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就听老人们陆续讲过伍子胥的故事，觉得他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看了《史记》中的《伍子胥列传》后，对他的了解更全面了些。

       首先，他是一个头脑清楚而又桀骜不驯的人，在父亲被杀之后，深知应父之召必然俱死，故弃小义而雪大耻。把复仇大计深埋于心，一直在等待时机，让自己变得强大，强大到足以复仇。

       其次，他是一个能够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做大事的人，他经历了过昭关，前临大江，后有追兵，与太子胜各自只身徒步逃跑的慌恐，甚至一夜白头；也经历了困病交加、中途乞讨的艰难；还经历了因为时机不成熟，到乡下种地以韬光养晦的忍耐。他始终没有忘记复仇的心志。

       第三，他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他有政治眼光，辅佐吴国两位君主登上王位。给公子光推荐刺客专诸，刺杀吴王僚，使公子光如愿当上吴王，史称吴王阖闾。后来又力挺夫差成为太子，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大战，战死后，伍子胥再次力排众议扶太子夫差上位，成为吴王夫差。他有军事才华，他为吴国率兵打仗，为吴王称霸一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多次规劝吴王伐越，分析形势，指陈利害。

       第四，他是一个忠义之臣，已有感恩报德之心。他对吴国的忠可以从被赐死前对门客说的一番话中充分展现出来，“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没想到这位曾把唯一宝剑送给对自己有恩的渔父的大英雄最后却落得如此悲惨结局。

       这或许也和伍子胥的性格特征和人生经历有关，杀父杀兄之仇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大结，攻克郢都后，没有找到昭王，竟“掘楚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三百，然后已。”多么疯狂的举动啊！可见他心中的怨气太深。而且，在和君主意见不和，又被奸臣陷害的关键时刻，他出使齐国把儿子留在齐国，犯了大忌，是压倒君臣矛盾裂痕的最后一根稻草。

       伍子胥死后，不仅吴国百姓怀念敬重他，越国百姓也对他敬重有加，以各种形式纪念他。可见他在人们心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名家也对其有所评价。屈原赞曰：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诸葛亮叹曰：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范仲淹诗赞 ：胥也应无憾，至哉忠孝门。生能酬楚怨，死可报吴恩。直气海涛在，片心江月存。悠悠当日者，千载祗惭魂。梁启超评曰：伍子胥智勇深沉，真一世之雄也。

       一世英雄却低估了“伴君如伴虎”的危险，也低估了奸佞小人的谗言，最终以死明志。说到底，还是缺少了范蠡“明察秋毫，激流勇退”的人生智慧啊！

　　关于《史记》一书，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得很清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史记伍子胥列传 读后感 ，希望大家喜欢!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一

　　细考历史，不难发现，用小说笔法写史的做法是有其缘由的。中国人注重文献的积累及传承，但在汉代，统治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编修国史的重要性，因此并未设立专职的史官，也没有"修史"这一概念。在当时，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功能，与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样，"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报任少卿书》)，地位不高。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据此可知，在汉代，太史令只不过是个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职责是主管天文历法和祭祀，掌管资料，记载朝廷大事，官方并未赋予其修撰史书的责任。

　　在东汉，班固因在家私修《汉书》而下狱，随后才是"奉诏修史".汉明帝时有大臣进谏，要求设立专职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绝，可知修史之事在东汉时仍未引起朝廷重视。一直到了魏晋时期，朝廷设置著作郎一职，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专职官员。

　　关于《史记》一书，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说得很清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又《太史公自序》谓："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圣君子。"从这两处自述可知，《史记》在当时并非官书，否则就用不着"藏之名山"了。

　　正因为这样，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为奔放。他是带着充沛的感情去写史的——《史记》的伟大，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其实，这也给了后人一个启示："无感情、不学问。"做学问跟写诗一样，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

　　以事类入传，是《史记》的一个做法。《伍子胥列传》是复仇 事迹 的汇集，里面的每一个人物都灌注了司马迁的感情。他将各种各样的"仇"组合到这个传里去——伍子胥报家仇，夫差报父仇，伯嚭报祖仇，申包胥报君仇，勾践报己仇，白公报父仇。其中"白公报父仇"事发在伍子胥死后，与伍子胥没有多大关系，但仍被司马迁列入此传。

