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摘录） 《祐录》亦称浮调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祐录》〈沙弥十慧章句序〉，题曰严阿只梨浮调所造。是浮调乃汉人出家之最早者。据此王度奏疏，谓汉朝不听汉人出家，实不确也（或桓灵时佛教势盛已弛此禁也）。《沙弥十慧章句》乃浮调所撰，此亦中国撰述之最早者。据其序，谓安侯传教，唯《沙弥十慧》未闻深说。
调以不敏，得与贤次。学未浃闻，行未中四，夙罹凶咎，遘和上忧。长无过庭善诱之教，悲穷自潜，无所系心。于是发愤忘食，因闲历思，遂作《十慧章句》。 浮调既学佛（‘学佛’二字首见于〈法镜经后序〉）于世高，听讲禅数，唯十慧则未详闻，故此撰书（《祐录》著录一卷）。其序中又谓‘十慧之文，广弥三界，近观诸身’，则乃禅观之书也。考谢敷〈安般守意经序〉有‘建十慧以入微’之句，该经世高所出，中有十黠，谓数息、相随、止、观、还、静、四谛也。十慧似即十黠。浮调所撰，即在申明世高之遗旨（世高译之《阿毗昙五法行经》别有十黠，按其内容，当非浮调之十慧）。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二册。现代汤用彤著。成于1938年。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1955年由中华书局再版,1962年重印。1983年中华书局将它改为横排简体的新版出版。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一部叙述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的佛教史著作。关于它的撰述缘起,作者在书末的跋中有这样的说明:“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惟今值国变(指抗战爆发),戎马生郊,乃以其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证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义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简而言之,此书乃是作者积十余年教学与研究的成果,而勒成的一部力作。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分为二十章。其中第一章至第五章为“第一分:汉代之佛教”,第六章至第二十章为“第二分:魏晋南北朝佛教”。上册为第一章至第十二章,即“汉代之佛教”的全部和“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前部分;下册为第十三章至第二十章,即“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后部分。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条理清晰,资料宏富,论述必据事实,故自问世以来,驰誉海内外,成为汤用彤全部著述中影响最为巨大的一部名著。凡是研究中国佛教史、佛教哲学史的人莫不视之为瑰宝。以致迄今为止,在积聚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料方面,还没有别的著作能够超越它。

 南北朝佛教

　　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盘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盘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盘学派。《涅盘》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土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助益。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盘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

　　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鬘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陈真谛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著、世亲之学弘传于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还包括高僧史传及佛教经录的编纂，计有僧佑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宝唱的《名僧传》、《比丘尼传》、慧皎的《梁高僧传》等。其中《出三藏记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经录的先例。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暂的反佛外，余皆护持佛教，相较于南朝，其佛教的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带，性多质朴粗犷，对佛教的信仰则多偏于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门法果为道人统，不仅开启中国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 又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只户和佛图户，首创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岗石窟以为先帝荐福。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

　　北朝佛教除极力主张汉化的北魏文帝提倡义学外，余则多半重视实践修行的禅、净、律三门。在禅修方面，有佛陀传慧光、僧稠以及菩提达摩传慧可等二系；净土则以昙鸾为主；律学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其中，以禅观最为盛行，天台祖师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禅观的重要人物。

　　除此之外，因北土较接近西域，两地僧人往来频繁，故译业亦盛；又因为佛学研究者众多，由此亦促成学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译经之冠的菩提流支，译出《入楞伽经》，乃禅观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往生论》则为昙鸾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净土一系的基础；《十地经论》则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栙，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盘经》（北本），形成涅盘学，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间的诤论不断，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代发生二次的法难，佛教的发展因而停滞。

　　继法难的产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经的护法运动由此应运而生。统观本期佛教，呈上升趋势，唯各学派的形成，则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础。

