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意独怜才》这本书的作者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写的，随笔性质，多篇文意结集。

从3月31日开读，4月13日结束，用时14天，每天晚上睡前有空的话，看几篇，算是粗过一遍。

买这本书时，早，在20xx年。当时正在研究如何读书，如何学习这个专题，所以网上到处搜这方面的.书。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就找到了张五常，内容好象是涉及如何学英语方面的。当时对张的了解，仅限于狂和有才，但反过来一想，狂也要有资本，张五常肯定有牛人的个人特质。所以就买了包含如何学英语这篇文章的书—《吾意独怜才》。

读一本书就象跟一个人对话，张五常，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人，这从他小时候下棋就很好可看出，也能从他少年时不管玩什么都出类拔萃可看出。这个人能有大成就，还有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琢磨”的本领。

试举一例，张五常在少年时期，为了研究出更好的弹弓，而彻夜不眠，并且还真让他琢磨出来！第三个特质，张五常学东西都是重理解不重记忆，重贯通，重视知识体系的构架。第四个特质，能吃苦。这个虽然他没说，但从只言片语中，还是能体味到。

张还有个观点，就是第一条其实并不重要，其余三条才重要。他有这样的观点，我心生欢喜，立刻觉着这个原本可爱的老头更加可爱许多。

一 科斯的核心观点
为什么存在企业？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如何确定？企业的规模如何决定？科斯对以往经济学家，特别是奈特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在本文中提出了新的观点。他发现传统观点没有注意到市场机制是有成本的，也就是说忽略了交易费用。他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认为存在着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即市场配置资源和企业配置资源。他之所以认为这两种方式不同是因为他认为市场是靠价格机制达成交易，存在交易费用，企业是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存在着组织费用。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的存在可以降低配置资源的成本。企业的规模或企业的边界的决定标准是：“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
二 对该论文的进一步解释
科斯觉得配置资源的方式并不是只有价格机制，还有企业内部的命令。生产可以是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依靠价格机制进行，但为什么组织存在呢？科斯显然把企业看作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正如他所说，“我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把企业看作一种与价格机制可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传统理论把企业视为一个黑箱，这个假设可能限制了人们想到这一点。
为什么存在企业？科斯认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在他看来除了明显的发现价格的成本，还有谈判和签约的费用等，另外企业有利于达成长期的契约。他认为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时要签订一系列的契约，而在企业内组织生产契约的数量要大大减少，“一系列的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为了强调在企业内部配置资源依靠的是行政力量，他指出，“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它可以是固定的也可是浮动的）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契约的本质仅在于它限定了企业家的权力范围。只有在限定的范围内，他才能指挥其它生产要素”。他接着对纳特的关于企业为什么存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既然组织能够消除一定的成本，为什么所有的资源不是仅由企业来进行配置呢？科斯提出了三个原因：一，企业扩大时，企业内部追加交易的成本可能会上升；二，组织交易增加时，企业在配置资源时获取不能成功的将它配置到价值最大的地方；三，企业的扩张大可能造成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同时，他还注意到，交易事实上并非像前面假设的那样是同质的。他认为，影响企业规模的要素包括组织成本、企业家犯错误的情况、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等。但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中不是仅存在一个企业吗？
接着，科斯对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奈特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首先批驳了把企业的存在归结于劳动分工的观点。但是，分工可以依靠价格机制实现，也可以依靠企业实现。因此，这不能解释为什么二者之间的替代。然后他又批驳奈特的观点。奈特首先肯定不确定性的存在，它使得首要的问题是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做而非实际执行，生产因而存在着风险；由于对待风险的态度上的差异，有些人愿意更多的承担风险，向其他人支付有保证的工资并以此控制他人的行动。科斯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批驳。不过，我没有完全看明白。
传统企业理论在分析时总是假定单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然后用边际方法分析企业的规模。科斯指出这一假设与现实相悖。他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如何确定一个企业生产多少种产品以及每种产品生产多少?
三 深入思考的问题
1、科斯提到，“企业或许就是在期限很短的契约不令人满意的情形下出现的”？如何理解这句话呢？人们有时期望通过签订长期契约而非一组短期契约来节约交易费用或者减少风险。不过，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
2、科斯认为存在着企业的边界，而张五常则认为企业的边界不存在。为什么张五常认为企业的边界不存在呢？

