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政改元好记，和我们建立民国是同一年，1912年，大政三年是1914年。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2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 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万美元的门槛。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毋庸置疑，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风险已逼近“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在官方数据上中国还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增长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导的铁公机与房地产构成，如今这两个推动机已临近崩溃。当支撑经济发展的土地资源消耗一空，人口红利逼近零点，中国拿什么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邓聿文先生在《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中提出中国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包括经济、社会、政府和政治几个方面，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经济领域的改革重点有三：
一是打破垄断，进一步深化产权改革；
二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
三是加强金融体系建设，解决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 社会领域的改革重点有四：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体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消除两极分化；
二是放权于社会，加快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 三是废除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破除阶层流动障碍；
四是强化社会参与。
政府的改革重点有二：
一是限权和放权，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将政府垄断的权力下放给社会，让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有限政府；
二是大力反腐，力争在反腐败上有制度突破。而上述改革要深入，都会触及到政治改革。
事实上，发展经济仅仅是治标，政治转型才是治本。发展中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实现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
因此，推进公平正义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前提。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而在一个公平正义不能得到维护的社会中，每个群体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社会当前最急迫的问题。
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改革，必须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促进公民权利平等。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如果不启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改革，社会将会积累更大的风险和危机，这对新领导的权威建立非常不利。
要知道，当前国民已不再满足于“面包时代”，能否让每个国民过得有尊严、活得踏实，对执政者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但同时也是个足以名垂千古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接掌的苏联帝国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
政治上高度专制。最高苏维埃只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事务的决定权都在政治局的几个寡头那里、特别是在总书记一个人那里。《戈尔巴乔夫回忆录》（1995年出版，在苏联解体10周年之际中文版面世）结束语中写道：“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砖制帝王相媲美。”；现实生活中到处是对人的尊严的无耻践踏和从上到下逍遥法外的腐败行为。
经济上停滞不前。安德罗波夫当政时曾动用情报系统克格勃调查国家经济真实情况。安德罗波夫长期担任克格勃首脑，他已不相信政府统计局的数字。克格勃向他报告的资料令人震惊：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开始走下坡路。1982年苏联经济成长率是零。工业生产率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1/3；农业生产率是西方的1/5。此后苏联的经济每况愈下，再加上入侵阿富汗（1979-1989），耗费大量军费，民众生活水平年年下降。
文化上思想垄断。书报检查制度是苏联对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实行监督和控制的重要工具，它剥夺了苏联公民的言论自you、创作自you。大众传媒失去了它的真正价值，成了官方操纵和摆布人民思想的宣传工具。70年代流传“《消息报》上无消息，《真理报》上无真理“的话，是苏联社会万马齐喑的真实写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仅把生产资料国有化了，而且也把人民的思想国有化了。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营造了举国上下思想一致的假象，广大百姓则陷于愚昧无知，沉溺于蒙昧主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