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更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最早把西方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重要的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等，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在各大学任教期间关于明朝末年至中华民国初年(1623～1923)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史演讲的讲义。后来被整理成书，1926年由上海民志书店正式出版。这本书介绍了清代学术理路与乾嘉汉学的具体成就，偏重于具体问题，详细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的建设和主要学者及其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三个大问题。
这本书的1-12章部分主要讲述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流派和风气的转变，利用详细的材料，揭示出明末清初学者们的治学精神，实在已开乾嘉考据之风气。13-16章部分则是“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包括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和乐曲学。
梁启超讲义的语言平和亲切，他的博识和敏捷思维以及引用的典故都让原本枯燥的历史活跃起来了。梁启超指出清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只可惜当时它的效用并没能尽量发挥；另外，其中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他以现代的理念研究传统学术史，总结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成果、学术体系形成的过程和各个名学者的成就，凝聚着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思索。这不仅表现在他以清学为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为理论基础来疏理清代学术史，还表现在他对西学传入和传统国学未曾讨论过的自然科学的关注。
梁启超曾说过：“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基督教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这一番话更反映了他所提出的学术主潮和支流，要做学问就要敢于就别人所不敢的、人们默认的方面提出问题引起问题。敢于突破、打破潜规才会达到高峰，有所成就而不是停留在某一个既定的点上。

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学史的代表作。这部书于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之前出版，乃据北大授课讲义而成。钱氏自谓，任公（梁启超）曾在清华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并印有讲义，钱氏赴北大开同一课程，并于北平东安市场购得梁之讲义，「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另撰一书，[1]于是梁钱各有一书名相同的著作。 钱穆及其先进梁启超均属名家，所著在学术史上亦有其应有之贡献与地位，然学术不断进步，两氏有关清代学术史的撰述，无论在写作方法与实质内容都暴露了严重的缺点与不足，此乃无可否认的事实。我们之所以以今日之学术眼光评论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业绩，也非对前人要求太过，实在检讨已有的成果，知其缺点与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与进展。若仍以旧日的标准，一味赞赏前人之书，认为仍具颇高的学术价值，岂非自认近一世纪来，有关清学史的研究竟然停滞不前，毫无进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应该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远瞩，大步迈进。 本文述评钱穆论清学史，固然要指出与任公相异之处，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见。无论异同，钱书都有依傍梁书的痕迹。钱书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胜出，然思辨论证未必超胜许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现象，故读钱书的同时，不时参阅梁书，或亦有助于理解钱氏清学史的看法。 