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分10纪、80列传和8志，记载了从新帝王莽起至汉献帝时的195年历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从《后汉书》史料价值以及被列为“前四史”的情况，可以看出《后汉书》在我国历史学上的崇高地位。

《后汉书》除体例上的创新以外，最显著的特点是观点鲜明，褒贬一语见的。此书中类传前多有序，每个人物传记展开前多有提要，用语简洁、准确，这可以使读者先对所写人物有一个总体印象，起到未见其人先会其神的作用。

《后汉书》还长于用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或假借他人评说，或援引时人谚语歌谣等以纪传人物。《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范晔先对全书做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表现出高超的史学编撰技巧。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80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3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9卷是

在《后汉书》中，范晔非常善于刻画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物。如《张衡传》就是《后汉书》中著名的人物传记之一，文章详尽而生动地记述了我国古代科学家、文学家张衡的一生，突出表现了他在科学和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政治上的建树。叙事波澜起伏，从多方面展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体现了张衡作为科学家刻苦钻研，终于取得辉煌成就的曲折历程。

与作者对上述纪传人物的态度相反，范晔对外戚、宦官的横暴专权、祸国殃民则大加挞伐。在东汉中期，汉和帝、汉安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不能执掌朝纲，于是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争夺王朝统治权的混乱局面，《后汉书》对此都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批判。

《后汉书》的史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展现了范晔的多才多艺。

“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即为前四史四本书。包括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南朝范晔的《后汉书》以及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简介

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陈寿的《三国志》即：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东汉】班固的《汉书》

【南朝 宋】范晔的《后汉书》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汉书简介

又称前汉书，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

作者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 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史学价值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着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着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中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作“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一直流传，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后汉书简介

《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这部书记载了整个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近二百年的历史。在整个《后汉书》中，范晔所撰的“纪”、“传”当然是最主要的部分。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他曾任宋武帝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因为触怒了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他郁郁不得志，于是发奋编写《后汉书》。在刘义康和宋文帝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范晔受到牵连，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名被杀。范晔是很有才华的史学家，他在各家《后汉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删繁补略，自定体例，订伪考异，写成了《后汉书》。这部书具有简明周详的特点，因而能拔起于众家之后。从思想上看，《后汉书》对东汉流行的谶纬迷信持批判态度，对东汉后期豪强专权下的黑暗政治也有所揭露。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较注重道德品质。在体例上，《后汉书》把东汉一代在位时间短、事迹不多的殇、冲、质三帝附在其他帝纪后面，又开创了给皇后增作本纪的先例。这既反映了他对君权的尊崇，又反映出东汉一代皇后在政治地位上的日益强化。另外，《史记》、《汉书》中已经有了“类传”，即把同一类的人物放在一起作传；《后汉书》在这方面新创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等。其中《党锢传》、《宦者传》反映了东汉封建政治的重要特点。在《儒林传》之外新立《文苑传》，表明文学和经学开始分家。至于《列女传》，又在纪传体史书中开创了为妇女立传的先例。著名的汉末女诗人蔡文姬就收在这个传中。在文学价值方面，《后汉书》的“论”、“赞”是值得称道的。作者自认为是“精意深旨”，后人更推崇它有“奇情壮采”。

《后汉书》的版本流传，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在唐代，刘昭所注《后汉志》三十卷与李贤所注《范书》是单独别行的，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后汉书》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的校定本，都还没有收入《续志》。到了干兴元年（1022年），由于孙奭的建议，此后的刻本才把《续志》附在范书纪传之后合刻。毛氏汲古阁本也是如此。而明代监本在合刻时抹掉了司马彪的名字，改刘昭注补为补并注，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监本翻刻。这样，就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八篇志是刘昭注并补的了。1965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后汉书》，对于古人在这方面的粗略疏忽进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校点者参考各本，重编新目；在排列顺序上，把范书纪传部分及李贤注放在前，司马彪所撰《续志》及刘昭注放在后，各部分都写明作者姓名。经过这一整理，整部《后汉书》面目一新。

作者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着《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 、《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晔被杀，当时《后汉书》志稿乃范晔请谢俨代作，稿虽完成，但谢俨恐范晔之祸及于己身，匆忙将志稿毁掉[4]  ，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史学价值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

八家《后汉书》

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谢书纪、志、传诸体俱全，且有所创新。如《兵志》、《风教传》为其所独有。从佚文推断，《独行》、《方术》、《逸民》、《列女》诸传当创始于谢书，并为范晔所吸取。谢书表彰忠义隐逸，不以名位为限。且谢书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为范书及其他诸家后汉书所不及。现存谢书佚文数量较多，其中又半为范书所失载。但此书地方色彩较浓，京洛事缺于三吴，不能全面反映东汉一代历史。

薛莹《后汉记》，一百卷。此书佚文所存数量甚少，仅光武、明、章、安、桓、灵六帝纪论及少数人物传散句。其论赞褒贬抑扬，发自胸臆，直道而陈，有一定的史识。

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其八志并入范晔《后汉书》，已见前述。纪传佚文数量仅次于谢承书。书名《续汉书》显系接续《汉书》而作。范书删改诸史时，重于文采，有的史实节略过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诸家后汉佚史订补，而《续汉书》最受重视。以李贤注为例，引司马彪书多达一百四十九条，远在他书之上。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续汉书》释汉末之事也最多。

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峤改称志为典，计划写十篇，惜未竟而卒。复由其子华彻、华畅相继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称其书“准当”，与司马彪书之“详实”等驾齐观。所以范晔撰《后汉书》，除以《东观汉记》史料为基础外，华峤书成为其主要蓝本。直接袭用华峤论赞可知者达十处之多，占范晔论赞的十分之一。

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所存仅《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五志佚文，对《续汉志》略有助益。列传佚文甚少，且与范书雷同，用处不大。

袁少松《后汉书》，一百卷。袁书纪传质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书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国志》、《五行志》佚文对订补《续汉志》较有助益。

张璠《后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似为未完之作，流传不广，散亡亦早。但所记汉末之事颇详，为袁宏所吸取。从佚文看，四库馆臣以为皆以袁纪文意为佳。故璠纪利用价值不大。

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书早亡，佚文数量也最少。唯安帝见铜人条，为其所独载。

以上，前七书的辑本，以清姚之驷的《后汉书补逸》为最早。清人辑本中质量最精的，当推汪文台的《七家后汉书》。

汪氏留意于诸家后汉书，以稽古余力，重为搜补。于所藏姚辑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弟子汪学敦复有增益，辑稿遂成。其取辑广博，辑文丰富，考辨精审，出处周详，编目有序，末附无名氏《后汉书》佚文一卷，颇便于用。不过，汪氏僻居远县，观觅善本以资校助，脱漏衍讹，在所难免。汪氏殁后，书稿售于他人，虽经汤球手录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赵 叔、林粲英刊行时，校刻未精，复增舛■。加上未辑张莹记，其功未毕，有待订补。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往》的出版，弥补了汪辑的不足，是较好的辑本。

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