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狄仁杰公正护法》后，我不禁仰天长叹，我非常敬佩狄仁杰的胆识和智慧。而对于他的公正，我更是自愧弗如。
有一天，我收作业时，吕浩冉走了过来悄悄地对我说：“哥们儿，我作业还有一道题没做，可否容我做完才交？还有请别忘了不记我名字。”我想了想，说：“不好吧！我必须按规矩办事！不然枉费老师对我的信任！”“真可恨，竟然这样为人处事！我看走眼了！交了你这个‘好兄弟’！”我一听，急了，于是把公正抛到了九霄云外！无可奈何地说：“唉！好吧!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你一次吧！”可是，自从上了第二节后我的心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过了几天，吕浩冉又来了。我一见他就说：“作业又没做完？又想让我开后门？”他一听，笑了，说：“嘿嘿！你怎么知道？”我话锋一转，说：“门儿都没有！”我说完，金笔一挥！他“金榜”提名。他一见我这样干知道大势已去，气冲冲地走了。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我生活中，我都会按照狄仁杰公正的品质要求自己，希望自己像狄仁杰一样。

　　记得前些时间有一个很受关注的网易公开课——Justice，这本书《公正》就是那个公开课的中文内容。
　　关于什么是公正，如何做到公正，开展了探讨。
　　读完这本书，让我对于公正的思考，有了更多的维度，虽然我还是不太清楚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是公正，或许重要的是追求公正的过程，而不在于达到公正本身。
　　正如Sandel教授，最后推崇的公正，是在道德维度上的发展，而道德上的追求，谁又能说清楚什么时候才是终点呢。
　　一味得追求最大幸福，由大多数统治小部分的“计划模式”，还有放任自由，崇尚完全个人的“自由模式”，显然是与我们心中的公正是有距离的，而这个距离，也许只能用道德来解释。
　　看来公正会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以下是当时做的一些笔记，只有前四章。
　　《公正》的笔记-第一章 做正当之事
　　这一章是类似的序章，题目说要做正当的事，却留下了一个悬念，什么是“正当”的事。首先在这一章里引出了福利，自由和道德（书里用德性，我觉得道德好懂些），三个维度，与之对应的有三种观念，福利的最大化，尊重自由，以及促进道德。
很多是否正当的事，便在这三种观念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因为这三个维度之间并不是吻合的，有事甚至是矛盾的，于是，什么才是正当的，便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那到底什么样的才是正当而又公正的呢？是不是，在一定的假设下，某个维度就可以变得公正，比如，在不伤害个体自由的前提下追求整体福利最大化？又比如在不伤风败德的前提下尊重个体自由？还是在这三个维度中存在一个平衡的交集，是公正的？
　　《公正》的笔记-第二章 最大幸福原则/功利主义
　　我觉得用效用主义比较好理解，最大化幸福，也就是最大化效用。
这一章主要介绍了以最大化幸福为公正基础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是边沁。
要最大化，那必须要计算，要计算，那就要有定价，定价的范围则是一切，甚至包括生命。我不想对此进行评价，但有一些感受。
首先，是关于这种最大化方法本身。因为我专业工具就是建立最优化的模型，目标函数一般就是成本最小，利润最大，时间最短，还有效用最大。我更加怀疑这样做的意义了。因为在最大化（最小化可以理解为反向最大化），考虑的都是一个整体，对于个体的考量是那么的无视；此外，真的什么都能转化为统一的度量单位￥吗？
另外，我常自嘲一切有价，只要有合适的价格，我可以甚至把自己卖了。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底线的，并不是真正的“一切”，还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计量的。在我这儿，我称之为生活，一切出卖自己生活的事情，我都不会去做。
　　《公正》的笔记-第三章 我们拥有自身吗？/自由至上主义
　　这章将自由至上，认为绝对的拥有自身才是自由，才算公正。
自由至上，我理解为只要我不伤害别人，我的全部都是我的，谁也别来伤害我。不要让我交税，不要管我开车是不是系安全带，甚至不要管我要死还是要活。
看到这儿，我想到两个词，一个中文的叫“中庸”，一个英文的叫balance，我猜第五章以后会这么讲。
　　《公正》的笔记-第四章 雇佣帮助/市场与道德
　　这一章讲道德维度，但是没有直接讲。
为了说明我们在自由市场中所作出的选择到底可以有多自由，本章选择了两个例子——雇佣士兵和代孕。
最终引出有些德性和更高的善，是市场所不尊重的，金钱是不能购买的。