钱氏讲授以及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了自称与任公「立异」之外，亦有阐释清代学术史内容与流变之意。其判断和解释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写作方法与所用史料为何？与近代思想史之写作，究有何种距离？其主要论点为何？是否有效？影响何在？以及钱穆作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属本文写作时思考的范畴。 二、清学史渊源 清朝享国约三百年，钱穆与梁启超所谓三百年学术史，就是清学史，实甚显然。梁以清学始于对晚明弊政与王学流弊之「反动」，明末西学之输入，藏书、刻书、读书风气之渐盛，以及佛教反禅精神之发展，遂下开重视实践的清学，[2]所言虽仍不免简略，却眉举目张，并照顾到思潮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反映了清季西学以及新概念对他的影响。钱穆虽晚于任公一世代，思想则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绝不提十六世纪以来西学之冲击与反动，亦不提思想之物质基础，径谓清代学术导源于宋，而宋学又导源于唐之韩愈，其意清学既揭汉敌宋，若不知宋学，便「无以平汉宋之是非」。[3]欲知宋学，必须追踪到唐宋。若然，则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作近九百年学术史矣。其实，明末清初对宋学之反动，并非完全反对宋学；所反者乃宋学之流弊，而流弊见之于三百年前，实在没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钱穆论清学渊源时，也特别强调晚明东林学派的重要性，若谓东林不仅「矫挽王学的末流」，而且「抨弹政治之现状」。[4]不过，问题是东林是否可称清学的先驱？钱氏虽亟言，清初大儒或导源于东林，或为东林之嗣响，然亦自认清代之实学固非东林之所谓实学，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5]然则，钱氏径谓「清初学风尽出东林」，[6]无乃太过？事实上，钱氏首章所讨论的黄梨洲、王船山、顾炎武三巨子，才是清学的先驱人物。诸人背景虽异，皆欲纠空谈心性之弊，以实学济之，并有以用世，也就是梁启超已经做出的定论。钱氏在论述这些先驱时，也颇袭用梁氏原语，或转引梁氏引文，小传照抄梁书之处尤多，最明显的莫若船山传略有曰：「其遗书，得七十七种，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犹多」，[7]仅易任公所记「佚者不少」为「佚者犹多」。然而梁氏误记卷数，钱穆照抄而未查书，故而沿误。按船山遗书初刊于1842年，上海太平洋书局1930年重刊，计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吾国传统文士，转录前人之书，习以为常，未必能以现代西方规范论之，然钱氏仅言与梁氏之异，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 黄王顾三人在现代被视为清初学术思想之巨子，学者景从无碍，多少归功于梁钱两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肯定，而两人对三氏的评价也大同小异，主要观点可说相当一致。梁首揭梨洲虽出自阳明，实已提出致良知的新解，谓致即行，以救王学空疏之弊，并将之比作「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也许未必有当，然其断定「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8]则颇言简意赅而不可移。钱穆所谓，梨洲「重实践，重功夫，重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9]并未超出梁任公所提致良知的新解。 钱穆论梨洲政治思想一节，多取《明夷待访录》，所论与任公也少异，引文亦略同，认为黄氏已具民主之创辟思想。所异者，主要是《待访录》之所以作，任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谓「将俟虏之下问」，也就是说，期待清廷的青睐，而正恰恰相反，实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钱穆则据全祖望之言，谓成书之时（ 1663），「潮息烟沉，已无可望，更无可待，故而《待访录》成于梨洲五十四岁，实为梨洲政治兴味最后之成绩」，此后则转入理学方面。[10]然而，事实上梨洲并未放弃他最后之政治兴味，似乎仍有所待。据1985年宁波天一阁新发现的《留书》抄本，知乃《待访录》之底本，成于前十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茍有因无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11]足见梨洲仍有待于后人，以实行其主张。然其所待者，绝非狭隘的某一类人；其胸怀固非近人之比。 钱穆于任公赞赏梨洲《待访录》所言近似西方民主学说，虽无异词，却有一语暗批任公曰：「今读其书者，惊其立说之创辟，而忘其处境之艰虞，则亦未为善读古人书矣」。