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是一种将中国史与世界史融合的宏大叙事，改变了以往史学著作“中国史是中国史”、“世界史是世界史”的状况。作者的兴趣不仅仅在于诠释中国，而在于解析当代中国道路的来路和去向。和通常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不同，韩毓海放弃并批判了通常人们所采用的“现代化”理论，这种分析理论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暗含着一个逻辑，现代化有一个可以遵循的模式，发达国家遵循了这种模式就发达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没有遵循这种模式，后者要想发展必须从制度上效仿前者，改变本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教育系统。韩毓海认为这种分析理论，如今在非洲和拉美遭遇重挫，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解释。整体来看，韩毓海借鉴了“世界体系理论”，重新解释了近500年来中国的兴衰史，指出在世界殖民史中，中国兴衰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力的强弱，也即社会组织能力的强弱。——豆瓣书评
2、读大学时在《中国青年》上读到《北大，魂兮归来》，淋漓酣畅，切中时弊。只有爱之深，忧之切的人才写得出来，但也感觉到，这杂志也许会给停刊。现在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才知道此作者正是彼作者韩毓海，时光流逝，他依旧目光如炬，这不是书生意气，才子情怀，而是一位严肃的思想者，身居书斋，心怀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曾说过“任何民族也必定有它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献身于这个将终生忧心如焚上身清贫的行列”。他正是这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
3、谈史与著史，不是一回事。韩教授知识的广博和思维的活跃都令人佩服；但韩教授一会儿用技术性分析取代历史现象的定性分析，一会儿又用简单论断来代替必需的数据分析，用这样的“学术工作努力”来横扫一个学术领域，就难避 “无事实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的嫌疑。韩教授在本书绪言里说“这当然不能算是史学，连历史研究也可能谈不上”，大概是为了谦虚，却不失为自知之明。
中国的近代史是屈辱的，从情感上讲，我们都不愿意接受中国近代的衰落是一种必然过程的观点，而宁愿相信是出自某种技术性失误的偶然，甚至宁愿选择许多“排除消极面”的假设：假设明朝高度的商品化生产带来了国家的近代化；假设皇家的财富转化成为科技进步的源泉；假设慈禧太后没有挪用海军费用修建颐和园……但这一切假设除了带来阿Q式的精神胜利，别无他用。韩教授将历史归于简单因素的努力，无疑为类似的想法提供了土壤，这或许就是韩著如此畅销热卖的深层原因。这种共鸣中透露出的今天某些国人的历史诉求，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倒真是值得社会学和历史学界认真关注、仔细思考、深入解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