　　朝有一位刚正廉明、执法不阿（ē）的政治家，他就是一代名相狄仁杰。
　　公元676年，狄仁杰被任命为大理寺负责人。大理寺是当时中央的审判机关。他到任第一年，便处理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多人，无论被判处有罪还是无罪，没有一个当事人不服的。狄仁杰明察善断，循律准确，一时声名鹊起，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的大法官。
　　为了维护当时的法律制度，狄仁杰甚至敢于犯颜直谏（jiàn）。这年秋天，一个叫权善才的将军误砍了昭陵上的柏树。唐高宗勃然大怒，准备严惩权善才。狄仁杰上书皇帝，说明按律令应该免去权善才的职位，但高宗认为免职的处罚太轻了，下令立即处死权善才。狄仁坚持说此人罪不当死。高宗生气了，板着脸说：“权善才砍了昭陵上的 树，是陷我于不孝，必须杀他！”大臣们一看皇帝生气了，都用眼色示意狄仁杰别再说了。狄仁杰却依然据法力争道：“哪有所犯的并非死罪，就下令判处死刑的呢？如果刑法这样没常规，岂不是让天下百姓手足无措吗？……现在陛（bì）下为了昭陵的一棵柏树就要杀掉一位将军，那千年以后，人们会把陛下看成足什么样的皇帝呢？这就是臣不敢奉陛下的命令杀权善才的原因，臣不能陷陛下于无道啊！”高宗听了，觉得有理，便收回成命，免了权善才的死罪。
　　当时有一个叫王立本的大臣，仗着皇帝的宠信，滥用职权，干了不少坏事，朝廷的大臣们敢怒不敢言。狄仁杰上奏高宗，指明此人罪行严重，应交给大理寺审理。高宗要狄仁杰看在王立本还算个人才的分上，破例宽恕他。狄仁杰回复道：“国家就算再缺乏人才，也不缺他一个王立本吧？陛下为什么要包庇罪人而破坏王法呢？如果陛下坚持这样做，那就把臣流放到荒无人烟的边疆去吧，日后，也好让忠心报国者引以为戒。”高宗听了这话，无言以对。王立本终于被判刑，朝廷的风气由此大为好转。

五、自由市场中的选择
判断公正的两个角度，利益和自由，既然不是所有的自愿交易都是公正的，那么现代社会中，还有哪些非公正的交易在进行呢？将对此进行分析，同时还将从第三个角度——道德对公正的判断进行分析。

如果你遭遇了一些意外事件，急需一大笔钱，这时你突然发现，一些医疗机构可以买卖健康的卵子和精子（假设是合法的），以帮助不能怀孕的夫妻患者，假设你此时身体状况不错，捐卵或者捐精对你的身体也没有明显伤害，并且可以立刻得到10万元，你会去做这笔交易吗？为什么？如果是100万呢？1000万呢？

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人们可以在自由的市场上做任何自由的选择。但在自由市场中，人们真的是自由的吗？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服兵役的案例。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和平时代的到来，全民皆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仅有少数国家（例如韩国）会强制所有适龄青年服兵役。

因此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如何招募士兵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招募士兵无非有两种方法：一是强制征兵，二是市场征兵。

功利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他们都支持市场征兵。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强制征兵是一种强迫，政府不可以强迫人们去做一些人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功利主义者认为，两个人自愿做交易，一定是双方都有所获利，那么适用市场征兵，一定会比强迫人们服兵役带来更多人的幸福与快乐。这就是支持自由市场最主要的两个根基：自由与福利。

