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是鲁迅的小说代表作之一。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鲁迅语）而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这篇小说受到俄国小说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的影响。
　　这是一篇白话日记体小说，包括小序和正文两个部分。小序主要用文言介绍写作的背景和缘起；正文共有13则白话写就的“疯子”的日记。小说的主人公是日记的“作者”——狂人。
　　狂人，从作品的叙述来看他确实是个疯子，他有种种疯子的病症：狂人总是时时害怕着，提防着被人活生生地吃掉，作品具体写出了他的狂态：
首先是反映他的变态心理。他把平常人的交往如探视、抚摩都看作是吃人行为的一部分。如“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将别人善意的“笑”理解为暗藏杀机的吃人者的表面文章，完全背离了正常生活的心理轨道。
　　然后是“狂人逻辑”。狂人在这种变态的心理下，正常的逻辑必然会被打破，这就造成了逻辑的混乱。“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三十多年不见月光，从生活逻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是荒唐的。“他”与“赵家的狗”没有必然的联系，那狗看“我”两眼更是与“我”不相干，但狂人却将他和“那狗”与“我怕”与“月光”的不见都联系了起来，组成一个三段论。这种将部分前提省略的做法，造成了三段论的不成立。
　　再次是狂人的呓境。狂人即疯子，是生活在幻觉世界中的人。“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二十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通过象征和暗示，从作品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狂人实际上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族制度的启蒙者。
　　这可以从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种种表现看出来：
“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表现了狂人怀疑传统，研究一切得启蒙者的思想特点；“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是狂人对“吃人者”本质的认识；狂人在“歪歪斜斜的每叶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的“字缝里”，看出了“吃人”两个字，是他对封建礼教的实质所作的历史概括。作者中所提及的活生生的吃人的事实，则是这一历史和结论的旁证。虽然狂人把“把脉”理解为“揣一揣肥瘠”是混乱的臆想，但既然古代能够“易子而食”，现实中狼子村能够吃人，为什么自己的大哥不可能吃自己呢。荒诞的逻辑中自有逻辑的合理性；狂人“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对于吃人社会的“经典”“戒律”的蔑视和斗争。通过“古久”和“陈年流水簿子”的形象暗示意义，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保守的传统文化；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是狂人对未来社会的幻想和规划；“我也未必没有吃过妹子的肉”。这是对自我的估价和反思，也是对自己前途的绝望。充满了自我忏悔的精神；“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狂人为建立新的社会而进行的实践性探索。现实中的人，文化中的人，都是有罪的，只有孩子是纯洁的，没有受到吃人文化的污染，因此，要想有一个美妙的未来，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就只能赶紧救救孩子。
　　总之，作品通过狂人的形象，尖锐地揭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
　　小说在艺术方面非常具有特色，就是鲁迅所说的“格式的特别”。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借实行虚，以虚证实。小说选取狂人作为主角是个十分精心的安排。在黑暗势力陈陈相因地压在人们头上的那个社会里，一切都已经习惯了，一切都视为当然。鲁迅有意通过“迫害狂”患者的感受，通过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存在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是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了惊心动魄的概括。
　　独特的心理描写。变态的心理，混乱的逻辑和虚妄的幻觉。等等狂人心理的描写和刻画。狂人见到所有的人都是像要吃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狂人由女人骂小孩推导出女人要吃人，由女人的要吃人推导出大哥、母亲和自己都吃了妹子的肉，这是典型的逻辑上的混乱。
　　采用了一些诸如象征、暗示、变态心理描绘等现代主义手段。第一节：“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比喻黑暗的长久；第二节“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比喻、暗示中国几千年不变的传统文明。而第六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象征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与凶险。读者通过作品中的这些关键性的词句所包含的象征、比喻、暗示的意义，通过联想可以体会到作品的实质内容。作者既把狂人写得完全象一个狂人，而作为体现作者意图得艺术手段，他使读者的理解完全超越于这个手段，不仅构思颇见新意，而且结合得又天衣无缝，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
　　除此之外，作品还采用了对照的手法。正文前面的小序是用文言写成的，它简洁、明了而又清醒；而正文部分是用白话写成的，它抒情，具有很深的心理内涵。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分显示了白话文学的表现能力，前面清晰的小序也反衬了狂人日记的思维的混乱和混沌。
　　《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作为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文学）创作的基础；它的深切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高度概括。其在形式和思想方面都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
2.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将狂人这个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描写得栩栩如生，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表现他所受到的精神迫害，更不是一篇精神病人的纪实作品，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作品虽然是一篇狂人的日记，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展开，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鲁迅对封建道德下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首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所患的病是“迫害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其突出的症状是病患者处于一种反应性妄想之中，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可能因某一事物特征引起多疑性反应：或怀疑有人害他，或怀疑有人侮辱他。所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带着显著的“多疑”特征，或反过来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着重表现的是狂人的“多疑”。（当然，我们不能将作品中狂人的多疑套在鲁迅身上，这待下述。）
