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于1927年3月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有很多争议。毛泽东同志为此专门到湖南考察了32天，并写了这篇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当时组织起来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个为组织时期，最开始秘密活动，后来就公开活动了；第二个为革命时期，此时农会会员的人数猛增，群众基础扩大。
农民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成立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地主权利一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机关，一切权利归农会。在全国搞的轰轰烈烈的农民与动，却被社会中层以上至国民党右派形容为“糟得很”。但是这是革命，是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有人说，农民运动中，农会的权利无上，不允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都扫光了，农民运动过分了。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歼击的权利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泽东同志对湖南几个月的农民运动作了一个总结，共做了14件大事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2.政治上打击地主；3.经济上打击地主；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督团；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8.普及政治宣传；9.农民诸禁；10.清匪；11.废苛捐；12.文化运动；13.合作社运动；14.修道路，修塘坝。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纠正了某些人对农民运动错误的看法，还称赞湖南农民运动“好的很”。
二,探索$发现 发现一篇不错的毛概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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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经典文献，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地影响。正确认识《讲话》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局限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澄清人们在文艺观念上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角度，阐述《讲话》作为一个意义蕴含丰富的文本，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合理性与局限性。
一、科学文艺学体系的确立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讲话》第一次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性质特征进行了系统深入地说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标志，也是科学文艺学体系的雏形。说它具有体系性，是因为它涉及了文学艺术中许多最基本的问题，并对其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描述和说明。说它具有科学性，是因为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和概括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学观念，对文学和社会生活及社会生活中文学以外的其它上层建筑因素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合理的说明，在文学基本理论方面也提出了重要的见解。以理论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是那个时代任何一个理论家都无法企及的。
首先，《讲话》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给予了总结和解决。“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在新文学阵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文学中的“人性论”问题、文学艺术的大众化问题、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机械论和文学教条主义问题，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歌颂”与“暴露”问题等，《讲话》对之一一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曾经是启蒙思想家在向封建文学思想展开攻击时祭起的一面有力的旗帜。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人道主义思想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40年代，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麻痹人们思想认识和斗争意志的作用。《讲话》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难免打上阶级的烙印，即“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讲话》的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指出了抽象“人性论”的实质所在，对于清除文艺家认识上的雾障，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说白了也就是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学价值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学接受论的问题。从“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先驱提倡“平民文学”，中经1930年革命文学阵营内发起的文学大众化运动、1932年的文学语言的“中国普通话”和“拉丁化”之争、1934年的大众语论战、抗战后再次掀起的文艺大众化及继之而起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中心而进行的。由于此前的文艺家包括左翼文艺家在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等根本问题认识不清，理解不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讨论也就止于文学形式问题的层面上，难以从实质上加以解决。《讲话》在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和任务的基础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的范围，就是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指出“大众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语言或文学形式的问题，而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2]。文艺大众化问题之所以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是因为文艺工作者“的心灵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文艺要真正做到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那就首先要求文艺工作者在立场和感情上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即“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3]。“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最初是由茅盾的一篇文章而起。茅盾在1937年7月《抗战文艺》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加强批评工作》一文，针对当时文学作品主要集中在表现抗日军民的斗争热情、对现实生活缺乏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因而造成文学题材单一化的倾向，指出文学作品不能只是歌颂光明，同时也要暴露黑暗，即对那些借抗战之名而行搜刮、鱼肉百姓之实的腐败分子，给予大胆的暴露和讽刺。国统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40年下半年，并波及到延安解放区。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诸如“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以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样一些糊涂的观念。按理说，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由“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文学命题下文学的特征所在。但是，文学创作的目标不是为暴露而暴露，更不是不分对象的乱加暴露一气。《讲话》对此指出，“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对于进步的文学家来说，“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简言之，“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4]。
《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文学论断，也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和发挥。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对当时文学界的影响来看，当以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论断和列宁的有关文学思想为大。在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理解上，《讲话》提出了“典型化”的概念，并把它的精神实质解释为对“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的虚构和想象，“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5]。《讲话》在列宁两种民族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6]《讲话》批评那种在文艺创作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7]。不仅要继承本民族的文学遗产，还要继承外来民族的文学遗产，在此方面，《讲话》体现了一种较为宽广的兼容意识，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强者特有的自信心态的表现，也显示了日益走向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对于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讲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8]。《讲话》还引用列宁在文学的党性原则中所说的党的文学事业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9]。《讲话》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提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命题[10]。