而市场征兵，甚至是雇佣兵却因为以下的反驳观点变得站不住脚：

反驳观点一：如果适用市场征兵，不愿意服兵役的人会支付一定的费用，政府也会给服兵役的人报酬。

看似你情我愿，但最终的结果便是：有钱人大部分都离军队很远，但穷人最终都进了兵营。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是不愿意去冲锋陷阵的，很多“自愿”入伍的人只是贫穷所迫。

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这只是根据个人财富的多少而赋予人不同的选择权利，一个穷光蛋没有选择的权利。

反驳观点二：公民责任与金钱的多少并无关系，公民责任可以对自由选择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没有限制的自由是“伪自由”。

人在享受公民的自由权利时，总要有公民德性，总要基于善意来承担一定的公民责任，例如服兵役。

自由市场不自由的限制
如果服兵役的案例还不足以证明那些贫穷的人在自由市场的不自由，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代孕妈妈。

代孕妈妈反悔的案例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很多女人为了钱不惜替他人生孩子，却在孩子出生后难以割舍。当这样的案例被告上法庭时，法官和陪审团都犯难了。

功利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当然认为这样自愿签订的合同应当被支持，至少这是双方同意的、互相获利的一种交换。而如同人们反驳雇佣兵制度一样，代孕合同并不被广泛接受。

首先，代孕妈妈是否真的是“自愿”为别人怀胎十月并经历痛苦的分娩呢？答案显而易见，她们多是因为贫穷而别无选择。

那么这样的“获利”是自愿的吗？一个在窘迫生活中挣扎的女人，不得已去当代孕妈妈；生下孩子之后，她舍不得这样的亲情，放弃了能够改善生活的报酬，选择去过更艰苦的生活来抚养这个孩子。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去强迫这样可怜的女人交出自己辛苦生养的孩子。

其次，大部分人都认为，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可以买卖的，譬如婴儿，譬如亲情。买卖的对象可以是任何物品，但是婴儿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人，是应当被尊重的。尊重个‘体和使用、买卖物品是不同的模式，不能相提并论。

代孕妈妈案中，美国大法官Robert Wilentz否定了代孕合同。但他采取了更具有法律效力的反驳模式：一、有效的合同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同意，但代孕妈妈在签署合同时并不知道自己与孩子之间会有怎样的感情，同意签合同其实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因此这样的同意是有瑕疵的，最终会导致合同的无效；二、代孕合同的目的是买卖婴儿，法律禁止买卖婴儿，因此合同目的的违法性导致了合同的无效。

理解了上述服兵役和代孕妈妈这两个案例，我们大约也知道了为什么经济学家总说“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在一个自由的市场，大家做出的选择到底有多“自由”？还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了？是否有一些特定的东西是无法进入市场的？实际上，远离自由市场才是对某些事物的尊重，自由的市场总有不自由的限制。

六、谁应得什么？资源该如何分配？
说到公正必然离不开资源的分配问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 公正简而言之，就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 因此他认为公正的原理包含了两个因素：等待分配的人，等待被分配的物品。“平权”是法哲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指的是平等的人应当有平等的权利，应当被分配到相当的物品。

说到这里，亚里士多德和我们都需要思考这样第一个问题：平等的标准是什么？是指在哪一个方面平等呢？

一定没有人认为答案会是阶级或者财富，亚里士多德亦是如此。亚里士多德表示：评价标准在于个体的优点。他认为，最好的长笛就应该分配给技艺最精湛的长笛吹奏者。

这个结论看起来令人信服，但是仔细思索，我相信大部分人会与亚里士多德持不同的看法。

通常来说，我们会认为：将最好的长笛分配给最优秀的长笛吹奏者，就可以吹出最美妙的长笛曲，人们就能得到最大的享受。你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呢？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的考量——多数人感到幸福就是最公正的基础。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一定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有更为精妙的解释：将最好的长笛分配给最好的长笛吹奏者，是因为长笛这一事物存在的最大目的就是产生优美动听的音乐，只有与最好的吹奏者相配才能满足这一目的。

