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诗经，是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开始的。很难想象那样的年代里已经有这样美丽而真挚的歌谣。它睿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它多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真挚“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读不尽诗经的美。

我们真的应该庆幸我们拥有了这么一部古老的
诗集
，在
岁月长河
中穿行的过程中，周围的空气和他摩擦，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电光雷火。四字的组合，就是中国文化的方阵，四声铿锵,掷地有声；赋比兴的成熟，拓展想象，催生情感，我们的脑海一朵朵思维浪花耀眼生光；淑女形象，古典
情节
，凝聚成一块块富有意味的礁石，屹立成林，璀璨生花。
可是，现在，我们的河流面临着断流的困境。
汉字
在电脑文化面前大有退缩为只有
语言符号
功能的砖头，齐整规一，用来堆砌同一种类的高楼大厦，
诗意
被用来嘲笑不懂事故的疯子。那位伊人在哪里？还有没有蒹葭之岸？那种蕴藉绵长的情致哪里去了？我们的生命除了钞票还剩神么？
这也是一条母亲河，发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民的心灵中，经风雨，历磨难，成为中华名族生命皈依的文化、情感、审美的
大河
。我们是
这条河
里的
一条鱼
，因为宿命的连接，我们无法超越水源而存活。不少鱼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只鹰，天空是自己的家乡和归宿。但是，他们忘了，作为我们不能长出翅膀，这是我们生存于天空的劣势却是生存于大河的优势。回到大河，我们快乐无比。一条鱼的生命灵魂里只能有一条大河，其他的水源都是暂时的栖身繁衍之地。
《
诗经
》是我们文化、情感、审美的“圣经”，是一种
生命基因
，一种灵魂酵母，《诗经》是我们的另一条母亲河。我们彼此的区别仅仅在于，君住大河头，我住大河尾，我们共饮一河水。
长江已经被我们转化用做照明了，因为我们的黑夜太漫长了；而我们现在的心情越来越浮躁，我们的情怀越来越失去古典意味，我们因为进步而越来越不快乐。
《诗经》之河断流之日，中国文化被截断之时！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总之，《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