《讲话》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定位与认识，是最容易引起世人误会之处。尤其是“文学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一文学命题，在建国后的文学发展中为少数人所利用，确实给文学事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此我们有必要给予相应的清理和分析。
《讲话》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定位与认识，是在文学的党性原则这一前提下，在这样一个范围内进行的，即“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11]。因此，《讲话》所谓的“文艺服从于政治”，主要是对党内作家提出的要求，并非让所有的作家无条件地把它奉为创作中所必须遵从的金科玉律。对于政治的含义，《讲话》的界定是，“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12]。显然，《讲话》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是指作家和艺术家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服从革命路线、方针总体上和方向上的要求，对社会发展的大势和革命的总体任务加以艺术地描绘，而不是要作家和艺术家服从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的政治任务，更非要作家和艺术家听命于某些人的长官意志。此外，《讲话》还从文艺创造的审美特征出发，揭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特殊性，“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13]。这也表明，《讲话》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含义，是指文艺要及时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动向和特点，作家要根据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的需要，随时调整自己的审美视点和创作目标，而不是要作家做图解政治方针和政策的应声虫。
建国后文艺界出现的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与当时文艺界给作家规定创作题材乃至强加某些政策观念的极左倾向有关，此种情形无疑是对《讲话》精神的背离。后来出笼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这一对创作极其有害的提法，更远远偏离了《讲话》的精神实质，是唯心主义观念论在创作领域的极端表现。
《讲话》对最为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也做出了概括。它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基础，对文学反映论的特质做出了通俗化的说明。《讲话》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14]。《讲话》还从文艺创作典型化的要求出发，论述了文艺创作的假定性，即文学作品中的生活应当是一种比作为创作的原始材料的现实社会生活更高，更具有理想性的生活。这一规定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文学反映观同机械唯物论的文学反映论区别了开来。《讲话》所论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斩断了“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唯美主义文学观的退路，扫除了唯心主义文学观念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对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奥吉亚斯牛圈进行了彻底的清理。二、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最终源泉的文学观，给作家指出了创作的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也给“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的文艺大众化问题找到了理论上的出路。因为，人民大众的
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既然是作家创作原料的产地，那么，作家要想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就不能不深入工农兵大众，不能不熟悉他们的生活，不能不转变自己的世界观和立场，否则就难以对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做出正确的反映和描绘。三、这一能动的文学反映观揭示了继承和发扬古代和外来遗产应有的正确态度，为文学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讲话》指出，过去的文学作品，无论其多么伟大，无论其艺术上有多少值得肯定的成就，它们都只能是后来文学发展的参照，是文学发展的“流”而“不是源”[15]，因为这些作品本身也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这就向人们表明，无论是对文学动力的寻找还是对文学规律的解释，最终只能以社会生活作为最终的依据，而不能主次颠倒。
二、政治批评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讲话》是毛泽东在集中了当时共产党人和一般文艺家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对当时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一种全面的总结，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之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个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的产生，并非共产党人单纯为研究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而做的一种学术探索。实际上，《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当时的政治和军事革命问题、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了使文艺能够更好地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在文艺路线和方针方面所做出的重大决策。换言之，它是科学与政治研究对接的产物，它既要尊重和照顾到文艺的审美特征，又要强调政治对文艺的统帅和领导作用。
《讲话》在引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召开这个“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6]。再具体一点，“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17]。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18]，而非专门解决研究文艺自身的内部问题。这就决定了《讲话》在研究的视点和切入问题的途径上是由“外”入“内”，即由文艺以外的因素来对文艺做出解释和说明，而不是由“内”向“外”，即由文艺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出发，以文艺来对文艺以外的事物乃至整个社会做出解释和说明。换言之，《讲话》虽然针对文艺问题而发，但其出发点却是社会本体论而非文艺本体论。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讲话》在总结文学批评工作时，何以提出政治性和艺术性的二重标准，并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19
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并非共产党人不懂艺术，《讲话》对文学艺术基本理论的概括，表明共产党比任何一个党派都熟稔文艺的规律和特征。而在当时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中，国统区的执政者国民党和沦陷区的日伪统治者虽然也都出台了相应的文艺政策，却没有一方能够像共产党那样，对文学艺术的本质和特征加以恰如其分的解释和说明。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正是因为共产党看到了文学艺术在当时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具有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和感召作用，是其他种类的意识形态所无法代替的。这说明共产党比任何一个党派都更明白文艺和政治在上层建筑之间各自所处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
从现实的层面看，强调政治对文学艺术发展的领导作用，甚至视文艺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主要是战争年代那个特殊的生存环境所不得不然。在你死我活的生存关头，任何一个阶级都会把功利性的目标放在第一位，在文艺和政治之间发生龃龉之时，自然要求文艺为政治做出牺牲，当时一般文艺家也能理解和赞同这一点。[20]共产党把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并把文艺工作看成是广义的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正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实际问题，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斗争实践中的表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灵活运用。敢于承认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且不回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应当服从政治工作的需要，正是共产党的光明磊落之处，也是共产党在政治品格上高于其他政治党派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文艺家，在当时也承认政治对于文学所具有的优先地位。欧阳凡海在《论文艺动员的成果缺点及其任务》中说，“中国今天的文艺价值主要的不是用文艺本身的尺量去去估量（但我们决不取消这一尺量，只是放在次要的地位），而是须要‘夹杂’着民族解放的思潮。这种思潮……是中国今天客观的需要和反映”[21]。在沦陷区，唯美主义文艺观也为文艺家们所诟病。以上官筝的笔名闻名于东北沦陷区的文论家张无恙以吴公汗之名，在《新文坛的危机》中批判当时的文坛颓风时说，“逃避现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也可说是新文坛的‘危机’”，作品“一上来就是‘小摆设’，今日谈茶壶，明天说茶碗，这个的味内味，那个的味外味，或忆某人如何喝酒，或忆某人怎样品茶，噜哩噜苏，一味向空虚处落笔，于是‘性灵’也就变成‘空灵’，归为扯淡”[22]。以倡导“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为名、借以鼓吹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右翼文人陈铨也宣称，“文学和政治常常是分不开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单是”“一个文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23]。左、中、右三派文人虽然各自所持的政见和意识形态取向大不相同，但在坚持功利主义的政治文学观方面却是如出一辙，可见政治需要成为战争年代压倒一切的需要，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并非共产党一派所重视。
