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是李渊起兵,倒不如说是他的儿子李世民起兵更帖切些。隋末,因隋炀帝无道,以致天下大乱、义兵四起。太原留守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当时只有18岁,但是却胸怀大志,眼见得大厦将倾,李渊却毫无夺取天下的意图,心中怎能不急？但是他年青德薄,只有先通过父亲这一关。于是儿子数次劝说父亲起兵,但是都没有成功。可见李渊的志向并不是很大的。那么李世民又做了什么呢？
这个时候两个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两个人,是一对朋友,一个叫刘文静,一个叫裴寂。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好友,裴寂是李渊的好友,也是李渊的属下,官封晋阳宫副监,专管隋炀帝的宫人（就是太监和宫女）,李世民听说刘文静认识裴寂,于是打起主意来。《旧唐书——列传第九——裴寂、刘文静》详细记载了如下的事：“时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见寂为高祖所厚,乃出私钱数百万,与寂博戏（赌博）,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太宗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于是有一天裴寂请李渊饮酒,李渊被灌得大醉,就睡了过去。裴寂便将一名隋炀帝留在晋阳宫的宫女推到了李渊的床上。李渊醒后大惊,睡了皇帝的女人,还能活吗？这时裴寂便向李渊摊牌：“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若何？”李渊又恼又怕,只得说：“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1哪里有镇压，哪里就有反抗 2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3得民心者得天下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魏征死后，唐朝太宗皇帝的感慨之悟，早已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唐皇李世民的镜子理论帮助他辅佐李渊灭隋建唐，继而开创贞观之治的宏图伟业。而当这一切成为历史，李氏父子亦成为照耀后世的一面镜子。不过，对历史这面镜子的观照，并不像端坐在铜镜前整理仪容那样简单，因为历史的确有可能像一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被人涂抹修饰一番。
读《大唐创业起居注》（以下简称《起居注》），我们至少可以别具一眼，得窥李氏父子之一面，特别是与后世所修新、旧《唐书》中不同的一面。
首先，关于起兵反隋。《新唐书·高祖本纪》：
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耶？”
这一条材料，给我们展现了李渊与次子李世民截然不同的形象。李世民深谋远虑，甚至未卜先知，“知隋必亡”，暗地里展开了一系列的造反准备工作，“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为说服父亲又策划断其后路，将之“逼上梁山”。反观李渊，在起兵这件事上，不惟被动，毫无头脑，步步为李世民牵引，自己的心腹（裴寂）与儿子已经暗地准备造反，自己也毫无所知。当阴谋变为阳谋，李世民“入白其事”，他竟愚蠢到要“执世民送官”，难道他认为大隋的法律对他这位唐国公、造反头目的父亲会网开一面么？幸亏史官写这一笔的时候，在“不许”前嵌入一“阳”字，稍稍为我们的高祖皇帝挽回了些许面子。
《资治通鉴》记述李氏父子起兵这件事与两《唐书》大致不差，主谋是李世民，李渊只是在最后时刻感慨一声“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从之耳”。而《起居注》所记起兵一事与两唐书、《资治通鉴》颇有出入。《起居注》卷一：
炀帝后十三年，敕帝为太原留守……帝遂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秦王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后突厥……数侵马邑……（马邑郡守王）仁恭等违帝指踪，遂为突厥所败……隋主……遣司直驰驿，系帝而斩仁恭。……时皇太子在河东，独有秦王侍侧耳。谓王曰：“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在《起居注》的记载中，李渊才是起兵事件的主谋和总指挥官，建成和世民只是配角。李渊起兵不惟是时局大势之趋，亦带有时事偶然的性质。倘若没有兵败突厥，隋炀帝没有加罪于李渊与王仁恭，李渊即使早有反意，也可能需要一个更为恰当的时机。因此，从情理上揆度，《起居注》所记起兵事宜更近当然，而后世所修史书皆有拔高美化李世民之嫌疑。
其次，关于李渊的才干。

乱世出豪杰，时势造英雄，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唐高祖李渊是出类拔萃的一个。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地方势力纷纷倚兵自重，农民起义瞬间风起云涌，先后有上百支队伍树起了反隋大旗，隋朝大厦在烽烟四起中飘摇。在诸多反隋势力中，李渊不显山，不露水，起步也较晚，却能够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一马当先攻下长安，并笑到了最后。从大业十三年（617）六月起兵反隋，到武德元年（618）五月称帝建唐，前后只有一年时间。
在历史上，刘邦草创西汉用了7年，刘备立足西蜀用了33年，石勒图霸中原用了25年，拓跋复兴故国用了11年，阿保机扬威草原用了10年，元昊图霸西北用了6年，铁木真崛起漠北用了22年，朱元璋驱除鞑虏用了16年，与他们相比，李渊只用一年就奠定了大唐基业。纵观历代通过沙场征战改朝换代的开国皇帝，像李渊这般沉稳、老练、缜密、果决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让笔者与您重新认识这位被低估了的开国皇帝。
李渊（566—635），祖籍赵郡（今河北邢台），祖父李虎，西魏时官至太尉，成为著名的“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唐国公；父亲李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起兵造反谈何容易，杨玄感就是例子。再者，当时朝野一度流行“李氏应为天子”（《北史》）的谶语，也让隋炀帝对表哥李渊“多所猜忌”。为此，李渊不得不“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旧唐书》），韬光养晦，隋炀帝也渐渐待之如初。大业十二年（616）四月，李渊击败甄翟儿起义军后，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太原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饷丰沛，可“支十年”，套用李渊的话，“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大唐创业起居注》）。自此，李渊起兵之心已定。