　　如此多报仇之事合在一起，"复仇"之意贯穿全篇，意在昭示"报仇"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为。古人极重人伦，认为那些破坏人伦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我们可以看到，《春秋》赞同复仇，《礼记》明言"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礼记》认为"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今人读史，不能轻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责古人。

　　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褒扬，在写伍子胥的两处说话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觉到。一处是他与哥哥伍尚说的那一番话："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另一处是伍子胥将楚平王鞭尸三百之后，回应申包胥的诘难："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两段叙述，都有"代言"之疑，但让人对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画伍子胥的明智及坚忍，后者赞许伍子胥的坦荡。

　　忍辱负重、坚贞不屈，何尝不是司马迁的品格?

　　"代言"这一做法，也有其历史原因。唐代设立国史馆，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确立，修史的人必须遵从朝廷的意志，并且按照严格的程式进行。具体的做法表现为对文本的依赖增加，而对口述材料的引用减少，大段描写人物对话的情景也开始变得稀少。然而，人物对话的情况，在"前四史"当中是很常见的。这是因为司马迁等人在修史的过程中，占有资料的难度要大于后世，尤其是在西汉，其时普遍的文字载体还是竹简，真正廉价实用的纸张尚未问世，雕版印刷术更未产生。因此，即使有文献存在，也难以搜集、保存。

　　在资料匮乏的前提下，史书中出现涉及秘密的人物对话，也可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没有了这些对话，那么《史记》就会是第二部《春秋》：晦涩简约。学问的发展，其形式一定会有所变化。《春秋》固然卓越，但司马迁不可能再用《春秋》笔法去修史，因为天下遭逢连年兵燹之后，古道变得幽微起来。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马迁需要阐发古人的思想、畅论自己的见解。在这个时候，《春秋》那种不温不火、内敛无华的笔法，就显得无法完成这一使命。因此，《史记》掺入小说笔法、行文夹杂时语，就成了一种权变。

　　只有懂得经权互济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时代。孔子如是，司马迁也如是。

　　《史记》有小说笔法，但绝对不能把《史记》视为小说来看待。司马迁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他之所以会掺入小说家的笔法，跟他本人的志向有关："鄙没后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他不仅是要"成一家之言",也要"文史合一",很多学者喜欢把此句中的"文采"理解为" 文章 ",然而正所谓"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行文不具文学性，文章又如何传诸后世?

　　雄奇的文字横绝百代，这就是司马迁的业绩。客观来讲，"二十四史"愈往后便愈追求严谨，但后期的史书，在价值上无法与《史记》、《汉书》相提并论，这与其文采的匮乏息息相关。

　　对于《伍子胥列传》，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说成是："弃小义，雪大耻。"此语见于太史公在篇末对伍子胥的评语。可以这样说，整篇《伍子胥列传》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而通过这个注脚，很容易发现作者在描写屈原、项羽、韩信、贾谊等优秀人物时，都体现了一种悲悯的情怀。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论了的负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丝高贵之处，司马迁也会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笔墨为之揄扬。

　　书以人传，《史记》正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悲悯情怀而伟大，它闪耀着作者对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二

　　我姨父去世后，他的女儿海宝很伤心，为了寻找父亲的杀父仇人，她爱上了阅读吏书和学习佛教，慢慢她心里少了很多恨，多了更多的是爱，是的，人活着多好，如果我们的人生中只有仇恨就少了好多快乐和幸福的日子了!亲爱的，我们都为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好好活着吧!此文是她读《史记 . 伍子胥列传》有感。

　　《史记·列传》中伍子胥给俺的印象很深刻，他身负家仇，历经磨难，最终于16年后率吴军攻入楚国，踏平郢城，赶走楚王，终报家仇。

　　和司马迁一样，俺也很欣赏伍子胥独到的见解，兴国的能力，敬佩其正直的品行，刚毅的人格，更感叹他能忍辱负重，持之以恒的毅力!