从学理的原因考察，这种情形是以价值论为中心的中国文学传统自然延续的结果，是“儒性表里，道一贯之”[24]的“载道”观在现代社会的特殊体现，只是文学所载之“道”，由于战争环境的特殊需要，由道德理性置换为政治理性。在此情形下，文学的意识形态本性凸显，审美属性降居第二位的因素，正在情理之中；就像朱自清所说的，“要文学来载这种道，倒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25]。所以，“政治标准第一”的提法，是战争年代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后来者在评价这一观点时，不能苛求前人，以变化和发展了的社会现实去衡量过去的事实，更不能以此否定“讲话”当年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一切历史的东西，我们都应当从历史的观点看，这是历史唯物观的基本要求。
无庸讳言，文学与政治对接的结果，自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局限性。
首先，文学艺术是审美意识形态，毕竟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它可以起到宣传作用，但很少优秀作品能直接作为政治动员的宣传品，否则，文学艺术作品和政治标语口号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恰如鲁迅所言，文艺可以用作宣传，但宣传永远不会是文艺。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评价文学艺术的“第一位”标准，在一定条件下会夸大政治在文艺中的作用和影响，导致轻视乃至忽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的不良倾向，从而以政治形态的单一性取代审美实践形态的丰富多样性、以价值规范取代审美特性，这必然会造成庸俗社会学的泛滥。这种情形，在40年代后期就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26]
其次，过分强调政治的指导作用而忽视文艺的审美特征，会在创作中形成图解政治概念和政策、再等而下之的图解某些领导者意图的公式主义倾向，削弱乃至消解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更难免在特定的时候，为某些钻进革命领导阶层的少数阴谋家所利用，他们会以“文艺从属于政治”为借口，把文艺作为他们行使自己政治意图的一个便利工具。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从属于政治”一变而为“文艺为少数政治家服务”或“文艺从属于少数政治家的长官意志”。凡此种种，都会阻碍文学艺术的发展，最终导致文艺的蜕化乃至取消文艺自身，“文革”时期所造成的文艺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惨痛局面，就是对文艺政治化乃至以政治取代文艺所带来的恶果之最好的注脚。在政治统帅和驾驭文艺的情况下，《讲话》所谓“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7]的美好愿望，到头来也只能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作品中所剩下的很可能只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即使后来所谓的“百花齐放”，结果同样是一句空话。实际出现的倒可能是“一花独放”，即政治这脱缰之马在文艺的园地中纵横驰骋、肆意践踏艺术之花的悖乱局面。
再次，《讲话》是从政策性层面对新文艺发展史和文艺基本规律所做的总结和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对文艺家提出了一些方向性的要求，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文艺的具体特征和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讲话》本身也没有回避这一点。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部分说，“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28]的确，《讲话》对文艺基本规律中许多具体的方面的东西，没有给予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它虽然提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其特点是什么，这种反映和其他种类的精神活动反映社会生活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讲话》对此没有解释。对于涉及文艺创作重要特征的“形象思维”的规律及特点、各类艺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讲话》根本就没有提。《讲话》也提到文艺创作需要“典型化”，但典型化的手段是什么，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具体内容，则又是《讲话》所忽略的。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越是具体的，越是真实的，越是具有说服力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告诉了人们的。《讲话》由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缺乏相应的分析，难免给人一种“大而化之”的印象，也难免给人造成这样一种错觉：看起来“无所不包”，实际上却“一无所有”。
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创造过程，作家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包含了情感、心理、思想等在内的深邃幽渺的“小宇宙”，因此，对文艺基本问题的探讨就不能忽略作家和艺术家的主体性一极。《讲话》虽然也谈到了主体世界观的改造，注意到了文艺家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但它只是从政治立场的角度出发来对文艺家提出了创作上的要求，而没有提及作家创作时的深层心理动机即隐性的无意识力量，更没有予之以相应的分析。不触及文艺家内心的深层因素，仅仅从政治立场和观点来要求文艺家进行思想改造，这种改造的有限性是可以想见的。在实际情况下，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作家或艺术家也许会对他本人并不赞同的文艺乃至政治观念表示口头上的赞同，但是心理怎么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建国后实行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收到了一些表面上的效果，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即这种改造无法从根本上让知识分子放弃他们在文艺上的观念和信仰，个中原因就在这里。再则，作家的世界观问题与创作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政治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也未必能在实践中创造出真正符合工农兵大众审美需求的作品。思想上落后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未必就是“毒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解读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三、四十年代，外来文艺思想的传播非常活跃，欧美的一些审美心理学流派，如立普斯的“移情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在文艺界都已广为人知，可《讲话》对这些思想却没有任何反映。《讲话》主要把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和苏联文艺思想作为自身的思想资源，忽略了欧美文艺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从思想继承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够全面的。从实践的角度讲，《讲话》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提出的“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对毛泽东思想多少了一些了解。很多的时候，感觉这位中国的创始人的思想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睿智，真的让人莫名的崇拜。是他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是他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潜移默化中，他的思想已被我们所接受，他的理念在延续，影响着中华儿女。
就所学的知识，我谈点具体的感受吧！课本就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中作了详细阐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八十年中，中国人民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事实表明：“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产物，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经过探索和比较后所选择的革命真理。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目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具有中国作风的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完全是中国的东西。在内容上，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它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的民族形式。即：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毛泽东思想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多个方面的内容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原则”出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形成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是对党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群众路线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是实现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根本方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历史是真理的最好注解。毛泽东为我们党作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义基本原理，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科学分析，毅然抛弃了苏联“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并最终依靠这条新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任务——社会主义改造。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造性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用和平方式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提出的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并对这一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理论观点。尽管这一探索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却为