第二点创意，这又回到前面重温《中国的未来》时详尽谈及的分成（佃农）合约。
　　新制度经济学或产权经济学或交易费用经济学所提出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是，私产（市场）制度是促成经济增长的妙方，而张五常确认了真正有意义的科斯定律的版本是“私产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在中国之前，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也是，政府先界定私产，然后放手让私人通过市场进行竞争，在斯密所称的“无形之手”的推动下为着私利而动，却达到增进社会福利的结果。
　　然而，中国的经验却开辟了一个新大陆：地区竞争制度的本质是县作为土地承包人与商人签订分成合约，产权不是事先界定好再签订合约安排生产（注意，这里的合约是指狭义的合约，即市场条件下私人之间签订的合约），而是在签订分成合约的同时既界定了土地的权利，又安排了生产。这就是张五常在这一系列文章的“之九”中说的那句“中国的惊人经济增长，不仅是私产与市场那么简单，而是能成功地把土地的权利界定织进市场的合约中。”的含义。在这里，前面论述第一点创意时我们辛辛苦苦区分开来的广义合约与狭义合约的界限被打破了，或至少是被模糊了。它既是界定产权（具体是指土地的产权）的（广义）合约——它是一项土地制度——，又是安排生产（主要是指工业）的（狭义）合约——县扮演着一个类似于生产合作者的角色与商人签订合约，县与商人相当于是合资办工厂，县以土地资产来投资，通过收取增值税来分享工厂运营所产生的收入（注意，不是利润）。
　　其实想深一层，张五常在“之九”中谈到中国的三个经验，前面谈到的是第二个经验，而第一个经验是中国通过层层承包的方式实现了“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去”。注意，这里说的“合约”不是指狭义的市场合约，是指广义的界定权利的制度合约，以前张五常习惯的说法是“从以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即私产）”。也就是说，中国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变迁，是界定权利的方式转变，但实现的方式却也是市场合约（承包合约）！在这里，狭义合约与广义合约的界限又模糊了。
　　第二个经验是合约同时是界定产权的广义合约，又是安排生产的市场合约；第一个经验是以市场合约的形式来实现界定产权的广义合约的转变。或者，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的改革”——广义合约与狭义合约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么，这种广义合约与狭义合约交织融合有什么好处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好处，张五常已经在解释地区竞争制度时重复又重复地申述了很多次，那就是地区之间竞争空前地激烈，成为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张五常在最早谈及这种“中国经济制度”的独特之处的文章——《还不是修宪的时候》——中指出过一次，后来就没有再提，但我认为那可能是比上述的地区竞争激烈更为重要的好处。
　　关于这一点好处，《还不是修宪的时候》一文是这样陈述的：“原则上，在层层承包下界定的私人财产，一个人受到侵犯所有的人都受到侵犯！……原则上，在上述的组织制度下，侵犯私产会因为有组织的维护而来得困难了。……这里提出的中国宪法精神是倒转过来，以组织安排使所有的人有意图维护个人利益，这绝妙。”也就是说，在层层承包再加本质是分成合约的增值税制（该文只提了前一点，皆因当时张五常对于增值税制是分成合约的本质还没有弄得很清楚，所以没有提及，但从前后文的内容来看，实际上是包括后者的），私产受侵犯影响的不仅是那个私人，甚至包括他所在的工厂、所在的县乃至全国。因为这个人的私产受侵犯后会削弱了他的生产意愿，造成工厂的产出与收入减少，参与收入分成的县减少了增值税收入，而国家（中央）也参与了增值税的分成，于是国家的收入也减少。这样，无论是工厂、县还是国家都有利益上的驱动力去保护私人的产权，而不仅仅是像西方国家以法律形式界定私产，靠的是良好的法律制度与遵法、护法的法律精神这些远为抽象与难以短时期内培养、建立起来的东西。当然，这决不等于法治就不需要了。恰恰相反，正因为有切身的利益驱动，各级各层的组织都有动力维护私产，久而久之，这种本来源自利益驱动的习惯就会沉淀成为坚固可靠的法治精神。人类的文明，有哪一种不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呢？这样积淀起来的法治精神，不是比反复说教的普法教育要行之有效得多吗？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法治（宪法），一旦移植到其它国家，几乎没有不走样变味的。究其原因，无非都是因为这些国家既没有严格界定私产并予以保护的权利法案，也没有真正把宪法中的规定当一回事的法治精神，于是宪法不过是空头合约，成了一纸虚文。没有利益基础，法治精神的培养终究是无本之源，至少也是根基不稳。
　　再进一步看，即使是西方国家，一旦利之所在，违反宪法、损害私产的行为也是屡见不鲜（最典型的要数价格管制条例），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往往被多数人以“民主”的名义施以暴政。而中国这种通过市场合约来同时界定私产的形式，却恰恰是使所有人都有意图维护个人利益，否则他们自己的利益也受损。于是这就变成少数人的个人利益被多数人以“自私”的动机加以保护，不知道这可不可称为制度安排中的“无形之手”。
　　这第二点的创意程度远比第一点要高得多，虽然原则上如果把地区竞争制度的分析融会贯通了，读者也应该可以自行推想出这些内容，但其逻辑链条要比第一点的间接模糊得多。因此，对于第一点是否算创意，我不是很肯定，但对于这第二点，我是十分肯定地认为是创意无疑。
　　第三点创意，是这一系列中的“之八”里提到的一个堪称创意极新的观点：“增加租值消散的安排，只有在集体性的选择可以出现。”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博弈论中有对集体选择的分析、社会学中也有关于集体选择的理论等等，已经提出类似的观点，因此不算是创意。虽然目前为止还不能很清楚地了解张五常这一观点的确切含义及其内在逻辑是什么，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与博弈论或社会学的观点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只是表面上相似而已，实质一定是大不相同的。这就有如，张五常指出斯密只认识到自私之利，而没有认识到自私之害。一般的外行乃至即使是学习经济学、但没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背景知识的人看来，这种观点纯粹老生常谈，任何一个道德家都会反复念叨“自私有利也有害”。但张五常看自私之害，可不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看的，而是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的（自私的人在某些局限下，会发现增加交易费用对他更有利），这跟道德家那种真正才是老生常谈的论调完全不相干，形似而神不似也。
　　张五常在“之九”对这一观点的论述十分简略，是留了一手的，在没有进一步的论述之前，单凭既有的信息，这一观点的确切含义还不是很清楚。

