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在继承这个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路径上都加以创新。研究方法上,著者运用了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技术,对书中各章节中关于战后不同国家领袖人物的个性描述都是基于自身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的经历。参与式观察的好处在于研究者可以亲眼目睹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不加分析地认同报告人所提供的情况。[1]由于尼克松工作经历的原因,使得他可以有难得的机会在战后三十五年的时间里直接研究世界领袖人物。他访问过世界80多个国家,同除了斯大林以外的战后世界重要领袖人物直接打过交道,而且目睹他们进行领导的情况,使得他可以从自身经历的角度去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研究路径上,尼克松在研究战后世界领袖人物时集中运用了精英理论。精英理论是通过分析统治者和杰出人物的性格及其政治统治行为来考察和分析政治现象的一种研究途径。[2]著者通过选取战后不同的领袖人物,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他们的性格和政治行为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他们对世界历史进程或是某些具体领域、事件产生的重要作用。基于这样的思路和安排,书中写到了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和周恩来等战后世界的重要领袖人物,这些不同的领袖人物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章节。本书共分为九章,第一章《是他们影响了世界进程》清晰地勾勒除了全书的理论框架以及著者的写作思路,同时交待了他对领导能力、领袖界定等问题的认识。后面的七章选取战后一些领袖人物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个案之间相对独立,但是又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些领袖生活在冷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他们之间的思想或是政治行为多少有相互的影响。第九章《在舞台上》主要论述了对领袖领导能力的见解,是对以上诸多个案分析的总结和升华。二、领袖政治行为与时代的互动领袖政治行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一直是政治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著者没有重蹈既有研究中的误区,即机械的“个人与时代的辩证关系”。书中对领袖的个案研究折射出冷战不同阶段世界形势对领袖们决策的重要影响,但不是简单重复“个人推动时代进步、时代对个人产生影响”这样僵化的公式。相反,著者更注重的是,领袖本人对这种具体而外在的国内外形势变化所产生的反应,并把这种变化放在领袖本人对外认识的变迁过程中来认识。正如阿诺德·沃尔弗斯强调的那样“外在于行为体的因素只有当它们影响决策者的头脑、情感和意愿的时候,才能变成决定因素。人决定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行动,这是发生于人类精神领域的事件,它必然代表着任何政策行为的一连串事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3]也就是说,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对领袖们政治行为产生影响是不证自明的道理,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领导人是如何有选择地接受外来影响,并且如何处理这种影响变化与既有路线的关系。本书中第七章《周恩来》中关于周恩来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孤立境地的逐步认识和他与尼克松的接触互动的分析最为典型。事实上,在六七十年代,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处于孤立的境地到最后做出与美国和解的决定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各种导致他认识到这种情况以及最后做出与既有路线相反的决策的因素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影响周恩来的想法,问题是这些因素是否为他所接受以及他怎样根据这些因素来决策。关于领袖人物如何进入“伟人”行列,著者提出了一个可靠的公式: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著者认为,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的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的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重视。所以,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这种思路贯穿于著者在对领袖进行个案研究的各章节当中,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共同使领袖人物进入“伟人”行列。例如,麦克阿瑟之所以伟大不关在于他领导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造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著者强调被广泛称之为“伟大”的并受人们尊崇的领袖人物并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伟大的领袖更侧重的是他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的影响。通常,人们在谈到伟大领袖时,只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国家事物的人,更多地是谈到那些以宏伟规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权利从而极大地改变历史和世界进程的人。四、对领袖的领导能力的认识关于领袖领导能力的见解,著者也提出了系统的论述,尤其体现在最后一章《在舞台上》。著者在阐述领导力见解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单靠理论、现实或是抽象的概念来论述,而是往返于大量领袖人物的具体经历和关于领导能力的基本概念之中。正如约瑟夫·奈所言“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问题的。我们只有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4]著者明确区分了领导者素质与领导能力的区别。领导者的素质并没有系统而又固定的论述,可能给领导者带来好处,也可能带来坏处。所谓的这些素质并不是领导者固有的,可能一些商界成功人士或是一般民众同样具备,问题在于这些优良的素质是否为领导者正确而又成功的运用,并对自身的政治行为产生益处。领导能力要以领导者的优良素质为基础,当领导者在运用这些素质时懂得去权衡后果即是否会给自己的政治行为带来益处,素质才可能转化为能力。此外,领导能力的体现还在于,领导者是否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自信,并能够以此来激发人们的热情,使自己的行为得到民众认同和追随。