学习毛概的心得体会

　　当我们积累了新的体会时，可用写心得体会的方式将其记录下来，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怎样写好心得体会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学习毛概的心得体会，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学习毛概的心得体会 篇1

　　通过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学习，其中一些章节对我的启示很大。如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实事求是。

　　学习‘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这一节，我明白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我们学习他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学习一个理论是怎样产生的更重要。我们作为大学生，总比能一直去模仿别人的理论，而应该学会树立一种独创自己的一套理论的意识，通过自身的经历和观察到的现象去不断总结，不断地去完善自己的一套理论。此时我忽然想起一句话“一直被模仿，不曾被超越。”在这里，我着重强调树立独创意识，并付出行动的重要性。

　　学习‘科学发展观’这一节，我了解到二战借宿后，加快经济的增长成为了各国的共识，然而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要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面临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我们成为了大学生，面临着充满无数机遇与挑战的社会。如果我们墨守成规、循规蹈矩，那只能与成功失之交臂，相反我们的我们要把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不断的挑战自己，超越自己。相信 我们会成功。

　　1997年，我们的江泽民爷爷，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在走向新世界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的艰巨课题，他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不断开拓我们的新局面。进入21世纪，江泽民对新形势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提出新的要求。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党的治国之道。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因素。

　　从而学习‘实事求是’这一章，我明白: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实事求是。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支持“日心说”的布鲁诺解释解放思想的先例。

