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廖仲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旅美华工家庭。1893年回中国。1897年，与同为左派的何香凝结婚。
1902年，廖仲恺留学日本，先入读早稻田大学预科，后在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学毕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执行部外务科负责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广东任都督总参议。1913年，随孙中山亡命日本。
1914年，廖仲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之后随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参加护法运动；并在国民党刊物内发表文章，赞扬十月革命。
1921年，孙中山到广州任非常大总统，廖为财政部次长。之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廖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财政部长、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
1924年3月12日，蒋介石由奉化致函廖仲恺，坦言对“国共合作”有意见，并将此函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其游俄报告意见。全文如下:“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应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望我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入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不于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子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
1925年8月20日，在设于惠州会馆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今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廖被暴徒刺杀，经调查后相信暗杀是国民党右派所为，当中胡汉民被认为有重大嫌疑。廖仲恺遗体暂厝广州驷马岗朱执信墓旁。
1935年，廖仲恺遗体迁葬金陵中山陵侧。廖仲恺与妻何香凝墓，现位于南京紫金山南麓天堡城下。
廖仲恺译有威尔确斯（Delos Franklin Wilcox）之著作《全民政治》（Government by All The People），孙中山曾在民权主义第六讲（1924年4月26日讲）最后一句话提到该书。

1877年4月23日，廖仲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旅美华工家庭。
1893年，父亲廖竹宾在旧金山病故后，随母亲回到中国广州，投奔时任清政府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志岗。
中日甲午战争后倾心西学。
1896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
1897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他与香港地产商何戴的九女儿、同为国民党左派的何香凝在广州结婚。 在广州市同福西路龙溪新街，坐落着一栋坐北朝南的青砖石脚二层小楼，它就是革命家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曾经的居所，“双清楼”所在地。
1897年，由于经济上尚未独立，廖仲恺与何香凝新婚后，便与他的哥哥廖恩焘一家合住在广州市三官庙的廖公馆，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夫妻二人在二楼屋顶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屋作为自己的居所。
在简陋的新居里，这对不曾相识的夫妻逐渐相知、相爱。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青年出国留学，希望学成归国后，改变中国危亡局势。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廖仲恺结束了香港皇仁书院中学生活后，也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
为了支持丈夫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遭到娘家人和廖仲恺嫂嫂的坚决反对，何香凝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和所有的细软及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资助廖仲恺赴日留学。
1903年1月，廖仲恺暂别何香凝，先行赴日。之后何香凝又把所有的杂物都卖掉，在同年4月抵达东京，开始了夫妇二人的旅日留学生活。1904年3月，廖仲恺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学习，既而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并与有志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两人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住一套公寓，并命名为“觉庐”。
1903年9月，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被他伟大的气魄、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打动，向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廖仲恺、何香凝二人遵照孙中山指示， 在日本“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后，夫妇二人便追随孙中山，踏上了艰辛的民主革命之路，也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05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协助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并先后入会。廖仲恺担任同盟会总部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干事、外务部副部长，而作为同盟会的首位女会员，何香凝担负了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勤务工作。夫妇二人在东京的家，也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忙碌的学业与革命工作期间，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的相继诞生，给夫妇二人紧张的生活带来温馨的家庭乐趣。而这期间廖仲恺多次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国内到天津等地进行秘密活动，从事联络革命志士、宣传革命道理、筹设革命机关等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家中妻儿。何香凝在参与革命活动的同时，独挑家庭重担。
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夫妇追随孙中山回到祖国继续革命事业。廖仲恺先后担任过广东枢密员、财政司长兼国税厅长等职，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广东民主共和政权作出诸多贡献。
廖仲恺和何香凝，这对革命伉俪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在事业、生活中相互支持、志趣相投。 1906年，翻译了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曾奉孙中山命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以“屠富”、“渊实”笔名在《民报》发表译作《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等，是最早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
1907年春转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
1909年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考取法政科举人，在吉林巡抚处任翻译。武昌起义后在广州就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先後任广东任都督总参议、总统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1912年5月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长，实行地税换契法、整理财政和税收等措施。宋教仁案发生后赴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孙中山等亡命日本。
1914年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5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继续为讨袁筹措军费，参加护法运动，致力于反袁斗争。
1917年9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尽力于护法事业。五四运动发生后赞扬和支持学生运动。
1918年6月随孙中山到上海后，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文章，宣传和研究革命理论。同时翻译孙中山用英文写的《实业计划》第一计划。
1919年10月任中国国民党财政主任。称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与朱执信等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
1919年和1920年多次奉孙命赴福建漳州，帮助援闽粤军的建设和解决财政困难，推动粤军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
1921年4月，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结束后，孙中山组建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随后，又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他努力协助孙中山，力图在广东开创一个新的革命局面。陈炯明也被任命为广东革命政府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等要职，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