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忍不住想聊聊他。他是美国总统尼克松。
我上学时从历史教材中获得的知识大概如下，尼克松成功打破中美外交僵局，后来由于“水门事件”不光彩地下台。

现在啃完了尼克松的《领袖们》，我不由得感叹历史教材的单薄，单薄到可能误导后人的地步！

尼克松少年得志，三十出头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四十岁成为艾森豪威尔任内的副总统。与肯尼迪竞选下任总统不幸败北，开始了一段长达7年的下野失意时期，这7年美国政坛普遍认为他再也没有再次当选的希望。后来尼克松于1968年
成功当选总统，主要在美苏关系，中美关系，越南战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被誉为林肯之后最有能力的总统。由于“水门事件”爆发，在任内下台。

他的故事还没完，“他以失败的政治家的身份黯然去职，他以成功的国际战略家的身份辞世”。尼克松长期身处美国政治的中心，并且崛起政坛于二战刚结束。他有幸结识了二战后除斯大林外所有重要政治领袖，有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机会。加上他自己曾经也是一个当权者，他自己曾经也长时间是一位失意者，他对政治人物的分析自然与学院派不同，有一个独特的视角，有一个独特的评价尺度。

《领袖们》洋洋洒洒近四十万字，主要评论了丘吉尔，戴高乐，麦克阿瑟，吉田茂，阿登纳，赫鲁晓夫，周恩来，李光耀等伟大领袖，书中通过详细的笔触刻画了每个政治人物的独特领导能力；通过政治人物波澜壮阔的一生，向我们展现了他们个人与他们的国家精彩的互动；展现了这些杰出的政治家的高超智慧如何推动了整个国家朝他们预期的方向发展。同时尼克松作为一位前总统，他对这些政治人物的成与败，个中缘由作了精当的分析。

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现在的历史地位明显不如肯尼迪等人，但是抛开尼克松的政治污点，就事论事地评价他的作为，他的政治思想，他的个人魅力……我认为肯尼迪只是花瓶罢了！

