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那么刑法就是法律的底线；如果说其他法律还有告诉才处理或者不告诉才处理的余地，那么除了虐待罪以外，刑法几乎完全没有这样的余地，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告诉，司法机关一样有权力处理。
刑法就是这样的法律，定罪尤其需要谨慎，量刑尤其需要慎重，执行尤其需要严格的法律。它以对犯罪人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利进行痛苦性的剥夺为手段，它以一副冰冷决绝的面容而出现，它以对社会危害性行为的严厉惩处为方法，它以恶魔的身姿来把天使的愿望实现！这就是刑法，自始至终铭刻着“底线”两个字的刑法。
刑法是宽容的，罪行法定原则明确指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不构成犯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明确规定：不构成犯罪的，不得适用刑罚。能放且放，得放且放的刑法，在自己残忍甚至是血淋淋的手段面前，退缩着，忍让着，因为它太知道一旦触及自己这道高压线，随之而来的决不是当事人侥幸逃脱的意外结局，而只能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被绳之以法的因果报应。这一天对犯罪人来说总是来得太早，对被害人来说总是来得太迟，对刑法来说总是迟早要来！刑法是严厉的，我国刑法追诉时效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不满10年有期徒刑的，经过10年；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15年；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也就是说要么是自己主动丧失犯罪之前的一切快乐生活，藏匿起足够法定刑的时间自我惩罚，要么是自己被动丧失犯罪之前的一切快乐生活，被司法机关执行惩罚，二者本质上没有区别。
在所有法律之中，我最喜欢刑法，因为它下达底线的宽容；在所有法律之中，我最赞赏刑法，因为它义无返顾的决绝；在所有法律之中，我最敬佩刑法，因为它为捍卫苍生之太平不惜忤逆心愿舍身举屠刀；在这一点上，和我们的军人多么相象啊，离家正是为了保家，武力捍卫正是为了守和平。

法律并非一种单纯的条文体系，或者什么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它应该是活的，物质与精神所并存的系统。从教会法乃是第一个西方近代法律体系便可看出，法律的精神涵义其实比想象得深刻。在审判之时，为何要以赋予罪犯以特定的尊严和权利，而不是单纯地法官高高在上对其进行审判为原则?按理来说，罪犯即是有罪之人，似乎犯不着给他尊严之类。从普遍的认识角度讲，是说不出道理的。那么，其来源还是神学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尽管犯罪与罪孽之间的联系造成了罪犯方面对于上帝的无限责任，然而包括守法者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罪的属性却起到了降低自以为是的义愤作为刑法组成部分重要性的作用。 ”这个原则对于有宗教背景的人而言，自然是非常浅显，但由此又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这个原则的意义何在?西方法律的许多原则建立在神学背景之下，至少是在信仰的背景下。对于只把法律当作实现自己利益、保护自己权利的工具的国人来说，并不存在对法律精神上的信仰和传统，那么如何从本民族的精神出发，寻找一条结合的道路，而不产生排斥，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三、偏见的恶性 偏见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其反映在学习上时，也是一个道理。对于中古时代和基-督教会的偏见，使我们一直认为这些是那个时代落后的代表，并无不自豪地说着“西方不亮东方亮”，将野蛮、落后等词语同欧洲中古时代相联系。其实并非如此，尤其在读过本书之后。近代西方的一切思潮，其实并非只是对希腊罗马文化复兴后、摈弃中世纪糟粕而产生的。法律体系、学术方法、相互制约的权力(封建权和教权)、神学思想……那些后来成为启蒙思潮精华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的东西，都可以从中世纪找到它的源泉和基矗比如，以前对于格里高利的教皇革命，更多看到的是一些负面的评价，本书以非常大的热情颂扬这次革命的意义，并将其与英国革命、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等并称为伟大的革命。还有一个一直以来的偏见是，历史可以用确定的规律予以描述，任何国家或者民族的历史都脱不开这个规律。这自然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从历史的观点看，黑格尔假定意识决定存在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所主张的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历史的真实生活中，谁也不‘决定’谁;它们通常是并驾齐驱;当情况不是这样时，便有时是这个有时是另一个成为决定的因素。” 并没有谁说的规律可以解释一切历史活动，那么这就说明，历史并不是可以套用公式的。但可惜的是我们的教学中目前还是坚持着这一套，至少是在大学以下的教育中。“要知生命创进不受任何限制虽然可能有其势较顺之顺序，却并无一定不易之规律……在生物界中，虽不妨有高下之第，却无必进之阶。”几十年前，梁漱溟老人即已能看得如此透彻，为何现今发达而开放之世，反倒后退了许多!

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文明是"上下五千年"，但真正的文明，只能追溯到夏朝，之前的伏羲、炎黄、尧舜、颛顼，只是传说而已。而"三星堆"的发现，众多的青铜文物出土，将夏朝之前的700年辉煌历史，活生生地摆到了世人的面前。

一提到刑法，估计首先闪过大部分人脑海的都是由一个个法律条文构成的刑法典，而很少人会想到没有条文的刑法领域，即刑法的法理世界，条文背后的刑法思想。以前我看的书也是，基本上都是涉及刑法条文的内容或者由刑法条文展开的相关理论知识，而没有看过很系统的刑法思想发展史。

而陈兴良老师的《刑法的启蒙》这本书可以说是很好地介绍了刑法思想的发展过程，从孟德斯鸠到李斯特，从刑事古典学派到刑事社会学派，以人物带动学派及学术观点，系统的介绍了刑法思想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发展到现在的。
从孟德斯鸠开始，他主张超越实在法,进而探寻刑法的精神，是理性的开始；而紧追随孟德斯鸠的是贝卡里亚，他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坚持理性，主张建构公理。随后边沁的功利、费尔巴哈的威吓、康德的道义、黑格尔的诉诸理性，他们的思想理论体现了刑事古典学派的魅力。而龙勃罗梭是一个分界点，他的犯罪人论代表着刑事人类学派的出现。“无论他有什么错误，龙勃罗梭都是伟大的先驱者，他的独创性和多方面的天才，他的富于进取性的人格，导致了将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归纳方法应用于犯罪问题的伟大运动，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有力地促进了新的犯罪学科学的发展”。这个评价对于龙勃罗梭来说还是比较中肯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龙勃罗梭的人格魅力。龙勃罗梭的弟子菲利和加罗法洛却另辟蹊径，创立了刑事社会学派。最后是李斯特，他主张的是目的刑主义，同时偏向于特殊预防。除了龙勃罗梭，还有另外两个令我印象深刻，一个是贝卡利亚，一个是黑格尔。

除了以上对这些刑法思想家的敬仰以外，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还有了自己对阅读的一个新看法。我觉得阅读不应该是自己以前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掌握他们的观点，更重要的是阅读的整个过程。当自己在看作者对一个问题进行推理阐释时，要搞清楚他是如何一步步得出自己的结论的，同时自己也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样的，理由是什么，这样的观点站得住脚吗，与其他人的观点的不同在哪里。事实上，阅读它应该是一个启发式的工具，引导读者去思考。遇到一个问题时，重要的并不是说要想方设法地去找到各个学者的观点或者说找到一种通说，一个结论性的答案，而是通过阅读促使自己也去思考，去发现，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这也是我看完该本书后对阅读的一个全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