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年“五四运动”在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然而时代的穿梭让这一事实时刻提醒着人们勿忘国耻，不断奋斗。

　　它的经历是这样的：九十年前，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五四运动”。 当时原德国将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的消息传入国内时，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前往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当时，曹汝霖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这时，军警赶到逮捕了32名学生。在各界的强烈声援下，被捕学生很快被释放了，但运动的目的并未实现。5月19日，北京大中学校2.5万多人举行总罢课，并进行大规模的爱国运动 。6月3、4、5日，800多名学生在抗议时被捕入狱。这次拘捕激起全国各地更强烈的反抗。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使先进青年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感到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于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索着拯救中国的道路。

　　说起纪念“五四运动”最为显著的就是我们戴着的'团徽，以及团歌——在共青团团歌《光荣啊中国共青团》中有这样几句歌词，“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五四”的火炬，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壮丽的事业，激励着我们继往开来。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同时作为大学生的我们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自我的创新精神。 主要积极向上把学业学好以及多参加社会实践才能为以后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保障的可能性。

　　94年前的青年人可以为了国家的崛起而去革命，今天，同样是身为年轻人的自己可以为了自己而去奋斗么？答案已经显的不那么不重要了，自己的行动已经在证实了。与其在等待答案，不如去体会过程。

2.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自从1840年，英国人利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后，各国侵略者纷至沓来，发动了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如鸦片战争、第二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用武力强迫腐败没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野蛮和疯狂的劫掠。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中华民族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
根据以上材料，结合你所学的知识，写一篇读后感。（字数120个以上）
读《詹天佑》有感
当我读完这篇课文时,我就已经知道,詹天佑不怕任何困难,都坚持把京张铁路修好,是我们的榜样.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因为一点儿困难而放弃;因为心情不好,就找人出气.可詹天佑不是这样,他总是背着压力去勤勉地工作,不管塞外条件怎样恶劣,他从没想过放弃.
如果我们也能象他一样,世界将多美好.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在现代中国美学史上，有两位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朱光潜与宗白华。两人年岁相仿，是同时代人，都是学贯中西、造诣极高的，但朱光潜著述甚多，宗白华却极少写作；朱光潜的文章和思维方式是推理的，宗白华却是抒情的；朱光潜偏于文学，宗白华偏于艺术；朱光潜更是近代的，西方的，科学的；宗白华更是古典的，中国的，艺术的；朱光潜是学者，宗白华是诗人。这部书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宗白华是五四新文化大潮冲出的新一代学人，早年曾留学欧洲，足迹踏及艺术之都巴黎。20年代他出版过诗集，他本来是个诗人。青年时期对生命活力的倾慕赞美，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沉思，一直伴他前行，也构成了他美学篇章的特色。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他更是一位欣赏家。集子里这些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因此，阅读这部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抒情化的语言引领我们进行艺术的欣赏，书名叫《美学散步》，我们且到这个大花园里走走，看作者给我们营造了怎样的亭台楼榭、花树池石。内容梗概艺术欣赏就是对美的发现与感悟，那么美在哪里呢？美就在你自己心里。画家诗人创造的美，就是他们的心灵创造的意象，独辟的灵境，那么什么是意境呢？作者给我们分析到，人与世界接触，因关系层次不同，可有五种境界：（1）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2）因人群共存互爱的关系，而有伦理境界；（3）因人群组合互制的关系，而有政治境界；（4）因究研物理，追求智慧，而有学术境界；（5）因欲返本归真，冥合天人，而有宗教境界。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界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而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所以一切美的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折射是无所谓美的。所以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意境是情与景的结晶品。所以中国艺术家不满足于纯客观的机械式的模写，而总是要在对对象的反映中折射出人格的高尚格调。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于是，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即须得屈原的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为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不但是盛唐人的诗境，也是宋元人的画境。“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这两句话表出了中国艺术的最后理想和最高成就。唐宋的诗词、宋元的绘画莫不如此。中国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品的境界，都植根于一个活跃的、至动的而有韵律的心灵。作者用他的这种一以贯之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尤其是中国的书法。中国人哀乐的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作者认为，写西方美术史，往往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化来贯串，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的特征。比如魏晋的书法，代表人物是王羲之父子，就是魏晋人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美的具体体现。艺术的欣赏是为了形成艺术的人格，而魏晋人的人格美，正是中国艺术史区别于其他民族，显出中国艺术精神的最精采、最动人的篇章。这个时代之前，思想定于一尊，艺术过于质朴；这时代之后，思想受儒佛道合流的支配，艺术过于成熟。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思想上的大自由。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晋人发现了山水的美，王羲之说：“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他们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而对于哲理的探索，却是一往情深，王戎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顾恺之画绝、才绝、痴绝，痴绝尤不可及。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的山水诗好，是由于他们对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是用心灵在体味自然。晋人之美，美在神韵。神韵可说是“事外有远致”，不粘滞于物的自由精神，比如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是一种心灵的美，扩而大之可以形成一种镇定的大无畏精神。美之极，则雄强之极。王羲之书法人称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淝水大捷植根于谢安美的人格与风度中。枕戈待旦的刘琨，横江击楫的祖逖，勇于自新的周处，都是千载而下懔懔有生气的人物。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这是一种唯美的人生态度，还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里求极量的丰富与充实；二是美的价值寄于过程本身，不在于外在的目的，所谓“无所为而为”的态度。比如王子猷大雪夜忽忆戴安道，即乘小船就之，经宿至门即返，人问答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宗白华认为这种寄兴趣于生活过程本身而不拘泥于其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在这部书里，宗白华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洒的晋人的心灵，待得我们散步归来，发觉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升华与净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非理性“情绪的宣泄”。