我很喜欢经济学，虽然我不是很懂大部分的理论该怎么应用到实际，但是就是很喜欢，就像自己喜欢金融一样。正因为理论和实践的脱节，所以对理论的认识也只是浮在表面上。
　　 读了张五常先生的《卖桔者言》让我感触很深，我才渐渐明白该怎么去学习理论，该怎么去质疑，该怎么去研究。
　　 在该偏文章中，张五常先生着重探讨了市场和价格定价理论。在经典经济学中，如果采取价格歧视定价，那么消费者剩余将被极大的榨取，生产者获取的剩余也会增加。价格歧视定价有前提条件：市场分割和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不同。张先生通过自身年夜时在香港市场上卖桔，来切身体会价格歧视的做法、条件和效果。
　　 而根据实际卖桔的情况，在开始时要价都很高，且针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有意将价格提高，给消费者来侃价，这时价格的高低主要受双方侃价能力的影响。到11点天下雨后，要价也因此降低，当然成交价格也随之改变。午夜之后，因为买方侃价能力强，所以成交价格价格也很低。
　　 同一天晚上，价格却可以千差万别，但是这种价格歧视的实现却与经济学教材上写的不太一致，主要表现为市场或者顾客分开：一般认为同时同地将顾客分开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中由于家fede讯息费用相当高，且这讯息买者比买者知得多，只要买者相信自己议定的价格够便宜，他便不会去浪费时间查询，而且很多时候也无处查询，因为买者也不太会公布自己的买价。另一方面，顾客的需求弹性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张先生觉得信息少的人付价较高，信息多的人付价较低，而信息多寡和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他认为价格歧视的理论还是存在着很大问题。
　　 其实，我觉得张先生讲的也不完全对。他在一天卖桔，但是多个顾客到来的时间是不同的，他卖给多个顾客的也可以看成是一个一个卖的（如果同一时间的一般也会只按一个价格来卖），其实通过时间的不同还是将顾客市场区分开了。这样几乎可以达到第三种价格歧视的状态。而对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问题，我觉得这只会影响到双方的侃价能力，在卖桔的价格决定过程中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但是这点并不影响市场分割的条件有效性。
　　 对于第二点，我想经典价格歧视条件主要针对的是信息完全和无交易成本下，如果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性越大，适用于低价方针。但是实际情况中，存在着摩擦的情况下，这种理想的状况似乎体现得不强，反而交易成本和信息掌握情况在价格决定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由此引发我的感想，那就是原来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和信息掌握程度对交易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使得原来完美的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些内容反而作用不是很大。但是这并不是说原来的理论不对，只是适用条件不对。因此，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对经典的理论妄加评论，而是应该尊重前人的理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找出更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条件，并加以研究，使之更适用于我们的生活。
　　 当然，张老师的这种实践精神和思考方法还是十分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通过这个例子他教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学习，怎么样联系实际，并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这才是真正的学习之道，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学习，而实际上多部分人士做不到的。在今后的学习中，我应该继续学习，尤其是当现在工作时，这种学习方法会更加可能成为现实，应用于现实生活是学习的最终目的，我将会继续努力的，争取做一个博学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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