　　伍子胥父亲为费无忌所陷害，楚平王为斩草除根，想以其父名义诱捕伍子胥兄弟俩，其兄性格仁厚，明知此去赴死，但为成孝道，安然入狱，伍子胥则认为象兄长一样徒死无益，于是只身出逃。俺能想象出年轻的伍子胥手拉弓箭，愤怒地朝向使者，就在使者惊慌后退的瞬间，这位身手敏捷的帅哥跳出了窗外，从众人的眼前消失了。

　　伍子胥投奔了避难于郑的太子健，在郑三年，太子健和伍子胥做错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欲行谋反!郑出于同情收留了被父亲楚平王行将杀害的太子健，并善待太子，而太子健却听从宋国的唆使，准备里应外合，夺权郑定公，取而代之!在这件事上，俺认为伍子胥应该是知情并持赞成态度的，否则东墙事发后太子健被杀，而他和太子健的儿子胜，又怎能有时机出逃呢?由此可见伍子胥已做好两手准备!年轻的太子和伍子胥只因报仇心切，抛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恩将仇报，结果是太子健失去了自己的性命，终结了原本可以续写精彩人生的机会，伍子胥和胜不得不再次颠沛流离，四处逃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所为已经直接影响到下一代——胜，这种刻骨的仇恨开始深植于胜的骨髓，以至若干年后，胜选择了悲剧式的结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

　　为躲避楚平王的追杀，伍子胥带着太子健的儿子胜一路步行，逃至昭关，因关口已张贴俩人的画像，盘查很严不得出关。形势严峻，前有关卡后有追兵，这位锦衣玉食，出车入马惯了的太傅府公子，一夜之间竟愁白了头!每次读到这段，俺都会不自觉地停下来，深深叹息。要有多少的忧愁才能使头全白啊!伍子胥所忧虑的并非一己性命的丢失，而是家仇不能报，太子不得归，大业未能立!这其中一条就足以令人白发啊!

　　多亏在东皋公的帮助下，伍子胥才得以混出了关，但还未到吴都便病倒了，可见其心事之重，忧虑之深!俩人此时已是身无分文，只好一路乞讨，受尽苦难，最终到达吴国都城。当事时，平常士人如遇此境地，早以自刎，而太傅府的堂堂少公子居然忍辱行乞，可见仇恨在他的心中埋藏有多深!

　　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为伍子胥若干年后威震群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公子光的引荐下，伍子胥游说了吴王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说——因为有公子光的反对。当伍子胥发现公子光有越位的心思后，他推荐了刺客专诸。经历了上次的惨痛教训后，伍子胥看来开始变得成熟了，他退出前线，带着胜隐居乡下耕田去了。

　　伍子胥也学会了等待。五年后，公子光成功刺杀僚，自立为王，即吴王盍闾。此后，伍子胥终于被封为大夫，与伯噽进行一系列改革，加上孙武的治兵，国力日益强盛，吞钟离国，灭徐划越，威震诸侯。周敬王十四年，伍子胥大军划楚，一直打到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父仇。

　　读到这里，俺不禁为之一震!仇恨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让人疯狂啊!俺曾经也有这种类似的想法，但始终无法逾越道德的准绳。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佛学的领悟，仇恨也慢慢平息。伍子胥的行为俺能理解，自家中惨遭屠戮，经历迫害与追杀后，一种紧迫感缠绕着他大半生，他致辞故友申包胥：吾日暮而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俺认为申包胥不能算伍子胥的好友，因为在伍子胥被追杀的过程中，申包胥没有做出好友应做的任何 措施 。如，他明明清楚伍家是被费无忌所陷害，却不向楚平王进言，澄清真相，——因为他清楚事情已到此地步，再上书只能连累自己——怕死的象征;他也没有为伍子胥做出对目前和将来的应对措施，可见他压根就没把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淡漠的象征;更没有收留藏匿，甚至与伍子胥一起出逃，——因为他不想断送自己安逸的生活，——贪恋富贵的象征! 上有昏君，下有谗臣，危难时刻连好友都如此冷漠，伍子胥处于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所做的选择只能是狠下心来颠覆自己的国家!