●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批判封建纲常名教等旧思想、旧传统，但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后期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到《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再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新的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发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直至如今，虽然已经过了八十年，还仍然是众说纷纭，评价各不相同，观点相去甚远，需要继续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不是“情绪化”的产物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登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他破坏民主共和，实行专制独裁，大搞帝制复辟。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袁世凯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命令全国“尊崇孔圣”。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相继出现了诸如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尊孔复古组织。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袁世凯的所谓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不过是恢复帝制的前奏：“武圣”张勋与“文圣”康有为更是联手导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既然反动的政治总有腐朽的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痛击这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提倡民权、自由、平等，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进一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指出如果不“扫荡三纲，荡涤五伦”，中国就不能“挹自由之空气，振独立之精神，拔奴隶之恶根，救民众之悲运”。他们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孟，提出“圣人革命”，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纲常名教、反对孔教，与辛亥革命党人对待纲常名教和孔子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由此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把五四运动说成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情绪的宣泄”、“非理性感情在起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提倡，是在经过对社会现实、思想文化状况的严肃思考后作出的抉择。这种抉择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是对现实的客观回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是反对孔教，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宽阔的眼界和宏伟的气魄，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层面，而且是要救国，要“再造中华”。尽管《新青年》标榜“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没有脱离政治。新文化运动就是由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批评“旧思想”的针对性是很鲜明的。他们集中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指出孔教是维护专制制度的，与民权、平等思想背道而驰。
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他们还指出，尊孔是为了复辟帝制，“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迁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必然要集中批判封建的三纲五伦。他们认为孔教的核心是礼教，是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制度，“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是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尖锐批判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的危害的。
反对将孔教列入宪法、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思想、旧传统最主要的内容。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于孔子及其学说并没有完全否定。如陈独秀就肯定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孔学的历史价值，表示“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并认为孔子学说也有优点，不是“一无可取”。李大钊也明确表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是前期的发展。谈论新文化运动不能只谈前期不谈后期，更不能以前期排斥后期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在人们心目中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致破灭。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终于在绝望和彷徨中从十月革命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主要是通过李大钊等这样一些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起骨干作用的先驱者传播开来的。1918年，李大钊就撰文欢呼和论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年，他主编出刊了《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并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出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此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这样，就使19 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发展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决非由于几个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中国人民是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实践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其间贯穿始终的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更不是简单的盲从。它是思考后的选择，是对现实的回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和艰辛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种种主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
马克思主义开初只是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竞相传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1919年到1 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其他各种主义很快便销声匿迹，只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正是经过研究、比较和鉴别，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苏俄接受来的教条主义。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把问题简单化了。十月革命无疑对中国影响很大，它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但是，中国人民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从苏俄来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显然是受日本学者河上肇的影响。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都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周恩来、蔡和森等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则是在法国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国内，1920年，陈望道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在上海出版。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在北京也有据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翻译的中文油印本。1883年、1888年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一再明确指出，包括阶级斗争学说在内，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而不是什么苏俄的教条主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一脉相承、不断完善和发展的
新文化运动高扬的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意味着新文化运动越来越偏离其初始的方向，是出于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