也就是说， 物品的正当分配不但要考量人们的优良品质，也需要考量被分配物存在的目的和意图。 这是一种“各取所需”并“相得益彰”的相互力，是一个精妙的逻辑链。

回想此前我们在反歧视政策中提到的问题，什么样的学生应当被录取？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分析，你一定会情不自禁的问自己：大学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有争议且难以回答的问题：大学可以是为了促进学术，可以是为了服务公民教育。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学的目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推广基督教而建立的大学，在新世纪也最终会接受犹太学生。 那么在大学存在目的不同的情况下，与申请学生之间的各取所需，也就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七、 培养公民的道德
道德是如何影响公正?

道德在广义上说，是政治的产物，因此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政治的目的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不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政治是公正生活必不可少的实践。如果我们去思考政治的目的，可能得出的结果是：建立有序的社会、构建权利的框架。

但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些目的都是不稳定的、不是终极性的。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政治应当是要塑造好公民，培养好的品质。

因此展现了最高德性的人，应当被赋予最高的职务和荣誉（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在社会的分配中，最好的物品并不应当是财富，而应该是职务和荣誉）。他所主张的社会中，公民应当是纯粹的、热烈的、崇高的良善公民。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公正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合适”，让人们得到适合他们、并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本性的东西。

但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并不合适的理论：他认为奴隶制是公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奴隶制是强制性的，所以不公正；目的论者认为奴隶制是违背本性的，所以不公正。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是必要的，并且奴隶从出生开始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奴隶，因此这是可以支持的，这有利于培养整个社会中公民的德性和良善性。

这是他众多理论中的一个败笔。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哲学领域，说到公正，一定绕不开良善生活的本质这一问题，这是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思考。

我们来思考一下亚里士多德提的问题：你是否支持按照个人的优点、能力来分配相适应的物质？如果这样分配，从你的特质出发，什么才是应该分配给你，与你相适应的？

八、 康德哲学：动机的重要性
从利益、自由、道德三个角度对公正进行分析和判断，到目前为止，你认为你更偏向于哪种主张？还是哪一种都不同意？为什么？你有更好的主张吗？

三种追求公正的进路：利益、自由和道德。单纯主张福利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者受到了驳斥；主张“我们拥有自身并可以随意处置自身“的自由至上主义受到了挑战。但是康德反对“使福利最大化”和“促进德性”这两种公正进路。

他认为，这两种进路都没有尊重人类的自由，反而使得权利的基础变得脆弱。康德为我们拥有的权利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道德基础： 人类是理性的存在，值得被尊重、应当享有尊严。
现在我们开始分析康德的主张： 将公正与道德联系起来，去追求真正的自由。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此前我们多次说到自由，那么在市场上任意买一个东西，是自由吗？

看起来是一个没有悬念的问题，但康德的答案是否定的。康德认为，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买一个东西，那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一种欲望，这样的选择不是自由，这样的你是欲望的奴隶。

康德哲学确实不像上文的分析那么浅显易懂，他认为： 首先，道德责任产生于意志自由；其次，自由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选择更有利的选项，而在于选择本身；最后，判定行为是否道德主要取决于自由选择的动机，而不是结果。

我们可以用以下几组概念的辨析来理解康德的观点：

1.道德：义务vs 倾向

所谓义务，即我认为某件事是正当的而去做这件事。所谓倾向，即我认为某件事是有用的而去做这件事。一旦我们看到义务的动机，我们就能甄别良善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赋予这些行为以道德价值。

举例：一个孩子去买东西，店主本可以以较贵的价格卖给这个孩子质量最差的产品。但最后他没有这样做。如果是他觉得应当童叟无欺，那么这是有道德的行为；而如果他是担心此事会影响商店的口碑和信誉，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不道德的。即使这两个完全相异的动机产生了相同的后果，但其道德判定却决然不同。