[12]任公并非不知梨洲处境之艰虞，若谓「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13]盖正有此挫折之处境，始有其创辟之见；不顾处境之艰虞而持此创辟之见，正梨洲之所以异于常人也。钱与梁对梨洲的看法，实大同而小异。 王夫之号船山，其书至十九世纪中叶始出，才引起重视。梁启超虽自称未通读王书，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予王学极重要的位置，并首以西洋哲学概念描述王学，谓「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14]钱穆论船山，承袭梁书的痕迹显然，观点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学的方法治学，「比前人健实多了」。[15]钱亦以哲学之本体论述王学之能显真明体，并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阔，幽微精警，盖无多让」。[16] 梁揭出王夫之「反对纯主观的玄谈」，[17]而钱亦言船山切中流俗，砭「后世言心者，蹈虚落空之病」以及「虚知浮解之无当本体」，盖其「发明性道之幽玄，本于人事生理之实也」，故而既不空谈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18]此论也未脱任公所说，船山提倡实行而不废原理。[19]钱穆固标出船山喜言变动与宇宙演化之妙，谓王氏人文进化之说，「闳辟深博」。[20]唯船山之演化观，不仅演进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兴亡起伏之迹，实为一「石破天惊」之论，[21]惜钱氏未及见之。钱穆甚赏王学，未尝不因认为王学「绳律之严，仍是宋明儒家矩矱」，尤与张载《正蒙》的学风为近，[22]展露钱氏一贯崇宋之主见，亦因而相较之下，颜元汩于习行，戴震耽于情恕，以钱之见，皆不如船山之正。然以钱氏之严夷夏之辨，于论吕晚村一节，多有发挥，竟未就船山贵华贱夷的强烈民族本位政治与历史观，大加论述，仅以「《黄书》于种性夷夏之防尤谨严」，[23]一语带过，未免失之交臂。 钱穆论顾炎武，虽然在传略与引文上颇采梁书，但论点颇异。钱穆一则曰，「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陈第季立之遗绪」，以驳梁氏称亭林为汉学开山之说，[24]再则曰，经学即理学，「亦非亭林首创」，因钱牧斋已先言之，意在驳斥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力斥阳明良知之说，遂谓清初汉学之兴，全出明末王学反动，夫岂尽然」？[25]钱氏于此显然在挑战梁启超所谓「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26]然而细察之，钱穆对亭林的结论，实亦清初不作第二人想，不仅认同任公总括顾学「博学有文，行己有耻」之精到，而且认为并世学者「皆不足相肩并」，「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又谓「以后清儒率好为纂辑比次，虽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广，结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为闻其风而起者，则不可诬也」。[27]然则，钱穆虽不云亭林为汉学开山，实已肯定其开山之功，与任公所言，大同之余，小异耳。 总之，清初学者莫不针对明末空疏之弊而发，故提倡实学。清学之渊源于此亦显而易见。钱穆虽言清学源自宋，然并不能无视清学乃宋学流弊之反响。太炎所谓，宋学至清已「竭而无华」，亦属事实。钱穆对于清初三巨子的评价，实与梁启超所见略同。 三、清中叶之考据学 钱穆以传统学案体写学术史，但见学人先后出场，却难见学术与学派之演变。乾嘉考据代表清学的全盛时期，但钱书实未能尽道其来龙去脉，而于顾炎武作为清代汉学开山之说，亦颇持异议。虽仍以乾嘉考据，上承亭林，然承袭之迹不明。白寿彝曾批评钱穆将顾视为复古主义者、道学先生、抄书匠，歪曲了亭林考据学的优良传统，[28]虽言之尖刻，不谓无见，钱穆尤其不应误解亭林所谓著书不如抄书之真意。顾氏之意，仅仅是说，盗窃或改窜他人的著作，还不如忠实的抄书，而此一误解，确也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据为目的而非手段。所谓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续复古与抄书的传统？显然不是。 梁启超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长篇结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系对乾嘉考据学的详细总结。[29]由此总结可知，所谓乾嘉考据学，确不免饾饤烦琐；为考据而考据之讥，亦非无据。今人探究考据极盛之故，常谓专制政权禁锢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乾嘉正当清之盛世，始有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考证工作。