一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梁启超说,科学的进步是不能也不应抗拒的,“但科学勃兴之结果,能使物质益为畸形的发展,而其权威亦益猖獗”,我们不能重蹈西方覆辙,须考虑“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能避免“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至此,我们可以将梁启超的科学观做如下概括:科学是现代文明的根柢,尤为中国所必需;中国欲发展科学,应首重科学精神的倡导;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要互相渗透;要重视欧战的启示,科学非万能,在尊崇科学的同时,应提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这样科学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
在梁启超看来,要推动中国科学发展,还须对以下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其一,重要的是倡导科学精神。梁启超认为,国人对于科学抱有不正确的态度,除了受传统的“道器”观影响而轻视科学外,便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往往将科学研究的结果与科学本身的价值混为一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正因如此,洋务时期有人奖励制船造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至今学校都在教数理化,“但总不见教会人做科学”;更多的人更是错误地认为科学只是从事理工科的人的事,与自己无关。实则,科学本身的意义即在于它体现着一种最可宝贵的精神——“科学精神”。何谓“科学的精神”?梁认为就是求真的精神。“科学所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中国文化正因缺乏此种科学精神,故犯有“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的病疾。中国欲发展科学,必先治固疾,但这“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其二,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共生并长,相辅相成。梁启超强调,自然科学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科学,二者共生并长,相辅相成。西方现代科学肇端于文艺复兴时代,而文艺复兴的主要任务和最大的贡献却是美术。从表面看,美术是情感的产物,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互不相容,何以“这位暖和和的阿特先生,会养出一位冷冰冰的赛因士儿子”来呢?究其原因,在于二者有共同的母亲,就是“自然夫人”,即源于“观察自然”。梁希望中国将来能有“科学化的美术”与“美术化的科学”。他强调,这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间存在的普遍现象。文艺复兴促进了科学发展,而随着19世纪以来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的发展,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等,哪一个人文社会学科不深受其影响?当然,梁的命意所在,更多地还在于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自觉接受科学精神的指导。所以,梁在努力研究国学的同时,复与蔡元培等一起出任中国科学社董事会董事,又常常教导专攻建筑学的梁思成要多读历史、文学方面的书,这显然是出于文理要兼通的思考了。
其三,科学非万能,为避免科学的误用,须倡导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谐调。19世纪末,西方工具理性的发展已导致科学崇拜即“科学万能”论的出现。欧战前后,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人们反省现代西方文明科学与人文失衡的重要表征。所以,梁的《欧游心影录》所传递的信息确为西方思潮变迁的“大关键”,而非所谓的“谣言”。在其后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中,梁启超明确指出,丁文江的“科学万能”论与张君的“轻蔑科学同一错误”。他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例如,人类的情感生活,尤其是美感与爱意,就难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统一设定,这就不能不尊重人类的主观与直觉。他最后断言“关涉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固然有失武断,但他强调科学非万能却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他在后来曾强调指出,“科学不但应用于求知识,还要用来做自己人格修养的工具”,使“两者打成一片”,那末我们也可以认为,他实际上已经化解了自己的武断。因此,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梁客观地看到了科学自身的局限,而在于他能缘是以进,提出物质生活须与精神生活相调和,即科学须与人文相统一,这一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梁启超说,科学的进步是不能也不应抗拒的,“但科学勃兴之结果,能使物质益为畸形的发展,而其权威亦益猖獗”,我们不能重蹈西方覆辙,须考虑“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能避免“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侪对于本国乃至对于全人类之一大责任也”。
至此,我们可以将梁启超的科学观做如下概括:科学是现代文明的根柢,尤为中国所必需;中国欲发展科学,应首重科学精神的倡导;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要互相渗透;要重视欧战的启示,科学非万能,在尊崇科学的同时,应提倡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科学与人文的协调发展,这样科学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
本文标题: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读后感(一路迎着风遇着雾下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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