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主要意思：是对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人生经历的感慨。
【两代书香志为国】
杨慎的父亲是明代著名大臣，历仕四朝（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明世宗），官居内阁首辅、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杨廷和从小就被誉为神童。19岁就高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而杨慎则更进一步，正德六年（1511年）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所以这两代人可以称为书香门第，书香传家。另外，这父子两人都有治国的远大抱负，杨廷和历仕四朝，是明代中期最主要的政治家，杨慎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也是立志报国，不畏权贵。
【流滇立言多乡愁】
流滇是指杨慎被流放云南。杨慎的政治生涯十分坎坷，虽然年少成名，但在明世宗嘉靖年间的大礼议事件中，坚决反对皇帝主张，策划和激化了皇帝与群臣的矛盾，深受嘉靖皇帝嫉恨。所以被廷杖后，直接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朝廷。
立言，是指杨慎在流放云南的30多年时间里，发奋著述，著作等身，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且都达到了卓越水平（比如《三国演义》篇首那一阙著名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杨慎的作品，在毛宗岗评刻《三国演义》时，直接拿来引用进去），也正是因为这些不朽的作品，他才被誉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现存杨慎诗稿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其中又以“思乡”和“怀归”的乡愁主题为主，所以是“多乡愁”。
【承父落笔惊四座】
这句是一个典故，相传有一天，杨慎的父亲和叔父们一起观画，回头询问杨慎说：“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求他写一首诗加以辨析说明，杨慎略加思索，立即写诗道：“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当时的杨慎还不满13岁。所以当看到这个小孩能有如此文采，举座皆惊。
【病归不遂叹白头】
杨慎流放云南30多年后，每次遇到大赦，里面都没有他的名字。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乡，但他是皇帝嫉恨的人，所以无人敢同意他回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慎在黔国公沐朝弼的帮助下，举家迁蜀，寄寓江阳（泸州）。不久却被人告发，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十月被四川巡抚派四名指挥又押回云南永昌。一直到去世，也没能回到四川故乡。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六日（8月8日），杨慎在云南昆明病逝，时年七十二岁。
所以是“病归不遂”（杨慎想以年老生病的名义回归故乡，却最终没能实现愿望）。当时他已经白发苍苍，只能是哀叹“白头”。

    杨慎(1488- -1567年),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出身于世宦之家，自幼聪颖好学，嗜读诗书。明正德六年(1511年),仅24岁就“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明嘉靖三年(1524 年),议大礼案，因支持其父杨廷和(内阁大学士)反对张璁、桂萼，两上疏并撼宫门哭谏，被逮下诏狱，两受廷杖，于嘉靖三年谪戍云南永昌卫(保山)。嘉靖七年(1528年)因瘟疫流行，从永昌徙居洱海，受到沐绍勋庇护，获得行动自由。此后，不断迁居安宁州、赵州、大理、阿密州、喜州等地，并数次回川省亲。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 59岁时，定居昆明高晓。三十六年(1557年)，悉其长子同仁及弟叙庵病亡，70岁的升庵回四川新都奔丧，被四川巡抚派人逮捕，押回云南戍所。推测押回云南后，被次子宁仁秘密接到泸州，云南沐氏及其文武官吏均予照顾，置之不问，传其已卒。隆庆元年(1567年),朱厚熄死，赠恤前朝建言已死诸臣，其夫人黄氏到泸州接宁仁- -家回新都,杨慎大约卒于此前后，卒后追赠光禄寺少卿。因此，杨慎卒年仍是个谜。