其结果对古籍的复原与整理，对文化的承继，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余英时提出的「内在理路」说，谓乃自明末清初以来，重视「道问学」的自然结果，[30]能以内缘说补外缘说之不足。惟道问学与尊德性乃一体之两面，殊不可一分为二。 钱穆论乾嘉巨子，以专章述戴震（东原）与章学诚（实斋），于两氏学术思想之交涉，语焉未详，后由其门人续成之。[31]戴震与章学诚虽为乾嘉之要角，未得谓包揽乾嘉时代学术思想错综复杂之全貌。钱书论及乾嘉时代，也未暇多言时代与学风的关系，亦看不见亭林考据学发展至乾嘉的过程，以及两者间之异同。 休宁戴震（东原），可说是乾嘉时代最享盛名的学者，不仅在考据上别开生面，从字义、名物、度数以通经意，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而且在义理上更颇有发明，尤令后世学者敬佩。胡适之就把戴东原的哲学等同英国讲求实用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视为清初以来反玄学运动的成果。[32]梁启超也说，东原所言，「绝似实证哲学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见焉，清学派之精神见焉」。[33]梁胡两人皆将汉宋之争，视为实学与玄学之争，而尊汉鄙宋之意溢于言表。然此恰非钱穆所能接受，并见诸其论述之中，如谓东原学自江永，徽歙又是朱子故里，风尚笃实，原亦尊朱；所谓戴学原出朱学，章实斋已先言之，惟钱穆认为东原论学之变，由于受到惠栋的影响，始尊汉诋宋，亦因而使钱诋戴，若谓「东原在四库馆，盗窃赵东潜校《水经注》，伪谓自永乐大典辑出，以邀荣宠，其心术可知」，[34]则又效实斋之叱戴矣。胡适之穷毕生之力治《水经注》，不亦为戴氏辩诬乎？ 学者间相互激荡，事属平常，然东原是否闻苏州惠氏之风而变，并无确据，一如胡适疑心《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受到颜李学派的影响，没有确据。[35]但东原的学术思想，却可分前后两期，而后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学术与思想。即使他最后受到惠栋的影响而变，他的学术之精深，已远远超过惠栋。戴学既不能归功于惠栋，亦不能将戴之抑宋攻朱，怪罪于惠栋，更不能说，戴助惠夺宋儒讲义理的传统，何况学术思想之变，不可能突然发生，而是其来有自。余英时研究戴震早期作品《经考》与《经考附录》，发现「东原后期思想的发展大致都可在此早其作品中得其根源」。[36]然则，戴氏思想有变有常，仍具思想发展的一贯性。东原晚年从辨性欲到辨理气到辨理欲，亦有其一定的发展过程，似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导。 钱穆虽认可东原考证之精卓，然并不认同其义理。太炎尝言，戴之名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出，学者自是薄程朱」，[37]而钱穆尊崇朱子，始终如一，晚年撰百万言《朱子新学案》，开宗明义即谓：「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38]钱穆既仰视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论，故斥东原所论「激越」、「深刻」、「诋毁逾分」，于东原颇致憾焉，亦因而下视东原曰：「余观船山议论，颇多与东原相同，然船山极尊宋儒..其识超于东原矣」，[39]因亦颇为借重章实斋批戴之言，若谓「东原以朱学传统反攻朱子，故实斋讥之，谓其饮水忘源也」，更说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以夺戴学之长，并断言东原慧有余而识不足。[40]钱穆恨与朱夫子为难之人，颇似方东树。 钱氏矛头既指向东原，于章实斋自多表同情；然章氏在乾嘉时代实遭冷遇，其书亦未出，钱穆专章论实斋，以与东原相抗衡，已张大其事，所谓「东原实斋乃乾嘉最高两大师」，[41]亦如任公谓章学诚为乾嘉全盛期与蜕分期间一重要人物，[42]不免夸张。实斋之成为重要人物，乃后世之发现与认可；实斋之学，也多后人主观的诠释。[43]实斋针砭汉学家之言，既非乾嘉汉学家所知，则又何从影响其时代？ 一时代学术之重要，端视其影响的深浅，以及反响的轻重。就此而言，戴震无疑是清中叶最重要的宗师。梁启超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最能光大戴门之业的后学，[44]显然着眼于正统汉学之朴学，其一脉相承，增事踵华之迹，厘然可寻。钱穆则以焦里堂（循）、阮芸台（元）、凌次仲（廷堪），继戴之后。三人固极重东原，亦皆受东原的影响，然未尽受戴氏藩篱。即依钱穆之见，焦循虽学宗东原，不免「溺于时代考据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艺之才」，故思辨深湛，「可与东原实斋鼎足」，甚至「较东原为圆密」，亦因而能不随汉学家考据之风起伏，进而能综戴章两家之长，自树一帜。[45]所可议者，里堂既未得读实斋之书，又何从综其长乎？不过，焦循的思想，确有可述，尤其时变旁通之义与异端执一之说，非同凡响。