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洋洋四十万言，内容精深，思辨独到，文采优美。颇得太史公“春秋笔法”之真传，又遵从史学研究之严谨；视野开阔，不拘泥于旧有成果和官方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的真由。通过阅读此书有如下感受：
　　
　　 其一，以“新陈代谢”作题十分形象。倘若把历史比做人生，人在经历成长和变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为：排除旧物，生长新物。这样人才能正常的生存，历史也就得健康地发展。
　　
　　 其二，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能仅从事件之结果来判定，而要把事件放置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跨度内分析和考量。以郑和下西洋为例，如今教科书的评价满是溢美之词全然忘乎了郑和下西洋之真正目的：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这可以解释为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陈旭麓先生大胆写道：“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中国之航海规模远胜于后来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直流，但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以俯瞰世界的姿态出行，他们以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驱者形象出发。一为寻人与招安；一为财富和新大陆。
　　
　　 其三，能够抛除纯粹的民族感情来分析问题。陈先生也说过“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历史的精神在于理性分析，过多的感情色彩会使其失去原色，好看但不真实。这一点比之如今对历史的戏说和误读之风，来得实在，来的淡定。以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理性的思考。资本主义冲入中国，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被暴力打开了国门，旧的制度和礼俗必然会如“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解体”（马克思语）一样崩溃。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种痛苦的进步。
　　
　　 其四，变的哲学。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提到“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新陈代谢也就是一个“变”字。维新变法期间，当时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无不以“变”为主题发表观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反映了当时中国已无路可退，只有变化，才能发展。康有为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上清帝第六书》）此言出自洋务运动之后，对前者30年不彻底的变革进行了批评。再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主张已在戊戌变法时初露端倪了。这是恒变哲学的又一注脚，“变”的思想一以贯之。
　　
　　 其五，社会与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作者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社会背景而非人的意志。历史人物永远只是历史剧本中的某个角色，而剧本的书写者是人民。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多人说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真的这么软弱吗？不是，是社会环境使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但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兵力不足，势单力孤。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被推上高位有几大优势：“他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身为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所以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退让，而是历史选择了他。但他的剧本怎么写由不得他本人。历史可以选择他，同样也可以抛弃他。袁世凯也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沉沙。
　　
　　 综上所述，我们社会的新陈代谢带来的是社会面貌的革新和替换，终其原因，这都是历史的选择。从1840到1949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留给我们太多心酸的往事，去除感情，冷静分析和思考，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时代先锋的抗争与选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通过对百年社会新陈代谢的勾画，陈旭麓先生把我们带回到了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用更清晰视野和更清醒的头脑来回望过去并展望未来。

此书洋洋四十万言，内容精深，思辨独到，文采优美。颇得太史公“春秋笔法”之真传，又遵从史学研究之严谨；视野开阔，不拘泥于旧有成果和官方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的真由。通过阅读此书有如下感受：
其一，以“新陈代谢”作题十分形象。倘若把历史比做人生，人在经历成长和变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为：排除旧物，生长新物。这样人才能正常的生存，历史也就得健康地发展。
其二，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能仅从事件之结果来判定，而要把事件放置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跨度内分析和考量。以郑和下西洋为例，如今教科书的评价满是溢美之词全然忘乎了郑和下西洋之真正目的：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这可以解释为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陈旭麓先生大胆写道：“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中国之航海规模远胜于后来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直流，但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以俯瞰世界的姿态出行，他们以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驱者形象出发。一为寻人与招安；一为财富和新大陆。
其三，能够抛除纯粹的民族感情来分析问题。陈先生也说过“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历史的精神在于理性分析，过多的感情色彩会使其失去原色，好看但不真实。这一点比之如今对历史的戏说和误读之风，来得实在，来的淡定。以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理性的思考。资本主义冲入中国，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被暴力打开了国门，旧的制度和礼俗必然会如“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解体”（马克思语）一样崩溃。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种痛苦的进步。
其四，变的哲学。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提到“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新陈代谢也就是一个“变”字。维新变法期间，当时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无不以“变”为主题发表观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反映了当时中国已无路可退，只有变化，才能发展。康有为之“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上清帝第六书》）此言出自洋务运动之后，对前者30年不彻底的变革进行了批评。再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出发，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主张已在戊戌变法时初露端倪了。这是恒变哲学的又一注脚，“变”的思想一以贯之。
其五，社会与个人之于历史的作用。作者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整个社会背景而非人的意志。历史人物永远只是历史剧本中的某个角色，而剧本的书写者是人民。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多人说这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真的这么软弱吗？不是，是社会环境使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成立，但没有统一全国的能力，兵力不足，势单力孤。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被推上高位有几大优势：“他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身为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所以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不是简单的革命党人退让，而是历史选择了他。但他的剧本怎么写由不得他本人。历史可以选择他，同样也可以抛弃他。袁世凯也最终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沉沙。
综上所述，我们社会的新陈代谢带来的是社会面貌的革新和替换，终其原因，这都是历史的选择。从1840到1949这110年的中国近代史，留给我们太多心酸的往事，去除感情，冷静分析和思考，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时代先锋的抗争与选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通过对百年社会新陈代谢的勾画，陈旭麓先生把我们带回到了百年前的中国社会，用更清晰视野和更清醒的头脑来回望过去并展望未来。