《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它确实有许多不朽之处。许多专家前一段已经谈了不少。那么除了不朽之处以外，它还有一些腐朽之点，还有一些长期流行的观念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澄清，要不然我们就可能误读，也可能误导。
我要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好汉行为，是劳动人民无可非议的正当要求。那么我们搁在宋元明的时候，劫富济贫是不是一种进步行为？富了就应该被劫吗？谁有权去劫富呢？所劫之富是否真正济贫了？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值得我们现代人认真反思。
劫富济贫几乎是所有梁山好汉上梁山之前主要的生财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在当时究竟是不是进步行为？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中心问题。凡是读过智取生辰纲的朋友恐怕都难以忘怀，这个故事确实非常精彩，充满了智慧。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中学教材。生辰纲的“纲”是指一大批东西，生辰纲、花石纲，那么生辰纲呢，它的价值是十万贯。贯是什么意思呢？贯就是把一千个铜钱，中间它有个方孔，用麻绳串起来，那个就叫做一贯。那么在宋代和元代的时候，就叫一贯，明清以后习惯上叫做吊。但是北方有的地方还叫贯，一贯就是一吊。那么十万贯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大体上值多少钱呢？一贯跟一两银子谁多呢？在宋元以前，中国在市场上作为货币流通的主要形式就是铜钱。是在明朝末年以后，用银子才越来越多。但是日常生活当中，还是用钱，只有在数额比较大的交易，或者买卖当中才用银子，所以这个铜钱它是一个基本的货币单位。
我们习惯上都说，这人很有钱，腰缠万贯。他非常有钱，他家财万贯。可想而知，这个万贯家财是一个了不得的财富，何况十万贯。那么过去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有家财万贯，算是富人呢？他首先得有一所大宅院，还有一个大买卖，或者是一大片土地。家里还得有一大群仆人，当然手里还得有大量的现钱。这比现在的一百万可多多了。乾隆年间，六七百两银子，就可以买一所大宅院。那么这个一两银子跟一贯到底谁多呢？一两银子或者说一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相比，能起多大作用？我们可以从几个数字里边看出来，《水浒传》里边写到武松为了报仇要找证人，他不找郓哥嘛。郓哥一想，我去做证人，就被官府扣起来了，没法养我老爹了。武松给了他五两银子，五两银子就是十贯。郓哥一想，行了，五两银子，我让我爹生活三五个月没问题。可想而知，一两银子或者一两多一点，就可以让穷人家生活一个月。我给它粗略算一算，这十万贯恐怕要相当于一千万。
北宋末年，政府每年新铸的铜钱。因为商业在发展，货币它每年都得加入一些新的货币，北宋末年的铸钱量，新铸的铸钱量是六百万贯。可想这个十万贯是个多么大的数字。那么这十万贯生辰纲，它肯定都是梁中书搜瓜来的民脂民膏，的确是不义之财。那么这个不义之财，最后它的下落怎么样呢？劫富以后是不是真的济贫了？不，没有济贫，他们瓜分了。白胜就是那样，白胜分到了自己的那一份以后回去了，回去又去赌博了，结果官府从他家里边挖出一包金银破了案，晁盖等人就被迫上了梁山。那么朋友们可能注意到，晁盖上梁山以后，林冲火并王伦。晁盖就“拿出了所得生辰纲金珠宝贝，还有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物当众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啰”。从这几句话里边看出来，好像夺取的生辰纲也济了贫，也赏给那些小喽啰和小头目了。但是它没有说数字，没有说比例。那么我们可以从晁盖上山后不久，他们的一次抢劫活动当中，寻找到一些规律。这是二十回，这次一共抢到了二十多车金银财物，他没说值多少贯。我们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假定这二十多车金银财物，价值一万贯。我们看晁盖是怎么处理的。他下令把这些财物分成两份，一半入库，50％，那么相当于五千贯，另外一半再分成两半，也就是说各25％，各两千五百贯。这两千五百贯当中，11位头领就是晁盖等八人，再加上朱贵、林冲等人，11位头领各得一份，另外一份是所有的小头目和小喽啰，七八百人平分，因此11位头领的所得是小头目和小喽啰的70倍。
作者：857672004-12-2 21:0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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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70比1的分配，是晁盖上山以后，当了寨主，带领着小喽啰们一块去抢劫所得。而生辰纲不仅跟梁山这些小头目小喽啰没关系，连他庄子上的庄丁都没关系。是他们八个人干的。因此晁盖不可能拿出生辰纲当中的50％或者25％，不可能拿出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来赏赐给梁山的这些小头目和小喽啰，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智取生辰纲的结果是晁盖等八人，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那么对生辰纲的处理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个别现象，还是梁山好汉们在上山前上山后的一个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现象？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第五回。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行为。当时他们下山抢劫，杀死七八个客商，抢了两辆车子的财物。那就不仅谋财而且害命了。按照周通的建议，将抢掠所得分成三份，他和李忠各得一份，也就是说他们两人每个人都是33.33％。五七百个小喽啰小头目们平均分，他们分剩下的那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周通和李忠他们每个人所得是别的那些小头目小喽啰们的五百倍到七百倍。所以总得说来晁盖这个人还是比较好的，他起码是不让他手下那些小头目小喽啰杀害过路客商，他就是抢劫而已。周通和李忠他们打家劫舍，一夜暴富，杀害客商，还成了农民革命的好汉，那真可谓名利双收。
需要指出的是，在《水浒传》成书的宋元明时代，商品经济正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知道到宋末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可观了。我们再想想快活林有多少个商铺，快活林不过是一个镇，而这种杀害过路客商打家劫舍的行为，是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利于社会进步，是一种落后行为。我们从上面几个例子当中，大体上可以肯定。所有打劫过路客商打家劫舍的这些梁山好汉们的行为，或者其他山头上的那些绿林好汉行为，大体上都和晁盖和周通李忠他们是一样的。
