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有什么寓意?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寓意?《鼠疫》是一部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
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有什么寓意?
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寓意?四十年代的某一天,灾难直扑向了一个叫“奥兰”的平庸小城。一场“格杀毋论”的鼠疫訇然爆发。在一个叫“里厄”的医生带领下,人与死神惊心动魄的搏斗开始了——
混乱、恐惧、绝望、本能、奔逃、待毙、求饶、祷告……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信仰的正与反、灵魂的红与黑、意志的刚与弱、卑鄙与高尚、龌龊与健正、狭私与美德……皆敞露无遗。科塔尔的商业投机和受虐狂心理,他为鼠疫的到来欢呼雀跃;以神父巴纳鲁为代表的祈祷派,他主张对灾难逆来顺受,把瘟疫视作对人类应有的惩罚,最终自己竟送了命;将对一个人的爱转化为对“人”之爱的新闻记者朗贝尔(为了远方恋人,他曾欲只身逃走,但在与医生告别的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毅然留在了这座死亡之谷坚持战斗);民间知识分子塔鲁,他对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与同情,对罪恶的痛恨,使其一开始就投身于抗争,成为医生最亲密的助手和兄弟,并在鼠疫即将溃败的黎明献出了生命。他的牺牲是整场故事的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壮烈的一幕:“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里厄的视线。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孔百疮,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风吹得扭曲失形……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经结束,四周一片寂静。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里厄感觉到,在这具已经穿上衣服的尸体上面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气氛。他给医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两只手紧紧握着方向盘,驾驶着医生的汽车……”然而,这不是普通的汽车,而是一辆冒着烟的、以牺牲的决心和怒火的照明全速冲向瘟神的战车!你完全有理由确信:正是这威猛的“刺”的形象令对方感到了害怕感到了逃走的必要。
里厄医生——一个率先挑担起“保卫生命”“保卫城市”“保卫尊严”这一神圣而高贵行动的平凡人。一个热爱生命、有强烈公共职责感的人道者。他不仅医术高超、正直善良,同时也是这座城市里对一切事物感觉最“正常”、理念最清醒的人。他的临危不惧,是因为受着执著的人道理性的支持,是因为他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来行事——惟有这样的人才真正配作“医生”。严格地讲(从小说的叙述中亦可看出),他本人对取得这场搏斗的最后胜利一点也没有把握,这说明作为“正常人”(而不是神)的真实性,但其全部力量都在于:他知道一个人必须选择承担,才是自尊和有价值的(承担有多大,其价值就有多大)!他知道为了尊严必须战斗!必须为不死的精神而战——即使在最亲密的战友塔鲁倒下之时,他也丝毫没有怀疑、动摇该理念。这理念是生命天赐于他的礼物,是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是相濡以沫的母亲和深情的妻子用生活教会他的东西。他不膜拜上帝,相信天地间唯一可能的救赎就是自救!正是这峰峦般高耸的理念支撑着“奥兰”摇摇欲坠的天幕,并挽救了她。
良知、责任、理性、果决、正常的感觉、尊严意识——正是这些优美高尚的元素雕造了一群叫“里厄”的明亮的头颅。正是医生、职员、小记者这些平素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不是什么市长、议员、警察等国家机器人)——以自己结实的生命分量、以情义丰饶的血肉之躯筑就了“奥兰”的人文城墙。
故事最后,是里厄医生收到妻子去世电报的情景。
寓意
加缪说过,“我只知道谈论我所经历过的事情”。那么,像“鼠疫”这种令人寒栗的人类灾难是加缪的亲身经历吗?不错,罪恶欲望、权力腐败和惨绝人寰的战争就是“鼠疫”;政治制造的贫困、饥饿与愚昧就是“鼠疫”;一切迫害民主人权自由信仰的国家犯罪就是“鼠疫”。杆菌可以杀人,而专制、独裁、恐怖、意识形态、种族歧视、舆论压制、个人崇拜、政治乌托邦、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革命主义、纳粹主义、绥靖主义、斯大林主义……都会致人绝望,致人死命,且杀得更凶,更理直气壮道貌岸然。正是这些有毒的社会蛛液使世界变得混乱而荒谬,就对肉体和精神的摧残性及危害程度而言,它们比前者更疯狂,更歇斯底里。显然,值得加缪巨大关注的并非生物学意义的鼠疫,而是人类道德与社会政治领域的“杆菌传染”。
《鼠疫》读后感
网外,是空荡的街道,把人情味连同呼吸一同吞咽下的蓝白口罩。网上,是发酵的恐慌和焦虑,舆论场喧嚣而混乱,一切扑朔迷离。我们的科学武器已经远比194X年强大,传播信息的途径被拓宽、通讯速度被催化着迭代。然而,与我们共同进化着的疾病威胁不减,我们也并不能像过去预期的那样,离真相和现实更近一点。