1840年，成为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我们学好这段历史，必须把握三条主线。 一、一部灾难深重的屈辱史 中国近代史是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历史，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1840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古老的、落后的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战败了，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 1856年，英法等国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英法俄又被迫签订《北京条约》。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尤其是沙俄掠夺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国侵略势力伸向中国内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了。 1885年，法国又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清政府又签订了《中法新约》，列强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1894年中国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赔款达到两亿两白银，帝国主义强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然而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进一步控制中国，1900年八国联军又共同反动了侵华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本息超过10亿两白银，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二、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尽管有一些民族败类，但是清政府和广大爱国官兵也进行了一些英勇的战斗，涌现出像林则徐、邓廷桢、裕谦、海龄、关天培、陈化成等大批爱国将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也出现了前仆后继抗争的壮烈场面；在中法战争中，冯子才无所畏惧，领导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刘永福领导黑旗军威镇敌胆，爱国海军在马尾海战中表现出了临危不惧、英勇战斗的精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左宝贵、邓士昌、林永升、刘丁汝昌等人以身殉职，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各地民众自发抗日，都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爱国抗争精神。 除了清政府及爱国官兵的抗争外，广大人民群众从未放弃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到那里，就在那里受到抵抗。尤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出现了大量的反洋教斗争。 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两次大规模农民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在打击中国封建统治的同时，还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承担起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打破了西方侵略者迅速把中国殖民化的企图。 第二次是义和团运动：在中外矛盾加剧的19世纪末，终于引爆了中国人民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打击的对象是外国势力，到1900年发展到顶点，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众以血肉之躯和八国联军进行了英勇搏斗，尽管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剿杀下失败了，但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英勇斗争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不可政府性。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三、中国人民的一部探索史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时期，中国的根本任务是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政治进步。在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在伴随中国艰难的近代化历程中，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既有政府运动，又有新生阶级代表，既有地方大员，又有思想精英。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先进的中国人初步认识到西方的现代化，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以经世务实的态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承认落后和不足，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辱之道，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清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历经浩劫后，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改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镇压是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一批务实且有政治经验的权力重臣，开始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提下，倡导富国强兵运动，创办军事、民用工业，筹划海军，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在中央以弈欣为首，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督抚为首，尽管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是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剧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在洋务运动中，还出现了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知识分子，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创造了一些条件。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维新派通过办报刊、建学会、和顽固派论战，传播了维新思想，领导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尽管不足百日，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人民救国图强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洪仁玕提出了《资政新篇》，最早在中国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在中国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经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道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1919年中华民族又爆发了爱国的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焕然一新，中国人民找到了探索的正确方向，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并不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历史已经证明也永远昭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勇于探索和进取的人民，中国必将在21世纪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

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 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 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