十四回，在智取生辰纲之前。刘唐曾经说，他说不义之财取而何碍。取它有什么关系？那么到底有碍没碍？到底有罪没罪？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十五回吴用对阮氏三兄弟说，他说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这就是他们的目标。我们知道，劫富济贫它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再分配的行为，但是劫富的结果并没有济贫。因此原来的不义之财现在还是不义之财，财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不过是由一些掠夺者，像梁中书这样的掠夺者，转移到了另外一些掠夺者的手里了。当然对于宋元明时代的那些市民们，那些说书人，那些听众来说，我们不能要求太高。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他们当时的价值观审美观就是那样的。不过我们现代人一定要有一种是非观念。要不然小偷偷贪官，就不仅没罪，而且成为梁山好汉时的壮举，应予表扬，而且还得给点奖金，那岂不成了笑话。
把掠夺来的财富据为己有，或者绝大部分据为己有，正是中国古代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却屡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想一想，太平天国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只有一年多就打下江浙，占领南京。可是为什么后来就迅速地走向下坡路了呢？而且十几年以后，是这样一种惨败的结果。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只图自己享“富”，而不顾广大手下的弟兄们，特别是广大的农民他们的生活。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劫富济贫。
第二个问题梁山好汉，我们习惯上总是把梁山泊108位头领都称为是梁山好汉，或者叫108将，或者叫108条好汉。那么这108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有没有不好汉呢？有，不但有，还不少。我们来解剖一些案例。比如智取生辰纲，这八个人当中，起码白胜不能算作好汉，他分到了一份金银财宝以后就又去赌博了，结果东窗事发，被捕入狱，严刑之下全部招供。即使按照旧道德的标准，白胜供出了他的这些弟兄们，他也不能算好汉，这是一个。刚才我们讲到小霸王周通和李忠显然不是好汉，小霸王周通还强抢民女。
武松醉打蒋门神，是《水浒传》当中最脍炙人口的段落之一，写得非常精彩。蒋门神依仗官势，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确确实实是一个十足的恶霸，该打。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施恩和蒋门神丝毫没有区别，甚至有可能比蒋门神还坏。快活林是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大的集镇，小说里边写到，那个地方有百十处大客店，二三十处赌坊和兑坊。金眼彪施恩对武松介绍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讲原来这个地方归我，我仗着随身本事。什么叫随身本事？因为他会武功，会打人，你不交钱我就打你。一来仗着随身本事。最厉害的第二点，二来他靠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因为施恩的父亲是监狱的监狱长，等于是劳改农场的场长。那里面有那么八九十个亡命徒，在快活林开了一个酒肉店。我们注意一下，并不是说快活林的酒肉店有八九十个雇员。这个酒肉店是施恩在那儿的大本营，这八九十个亡命徒有一部分在酒肉店，另一部分都分给店家。施恩说，分给那些百十来个店家，二三十个赌坊兑坊去干什么呢？收取保护费，用现在的话来说，施恩就是黑社会的头目。我们都用施恩自己的话来说，凡是到这儿做妓女的，要首先来这儿参见我，然后我才许她去挣钱。所以我每月都有三二百两银子的闲钱。什么闲钱？这是那些开小店的小老板们伙计们的血汗钱，是妓女们的血泪钱。
作者：857672004-12-2 21:0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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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我都有三二百两银子的闲钱的收入。可是蒋门神的后台比施恩的更硬，因为蒋门神的后台是张都监。都监是北宋时期州府的最高军事长官。而施恩的父亲不过是一个监狱的监狱长，那当然斗不过他了，所以施恩失败了。因此施恩和蒋门神之间的斗争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他就是黑吃黑，大黑把小黑吃了，然后呢，施恩靠武松打败了蒋门神，夺回了快活林。夺回以后，施恩就要把失去的这些财富补回来。因此过去那些店家们所交的保护费被增加了百分之三五十。小说里讲三五分，就是百分之三五十。就是他们所受到的盘剥更厉害，而且“各店家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给施恩”。施恩从此重霸孟州道快活林，这一章回的题目也叫“施恩重霸快活林”，这个“重霸”两个字用得非常好，《水浒传》这个小说也是经得起读。它不是重归，重新霸占。本来是他霸占的，后来换了一个霸占的人，蒋门神了，现在他是重新霸占。
所以我觉得“梁山好汉”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呼，至于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可以算好汉，我们一定要具体分析。所以称梁山的头领为“108条好汉”，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不科学的。我觉得称“108位头领”或者“梁山108将”，比较合适。
下一个问题快活。梁山好汉非常爱说“快活”这个词，刘唐、三阮他们都讲，都是夺了不义之财，我们快活，快活人生。李逵老说这个快活，都说快活。梁山这些头领他们的快活要做一些具体分析，其中有不少人，比如打劫过路客商，所谓劫富济贫等等，他们只图自己和自己的那些江湖朋友的那些快乐，并不是真正关注广大人民劳动的快活。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是直接地伤害了其他的人民，包括过路客商；有的是一种间接伤害，比如说生辰纲，由于梁中书他搜瓜民脂民膏十万贯，他是直接伤害了广大的劳动人民。但是这十万贯并没有回到人民手里，而落到了晁盖等人的手里。因此他们夺取了十万贯生辰纲，实际上也是对老百姓的间接伤害，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伤害有时候就演变为滥杀无辜，这个问题在《水浒传》里面相当严重。
问题的严重在什么地方？是小说作者是用一种欣赏的态度来写的，几乎每一处我们都可以看到，或者说是一种非常冷漠的那种眼光那种笔调来写一些充满血腥和残忍的细节。比如说在菜园子张青，人肉包子店里边，在屠宰房里头，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看着让人触目惊心。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些市民和那些说书人以及那个小说作者那种冷漠的态度。