2.自由：自律 vs 他律

所谓他律：我只能根据外在的规定或规律而行动。所谓自律：我可以根据自由意志而行动。康德认为，当意志由自律所决定时，我们受自己给定的法则支配，才是真正的自由。由于关于道德的判定只关注行为的动机，只关注目的本身。因此，只有在自律情况下才存在是否道德性。

3.理性： 绝对命令 vs 假言命令

绝对命令又称无条件的命令，假言命令又称有条件的命令。

实际生活中，假言命令是较为常见的。妈妈叫孩子好好学习，听起来简单粗暴，但其中的逻辑进路是：如果你想要以后有优质的生活环境，现在就应该好好学习。这种“如果想要A， 所以要做B ”的思维，是最典型的假言命令。

而康德认为，只有绝对命令才有资格成为一个道德命令 。这与康德主张的“义务而不是倾向”的逻辑相结合，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理论。

依旧以商店老板和孩子为例，童叟无欺的含义是每一个人都是应当被尊重（康德也论证过“将人看做目的”，在此不予赘述，感兴趣可以选择阅读康德的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这是一个绝对命令，是道德的命令，听从了这一道德命令的商店老板，认为此事正当而做出了选择，那么整体来说，他的行为就是道德的。

九、真正的公平
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大部分人并没有明确表示过他们接受了某些法律或某些道德的约束，那么究竟是什么赋予了法律和道德以统治权呢？

康德认为， 如果一项规定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或肯定，那么这一项规定就是公正的。 这是一个悖论，因为大家很难认定什么样的规定会被所有人认可。这种假象的情况无法在实际生活中成为约束。

罗尔斯（1921~2002，美国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假设有一种叫做“ 无知之幕” 的东西。假定所有人都是在“无知之幕”后面，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走出“无知之幕”后有什么样的特质，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性格。在这样的原始状态下，没有人会有一个更高的讨价还价的地位，那么此时人们认可的原则就是公正的。

听起来是一个假设，但这却是最令人信服的主张之一。罗尔斯认为，在这样的状态下，首先，人们不会选择功利主义，因为在功利主义的主张中，没有人愿意做被牺牲掉的那一部分，但“无知之幕”让大家无法知道自己会是哪一类人。其次，人们也不会选择自由至上主义，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的社会中，贫困潦倒的人难以寻求救济或帮助。而“无知之幕”后面的人们会尽量避免这种一无所有却得不到帮助的体制出现。

十、公正原则
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的后面，会产生两种公正原则，一个是为所有的公民提供最基本的、平等的自由；另一个是差异原则，差异原则关乎社会和经济的平等。

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并不是绝对的平等，不是说每个人分到的东西都一样多就叫平等，罗尔斯并不支持乌托邦。差异原则之所以被很多人所接受，就是因为差异原则承认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不同。例如有些人天资聪颖，能够成为科学家；有些人体魄健壮，能够成为优秀的运动员。除去各种不确定因素（例如机遇），在社会上，天资聪颖的人往往比天资驽钝的人赢得更多赞赏，赚取更多的利益。

罗尔斯知道这样的差距是无法避免的，但罗尔斯同样也认为不是所有的差距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有当这样的差距或不平等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利时，才是被允许和接受的。

举例来说，天资聪颖的人发明了可以增加粮食产量的方法，解救了广大底层的农户，这样的人得到奖赏是应当。但如果他只是发明了可以增加毒品产量的方法，他所攫取的利益则是不公正的。同理，一位医生凭借高超的医术获得人民的敬仰和高报酬，若他不是在改善山区人们的医疗水平，反而只是给贵族成员提供整容手术，罗尔斯认为这样的高报酬是没有道德基础的，难以得到维护。