　　伍子胥为了这个目的付出了许多的努力，眼看他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但由于申包胥这个"好友" "必助楚国"的誓言，秦王被他七天七夜的痛哭所打动，终发兵救楚，申包胥成功了!这位能连续哭七天七夜不停歇的酷哥，如活在当下二十一世纪，那创新吉尼斯纪录的应该非其莫属了!凭他优异的才能，开拓、发展，并扩大几个哭丧公司应该是信手拈来啊!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申包胥确实和伍子胥有得一拼!

　　可惜的是，吴王夫差即位后，伍子胥遭太宰噽谗言陷害，夫差令其自刭而亡。临行前，伍子胥仰天长叹：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悬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灭吴也!这位视死如归的男儿，这位何其刚烈的勇士!被大怒的吴王将尸体装入皮袋，漂浮在江中。吴国人怜悯伍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了祠堂，名胥山。

　　伍子胥的一生很难讲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生，坎坷或是辉煌，成功或是悲惨?不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成就了威霸吴国的功业!如果让他从新选择，他或许还会选择同样的人生吧!

　　史记伍子胥列传读后感篇三

　　按照《史记·伍子胥列传》(以下简称《伍子胥列传》)的叙述，楚国骤变来临之时，太子建先避难到宋国，而伍子胥在父兄被楚平王擒获之后，逃亡的路线是先往宋国，适逢宋国内乱，就与太子建一起"俱奔于郑",之后奔晋。然后太子建在晋顷公的怂恿下又回到郑国，准备作为晋顷公的内应灭掉郑国。阴谋败露之后，太子建被杀，伍子胥携太子建之子仓皇逃往吴国，途中还经过楚国的昭关，险遭楚人捕获，最后在江上渔父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

　　随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伍子胥率领吴国的军队攻入楚国首都郢，将楚平王开棺鞭尸，以报父兄被杀这一不共戴天之仇。

　　可是《左传》关于伍子胥逃亡过程的记录却与《史记》不一样：伍子胥在父兄受擒之后，径直便往吴国去了，并没有和太子建一起，也没有经历了这么多曲折才到达吴。关于伍子胥的逃亡经历，与《史记》叙述相仿的是《吕氏春秋》、《战国策》以及《吴越春秋》等书，可是就史实的可信度而言，这些典籍要比《左传》低。

　　况且，根据《伍子胥列传》所写，伍子胥在逃亡的最后一程里，竟然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通过昭关、穿楚抵吴，而不是选择从其他国家抵达吴国，也有点不合常理，毕竟昭关地处"吴头楚尾",是楚人重兵把守之地。而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显示，伍子胥出奔吴国，事发在昭公二十年，而太子建的被杀，则发生在昭公二十三年。可是在列传里，事情的发生顺序是先有太子建被杀，然后才有伍子胥到吴。这意味着在同一本书里，传和表自相矛盾了，也颇令人迷惑。综上两点，《伍子胥列传》关于伍子胥曲折的逃亡经历这一叙述，在可信度上要打个折扣。

　　不可思议的是，费无忌和楚平王的对话，以及伯嚭和吴王夫差的对话，在这个传里都写得很详细，尤其是伯嚭在吴王面前中伤伍子胥的那段话("子胥为人刚暴，少恩……愿王早图之")，更是不加停歇地挥笔就一大段。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此机密的事情，司马迁最多也只能知道个大概，不可能像笔下所写的那样掌握得如此精确。这是史书里面典型的小说笔法，钱钟书先生就以"非记言也，乃代言也"评价《左传》"公言私语，盖无不有"这一做法，对于《史记》此举，钱氏此语同样适用。

楚平王杀了伍子胥父亲。犯有大罪，伍子胥可以为父报仇，诛杀楚平王。但死者为大，假如楚平王去世时伍子胥回到楚国，他还要在下葬的途中吊唁楚王。对有罪之人郊吊，一是体现死者为大，二是体现对死者的批判——你有罪，才郊吊。
伍子胥掘坟鞭尸，他并不坏。只是不懂礼仪，蛮夷之行也。

主要记述了伍子胥为报杀父子之仇，弃小义而灭大恨的事迹。昭关受窘，中途乞讨，未曾片刻忘掉郢都仇恨的心志，忍辱负重、艰苦卓绝，终于复仇雪耻，名留后世。

人需要适应这个环境，而不是环境来适应人。他讲的是真话，眼光也长远，在那种环境当中讲真话最终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