四十回李逵在江州劫法场的时候，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下来，只顾砍人，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江边的百姓撞到的都被他砍下江里去。晁盖叫到，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书上写到，李逵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砍下去。所以他说，“我们造反怎么样，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哪里快活”。所以这样的人如果做了将军他会对老百姓怎么样，应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很多人劝阻他不杀都劝不住。连晁盖下了将令都制止不住他。
给我分！！！！！！！！！！！
2 !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70比1的分配，是晁盖上山以后，当了寨主，带领着小喽啰们一块去抢劫所得。而生辰纲不仅跟梁山这些小头目小喽啰没关系，连他庄子上的庄丁都没关系。是他们八个人干的。因此晁盖不可能拿出生辰纲当中的50％或者25％，不可能拿出一个比较大的比例来赏赐给梁山的这些小头目和小喽啰，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智取生辰纲的结果是晁盖等八人，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那么对生辰纲的处理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个别现象，还是梁山好汉们在上山前上山后的一个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现象？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第五回。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行为。当时他们下山抢劫，杀死七八个客商，抢了两辆车子的财物。那就不仅谋财而且害命了。按照周通的建议，将抢掠所得分成三份，他和李忠各得一份，也就是说他们两人每个人都是33.33％。五七百个小喽啰小头目们平均分，他们分剩下的那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周通和李忠他们每个人所得是别的那些小头目小喽啰们的五百倍到七百倍。所以总得说来晁盖这个人还是比较好的，他起码是不让他手下那些小头目小喽啰杀害过路客商，他就是抢劫而已。周通和李忠他们打家劫舍，一夜暴富，杀害客商，还成了农民革命的好汉，那真可谓名利双收。
需要指出的是，在《水浒传》成书的宋元明时代，商品经济正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知道到宋末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可观了。我们再想想快活林有多少个商铺，快活林不过是一个镇，而这种杀害过路客商打家劫舍的行为，是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利于社会进步，是一种落后行为。我们从上面几个例子当中，大体上可以肯定。所有打劫过路客商打家劫舍的这些梁山好汉们的行为，或者其他山头上的那些绿林好汉行为，大体上都和晁盖和周通李忠他们是一样的。
十四回，在智取生辰纲之前。刘唐曾经说，他说不义之财取而何碍。取它有什么关系？那么到底有碍没碍？到底有罪没罪？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十五回吴用对阮氏三兄弟说，他说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这就是他们的目标。我们知道，劫富济贫它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再分配的行为，但是劫富的结果并没有济贫。因此原来的不义之财现在还是不义之财，财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不过是由一些掠夺者，像梁中书这样的掠夺者，转移到了另外一些掠夺者的手里了。当然对于宋元明时代的那些市民们，那些说书人，那些听众来说，我们不能要求太高。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他们当时的价值观审美观就是那样的。不过我们现代人一定要有一种是非观念。要不然小偷偷贪官，就不仅没罪，而且成为梁山好汉时的壮举，应予表扬，而且还得给点奖金，那岂不成了笑话。
把掠夺来的财富据为己有，或者绝大部分据为己有，正是中国古代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却屡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想一想，太平天国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只有一年多就打下江浙，占领南京。可是为什么后来就迅速地走向下坡路了呢？而且十几年以后，是这样一种惨败的结果。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只图自己享“富”，而不顾广大手下的弟兄们，特别是广大的农民他们的生活。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劫富济贫。
第二个问题梁山好汉，我们习惯上总是把梁山泊108位头领都称为是梁山好汉，或者叫108将，或者叫108条好汉。那么这108位头领是不是都是好汉呢？有没有不好汉呢？有，不但有，还不少。我们来解剖一些案例。比如智取生辰纲，这八个人当中，起码白胜不能算作好汉，他分到了一份金银财宝以后就又去赌博了，结果东窗事发，被捕入狱，严刑之下全部招供。即使按照旧道德的标准，白胜供出了他的这些弟兄们，他也不能算好汉，这是一个。刚才我们讲到小霸王周通和李忠显然不是好汉，小霸王周通还强抢民女。
武松醉打蒋门神，是《水浒传》当中最脍炙人口的段落之一，写得非常精彩。蒋门神依仗官势，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确确实实是一个十足的恶霸，该打。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施恩和蒋门神丝毫没有区别，甚至有可能比蒋门神还坏。快活林是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大的集镇，小说里边写到，那个地方有百十处大客店，二三十处赌坊和兑坊。金眼彪施恩对武松介绍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讲原来这个地方归我，我仗着随身本事。什么叫随身本事？因为他会武功，会打人，你不交钱我就打你。一来仗着随身本事。最厉害的第二点，二来他靠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因为施恩的父亲是监狱的监狱长，等于是劳改农场的场长。那里面有那么八九十个亡命徒，在快活林开了一个酒肉店。我们注意一下，并不是说快活林的酒肉店有八九十个雇员。这个酒肉店是施恩在那儿的大本营，这八九十个亡命徒有一部分在酒肉店，另一部分都分给店家。施恩说，分给那些百十来个店家，二三十个赌坊兑坊去干什么呢？收取保护费，用现在的话来说，施恩就是黑社会的头目。我们都用施恩自己的话来说，凡是到这儿做妓女的，要首先来这儿参见我，然后我才许她去挣钱。所以我每月都有三二百两银子的闲钱。什么闲钱？这是那些开小店的小老板们伙计们的血汗钱，是妓女们的血泪钱。