大业十三年（617）六月，在除掉隋炀帝安插在太原的心腹王威、高君雅后，李渊在晋阳起兵，顺势攻取西河（今山西汾阳）。八月，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县）。九月，李建成率军趋于灞上，李世民率军直取长安，形成了对长安的包围之势。十一月，李建成部下雷永吉用云梯首先登上城墙，长安守将顷刻瓦解。进入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为皇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迅速控制了长安局势，总理万机。义宁二年（618）五月，李渊称帝，建立大唐帝国。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灿烂辉煌的大唐帝国时代。
从晋阳到长安，从起兵到建唐，从大业十三年（617）六月到武德元年（618）五月，前后正好一年。一年，弹指一挥间。李渊为什么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能如此迅速地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呢？笔者认为，除了家世显赫、政治老练、粮草充实、兵马强壮外，还在于李渊能够广泛招揽吸收人才、注重善待士庶百姓、提前解除后顾之忧、积极寻求外部支援、精准把握出兵时机、果断调整作战思路、尽量减少敌对矛盾。而后面提到的这一系列举措，恰恰是李渊在短时间内能够脱颖而出，成功缔造大唐帝国的决定性因素。
但凡有大志的人，通常都会招纳英才组团队，广树恩信结人缘，李渊也不例外。杨玄感叛乱后，隋炀帝命李渊镇守弘化郡，兼知关右诸军事，以备防御。期间，李渊“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旧唐书》），积极培植私人势力。镇守太原后，李渊又命李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在太原“密招豪友”，二人皆能“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于是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商纷纷拥护李渊，裴寂、刘文静、武士彟、许世绪、唐俭等人成为李渊的左膀右臂。
除了结纳英俊豪杰，李渊还取悦于民，施恩于民，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攻取西河后，李渊“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尉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同时“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通谓之义士”（《资治通鉴》），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来降”，三秦士庶纷纷前来归附，李渊“礼之，咸过所望，人皆喜悦”（《旧唐书》）。攻打长安时，李渊“命各依垒壁，毋得入村落侵暴”（《资治通鉴》）。占领长安后，李渊又“约法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者死”（《新唐书》）。这些做法，使李渊的威望直线上升。
领兵打仗，不仅要瞻前，还要顾后。李渊起兵前，曾受到过突厥的寇掠，“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资治通鉴》）。突厥是北方一个古老而又显赫的民族，隋朝初年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隋末战乱之际，两大突厥部落趁机迅速统一，重新振作，雄居漠北，力控西域，高视阴山，且“有轻中夏之志”（《旧唐书》），对中原地区特别是晋阳一带构成了极大威胁。李渊起兵南下，首先要解决突厥这一后顾之忧
为此，李渊派人出使突厥，并“自为手启，卑辞厚礼”，一度称臣于始毕可汗。始毕可汗表示“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不久便“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后来，李渊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向始毕可汗借兵，果然又有“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来至”（《资治通鉴》）。两次出使，不仅消除了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巨大威胁，同时又将突厥引以为援，联兵南下，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李氏集团来说是至关重要和非常值得的。后院稳固，前方作战才能势如破竹。
李渊是一个谨慎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洞察时局、把握时机的人。早在大业九年（613），窦抗就劝李渊起兵，李渊以“为祸始不祥”（《新唐书》）拒绝。大业十一年（615），夏侯端以“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劝李渊举事，李渊虽“深然其言”，却按兵不动。大业十二年（616），唐俭等人又劝李渊起兵，李渊仍表示“将思之”（《通鉴纪事本末》）。在李渊看来，隋朝统治势力虽然衰减，但仍不可小觑，贸然起兵必然会一败涂地。一直等到“百姓苦役，天下思乱”（《隋书》），农民起义全面爆发之时，李渊才发力。
李渊起兵时，恰逢李密、窦建德、杜伏威均在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牵制了隋军主力，隋炀帝本人也坐镇江都。这样一来，长安反倒成为隋朝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自古即有“得关中者得天下”之说，谁占据关中，谁就能掌握主动权。战机稍纵即逝，李渊抓住关中空虚这一时机，一路绕过阻碍，兵锋西指，乘虚入关，直取长安。这支“鼓行而西”的生力军如同一把尖刀，径直插向隋朝的腹心地带，最终抢先占据了长安。长安是隋朝国都，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李渊以长安“号令天下”（《资治通鉴》），可谓走出了一条捷径。
占据长安后，李渊担心成为众矢之的，没有急于称帝，而是重新打出了尊隋的旗号，架空隋炀帝，把年仅13岁的杨侑立为皇帝。杨侑名为皇帝，其实不过是李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而已。李渊此举，一方面可以避免担上谋反罪名，缩小敌对面；另一方面可以打着安定隋室的幌子公开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同时，李渊对有功之臣和隋朝旧臣大肆封赏，以收买人心。义宁二年（618）四月，隋炀帝被杀。秦王杨浩、越王杨侗相继被立为皇帝，其他地方势力和起义军也纷纷称帝称王。在这种形势下，李渊也加快了改朝换代的步伐。
武德元年（618）五月，杨侑禅位，李渊登基称帝，国号唐，史称唐高祖。孙伏伽上表赞誉李渊“龙飞晋阳，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通鉴纪事本末》），虽有吹捧之意，却也符合史实。此后，李渊对外俘杀薛仁杲、败逐刘武周、迫降王世充、俘斩刘黑闼，统一了全国；对内加强中央集权，草创和完善各项制度、律法，为“贞观之治”打下了坚实基础。李渊是反隋建唐的核心决策者，没有李渊的高瞻远瞩、海纳百川和统一指挥，唐朝的建立与否还是个未知数。不少学者把唐朝的建立归功于李世民，显然是对李渊的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