钱穆虽言里堂旁通异端之说颇详，[46]惜未能就两者之意义多所发挥，如时变旁通，是否已发清季变通思想之先声？异端执一，是否已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论，实无须局限于汉宋调和一端也。 阮元之学，固亦植根于东原，主古训明而后义理明。钱穆因见阮之长于归纳，有别于焦之长于演绎，故谓阮重实事求是，近乎朱子；焦主自思求通，近乎陆王。由焦阮性情之异，以明学途之异辙，再因阮氏出处较显，助成汉宋兼采之风。[47]钱氏此见，可称明通。至于凌廷堪，钱穆认为亦承东原之风，虽以礼易戴之理，然论经实与戴同尊荀卿，曰「东原言性善，专就食色之性言之，与次仲言礼，专就声色味之好恶言之，同一失也」，[48]而凌分树礼与理的旗帜，更严汉宋门户，则扬戴之风而益甚矣！唯凌亦颇道汉学流弊，不以「好骂宋儒而高自标置」为然，也不以「许慎掩周孔」为然。[49]类此皆颇合钱穆之意，钱梁标举东原后学之异，可以略见汉宋门户，以及两人道术之异趣。 钱穆述论焦循、阮元、凌廷堪之余，附录方东树（植之），涉及清中叶学术史上一大公案，事关桐城派挟怨攻伐汉学。梁启超说，「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余遗力」。惟梁氏虽说「其书为宋学辩护处，故多迂旧」，然仍谓「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50]钱穆则谓，方东树之书「颇足为汉学针砭」，尤乐见其「尊护朱子」，虽云方氏「肆口无忌」，其书之水平也不及实斋之《通义》与陈澧之《学思录》，但风格差近，皆不满当时极盛之汉学，并可绝其病痛者。[51]但是梁钱两氏，均未对此一公案作全面的探讨，亦未追究其学术史上的意义。钱氏仅在附录之中，稍稍涉及，隐约不彰。 按照章太炎的说法，戴震治学深遽，令诸儒震悚，愿为弟子，天下人遂敬重经儒而轻文士，导致文士与经儒间的交恶。桐城派文士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的桐城义法，但是桐城诸子并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遭轻蔑。姚鼐想做戴震的学生，未被接纳，感到羞辱，乃不断抨击朴学残碎，后来方东树写《汉学商兑》，虽不完全是诬谰之言，然方氏本人，亦属文士，强以宋儒自居，而行不附言，所言汉学弊端，仅仅是微识，反增纠纷。[52]近人朱维铮于此一公案，有进一步的论述，略谓姚鼐死后，江藩撰《汉学师承记》以区别汉宋门户，又撰《宋学渊源记》，独不记桐城诸家，因而结冤。方东树即姚门弟子，反应最为强烈，凡与汉学有关之人，都在攻击之列，尤集矢于戴震与扬州学派，以维护朱子与发明道统自任，学术价值虽然不高，但颇得桐城、阳湖两派之声援。更有进者，方东树身后，正值咸同大乱，曾国藩辈以当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汉学商兑》亦随世变而风行一时；然而变局之下，汉宋实两败而俱伤，双双凋零。[53]朱氏所论，颇能补梁钱两公之阙。盖思想史之研究，不仅须追究汉宋间理性对话，且须顾及学者间之隐情私衷，亦须注意时代因素及其影响。钱穆著作体例，引一段，评说一句，不脱旧史藩篱，殊难畅述思想与学术发展之复杂过程。 四、晚清学术史 晚清学术，肇自乾嘉朴学式微之后，讲求复古。乾嘉考据学风，崇尚朴实，主张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原是针对宋明理学末流的游谈无根，然而此一学风，亦导致清代经学之流于烦琐，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际，衰象已著。梁任公曾以考证学研究范围之拘迂，汉学本身因迟滞而腐败，汉学家尊古与善疑之矛盾，以及咸同战乱之刺激，思以经世济时等因素，解释盛极一时乾嘉清学的衰微。[54]钱穆论清学之衰，一本其尊宋的立场，较着眼于东原以来，朴学家力訾宋儒之非是，故述衰世之继起者，多以调和汉宋为言，显然以为汉宋调和乃救学与兴学的良方。不过，倡言汉宋调和，即使能够落实，是否足以应付道咸以降的世变，殊为可疑，而此一关键问题，梁钱两公皆未作深论。 正当道咸学者提倡汉宋调和之际，汉学因经今文的复兴而趋分裂。今文之复起，自与乾嘉笺注之学流于义理枯竭有关；然今文之阐抉奥旨，往往牵缀比附，并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义理，自非钱穆所能允可，故目为好诞之风，较其弊视惠栋尤有过之，若谓「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学术治道同趋凘灭，无救厄运」。[55]钱穆此语，总结经今文学在晚清的影响，认为关系到学术治道的凘灭，甚至将清代之覆亡，归罪于经今文。此等大事，理应详述密证其过程，明其因果，岂能一笔带过？ 梁启超将经今文学派开拓之功，归诸龚自珍，[56]钱穆也认为常州今文学，虽然起于庄存舆，立于刘逢禄、宋凤翔，然变于龚自珍与魏源，而龚才是此一学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龚自珍始将今文学派之轻古经，推展到注重时政。[57]龚氏确是清儒在百年文字狱阴影之余，首开发舒政论风气之一人，在学术上固然为乾嘉经学的反响，在思想上由政论而发清末变法的先声，而其脍炙人口的诗篇，也风靡几代士人。凡此皆龚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探细究。