共和国领袖们的亲情观的读后感
　品读共和国领袖们的亲情观，深为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可贵品质所感动。尽管共和国领袖们的出身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革命、工作经历也不同，但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不屈的性格，严于律己的作风，清廉朴素的生活，却是一致的。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家庭的热爱，对亲属的严格要求和热情帮助，对金钱物质的淡泊，都是相似的。也正因为他们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形成了如此的亲情观，才得以使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全身心为民干事，成为人民信赖和拥戴的共和国领袖。
　　由此我想到，“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讲感情、重亲情乃人之常情，也是人类这个“大家庭”繁衍生息必不可少的纽带。但是，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不徇私情，秉公办事，却是最基本的要求。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这些原则，为共产党人的亲情观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然而，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有少数领导干部却在亲情关前屡屡落马，出现了一些千夫所指的“腐败家庭”。如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利用职权为女儿、女婿转手倒卖土地大开绿灯，违法减免土地出让金，索贿受贿；贵州省原省长刘方仁在儿媳“不为自己也得为子女想想”的劝导下，违法干预土地批租、国有企业股权转让，自己和儿媳从中大发横财；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伙同其子李勃共同收受贿赂累计人民币1000万元，港币640万元……一心想让自己和家属、子女过得比别人好的王炬、刘方仁、李嘉廷，最终带给自己、家庭和子女的不是幸福、高贵，而是灾祸。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扭曲了的、极端自私自利的、和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亲情观。
　　可见，领导干部如果能给子女、家人正确的引导，并树立高尚的亲情观，则是子女之幸、父母之幸、社会之幸；反之，如果把私欲灌入亲情，一味为攫取财富而不惜铤而走险，则最终会落个身败名裂，毁了自己，害了家人。
　　所以，我想，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原则和亲情发生矛盾的时候，首先，要牢记毛泽东同志的亲情“三原则”，胸怀法纪，情系人民，面对亲情友情，能够以公字当头，人民利益为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不准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便利，为配偶、子女、亲友谋取非法利益的有关规定，树立正确的亲情观。其次，要懂得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权力意味着义务，责任重于泰山。在对待亲情问题上必须做到：个人感情与党纪国法分清，公权力运用与个人和家庭利益分清，职务行为与私人行为分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能把手中的权力私有化、商品化。再次，正人必先正己，治国必先治家。领导干部在管住自己的同时还要管好家人，使家庭保持平民之风。唯此，才能经受住权力、亲情、金钱的考验，才能自觉地构筑道德和法纪防线，筑牢反腐倡廉的“堤坝”。