其次，结合鲁迅的创作情况来看，在鲁迅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不像《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故乡》等作品侧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外现（形貌、言行、履历、事件等），而是以人物的内心及精神世界的某一因素的活动为主，展示其某一精神意识倾向，比如《狂人日记》、《白光》、《长明灯》、《伤逝》等。这类作品虽有人物的言行活动，但主宰作品的因素是某种精神意识。以《狂人日记》来看，小说开头的第一部分就采用这样文字：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小说一开场，登场的是人物的意识，鲁迅不用很亮很清之类的单一视觉的文字，而用“很好”这样综合意识来把握月光。接下来，“我”出场了，但对于读者来说，“我”无形无状，更不用说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年轻是年老，实质上，“我”即“我”的意识在继续牵着读者走：“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是对“很好的月光”这种感觉的意识重认；“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这一句，是意识再次把握；“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这是意识重认后新意识的出现；“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新出现的意识开始把新的客观对象纳入意识范围———注意，此处不是对赵家的狗那两眼的客观描述，而是意识对于这一事实的一种把握。“我怕得有理。”这一句，意识走向判断。依此分析的路子，使之贯串整部小说，都不难得出意识流动的轨迹。因此，从这一视角看，《狂人日记》是一部展示意识过程的一部小说，简单说，《狂人日记》是一部意识性小说。
再次，在小说的结尾，有这样的一句话：“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此处冠以“我”有“四千年履历”，并把“真的人”与“我”相对，暗示着“我”并非具体存在的人而是一种艺术设置，当然，“我”只能是人，只有人才能承载某种人的意识，但在《狂人日记》中，这个人又不会是真实的具体的“迫害狂”病人，鲁迅作为艺术家不会像医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样，去记录描述一个病患者的征状。在《狂人日记》中，假如从一个“迫害狂”患者的角度来看，鲁迅对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现这一患者的特征规定是极少的，“我”无名无姓，没有病因解释，没有病史说明，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也有极宽的范围。而另一方面，鲁迅又极为精细传神地把握“迫害狂”这类患者的共同特征。这说明，“我”作为一个具体存在并不重要，鲁迅对于狂人的选择并不在于这个狂人是谁，而是因为选择狂人符合于鲁迅的艺术设置和艺术表述，假如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一般的人，那么鲁迅就无法在其身上表述“多疑”的这一意识。从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这一狂人所表现出来的病状是“迫害狂”一类的共同特征。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承载物。一方面，“我”承载着狂人所共有的病状，以达到小说所要求的艺术真实的要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的病状在某一层次上与作家所要表述的东西相吻合。而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中，作家不可能直裸裸地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相反只能是遵从所选择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发展规律，融入自己的东西。由于艺术选择加上艺术家的艺术表述能力，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方面极为真实地描述了“迫害狂”的征状言行，但另一方面又极为巧妙地昭示小说并不是要表现“迫害狂”的征状，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载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东西。也即鲁迅之所以选择狂人是因为狂人有显著的“多疑”特征，它暗合着鲁迅“多疑”意识的内核表述。所以鲁迅选择了狂人来承载“多疑”这一意识，作者着重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我”所承载的意识“多疑”。
经过这样一番梳理，《狂人日记》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多疑”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
问题是：《狂人日记》中的“多疑”能够与鲁迅的“多疑”相联系起来吗？
这也是要谈的第二个条件。
鲁迅先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以此去支配自己行动的人，这同样也体现在其文本创作之中。鲁迅曾一再强调作品中的自我意识：“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从宽泛意认上说，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肯定包含着作家的精神意识世界的表述，但由于作家的艺术思维不同，其在具体的作品表现也不同。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相互分离，有时候，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融一。前者如《祝福》，透过《祝福》文本的客观内容，可以把握到鲁迅对于“祥林嫂”这类人物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而后者如《狂人日记》、《长明灯》、《过客》、《这样的战士》等，作者客观上描写某一人物某一事实，同时又把某种意识融入其中。举个例子说，《狂人日记》中“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诘问，可以是狂人的、也完全是鲁迅先生的诘问。对于鲁迅与《狂人日记》的关系，已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鲁迅的几乎所有的心理特征和表现，都能在《狂人日记》中一窥端倪。”“《狂人日记》中，那种‘迫害狂’式的病态心理，本身就是他（鲁迅）切身体验的‘变形记’。”“因此，‘狂人’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文化先觉者形象，是鲁迅反抗精神的形象外化。”��这些看法都是中肯的，但没有注意狂人形象与鲁迅的差别。在《狂人日记》中，“多疑”这一意识的活动特征首先是归属于患“迫害狂”的狂人属性，这些属性是不能套在鲁迅身上的，而狂人这一艺术设置及如何设置、对于“多疑”的表述，则是按着鲁迅心灵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实现的，同时对于“多疑”的解读和描述，自然受着鲁迅“多疑”的主体支配。因此，从《狂人日记》去把握鲁迅的“多疑”成为可能，并具有重要意义，但要从中把握鲁迅的“多疑”的本质及个性色彩，必须进入作品，并以一定的方法对狂人的多疑与鲁迅的“多疑”加以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