然钱穆或因其鄙视今文之故，对龚氏的评价偏低，一谓其承袭章实斋之说，再惜其屡试不售而消极，以致于「往往有彷徨歧途莫审适从之慨」，[58]又说「定盦之学，博杂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开风气」，[59]虽可说明即使定盦也不能有所作为，卒不免自我否定其学术思想之重要性矣。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真正英雄人物终于登场，此人乃曾国藩（1811-1872）。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钱氏所说，国藩学业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持论显然与乾嘉汉学家异，代表晚清反考据之学风，更何况曾氏以中兴元勋，提倡经世致用，以挽救士风为己任。曾氏礼论，谋汉宋会通，扶植礼教，而礼以时为大，遂达经世济时的目的，不谓无见。然而钱氏不仅以专章述曾，而且将其学术地位与清代巨子并列，赞褒有加，认为其见解「有其甚卓绝者」，如「以杜马补许郑之偏，以礼为之纲领，绾经世考核义理于一钮，尤为体大思精，足为学者开一瑰境」，又说「与嘉道汉学家继东原后，专以考订古礼冗碎为能事者，回不侔焉」，尤推誉其特重宋学，不仅知经世而且知经术，以致于「涤生之所成就，不仅勘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故亦少见其匹矣」，故而「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60]于此足见曾国藩在钱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实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见钱穆与曾国藩在思想与意识上之相契。现代学人之中，固不仅仅陈寅恪之思想在湘乡南皮之间也。 曾国藩之外，另一获钱穆青眼的晚清学者，是粤人陈澧，号东塾。东塾完全是象牙塔内学者，几无俗世名声。钱氏以东塾身值大乱衰世，能切中时弊，深知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的汉学家之失，故欲挽风气，砭流俗，主汉宋兼采，有意提倡新学风。所谓新学风，以钱氏之见，只是不分汉宋以求微言大义，且不期而与章实斋挽风气之说相同，并响应方东树对汉学流弊的批评。然则，所谓新学风，实无新义，更何况钱穆又说，东塾之学仍不出古训，其意实欲汉学家勿专务训诂，勿忘义理。若然，则东塾乃汉学之振兴者，亦不得谓之新学风。另可注意者，钱穆于东塾的学术实未予多许，若谓： 于两汉学术精要所在，尚未能发挥呈露，又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其取去抉择，在作者虽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则其书亦不得谓研治汉儒思想者一完备之参考书也。 又说「其言学问偏主读书，议论似不如颜习斋；言读书唯重经籍，识解似不如章实斋」。[61]既如此，则又何须专章论述陈澧？原来钱穆拳拳致其向往之意于东塾者，因东塾力斥士情既懒且躁，不肯读一部书，而好以胜古人，颇中钱氏当世之感慨：「今日安得东塾其人者，以上挽之于朱子郑君，相率趋于博学知服之风，而求以作人才转世运哉？」朱子郑君云云，立见钱氏本人学术思想之归宿，与夫论学好恶之所本。 康有为虽是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之「殿军」，也就是结束清学史的大学者，但是钱穆对康之评价甚低，与梁启超对乃师的赞赏回异。钱氏认为，康之公羊改制说，实自川人廖平剽窃而来，甚至说，「康门学说，尚是廖季平范围」，[62]岂不是说，若称康门，还不如径称廖门？至于礼运大同之说，康虽「自辟天地」，然而「亦自有其来历，并非绝无依傍剿袭也」，[63]而所论也不出谭嗣同的仁学。然则，依钱穆之见，康有为并无自得之学可言，钱氏清学史的完结篇遂有极为消极的结论： 长素之于考据如廖，于思想如谭，更所谓横扫无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于后。凡其自为矛盾冲突抵销以迄于灭尽，则三百年来学术，至是以告一结束，扫地赤立，而继此以往，有待于后起之自为，此所以康廖谭三家之书，适成其为晚清学术之末影。 出自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b03/523.html 我在这节选了一些 喜欢能帮到你~
求采纳

读《近代中国史学十论》有感
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我们今日实行的仿西式学术分科确立时间却不算长。不过，在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滥觞之际，章太炎、梁启超就已提出了类似今日所谓“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这一取向近年来在中国内地更得到大力提倡，然而若从社会视觉看，史学之下各子学科的畛域又还比较明显。譬如各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现在大都“整合”为一科，单从课程的设置、学会的组成到学科研讨会的召开，大体仍可见比较明晰的“边界”