共和国领袖们的亲情观的读后感500字

共和国领袖们的亲情观的读后感
品读共和国领袖们的亲情观，深为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可贵品质所感动。尽管共和国领袖们的出身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革命、工作经历也不同，但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不屈的性格，严于律己的作风，清廉朴素的生活，却是一致的。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家庭的热爱，对亲属的严格要求和热情帮助，对金钱物质的淡泊，都是相似的。也正因为他们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形成了如此的亲情观，才得以使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全身心为民干事，成为人民信赖和拥戴的共和国领袖。

由此我想到，“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讲感情、重亲情乃人之常情，也是人类这个“大家庭”繁衍生息必不可少的纽带。但是，对于 *** 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不徇私情，秉公办事，却是最基本的要求。在这方面， *** 同志曾提出：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这些原则，为 *** 人的亲情观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然而，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有少数领导干部却在亲情关前屡屡落马，出现了一些千夫所指的“腐败家庭”。如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利用职权为女儿、女婿转手倒卖土地大开绿灯，违法减免土地出让金，索贿受贿；贵州省原省长刘方仁在儿媳“不为自己也得为子女想想”的劝导下，违法干预土地批租、国有企业股权转让，自己和儿媳从中大发横财；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伙同其子李勃共同收受贿赂累计人民币1000万元，港币640万元……一心想让自己和家属、子女过得比别人好的王炬、刘方仁、李嘉廷，最终带给自己、家庭和子女的不是幸福、高贵，而是灾祸。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扭曲了的、极端自私自利的、和党的宗旨格格不入的亲情观。

可见，领导干部如果能给子女、家人正确的引导，并树立高尚的亲情观，则是子女之幸、父母之幸、社会之幸；反之，如果把私欲灌入亲情，一味为攫取财富而不惜铤而走险，则最终会落个身败名裂，毁了自己，害了家人。

所以，我想，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原则和亲情发生矛盾的时候，首先，要牢记 *** 同志的亲情“三原则”，胸怀法纪，情系人民，面对亲情友情，能够以公字当头，人民利益为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不准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便利，为配偶、子女、亲友谋取非法利益的有关规定，树立正确的亲情观。其次，要懂得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权力意味着义务，责任重于泰山。在对待亲情问题上必须做到：个人感情与党纪国法分清，公权力运用与个人和家庭利益分清，职务行为与私人行为分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能把手中的权力私有化、商品化。再次，正人必先正己，治国必先治家。领导干部在管住自己的同时还要管好家人，使家庭保持平民之风。唯此，才能经受住权力、亲情、金钱的考验，才能自觉地构筑道德和法纪防线，筑牢反腐倡廉的“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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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