1921年5月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代理总长，支持孙中山出兵讨桂和北伐。
1922年，孙中山为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决定北伐。而陈炯明却反对北伐，他对廖仲恺筹集北伐经费不仅处处刁难，还暗中与北洋军阀勾结，准备阴谋叛乱。
陈炯明公开叛变前夕，廖仲恺被囚禁于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经何香凝等营救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重新会合，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组成东、西两路军，16日攻克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退居香港。　　1923年2月，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宣言条款进行具体磋商。3月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5月任广东省长。10月以后被孙中山委派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积极参与领导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被孙中山指派为主席团成员。在开会过程中，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则，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协助孙中山筹建陆军军官学校——著名的黄埔军校，任该校党代表，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被誉为“黄埔的慈母”。6月任广东省长。7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支持沙面工人罢工，命令各县县长协助组织农会。9月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坚持主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北上前夕任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农民部部长。11月任大本营参议、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任中央农民部长。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出版。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在平定商团叛乱、杨刘判乱、北伐、东征等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支持省港大罢工。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任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对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极端要不得的。因此，中外反动势力都视廖仲恺为眼中钉，欲置之于死地。孙中山逝世不久，谢持、林森、邹鲁等人便结成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民革命领导力量的团结。
从1925年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就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面对右派反对分子的汹汹来势，廖仲恺与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尤其使廖仲恺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与北方反动军阀相勾结。5月间，廖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进不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这篇文章给邹鲁、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们对廖仲恺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谋用卑鄙的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
进入8月，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一霎时间阴云四起，压力日增。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经常在此密划谋杀廖仲恺，他们熟知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和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弹机枪狙击，把这些领导人员全部杀害，下手前，公安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大惊，从中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廖仲恺面对这种情势，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听说敌人要用机关枪杀他时，一笑置之，并对人戏言道：“暗杀用手枪炸弹是所见的，若是用机关枪，却新鲜的很。”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在192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1925年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这一天，他又为给黄埔军校等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半路上遇见陈秋霖，随即同车前往，不想竟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惠州会馆，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门前惨遭杀害。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迅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所为。主要成员便是邹鲁、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许崇智等人，出面收买凶手的便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凶手之一陈瑞在刺杀廖仲恺后，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给陈瑞二百元，打发他离开广州。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潜逃，胡汉民也因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二十多万人参加。他的遗体暂厝于广州驷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的墓侧。
1935年9月1日，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

“廖案”发生前夕，广州正处于所谓多事之秋。孙中山逝世（1925年3月）后，国民党被置于有多种走向、多种发展可能性的岔路口上，历史进入敏感的、躁动不安的时段。廖仲恺不仅身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也处于国民党矛盾漩涡的中心,是一位关键性的政治人物。他因何被谋杀？社会舆论普遍猜测：
一是“反共产”势力所为。在国民党内，廖仲恺联共态度鲜明，一直被视为“亲共”、“袒共”分子。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反共产”口号不断高涨，一时甚嚣尘上。廖被看作是“共产党的工具”，甚至被认为是共产党。舆论普遍认为“廖案”是“反共产”的势力暗中制造的。
二是反对汪派掌权者所为。孙中山逝世后，围绕着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第一轮角逐，是在胡汉民、汪精卫两人间展开的。1925年7月，经过驱逐杨希闵、刘震寰，并经过一番台上、台下的较量，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由汪出任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广州政坛的一号人物。廖仲恺当时持“拥汪”的态度，在以汪代胡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驱逐杨刘与改组政府，均为牵涉面很广，将引发诸多争议，并对大局带来震撼性影响的重大事件。汪派排胡出局易，而排除胡的政治影响难。更为主要的，是汪并非“最高”的合格人选，勉强上台，只能造成政局的更加动荡。汪不免身陷危局，包括廖在内，都成为杨刘派及拥胡派势力之众矢之的。
三是仇视、破坏工农运动的势力所为。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 广东区委发动、并得到广州政府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廖仲恺实际上参与了对省港罢工的策划和领导，他不但以党政高官的身份对罢工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公开出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省港罢工遭到港英等多种势力的反对和抵制，身为罢工之“坚强后盾”，廖无异于将自己置于罢工的反对者、破坏者的刀刃之上。
可见当时的廖仲恺，确已卷入漩涡中心，处于高危地带。柳亚子1935年6月所撰廖仲恺纪念碑的“碑文”，称廖“以一身而系革命前途之安危”。上述任何一种理由，都可能使廖招致杀身之祸。
综观历史，凡政局动荡之时，总是不测事件的多发之时，总是会有人以制造谋杀等恐怖事件为手段，去实现他们的企图。恐怖袭击，说到底也就是追求“成本”最低化，而“成效”最大化的一种行为。唯是之故，“廖案”从一开始就被社会舆论认为是一宗在广州政局十分动荡的时段发生的、与政海波澜的起伏密切相关的政治谋杀案，乃是有其道理的。
不过，别的动机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廖仲恺重权在握，在广东活动尤其是主持粤政多年，常与军、政、商界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素以铁面无私、疾恶如仇著称，长期以来，难免不得罪人，不种下怨恨。所以，心怀私恨者伺机报复，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无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出于私仇，谋杀廖仲恺对广州政坛所产生的政治地震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