带着悲观的情绪翻开《鼠疫》,本以为会读到荒诞的世道、屈辱的死状,合上书时,却只感到慰藉和沉静。全书以显示的叙述方式成文,如实记载了鼠疫的全过程,既力求详尽,也不夸大事实,旨在“使英雄主义恢复它应有的次要地位,从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而只能在此要求之后。”但再次精读人物的对话,咀嚼动作与神态的细节,那被刻意弱化的英雄形象仍然呼之欲出。在兵荒马乱的当下,去沐浴这些崇高形象四溢的阳光,笔者又获得了平复内心,重振勇气的力量。
里厄是小说的'叙述者,也是情节得以发展的中心人物。作为大夫,他与其他参与救治的市民不同,对生死有着基于职业的更冷酷和麻木的认识;作为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式的人物,他又与其他人共同推举着不断滚落的巨石;作为幸存者,他记忆,他叙述,他作证,他征服。
冷酷的悲悯
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行医之人是富于同情、慈悲为怀的,而现实中他们通常并不如此。不必说诊断必须在客观冷静中进行,不能夹杂个人的情感、亲疏与好恶,高强度的工作也早已消磨了他们对伤患的同情心,逼迫他们成为分析、决断、行动的机器。
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她这话有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
里厄也如此。与其他医者一样,他出于对患者的悲悯而选择这个职业,而这个职业又要求他放下悲悯去做无情的圣人。
令人疑惑的是,里厄虽然坚决不帮助朗贝尔出城,但他并不阻止他。如里厄所言,他无法确保朗贝尔没有携带鼠疫杆菌。若鼠疫越过了城门的封锁,更多人将会因此死亡,这本质上与里厄的信条相悖。与其说这是作者为了削弱里厄身上的英雄光环而刻意为之,不如说这源于“理解”。就像他并不揭发嫌犯科塔尔一样,未来的灾祸轻于眼前人的痛苦,而他只活在当下。
《鼠疫》读后感精选2鼠疫爆发前,里厄与妻子告别。他对她说“你回家时,一切都会好些。我们需要从头开始。”现在鼠疫过去了,这正是从头开始的时候。但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妻子的死讯。
城门打开时,无数离人疯狂地拥抱亲吻彼此。人们总对重聚之后的情状浮想联翩,但当风波带来的激情远走,他们迎来的不是重新开始,而是复归原状。
“真正体验爱情”的时刻或许并不存在于世。轰轰烈烈的重逢,瘟疫后感情迎来崭新的开端,可能只是言情小说里泡沫般的幻想。血溶于水的情感总是默默的,也只是默默的,随着时间而理所当然地顺延,直到某一方离开人世,幸存的一方获得默默回忆的权利。
解放之夜,万人空巷,火树银花,狂欢一下子冲淡了故人逝去的悲伤,洗去了面对死亡的屈辱和流放感。欢呼声经久不息,好像人们只需把记录历史的职责推给一座纪念碑,自己的创口就能自动复原。记忆被幸存的庸人美化成经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永远是一个样,不变的是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无辜。”
里厄大夫正是在一刻下决心编写这个故事。
鼠疫来临时,即绝境和死亡逼近时,人们被迫直面生命的意义,无法不靠反抗荒谬来保存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荒谬本身以及对荒谬的思考是令人不适的,因此,当鼠疫离去而人们被松绑后,他们立刻拒绝反思,选择遗忘,选择哲学自杀。他们所逃向的看似合理的平静的生活,本质上也还是荒谬的:人终有一死,就像鼠疫会再次唤醒它的鼠群,使人们再度罹难。
因而,在死亡的胁迫过后遗忘和美化悲痛的记忆是愚蠢的,只有复盘和记录,铭记,警觉,和思考,才能一贯保持自觉,一贯坚持反抗,唯有此,鼠疫、死亡和荒谬才得以被征服。
加缪凭借《鼠疫》荣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下面一段话摘自他的获奖演说,表达了他对作家这一职业的认识,不妨当做里厄作为幸存者写作《鼠疫》的动机。
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它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它迫使我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或许,每一代人都自负能重构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一代人却明白这是痴人说梦。但我们的使命也许更伟大,那就是要防止这个世界分崩离析。
鼠疫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鼠疫这本书告诉我们以下的道理:
人类有对灾难的认知,但很难相信灾难会凭空落在自己头上。灾难一旦成为事实,隔离感和奴隶心态就会生成。灾难来临,信仰觉醒。对苦难的理解,对死亡的直面,才会产生真正的善与真正的爱。
一轮又一轮疫情轮番侵袭着城市以及城市中的我们,病毒没打算消失,反而越来越强大,从开始的新冠病毒到德尔塔毒株再到现在的奥密克戎毒株,或许还会有……就像加缪在《鼠疫》结尾中描述的:鼠疫杆菌绝不会完全死亡或消失,它们能够在家具或衣物里休眠数十年。
它们在浴室、地下室、行李箱,手帕和旧纸张里耐心地潜伏着,等候着冥冥中的指令或人类的不幸,到那时,鼠疫将再次唤醒它的鼠群,送它们去某座幸福的城市播撒死亡。
人类数千年从未离开灾难、战争的话题,既然被卷了进来,那就接受现实。
遭遇了数千年恐惧与绝望,但人类从未习惯,因为人类深知习惯恐惧、绝望比恐惧、绝望本身更让人灰心丧气。
人类依然会在各种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这也正是《鼠疫》告诉我们的:只有活着才有希望。面对肆虐的鼠疫,决不能下跪,任其摆布,不管用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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