      杨慎以风华正茂之年谪戍云南，心情自然痛苦抑郁，但在云南得到地方官吏庇护，可自由行动，四处考察、讲学，不仅为美丽多姿的自然风光所陶醉，而且被少数民族勤劳纯朴的民风所感染，便把仕途失意后的满腔抱负倾注到学术活动中来，他和云南各族名流都有广泛联系，与杨士云、李元阳、张含、王廷表、胡廷禄、唐琦等相互求教，有“杨门六学土”之称。加上吴懋，称为“杨门七子”。在杨慎的影响下，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杨慎说:“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他经常到各地讲学著书，实地考察，访朋会友，切磋问难，纵论古今，或流连胜迹，诗酒酬唱，穷搜博采，编纂史志，写下许多著作。如《滇载记》、《南诏野史》、《南中集》、《南中续集》、《滇记》、《滇程记》、《云南山川志》以及记载云南山川风物的重要著作等。还收集了《古今谚》、《古 今风谣》等民间文学;创作了描绘云南风光的大量诗文、杂著。也为云南各地作者编选诗文集,热情为他们撰写序言。总之,从谪戍到云南边疆后，他接触了广大边疆各族人民，扩大了眼界，获得了真知，探索摆脱理学正宗，开创新的学术道路，树立起一面唯物主义旗帜，在哲学、史学、美学、文学艺术诸方面都获得重大成就;对云南地方文化史的探索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哲学领域，在理气、道器、无人等关系上，他认为气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性的东西，它是宇宙万物的基本起源，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是第-一性的;理是第二性的。“气尝辅理之美，理岂能救气之衰?”“器”也是客观事物，“道”是对客观事物的摹写、映象。他说:“道以器寓，人与天期。”就是说“道寓于器”，道只能是对"器”这客观事物的摹写、映象。“人与天期”，即人的主观只能是天的客观的反映，人可;以认识客观事物。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他认为渭水之浊与泾水之清,玉石的洁白与瓦砾的灰暗，左辅右弼，善与恶等等，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他认识到矛盾的对立和转化，认识到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认为“众胜寡，故水胜火也;精胜坚，故火胜金也;刚胜柔，故金胜木也;专胜散，故木胜土也;实胜虚，故土胜水也”。即矛盾统一体所固有的金、木、水、火、土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也就是同-性和斗争性两方面互相作用的关系。他突破了宋明理学中形而上学的框子，发展了我国古代哲学家朴素的辩证法。
      他的认识论观点，也是唯物主义的。他说:“化赤渐乎邻丹，为黔资乎迩墨。”“鱼生流水中则背鳞白，生止水中则背鳞黑。”“见睫者不若身历，滕口者不若目击。”这便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途径是由外而内，不是由内而外的。他主张“多才多艺，多见多闻”，一再讲“寡闻无约，寡见无卓”，尊重客观事实，从实际中才可获得真知。
      在美学方面，他认为美的东西都是由人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他写过一篇《乐耕解》,深刻地赞美了乐耕主人的劳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请溯上世，何人不耕?何耕不贤?君籍千亩,卿有圭田,养则食其力,祭则告其虔,故驰束帛者在邱园，求干城者于中林，相殷者有莘之氏，伯齐者叩角之吟。自周章-荡，天子不省耕，牧伯不劝农，师众不服耒，庶人不安亩，是故“伐檀’ 有素飧之讥，‘鸨羽’有何食之叹，而使横议者坐享，任侠者暴殄，悲夫!以是论之，非治世无乐农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产生丰收后的喜悦，耕读合一，躬耕陇亩，“非治世无乐也”，才是美的理想、美的境界。
      他认为美在自然之中，不能超越自然，“关关睢鸠出在何处?予答日:在河之洲，便是出处”。关关唯鸠之美，不是由人规定的，而是由在河之洲规定的。也不是所有自然物都是美的，要有所选择，有所审美。
      他重视艺术的风格，认为“左氏论女色曰美而艳。美犹骨也，艳犹风也。文章风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艳两致矣”。对人而言，美是内容，艳是形式;对文章而言，骨是内容，风是形式，艺术就是从内容到形式的自然统一。认为艺术美的个性表现，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经历、思想感情、作者的认识修养的自然统一的表现，要多方面吸取精华，创造性地形成自己的风格。
      总之，杨慎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学者，所以《明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除哲学、美学有重大成就外,他在滇四十年，对云南民族的研究和地方史的研究，都有很大贡献。他热心于学术活动，讲学、结诗社、广交学人朋友，对提高云 南的学术水平，起了不少作用。直到现在，云南许多地方还留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是一个极有个性、极有成就的大学者。

《三国演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翁江渚上，惯看西风秋月，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如果人们要问这首词在这本书里的意义，我想它至少算得上是一个气势浩瀚文采风流的题记，它就是这本书的基调，是一个咒语－－整本书逃不过这短短的六十字。