前半部分或考察一本旧籍在近代学统里的沉浮，或关注学术的多旋律并进，或揭示学术典范的转移，或分析新旧史料观的错位、或探索历史记忆的损益。

如《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这一章里，详细重建《山海经》在历代学者认知中形象的演变这一长期历程，以该书为一面镜子来映照不同时代学人对其内容究竟是否可信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据的态度之变化，应能对中国学术史甚至思想史长生不少启示性的认识。《山海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人看作与史相关的旧籍，且一般并不怀疑其为“先秦古书”；而乾嘉学风并不像过去认知的那样一统化，乾嘉时代的学者对《山海经》的看法是两歧的。到了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队民国史学或史料扩充倾向在解放思想方面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受到乾嘉学风的影响，不少怀疑这些文献的人都持一种看似更“严格”的“科学”史学观。而游学欧洲多年的民国新史学家傅斯年更加有意识地提出古代非正统史料的价值。尽管民初新派学者对《山海经》的态度各不相同，且其可用度今日或许仍存在争议，但大概已没有学者再怀疑其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上古史料。乾嘉时代开其端的学术多元化倾向能够有潜流而变为主流，正拜民初思想解放带来的“新眼光”之赐，《山海经》的沉浮也就映照出了近代中国史学的演变历程。

后半部分主要与青年史学从业者对话，讨论与“史学方法”相关的史料解读、史学表述、近代史研究方向、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等面相。

如陈寅恪史料解读与学术表述臆解；陈寅恪这样一位不应该被遗忘的学术大师，在我们学界的集体历史记忆中却在相当一段时期里基本被“遗忘”直到近年又被“从新发现”。或者即因为这一度的遗忘，陈先生本人以及“陈寅恪学术”的形象似乎都已使人感到生疏，于是出现许多试图修订或重塑我们历史记忆中的“陈寅恪形象”的努力。由于“陈寅恪形象”的模糊，其史学所长究竟为虚为实，学界的见解也甚分歧。实际上，陈寅恪是民国“新宋学”的杰出代表，而“新宋学”是在坚固的史料基础上以史学诠释的“幽玄高妙”见长。赵元任回忆说，“寅恪总说你不把基础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可知陈先生治史的最终目的是在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之后就要的出微言大义式的结论，这是近代“新宋学”与乾嘉“汉学”和传统宋学的一大区别

史学区别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色是时间性，而其基础是史料。傅斯年曾提出史学就是是科学的说法，他的见解常受人误解，但其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窃以为仍应引起今日治史者的关注。实际上。若“史科学”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读和运用，还真是大体上涵盖了史学的主要内容；其后两者即史料的解读和运用牵涉到一般所谓“史识”，相对来说更难，
要求也更高。在陈先生看来，解读和运用史料的、与史学表示直接相关，而史料的运用可以说是史学表述的核心因素，故他往往将史料解读与史学表述两者合而并论。史学的一大特点就是时间的隔阂，由于时代环境以及立说者意图的不同，同样的词语所表达的意思也可能也可能有很大的不同。陈寅恪特别提出，“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不改原有之字”这一点仍尤应引起今日学者的重视。今人不能离今世，故史家面临的现实是不能不运用后起概念作为诠释历史的工具，但更必须强调以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和当时的概念工具为基础。

“表述”是学术研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连主张“道可道，非常道”的老子也还写下五千言，机内把自己研究所得陈述出来就正于同人更是“学术”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陈寅恪在表述这一方面似不算特别成功，胡适认为，“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可知陈寅恪论学风格多“牵缠反复”的确是许多人的共识。

《近代中国史十论》各文均与近代中国史学相关，但又与一般“史学史与史学理论”领域的言说不甚同，大体遵循一种“史无定向”的取径，不固定从某一专史分科的特定方向看问题。愿此书对已将史学确立为专业的在校学生略献刍荛，希望后来者或不致重蹈覆辙，尽可能少走弯路。

《史记》读后感
我用了三个月读了《史记》.