因此 ，差异原则并不是在追求财富的平等分配，而只是追求将所有偶然的因素（例如天资聪颖）最大可能的造福于人类，对这些偶然因素的效果进行再分配。

罗尔斯比较了几种不同的分配方法：

封建制度/种姓制度：基于出生的固定等级制；

自由至上主义：拥有形式上的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

精英统治制度：拥有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

平等主义：罗尔斯的差异原则。

前三种制度都建立在一定的偶然性上，不论是家庭情况的偶然性，还是个人智力的偶然性。只有差异性原则避免了这些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罗尔斯的终极奥义是他本人所说的“与他人分享命运”，不论大家是否接受，但无可否认的是，罗尔斯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和持久稳定的社会。

十一、反歧视政策歧视了谁？
作为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大熔炉，美国经历了长久的种族歧视，其后又不遗余力地推行了很久的“反歧视政策”。

在中国，偏远地区的孩子往往在大学入学时有着更为优惠的条件。美国也是如此，美国曾有一位白人女生将她申报的大学告上了法庭，因为比她考试成绩差、综合测评差的黑人学生都被大学录取，但她却被拒之门外。

这样的学生不在少数，但鲜有被支持的情况。那是因为这些学生往往以为，学校的目的在于寻找每一个优秀的、有天赋的、勤奋的人，将他们培养成栋梁之才。但实际上，学校常常会录取那些对于学校的社会目的有贡献的人。这样对录取资格的评判虽说与大家心目中的学校理念相去甚远，但却是无可辩驳的。例如一所公立大学需要靠联邦政府的资金运作，设立了“非白人种族比例不得低于四成”的规定，在这样的规定下，就会出现优秀的白人学生因为名额不够而被学校放弃的情况。对于学校来说，放弃少数这样优秀的人却可以达到学校的社会目的，这无可厚非。

但仔细思索，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学校的招生标准，而在于反歧视政策的社会基础。为什么会有反歧视政策？明明知道反歧视政策可能会导致对少数人的不公正，当局却依旧坚持反歧视政策？

坚持反歧视政策的公认理由有以下两个：

1.补偿过往过错

鉴于此前实行多年的奴隶制，导致美国很长时间内都存有种族歧视。这些歧视（明面上的政策或是私下的歧视）都给美国的非白人种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痛。因此美国的反歧视政策在于补偿那些受到过伤害的种族。

但是补偿理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批判者认为，反歧视政策并没有补偿那些曾经被伤害的人们，相反，受到反歧视政策不良影响的人，多是现在的人，他们与此前的歧视伤害没有任何关系。比如之前因为歧视不能读大学的黑人，如今可能都已结婚生子，种族和肤色不能作为是否录取的门槛这种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已无太大意义。因此批判者认为，如果是真的根据补偿理论来制定政策，应当是按照阶级来制定反歧视政策更为合理，而不是种族。

2.促进多样性

支持者认为反歧视政策可以很好的促进多样性，他们认为，一个融合了多种民族的大学社会团体是有社会价值的、值得追求的。但反驳者认为：

1）反歧视政策实际上是建立在存有歧视的基础上，因此这种政策并不能从实际上减少歧视或增进社会多样化，反而会给黑人以自尊上的打击。

2）反歧视政策从原则上就是不公正的，无论是为了补偿或是促进多样性，这样的政策都损害了某些无辜的人的利益，这从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

当然，反歧视政策之所以备受争议但依旧执行至今，就在于它和种族歧视有着最本质的区别：种族歧视是基于一种十分卑劣的观点——人们从生下来就是带有阶级的，某些种族比其他种族要更高级，更值得被尊重；而反歧视政策只是一种主张，并不涉及到偏见。

反歧视政策建立在种族的区别之上，没有稳固的根基。此时让我们再回想康德和罗尔斯的哲学，才会发现虽然他们的主张不同，但是他们都在大胆尝试，致力于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情况，尝试为道德和公正找到一个坚实的根基。倘若他们的理论能够施行成功，那么社会就不再需要反歧视政策的补偿。

和美国一样，在大学的录取中，中国对少数民族也同样有优惠，你认为这公平吗？为什么？试着转换身份，比如将从汉族的身份转变成少数民族，或者从少数民族转变成汉族，你的想法会改变吗？
摘自:迈克尔·桑德尔《公平》卡片作者乔亦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