这六十字，它给我们的是一副立体的巨大的历史画卷，这里面有现实的舞台和历史的抽象的角色，而作为作者，他或许就是那个“渔翁”，亦或许不是。他应该是一位“达人”，明于世，而隐于世。
很多看官都误会了，以为那首《临江仙》是出自罗贯中之手，这是在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古人有三事最为看重，即“立德”.“立功”.“立言”，这其中的“立言”又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或赳赳武夫所能做到的，所以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可惜，后人竟将这首词的作者搞错，作者若有知，岂不悲呛！
那么这首词的真实作者到底是谁呢？近日在阅读李国文先生的散文集《昨夜星辰》的时候，才偶然得知。原来这人名教杨慎，也是明朝中人，书载“其诗.词.曲样样精通，乃当朝名士也”。
真相终于是大白了。我在有愧于这位500年前的名士之余也不禁在想，明朝横亘历史二百余年矣，然大浪淘沙，在不计其数的名士中，作品和名字都能遗留下来为后人所知者却不是太多，就连能够写出这首《临江仙》的杨慎竟也不闻于世了。明朝是一个小说的时代，也是一个绘画的时代，偏偏就不是一个吟诗作词的时代，所以杨老先生是该感叹生不逢时了！
所幸毛宗岗父子在校订《三国演义》的时候，在书的开卷加上了这首词，这一加，书便横生了不少的妙趣，词也便为人人所能朗诵了。
历史有时很会开玩笑，会作弄人，譬如它对杨慎先生

“龙生九子”在明代以前并没有记载，直到明弘治年间，才开始出现。
传说明孝宗因弄不清九子的名字，就令中管去问内阁。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接到皇帝的“御书小帖”，下问“龙生九子名目”，仿佛记得少年时曾在“杂书中”见过，但仓促之间又答不上来，就问编修罗玘，罗玘说曾听老师说过，只记得其中五六个名目；于是又问吏部刘绩。刘绩说家中有一本旧册子，“册面上备录此语”，取来一看上面果然记有“九子”之名，但却未记出自何书，无从查考。皇帝的垂询不能拖延太久，李东阳无奈，只得凑合“据以复命”回答说：
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囚牛，龙种，平生好音乐，今胡琴头上刻兽是其遗像。睚眦，平生好杀，今刀柄上龙吞口是其遗像。嘲风，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蒲牢，平生好鸣，今钟上兽纽是其遗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狮子是其遗像。霸下，平生好负重，今碑座兽足是其遗像。狴犴，平生好讼，今狱门上狮子头是其遗像。赑屃，平生好文，今碑两旁龙是其遗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兽头是其遗像。（《一麓堂后稿》卷十二）
李东阳的门生杨慎曾听他老师谈过“龙生九子”的事情，很钦佩老师“不蔽下臣之美”的“贤相之节”，根据自己的印象记下了九子的名目说：“俗传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一曰赑屃，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兽，性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龙而小，性好叫吼，今钟上纽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狱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鼎盖。六曰趴蝮，性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金猊，形似狮，性好烟火，故立于香炉。九曰椒图，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铺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鱼有两翼，其性通灵不寐，故用巡警。”（《升庵集》卷八十一）
杨慎所记的“九子名目”与李东阳有很大不同：一是在名目上，他去掉了囚牛和嘲风，增加了饕餮和椒图，并改“性好坐”的狻猊为“性好烟火”的金猊。二是在排列次序上，他把位列第八、九的、螭吻提为第一、二。三是在龙子的形状上，增加、蒲牢、螭吻等的形体特征。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明史》说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为明代第一，在当时知识界影响很大，因而后人论及“龙生九子”，多引述杨慎之说，早于杨慎的李东阳之说反倒不为人知了。
受皇帝和李东阳、杨慎的影响，“龙生九子”的故事便不胫而走，盛传一时。而且添枝加叶、愈传愈奇。说什么“龙性淫，无所不交，故种独多耳”（《五杂俎》卷九）。龙“遇牝必交，如得牛则生麟，得豕则生象，得马则生龙驹，得雉则结卵成蛟”，“不特九种已也”；且云其中一子名“吉，盖与鹿交，遗精而成，能壮阳治阴痿”（《万历野获编》卷七）等等。
至此我们可以知道“龙生九子”原无其说，只是因明孝宗提问“九子名目”，由大臣们拼凑出来的“假货”。但因出自名人之手，其后又经许多名人传播，名人效应使它弄假成真，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最终成为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