这是一本能丰富头脑,补充知识的神奇的书.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永恒的精神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
（一）
明朝，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
当年明月，用调侃却又认真的笔触描写了那不平凡的三百年。
历史，原来也可以很年轻。
（二）
2007年的时候，在书店的架子上的一堆书里，扫到了《明朝那些事儿》，好奇着买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第一次发现原来历史不只是枯燥乏味的，历史也可以让人捧腹大笑，然而笑过之后往往又能让我们思考。
比如，在这本书里，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好人（但绝对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每一个在普通人眼里散发着耀眼正义的光芒的良臣将相也许都有他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作者没有一味的歌功颂德，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有血有肉，有喜有怒，有得有失的人。
比如，在这本书里，不只有着流芳百世，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更有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小人物，他们在这三百年里太无足轻重，渺小的让人忽略，如果没有太监张敏的舍生取义，后来的明孝宗朱佑樘也许无法登上历史的舞台；如果没有那位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看守，杨涟用鲜血和气节写下的绝笔书也许只能化为灰烬；如果没有钱皇后的日夜守候和至死不渝的真情，明英宗朱祁镇也许已经被身在大漠的孤立无援吞没。“不要以为渺小的，就没有力量，不要以为卑微的，就没有尊严。”
比如。。。。。。
（三）
在书里，自始自终都蕴含着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支持着郑和七下西洋，在咆哮的大海面前毫无畏惧。
这股力量支持着于谦打响北京保卫战，独自面对凶险而未知的前途，力挽狂澜，拯救大明于危难之间。
这股力量支持着王守仁在荒芜之地开垦，历经艰辛后幡然顿悟，创立伟大的“心学”，将中国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并影响了无数后人。
这股力量支持着戚继光深夜渡海击寇，再强大的敌人都挡不住他与戚家军前进的脚步，如同数百年后的红军一般，保家卫国。
这股力量支持着徐阶韬光养晦，也许曾被无数人指责胆小、懦弱，但他笔挺的脊背昭示着他从来没有忘记夏言的枉死和杨继盛所受非人的折磨。
这股力量支持着张居正在几十年的权利斗争中，用尽了所谓的正人君子所不齿的手段，但确是为苍生，为黎民，他付出了他所能奉献的一切。
我们可以称它为正义，良心，理想或者它只是一种精神。
是的，之所以能在历史长河里闪耀光芒，并不是他们有多么的异于常人，而是在于他们的心里，能够装着百姓，一群与他们毫无相关，素昧平生的人。他们可以心安理得的做自己的官僚，当皇上的宠臣，享受富贵，衣锦还乡或者只是安分得完成自己的一生，最后平淡的终老。然而，因为那一份责任，那一份理想，那一份正义，让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
（四）
我想说，从这一套书中，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王朝三百年间的兴衰与风雨；更多的是一种领悟。一切的人或物都已经化作历史，今天不断地成为昨天，只有精神，只有不灭的精神才能够经受时间的淘洗沉淀下来，影响着无数后来人为目标，为梦想不停歇地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