佛驮跋多罗，此云觉贤，生于天竺那呵■城。以禅律驰名。游学罽宾，受业于大禅师佛陀斯那。秦沙门智严西行，苦请东归。于是逾越沙险至关中。得见罗什，止于宫寺。教授禅法，门徒数百。名僧智严、宝云、慧睿、慧观从之进业。乃因弟子中颇有浇伪之徒，致起流言，大藏谤黩。秦国旧僧僧■、道恒谓其违律，摈之使去。贤乃与弟子慧观等四十余南下到庐山，依慧远。计贤约于秦·弘始十二年（410）至长安，当不久即被摈。停庐山岁许，慧远为致书姚主及秦众僧，解卓摈事。晋·义熙八年（412）乃与慧观至江陵，得见刘裕。其后（415）复下都，译事甚盛。
觉贤与关中众僧之冲突，慧远谓其‘过由门人’。实则其原因在于与罗什宗派上之不相合。《僧传》云，什与贤共论法相，振发玄微，多所悟益。贤谓什曰︰‘君所释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尔，何必能称美谈。’觉贤对于罗什之学，可知非所伏膺。盖贤学于罽宾，其学属于沙婆多部。罗什虽亦游学罽宾，精一切有学，但其学问则在居沙勒以后，已弃小就大。据当时所传，佛教分为五部。不惟各有戒律，且各述赞禅经。罗什于戒律虽奉《十诵》，但于禅法则似与觉贤异趣。什公以弘始辛丑（401）十二月二十日至关中，僧睿即于二十六日从受禅法。什寻抄究摩罗罗陀、马鸣、婆须密、僧伽罗叉、沤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等家禅法译为《禅要》三卷。后又依《持世经》益《十二因缘》及《要解》二卷。至弘始九年（407）复详校《禅要》，因多有所正，而更详备，当与第一次所译极不同。什公之于禅法，可谓多所尽力。《晋书》〈载记〉云什公时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续僧传》〈习禅篇〉论曰︰‘昙影道融厉精于淮北。’则什之门下坐禅者必不少。但约在弘始十二年（410），觉贤至关中，大授禅法，门徒数百。当什公弘三论鼎盛之时，‘唯贤守静，不与众同’。而其所传之禅法，与什公所出，并相迳庭。于是学者乃恍然五部禅法，固亦‘浅深殊风，支流各别’。而觉贤之禅，乃西域沙婆多部，佛陀斯那大师所传之正宗。其传授历史，认为灼然可信。觉贤弟子慧观等，必对于什公先出禅法，不甚信任。慧远为觉贤作所译〈禅经序〉，谓觉贤为禅训之宗，出于达摩多罗与佛大先。罗什乃宣述马鸣之业，而‘其道未融’。则于什公所出，直加以指摘。按什公译《首楞严经》，又自称为‘菩萨禅’。而觉贤之禅则属小乘一切有部，其学不同，其党徒间意见自易发生也。
觉贤所译《达摩多罗禅经》，一名《修行道地》，梵音为‘庾伽遮罗浮迷’，此即谓《瑜伽师地》。按大乘有宗，上承小乘之一切有部。则有宗之禅，上接有部之法，固极自然。觉贤所处之时，已当有部分崩之后，其学当为已经接近大宗之沙婆多也。《僧传》云︰
‘秦太子泓欲闻贤说法，乃要命群僧，集论东宫。罗什与贤数番往复。什问曰︰“法云何空。”答曰︰“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唯色常空。”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复云何破一微。”答曰︰“群师或破析一微，我意谓不尔。”又问︰“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空。”时宝云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余日长安学僧复请更释。贤曰︰“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微。微无自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问答之大意也。’
据此贤之谈空，必与什公之意不同。而其主有极微，以致引起误会，谓微尘是常。而什言大乘空义说无极微，则似贤之学不言毕竟空寂，如什师也。又按贤译《华严经》，为其译经之最大功绩。而《华严》固亦大乘有宗也。总之觉贤之被摈，必非仅过在门人。而其与罗什学问不同，以致双方徒众不和，则为根本之原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