　　做到实事求是，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作为大学生而要与时俱进，就必须学习最新的理论和思想，用最新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不断完善自己。然而从心在的大学生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味的学习理论知识，根本就不会去实践所学的东西。而在你学习了这些东西之后，你的思想个根本就没有得到创新，还是没有解放思想，更何谈实事求是呢？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求真务实，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的就是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就是为了使我们在推进各项工作是，更能够把握规律，增加主动性，减少盲目性，克服片面性。我们作为大学生，要进一步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成才目标，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科学发展、实事求是，认真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自觉把人生追求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在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不懈努力中，创造无愧与人生的业绩。

　　在没有学习这门课之前，我对于我们国家的政策方针只是停留在表面上，而且我对于我们政府所提倡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一点知觉，在我的思想里一直觉得我们社会是打造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通过老师的讲解，我明白了其中的不同点。而且，我觉得我个人思想稍微有点落后，总是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政策的发展思想。

　　还有一点，我喜欢在课堂上听老师讲故事，每当听到有趣的故事总是非常的好奇，还有就是喜欢听以前伟人的故事，总是非常敬仰他们，感觉他们非常的伟大，然后总是对自己说，我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也为我们的社会做一些小小的贡献。

　　学习毛概的心得体会 篇2

　　通过这学期的毛概课程的学习，我明白了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新总结我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

　　在学习这门课的众多章节中，我最喜欢也最收益的是“科学发展观”和“实事求是”这2章。科学发展观让我更深刻体会到“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硬道理。”特别是我国正在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我国必须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要走这条路就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

　　学习“实事求是”让我明白：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实事求是。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去研究探索新的方向。

　　学习毛概的心得体会 篇3

　　时光荏苒，随着本学期的即将结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的学习也接近了尾声。这学期对于本课程的学习，我感触很深。

　　首先，郭老师带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教学模式，让我们从传统枯燥的学习中，变成了活跃而积极的求学。郭老师改变了以往那种“点点必讲，面面俱到”的授课方式，使我们的授课变成了自由灵活的学习。通过郭老师的讲解，使我们感觉到书上的理论不是毫无意义令人生厌的'说教;而是为人处事成才发展的必须智慧，是正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可缺少的理论和方法。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了该理论对自己成才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郭老师每节课都会让我们的同学上台做新闻播报，这一行为不仅仅让我们在校园这个小的生活圈里了解到外面的世界，明白当前的国情，以便将来作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而且，也给了我们上讲台的机会，磨练我们的胆识与应变能力。每次在同学们播报完新闻之后，郭老师还会对重要新闻进行点评和指引，使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郭老师每次的点评都会让我们受益匪浅，那不单单是对某件事情的点评，而是通过某个事件，引申出社会、国家、人们的道德修养等等本质问题。好的让我们敬佩学习，不好的让我们思考并以此为戒。

　　除了播报新闻之外，郭老师还组织我们进行讲课。这种“师生换位式”的教学方式，可以说是我们前所未有。她使我们消除了以往对政治课的沉闷的印象。在我么看来这种教学模式具有很多优点。所谓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不足，让同学们上讲台授课，便是让我们互相学习，彼此提高道德情操，做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四有新人。同时，每个人的思想又是不一样的，必定有他的见解和长处，也有他的不足，通过这种与大家交流的方式，老师可以给于我们改正指点和表扬，在纠正自己缺点的同时增长自信心。

　　古有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上两种方式让我们有了向他人学习的机会，后来，郭老师又提出了设置辩论赛的有趣方式。辩论赛是一种很活跃的项目，它不仅仅需要我们思想收集很多相关资料，还需要我们能够在讲台上将它合理的陈述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学习到了更多更深更广的知识，锻炼了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台上的同学在激烈的辩论的同时，台下的同学也认真的思考着，并最终为其发表评论，老师也会对同学们的观点看法进行点评和指引，这种互动的方式，完全打破了以往毛概课沉闷昏昏欲睡的情形。使我们对学习这门课有了更大兴趣。

　　当然最让我们感兴趣的还是郭老师的授课了。郭老师对于书中的伟大先辈进行了多方面的介绍，并运用了很多多媒体文件，如图片，视屏，短片，音乐等，让我们仿佛看见了伟大先辈们为祖国做出伟大贡献的身影。尤其是我们伟大的毛主席，他的智慧与才干，不得不让我们后辈钦佩景仰。还有很多伟人，他们的思想和品质都是非常的崇高，值得我们学习的。在郭老师的讲解下，我们仿佛回到了当年当年那些伟人的身边，亲眼目睹着他们的高超思想与行为，我想，这对于即将成为国家主力军的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思想道德修养。

　　课下，老师还组织我们做了一次社会调查，锻炼了我们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观察、思考、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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