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法律统一，不分亲疏。但事实上法家这种“法治”与现在的法治大相径庭。因为在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以贵族世袭，贵族拥有特权，并把持国家政治，这造成了君权旁落和政治腐败。法家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提高君权，反对贵族特权而被君主所赏用。在法家理论中，君主同时具有立法和司法权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为民众遵守的同时，统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来对属下进行考核和考验，甚至动用一些“术”，目的是使权力显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畏君，从而战战兢兢。这也是后世君权被一再抬高的理论源头之一。而且统治者虽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比如吴起就主张国之安危“在德不在险”。法家和儒家，对后世影响很深。有人说“阳儒暗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却曾经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为诱饵贿赂官员，然后对这些不知是计的官员予以重罚，这其实是对“术”的一种使用。儒家是维护旧有的君权与贵族制度，法家则是抬高君权，压抑贵族的权力。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家代表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
　　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佚”，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显学，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观点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国理念都颇受韩非子学说的影响。

《韩非子·五蠹》
【守株待兔寓言故事读后感】：
兔子在迅猛奔跑时触到树蔸(株指树蔸)，折断脖子而死，只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宋人却因此守候在树蔸旁边，希望再次捡到一只兔子。他没有想一想，那样乱跑乱撞的兔子不一定还会出现，即使还出现那样的免子，它也不一定与上一只兔子走同样的路线。从哲学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偶然发生的事情，决不能认为以后必然再次发生。宋人正是视偶然作必然，才会有守株待兔的愚蠢行为。这就是本则寓言的哲学意蕴。这则寓言的具体讽刺对象是什么呢?作者在同一篇文章里曾有解说：“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战国时期的生产力较之前代已有极大的提高，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而也促进了政治制度和人的行为模式的改变。在这样的时代，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具备新的观念，采取不同于前代的措施。韩非正是怀着这样的认识，倡导人们“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五蠹》)，宣扬“治民无常，惟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心度》)。但“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复古守旧派却言必称尧舜，行必效先王，抱礼乐诗书之残，守仁义道德之旧，给社会的前进带来明显的阻碍。这则寓言以守株待兔的宋人比喻复古守旧派，意在嘲讽他们落后于时代的愚昧观念和行为，它告诉人们。复古守旧的结果只能是一无所得而为天下笑。这则寓言还包涵着其他的客观意义，既可以用来讽刺那些墨守陈规，只凭过去经验办事而不知变通的人，也可以用来讽刺那些希图不经过努力而侥幸得到成功的人。后人以“守株待兔”作为成语使用时，一般也是取这些客观意义。这篇寓言中所塑造的宋人形象是颇具典型性的。《韩非子》有八则寓言故事都以宋人作为保守、愚昧的形象(包括本书入选的《智子疑邻》、《狗猛酒酸》、《守株待兔》)，其他诸子的寓言也常以宋人作为嘲弄对象。宋是殷商后裔，可能保存了很多旧的风俗习愤，而宋国又出了一个蠢猪式的人物宋襄公，于是“天下之恶归焉”，成了愚昧保守的典型。本则寓言非常短小，通篇不足40字，却简洁而又生动地写出了兔子撞死的过程，农夫的行为和心理以及事情的结果，而这件事又有着如此丰富的内涵，真可谓尺幅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